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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毓生先生曾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就“五四”问题进行了评估，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的，而彻底的反传统必然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严家炎先生认为此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并对此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与论证，不但论述了“五四”的启蒙性和进步性，也对“五四”的误读进行了纠正。
【关键词】：五四；文革；反传统
在《五四·文革·傳统文化》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严家炎先生首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是全盘反传统吗？”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和论证。林毓生先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前提，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普遍君权，造成了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1]，而“五四”就是利用这个空隙来全盘反传统的。但事实上却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但并没有君权观念、“三纲五常”等落后的思想，传统文化道德并没有彻底的崩溃解体。恰恰相反，“五四”正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实际上“五四”是从思想战线的角度为辛亥革命补上了缺少的一课。正如《新青年之新宣言》里所言：“《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败落互解之表象而已。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画符的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如何能见什么自由平等……当时社会思想处于如此畸形的状态之中，独有《新青年》首先大声疾呼：反对孔教，反对伦常，反对男尊女卑的谬论，反对矫揉做作的文言，反对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才为‘革命的中国’露出真面目，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2]综合考辨之，林毓生先生所设置的问题的前提就是站不住脚的。
同时，笔者认为，“传统”的含义实际上是不能确定的。历史上世代相传，具有特征性的一切社会因素都可以称之为“传统”，比如说历史学说、思想、风俗、道德、制度等都可以称之为“传统”。但传统有好有坏，有的传统会促进历史的进步，而有的传统则会限制历史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甚至以偏概全。而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坚人物所谓的“批孔”也正是抱着“传统文化”有好有坏的态度来进行的。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宪法与孔教》二文曾经指出：在民国时代，“定孔教为国教”是倒行逆施； “三纲说”“为孔教之根本教义”， “尊卑贵贱之所由分，即‘三纲’之说之所由起也。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所以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并不是针对孔子与儒家文化本身，而是针对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3]据严家炎先生在文章中推荐的包括陈独秀、易白沙、李大钊、胡适、高一涵以及后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一系列的文论看来，这些论说的下笔之处虽然有不当的地方，但是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也没有完全意义上否定传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中儒家以外的诸子各家，新文化倡导者也有详细的分析，其中墨家就受到他们很高的评价，比如说《新青年》第1卷第2号发表的易白沙的《述墨》一文就极大褒扬了墨家的思想。
另外，严家炎先生在《五四·文革·传统文化》中也为“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的来源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事实证明这只是后人把胡适“四川省只手大孔家店”这句戏言改成“打倒孔家店”，并且还当做五四的口号。究其来源于成因，实在可笑。
同时，笔者也认为，就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的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者并没有轻易地全盘反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还受到了他们的赞扬，比如说孔子主张的“仁爱”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历代文人的高风亮节与精神傲骨等都收到过他们的推崇。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反对的只是传统文化中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糟粕部分。就文学作品而言，作为现代文学的扛旗人，鲁迅的创作可以表现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对象，比如在《灯下漫笔》中对奴性的批判，《孔乙己》中对科举与八股的批判，《阿Q正传》中对中国人安于自我欺骗的批判等。在《五四·文革·传统文化》中，严家炎先生总结：反对儒家三纲，革新伦理道德，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做的一件大事，也是它的一大功劳。毫无疑问，这是极其恰当的。
当然，五四还有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发动文学革命。但是，这也不是说要把中国以往所有的文学全部推翻否定，其中许多新文化运动者甚至还欣赏、赞美传统文学里优秀的部分，他们只是要“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所谓“推到贵族文学”和“推倒古典文学”，联系《文学革命论》上下文，我们可以发现文章对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和元明清戏曲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进而会发现“推倒古典文学”其实只是“推倒仿古文学”的意思，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再将其进行误读。
在文章第一部分结尾，严家炎先生给出论断：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造成“断裂”这种说法，在三个层面上都是说不通的、不恰当的、不合理的。之所以这样说，严家炎先生认为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这百家中的一家当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这是不恰当的。第二，这种说法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全盘，这也是不恰当的。第三，这种说法忽视了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原本就有的非主流的“异端”成分存在，例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思想文化，综上所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成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这种说法是十分不恰当的。
在《五四·文革·传统文化》中的第二部分中，严家炎先生论证了“文革与五四其实是南辕北辙”之观点。严家炎先生认为文革其实算不上文化运动，而五四在思想层面和文化层面上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所以从这一层面来说，“文革是五四的继续”这一说法也是无法成立的。
在文章第三部分，严家炎先生告诫我们：为了避免文革悲剧的重演，我们不应该否定五四、误读五四，而是应正视五四的优秀精神和内涵，继续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启蒙和理性的精神，继续挖掘其中对本民族发展有益的成分和内容。
先生曾在《五四的误读》也提到：“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不怕颠覆，就怕误读。”[4]总体着眼《五四·文革·传统文化》这篇文章，先生站在社会历史的立场坚持实证考据，剖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为我们理清了二者的关系：文革并非五四的继续。
究其关于“五四的誤读”，来源于海外汉学家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这一著作，国内学者亦有跟风现象。近些年来，海外汉学在国内可谓是风生水起，当然，其中也出现了很多坚实而有创意的著述，但是毕竟无法进行深入研究。例如，温儒敏先生曾在《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提到的，“海外汉学家的学术背景、理路和动力都离不开其所根植的土壤，其概念的运用、思维模式、意识问题，也大都源于西方特定的学术谱系，盲目崇拜和一味照搬并不可取。”[5]因为盲目地模仿，只会让国内的学术研究失去标准和根基，最后还可能会销蚀国内自身的研究。所以，我们应深深扎根于本民族文化的肥沃的土壤，当然也可参考部分国外优秀汉学家的研究精华，为我所用，才能使本民族文化研究不断向更深、更远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2]《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第一集 下册， 第385-386 页
[3]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甲寅》日刊.1917年3月
[4]严家炎：《五四的误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4
[5]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作者简介：赵坤（1992—），女，河南商丘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专业。
【关键词】：五四；文革；反传统
在《五四·文革·傳统文化》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严家炎先生首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是全盘反传统吗？”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和论证。林毓生先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前提，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普遍君权，造成了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1]，而“五四”就是利用这个空隙来全盘反传统的。但事实上却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但并没有君权观念、“三纲五常”等落后的思想，传统文化道德并没有彻底的崩溃解体。恰恰相反，“五四”正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实际上“五四”是从思想战线的角度为辛亥革命补上了缺少的一课。正如《新青年之新宣言》里所言：“《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败落互解之表象而已。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画符的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如何能见什么自由平等……当时社会思想处于如此畸形的状态之中，独有《新青年》首先大声疾呼：反对孔教，反对伦常，反对男尊女卑的谬论，反对矫揉做作的文言，反对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才为‘革命的中国’露出真面目，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2]综合考辨之，林毓生先生所设置的问题的前提就是站不住脚的。
同时，笔者认为，“传统”的含义实际上是不能确定的。历史上世代相传，具有特征性的一切社会因素都可以称之为“传统”，比如说历史学说、思想、风俗、道德、制度等都可以称之为“传统”。但传统有好有坏，有的传统会促进历史的进步，而有的传统则会限制历史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甚至以偏概全。而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坚人物所谓的“批孔”也正是抱着“传统文化”有好有坏的态度来进行的。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宪法与孔教》二文曾经指出：在民国时代，“定孔教为国教”是倒行逆施； “三纲说”“为孔教之根本教义”， “尊卑贵贱之所由分，即‘三纲’之说之所由起也。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所以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并不是针对孔子与儒家文化本身，而是针对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3]据严家炎先生在文章中推荐的包括陈独秀、易白沙、李大钊、胡适、高一涵以及后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一系列的文论看来，这些论说的下笔之处虽然有不当的地方，但是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也没有完全意义上否定传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中儒家以外的诸子各家，新文化倡导者也有详细的分析，其中墨家就受到他们很高的评价，比如说《新青年》第1卷第2号发表的易白沙的《述墨》一文就极大褒扬了墨家的思想。
另外，严家炎先生在《五四·文革·传统文化》中也为“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的来源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事实证明这只是后人把胡适“四川省只手大孔家店”这句戏言改成“打倒孔家店”，并且还当做五四的口号。究其来源于成因，实在可笑。
同时，笔者也认为，就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的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者并没有轻易地全盘反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还受到了他们的赞扬，比如说孔子主张的“仁爱”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历代文人的高风亮节与精神傲骨等都收到过他们的推崇。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们反对的只是传统文化中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糟粕部分。就文学作品而言，作为现代文学的扛旗人，鲁迅的创作可以表现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对象，比如在《灯下漫笔》中对奴性的批判，《孔乙己》中对科举与八股的批判，《阿Q正传》中对中国人安于自我欺骗的批判等。在《五四·文革·传统文化》中，严家炎先生总结：反对儒家三纲，革新伦理道德，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做的一件大事，也是它的一大功劳。毫无疑问，这是极其恰当的。
当然，五四还有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发动文学革命。但是，这也不是说要把中国以往所有的文学全部推翻否定，其中许多新文化运动者甚至还欣赏、赞美传统文学里优秀的部分，他们只是要“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所谓“推到贵族文学”和“推倒古典文学”，联系《文学革命论》上下文，我们可以发现文章对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和元明清戏曲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进而会发现“推倒古典文学”其实只是“推倒仿古文学”的意思，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再将其进行误读。
在文章第一部分结尾，严家炎先生给出论断：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造成“断裂”这种说法，在三个层面上都是说不通的、不恰当的、不合理的。之所以这样说，严家炎先生认为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这百家中的一家当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这是不恰当的。第二，这种说法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全盘，这也是不恰当的。第三，这种说法忽视了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原本就有的非主流的“异端”成分存在，例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思想文化，综上所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成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这种说法是十分不恰当的。
在《五四·文革·传统文化》中的第二部分中，严家炎先生论证了“文革与五四其实是南辕北辙”之观点。严家炎先生认为文革其实算不上文化运动，而五四在思想层面和文化层面上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思想自由、个性解放。所以从这一层面来说，“文革是五四的继续”这一说法也是无法成立的。
在文章第三部分，严家炎先生告诫我们：为了避免文革悲剧的重演，我们不应该否定五四、误读五四，而是应正视五四的优秀精神和内涵，继续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启蒙和理性的精神，继续挖掘其中对本民族发展有益的成分和内容。
先生曾在《五四的误读》也提到：“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不怕颠覆，就怕误读。”[4]总体着眼《五四·文革·传统文化》这篇文章，先生站在社会历史的立场坚持实证考据，剖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为我们理清了二者的关系：文革并非五四的继续。
究其关于“五四的誤读”，来源于海外汉学家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这一著作，国内学者亦有跟风现象。近些年来，海外汉学在国内可谓是风生水起，当然，其中也出现了很多坚实而有创意的著述，但是毕竟无法进行深入研究。例如，温儒敏先生曾在《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提到的，“海外汉学家的学术背景、理路和动力都离不开其所根植的土壤，其概念的运用、思维模式、意识问题，也大都源于西方特定的学术谱系，盲目崇拜和一味照搬并不可取。”[5]因为盲目地模仿，只会让国内的学术研究失去标准和根基，最后还可能会销蚀国内自身的研究。所以，我们应深深扎根于本民族文化的肥沃的土壤，当然也可参考部分国外优秀汉学家的研究精华，为我所用，才能使本民族文化研究不断向更深、更远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2]《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第一集 下册， 第385-386 页
[3]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甲寅》日刊.1917年3月
[4]严家炎：《五四的误读》，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4
[5]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作者简介：赵坤（1992—），女，河南商丘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