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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公的青年时代
楚公出生的1903年，正是清王朝将要灭亡的时期，八国联军已经攻入了北京，风雨飘摇，战事不断。朝廷局面已是每况愈下，百姓的日子更是可想而知，就在这种想过个太平日子都很困难的年代里，楚公的父亲竟离家去“是非之地”武昌捐了个小官做，以图发展，并且还带着眷属去。因此，楚公就出生在他的官邸里，后来又添了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家境也由此越来越差。1911年11月，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爆发了。当时的武昌，用兵荒马乱来形容也许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身为清王朝下属官吏的楚公之父，怎还能呆得住，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在惊恐与无奈中，像逃难一般回到萧山老家。当时楚公刚刚八岁，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第一个灾难性的烙印。到了萧山后，家境更是不如从前，可谓是十分清苦。楚公父亲的健康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勉强支撑了几年，竟在穷困潦倒的悲苦中去世。这年楚公才十三岁，但这孤儿寡母之家的重担却无可推卸地落在了楚公的身上，因为他是长子！令人意外的是，“通过他的精打细算、合理安排，日子过得竟比父亲在世时还略好些。”（引自来师母文）这也许是铸成他倔强性格的一个开端吧！遗憾的是，他家居住的是个小村庄，仅有初级小学，要读高小，只有负笈到沧桥小学去住读。小小年纪就外出求学，功课自是倍加用功，因此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许是生性使然吧，在读这乡间小学时，他热爱艺术的秉性就开始萌动了。据来师母说，他每逢寒暑假回家，便去摆弄石头。在他的家乡有一种不脆不腻的石头，他时常找来在上面用剔脚刀之类的小刀，刻画乡下常见的狗、水牛、猪、兔子及树丛间天牛、螳螂等小动物，也刻《西游记》中的人物、《水浒》的二十八宿和香烟盒中的人物等，有时还为同学、小伙伴们刻名字，这些少年时期有意无意的游戏刻画，客观上奠定了他日后喜爱石刻艺术的基础。年过古稀时，楚公还饶有兴趣地刻青蛙、天牛、龟等肖形印，这是理性的艺术创作还是怀旧的思乡情结，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六年后，高小毕业时，他才十五岁，凭他清贫的家庭条件，要外出读中学，还是有困难的。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他有一位贤德的堂婶儿颇具慧眼，非常喜爱并看中这个侄子，觉得他老实聪明，还能时常讲书里的故事给她听，画画给她看，便资助他进入杭州宗文中学读书。
宗文中学是四年制的，当时的美术老师樊羲臣（亦作希成）对来楚生的美术才能非常赏识，并且时常教授辅导他书画和篆刻，使他的美术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这位樊老师或许是鉴于自己并不得意的经历，还是劝他说：“艺术这碗饭不好吃，即使出了名，还是穷画家。”
1922年他从宗文中学毕业时年仅19岁，为前途考虑，打算去考北大，不巧的是，他祖母去世，按老规矩必须在家居丧三个月，待事后赶到北京，学校都已经开课了，他只好留下来准备次年考春季班。在此期间，他经常到画家金北楼处请教书画、篆刻艺术，得到了一定的帮助与提高。到了次年，谁知北大又不招春季班了。当听说上海美专在招生时，楚公毫不犹豫马上赶回上海考取了上海美专。
他在美专与年轻教授潘天寿先生极为友善，亦师亦友，经常请教和切磋技艺。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潘师母每到上海还必须来看望楚公，我也有幸面遇一次。四年（一说三年）的美专生活，使楚公在艺术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一路飞奔，不仅打下了牢固的艺术基础，也奠定了终生的事业。在他一生中，这是决定他命运的最为关键的四年。毕业这一年他正好是二十四岁，回到萧山老家，次年便和同乡临浦镇上的赵芳薇结婚。婚后两人一直相敬相爱。一年后（1930）生长子士龙，正巧是马年的大年初一（此段参考来师母、郑重等文章）。
这一段文字是来自楚公出生到他结婚生子的纪年性叙述。关于这一阶段，查阅了许多资料都没有相同的说法。即使是按一家之说，在年份、年龄、入学、就读方面，也有许多前后难以衔接之处，只好根据一些大家都认同的时间，进行硬性的推算。
楚公的婶婶不仅资助他读书，还以“爱继”的方式给了他一部分财产。虽然婚后没有工作，只是每天作画写字，但头几年里还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到了1933年，大概因赵家姐妹都在杭州求学，楚公也就携妻带子随岳母家迁居杭州并住在一起，开始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由于杭州的经济文化发展都比较发达，文人雅士也集聚颇多，因此书画有一定的市场，楚公便开始出售自己的艺术作品。
現能见到的直接证据，就是1935年11月15日登在《东南日报》副刊上的一则广告：“来楚生绘画篆刻，绘画整张三尺二十圆，每增一尺递加银四圆，立轴视整张例八折，屏条视整张例六折。卷册每尺八圆，扇面六圆，篆刻石章每字一圆，牙二圆，铜四圆，晶玉八圆。收件处：杭州，王星记扇庄。王一亭、诸闻韵、潘天寿、樊羲臣代订。”这与当时在杭州比较知名的艺术家王展如、韩登安等的润格相比，基本上差不多，可间接说明他的艺术水准在当时同道间已被认可。此外他在杭州这段时间里，还参加过一个艺术团体——莼社。据《美术年鉴》记载，莼社首倡者是上虞朱念慈，创于1935年左右，主要社员有：姜丹书、潘天寿、唐云、来楚生、汪庸、韩陶斋、申石伽等二十余人。莼社无严格社章，只以志同道合者相契合，每月雅集一次，由同人轮流更值，每次一或二席，皆尽一日之长，竞作书画，兴尽而散，后常借西泠印社为活动之所。抗战后尚在浙东举行社集，社员更多，并筹款帮助难民。这便是当年莼社的一般概况。郑重在《唐云传》中关于莼社则有不同记录，说每周活动一次，聚餐是每人各出大洋二圆，还提到高野侯、丁辅之、陈叔通、陈伏卢等也是社员。来师母也说每周碰头一次作画。对几种不同的说法，余则认为均属可能，因为当时并无严格的社章规定，活动就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某阶段多些，另阶段少些，费用或轮流请客，或直接分摊，都是可能的。在莼社的活动中，诸家随意作画，各施所长，相互交流，这对楚公或其他的与会者，都是一个锻炼提高的好机会。在聚餐中，唐云嗜酒是出了名的，小醉大概是常有之事，或由于同路或由于友情较深，每次醉了，差不多都是楚公扶送他回家的。所以，1975年楚公过世后，唐云思及当年，还赋诗云：“画笔对君难出手，酒兵输我破重围，侵寻四十年前事，烂醉西泠独送归。”这诗多少也反映了当时莼社雅集的盛况。 楚公在杭州的几年里，除了画画刻印增加收入以贴补家用外，空闲时便教赵家姐妹学习字画，其中数他夫人的四妹赵履真成绩最好，并考取了杭州艺专。
步入中年的来楚生
从1924年楚公20岁进入上海美专到1931年这几年，也可以算是楚公比较幸福的时期了。虽然外面的世界并不太平，但他总算还能比较安静地从事艺术学习和活动。可是好景并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并于8月13日在上海开打，战火很快便弥漫到了杭州，敌机不时轰炸，时时都有生命危险，楚公只好随岳母家逃往乡下。1938年又辗转到了上海，住在麦根路归仁里（后来改为康定东路8号）。
楚公来沪后，生活上则幸得先一步来上海的唐云帮助。在旧社会的大上海，像楚公那种内向又不善言辞交际的老实人，想在上海依靠书画篆刻以维持生计是很困难的，而唐云先生却能在十里洋场中挥洒自如。在郑重先生的文中是这样形容的：“具有名士风度的唐云，则作画、写诗、参禅、论画、饮酒，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入。”他对楚公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帮助是竭尽全力的，他主动和楚公合作出售扇面，如果没有唐云的到处奔走介绍，给以鼎力相助，楚公是不会成功举办个人书画展的。然而楚公那时不是名流，其拙朴浑厚的画风，是很难得到一般人赏识的，画卖的不好，生活自然是清贫。最困难时连会客访友，办画展，都无法换下身上的旧长衫。妻子想方没法，想为他添件像样点的新衣，却被他阻止了。1942年，更残酷的灾难偏偏又在这困苦的时候向他袭来，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临产时因高热不退，竟然不治身亡！过了几天，新生的女儿也随母亲去了，本已非常穷困的楚公，在一月不到的时间里丧妻失女，简直是悲痛欲绝。面前一双尚未成年的儿女，要吃还要穿，他那双拿笔握刀时灵活的手，这时却笨拙的束手无策。可不幸的事件在继续发生 ，妻子过世才二十几天，年迈的岳母又在悲痛中去世了。这些痛心的不幸之事，在善良的妻妹赵履真眼里，是既同情又难过，她不仅给楚公以劝慰和照顾，还默默地承担了他家全部的家务和对两个孩子的照料。这样勉强过了些时日，亲友们在旁观中都力劝他和妻妹結合，他也知道没有赵履真的照料，这个家庭是为无法维持的，可忠厚老实的楚公却难以启齿。这事一直拖了两年，在亲友们的极力撮合下，他俩才结为夫妻，楚公也因此释去重负重新回到艺术上来。
然而，生活的困境并未因此而得到多大的改善，他对那个社会，大概是愤恨至极，所以才对天呼号责问：“我碰到鬼了吗？”到了1948前后，他也画过檀香扇，二角钱一张，但能顶什么用？他失业了，只好借债，甚至借家具，无聊时就背临韩愈的《送穷文》。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楚公来说，虽然苦难重重，但在艺事方面，还是留下了一些值得记载的重要事件：“一是到上海后，曾与同道组织东南书画社，定期雅集，切磋艺事”（见《近代印人传》），并执教新华艺专的篆刻课（1938至1942年），1939至1942年还在上海美专任教，并兼教国画;二是1946年9月13日至19日，他还在成都路四七0号中国画苑成功举办了“来楚生书画展”，这是他生平唯一的个展。他的书画篆刻不但得到了肯定，而且还有了“三绝”的美誉。同时他还受到了母校的赏识，再次回校任教;三是1944年至1949年之间推出了印谱：1944年的《楚生印稿》，1947年的《然犀室印存》和1949年的《然犀室肖形印存》。这时已是解放前夕。
新中国成立后，受尽苦难的楚公由衷地喊出：“党的阳光也照到了我的身上！”（见《来楚生画集》沈柔坚序）强烈的翻身感，使他的创作思想焕然一新。这阶段他刻过一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印章，表达自己的感情。花鸟画如何推陈出新，与政治结合，这是许多画家颇伤脑筋的事，他却说：“问题在人的思想感情……只要思想新，从生活中来，什么花鸟题材都可以画。”（见《来楚生画集》沈柔坚序）他说到就能做到，如一幅简单的《荷包花》，几片红色的花瓣格外鲜艳夺目，更妙的是题词：“朵朵荷包颗颗心，心心颗颗像北京。”这就把一幅普通的花卉，赋予了对新中国的深切感情。最具代表性的是1964年画的一幅《美猴王》，一个威风凛凛的美猴王，那一份令妖邪丧胆的气概，体现了他过人的功力，而炽热的思想情感在题词中也展露无遗：“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我们只要回忆一下1964年的国际形势，便可以领会此画的思想是多么深刻，和形势配合的是多么贴切，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这十多年里，楚公以满腔的热忱从事他的艺术创作，是他有生以来最为满意的年代，上述的这类例子在作品中不胜枚举。
晚年——走近楚师的十年
我认识楚公，大约是在1964年左右。他有位老朋友，是常到我单位看病的张先生。一天，张先生对我说，画家来楚生先生的胃不好，劳保单位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要他照x光，可他既怕白粉难咽，又怕就诊排队，就是不愿意去检查。我说，假如他肯来我处检查，这两个问题保证令他满意。某天，楚公果然来了。他着一袭半旧的蓝布中山装，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人比较瘦小，虽只是花甲之年，但饱经沧桑的脸上已留下了许多深深的刻痕，那干瘦的手指，犹如老树的枯枝。除了简单的寒暄，楚公很少言语。这就是艺术家来楚生！走在马路上绝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检查是我操作的，资深的徐医生在一旁认真观察，整个过程很顺利。楚公除了有胃溃疡，还有原本不知道的肺结核，其程度要重于胃病，怪不得会那么消瘦。几天后，我把诊断报告和x光片子一起给了他，让他去六院就诊。由于肺结核不轻，楚公获得了一张长病假单，自此之后，他就再没上过班。几年后，肺病略有好转，但胃病却处于不好不坏的状态，复查都是在我处做的，每半年一次，每次都按时通知他，基本上由我承包了。那几年楚公的病情稳定，太平无事，生病对于楚公来说，似乎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反倒有几分高兴，不用外出上班，更不用出去应酬，可以在家随心所欲的作书作画（这一时期刻印相对较少）。有一天，他从信封里抽出一张请柬高兴地说：“这下可以不去赴宴了！”我奇怪地问：“为什么？”“我不是病假吗，当然可以不去喽。”这在别人争取不到的事，他却为能找到借口而感到高兴，这就是楚公的个性。 我一般每周去他家一次，总是看见他在写字台上写字，基本上写的都是行草书。他左侧案头放着一部厚厚的十八家诗抄，用毛太纸（一种比毛边纸略薄的手工土纸）抄写，只是有人上门索求书画或是请教他一些问题时，才会停下来。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爱用这种纸写字，他风趣地说：“纸滑流畅，还能省不少墨汁。”他写完一张，总是折好放在左面抽屉里，在他离开写字台时，我就会不失时机地拿出来看，并问他，这些派用处吗？他回答的几乎是同一内容：“当草纸用。”当我说：“那就给我吧。”他会习惯地再检视一番，抽掉几张不太满意的，然后再交给我，笑笑说：“这些都没啥毛病。”
1965年，他家中又有一件颇令他伤心的事，81岁的老母亲，一位沉默寡言的老人去世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几年，楚公对“文化大革命”并无大的反感，更谈不上愤恨，有时还风趣地说批斗的情况。但到了1970年前后，由于造反派越闹越凶，欺人太甚，老先生就颇有点愤愤然了。首先反映在一枚印章上，刻“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与解放初期那一枚“俯首甘为孺子牛”相比，思想感情恰恰相反;另一印“道在莔尿”，意思是那时的艺术之道，就如粪尿一样的至贱至秽！痛骂自己最珍爱的事业，那是悲愤至极的逆反心态下的无奈之举。怎么办呢？只有装糊涂。因此他刻了一方“才会糊涂”，这不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而是才学会糊涂，实则假糊涂。有时，楚公也闹一点儿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一天，他愁闷地说：“造反派近来常到我家强行索字，这个拿去了，那个又来了，实在不堪应付！能想个什么法子呢？”一会儿，他忽然提高声音说：“他们之所以要我的字，不就是看中我写字圆浑厚实吗？如果能写的扁薄一些，也许他们就不要了，油画笔是扁的，也许能把笔画写扁。”我说：“你可以试一试。”他说：“好啊！”于是我就出去买了一支油画笔给他。等下一个星期去他家时，他见面就说：“事情简直糟透了！那天上午，一个造反派拿了一张油画笔写的字回去后，下午带了一帮子人来，我开始吓了一跳，还以为写得不好，要找我算账呢，不料他们却说上午写的这张字特别好，风格独特，要我给他们每人写一张。真是弄巧成拙，整整忙了一个下午。”至今，在他书法集里还有一件写明是用油画笔写的，这件作品是如何收进去的，我不得而知了。
1971年的一天，他写信对我说：“最近写字写够了，想刻印章。”在找石头时，结果把我几年前送他的两方石头错当成请他刻的了，便刻好并随信把印蜕寄来。我去取印时，他意犹未尽，要我再弄一些石头，说可为我刻一批。此后，楚公便一发不可收拾，越刻越多且越刻越精彩。有人说“为我刻个八仙吧”，楚公就真的刻了一套八仙给他;另一位说“给他刻八仙，能给我刻个十二生肖吗？”，楚公就刻了十二生肖组印送他。到1974年的下半年，虽然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但刻印却毫不懈怠。一天，他拿出尚未装订的一叠印谱说：“这里是一百方，我打算再刻五十方，最后挑选一百方装订成谱作为我的定型代表作。”我翻看一下，可谓精彩纷呈，便要带回去复印，楚公说别急，待选定后的一百方装订几部，到时会有你一部。谁知苍天不公，楚公竟未能完成心愿。现在500元一部的原拓自用印谱，就是以这一百方为主体的。
若不是一件使他伤透心的事，楚公决不至于那么早就离开了人世。话说回到1972年，那时文艺界刮起一阵攻击“黑画”的黑风，差不多名家的字画，很少能逃过这疯狂无理的厄运。记得在延安路某处上海画院的“黑画”展览，也有楚公的一幅，楚公听说后就气得愤不欲生。之后，楚公曾多次气愤地说：“这画是骗我硬要去参展的，怎么可以这样呢？”沈柔坚同志知道了，立即令人去取，但为时已晚。就在这个时候，楚公复查胃病的时间也到了，我按时请他去复查，谁知他竟拒绝了我，我问他为什么，他愤愤地答道：“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早点死掉的好！”他从未说过如此绝的话，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便天天去劝说，一周过去了，他丝毫没有回心转意，我急了只好请来师母去搬救兵———唐云（楚公的最知己之友）。唐云先生也力劝了一个星期，他依然毫不动摇，于是唐先生对来师母说：“我都劝不过来，别人也不用劝了，也只好算了。”以后我虽每周去，但此事却不敢再提，怕惹他生气。谁知道在五个月后的一天，他轻轻地对我说：“我打算开刀了！”我一愣，急问：“怎么了？”他说：“我痛得吃不消了！”我听了不禁心底一阵发冷，就要他去六院检查，结果真是早期癌变。手术做了大范围的切除，但癌症还是转移了。1973年初手术后，楚公自己坚信疾病已治愈，身体竟恢复的很快。到五一节前后，他创作已经超常地多了，书画篆刻作品的质量均为上乘，当时他创作的热情甚至超过了1971年，是从来没有过的。据我粗略统计，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1973年5月至1974年初冬），他治印一百余方（自留的）;仅2平尺的画就创作了200多幅;书法方面，单是隶书，他就用笺纸将各种汉碑通临一次（晨课），外来的应酬就无法统计了。直到1974年底的一天午饭后（上午他还在写字），他随意地对来师母说：“我今天想躺一会儿，休息休息。”来师母说：“你早该每天午饭后休息一会儿。”谁知这一躺下，就再未能起来拿笔和刀去创作。我最后一次去六院看他是1975年2月4号晚9时，病房里只有来师母一人，楚公躺在床上，鼻腔插着氧气管，眉头紧锁，双目紧闭，样子很痛苦。来师母说：“张医生来了。”他勉强点了一下头，已无力再做其他的表示。我坐到他的床边拉过他一只手，抚摸着看了看，枯瘦已极，颜色已不正常了。放回他的手，我眼泪已在眼眶内打转，站起身，不敢作声，只是向来师母摇摇头。我不忍再待下去，也怕影响他最后的宁静，便缓步向门口走去。来师母送我到门外，似乎用眼神在询问，我只好哽咽着说：“不行了。”这是我与楚师最后的一面。1975年2月5日清晨5时，一代艺术大师来楚生先生含着满腔悲愤和不平溘然长逝了。他在最后两年犹如登山般的最后冲刺，使尽了最后一点能量，终于到达了艺术上的顶峰，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艺术财富。
楚公自从检查出有胃病、肺结核病以后，因为检查病情的需要，笔者有幸介入了他的生活，当我婉转地表示要拜在他的门下时，他欣然应允了，不过又叹了口气认真地说：“学这东西，是不会有大出息的，好在你有医生为职业，自相相吧。”自此以后，我每个星期日至少在他家度过半天，开始主要是学画，他为我画一张尺方大小的画稿，让我带回去临摹，下次带回去再指点讲解。我有时也把自己刻的印章带去让他指正，回去或修改或重刻。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听他讲，他高兴了也会现场示范加以讲解。我体会最深，感到效果最好的还是听讲。楚公虽然平时少言寡语，一旦打开论艺的话匣子，便滔滔不绝，一个问题讲完了，只要我再提问题，他喝两口茶（他喜欢的茶是六安瓜片）会继续再谈下去。有一个夏天的晚上，他干脆把一张藤躺椅搬到天井里，再拿一只可以摆放茶杯、烟盒的方凳，准备促膝长谈。天井里空气清爽宜人，他似乎觉得精神也好得多，呷了一口茶躺下说：“今天你有什么问题就问吧！”这一天，我其实也是有备而来的，一共提了十个有关篆刻的问题。他不改变姿势地听完了才“哦哟”一声坐起身来，又呷了口茶说：“还从来没有人如此问过我！重来一遍，一条一条问，都给你答复！”我记得最后一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楚公是这样对我说的：“原则上讲，随便哪方印，朱白都可以用，个别情况视朱文易成功或白文便于处理而定，但必须看了印文儿后，才能作出选择。”这一课足有两个多小时，我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了家里，顾不上休息，连忙打开笔记本，做回忆记录。这类原始材料，我至今还珍藏着，那本《来楚生篆刻艺术》主要是根据这些材料整理加工而写成的，许多重要内容都是楚公口授，我在以后的实践中，仔细琢磨并试验性地临摹一些，看是否能做到形神俱似，以检验所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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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公出生的1903年，正是清王朝将要灭亡的时期，八国联军已经攻入了北京，风雨飘摇，战事不断。朝廷局面已是每况愈下，百姓的日子更是可想而知，就在这种想过个太平日子都很困难的年代里，楚公的父亲竟离家去“是非之地”武昌捐了个小官做，以图发展，并且还带着眷属去。因此，楚公就出生在他的官邸里，后来又添了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家境也由此越来越差。1911年11月，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爆发了。当时的武昌，用兵荒马乱来形容也许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身为清王朝下属官吏的楚公之父，怎还能呆得住，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在惊恐与无奈中，像逃难一般回到萧山老家。当时楚公刚刚八岁，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第一个灾难性的烙印。到了萧山后，家境更是不如从前，可谓是十分清苦。楚公父亲的健康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勉强支撑了几年，竟在穷困潦倒的悲苦中去世。这年楚公才十三岁，但这孤儿寡母之家的重担却无可推卸地落在了楚公的身上，因为他是长子！令人意外的是，“通过他的精打细算、合理安排，日子过得竟比父亲在世时还略好些。”（引自来师母文）这也许是铸成他倔强性格的一个开端吧！遗憾的是，他家居住的是个小村庄，仅有初级小学，要读高小，只有负笈到沧桥小学去住读。小小年纪就外出求学，功课自是倍加用功，因此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许是生性使然吧，在读这乡间小学时，他热爱艺术的秉性就开始萌动了。据来师母说，他每逢寒暑假回家，便去摆弄石头。在他的家乡有一种不脆不腻的石头，他时常找来在上面用剔脚刀之类的小刀，刻画乡下常见的狗、水牛、猪、兔子及树丛间天牛、螳螂等小动物，也刻《西游记》中的人物、《水浒》的二十八宿和香烟盒中的人物等，有时还为同学、小伙伴们刻名字，这些少年时期有意无意的游戏刻画，客观上奠定了他日后喜爱石刻艺术的基础。年过古稀时，楚公还饶有兴趣地刻青蛙、天牛、龟等肖形印，这是理性的艺术创作还是怀旧的思乡情结，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六年后，高小毕业时，他才十五岁，凭他清贫的家庭条件，要外出读中学，还是有困难的。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他有一位贤德的堂婶儿颇具慧眼，非常喜爱并看中这个侄子，觉得他老实聪明，还能时常讲书里的故事给她听，画画给她看，便资助他进入杭州宗文中学读书。
宗文中学是四年制的，当时的美术老师樊羲臣（亦作希成）对来楚生的美术才能非常赏识，并且时常教授辅导他书画和篆刻，使他的美术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这位樊老师或许是鉴于自己并不得意的经历，还是劝他说：“艺术这碗饭不好吃，即使出了名，还是穷画家。”
1922年他从宗文中学毕业时年仅19岁，为前途考虑，打算去考北大，不巧的是，他祖母去世，按老规矩必须在家居丧三个月，待事后赶到北京，学校都已经开课了，他只好留下来准备次年考春季班。在此期间，他经常到画家金北楼处请教书画、篆刻艺术，得到了一定的帮助与提高。到了次年，谁知北大又不招春季班了。当听说上海美专在招生时，楚公毫不犹豫马上赶回上海考取了上海美专。
他在美专与年轻教授潘天寿先生极为友善，亦师亦友，经常请教和切磋技艺。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潘师母每到上海还必须来看望楚公，我也有幸面遇一次。四年（一说三年）的美专生活，使楚公在艺术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一路飞奔，不仅打下了牢固的艺术基础，也奠定了终生的事业。在他一生中，这是决定他命运的最为关键的四年。毕业这一年他正好是二十四岁，回到萧山老家，次年便和同乡临浦镇上的赵芳薇结婚。婚后两人一直相敬相爱。一年后（1930）生长子士龙，正巧是马年的大年初一（此段参考来师母、郑重等文章）。
这一段文字是来自楚公出生到他结婚生子的纪年性叙述。关于这一阶段，查阅了许多资料都没有相同的说法。即使是按一家之说，在年份、年龄、入学、就读方面，也有许多前后难以衔接之处，只好根据一些大家都认同的时间，进行硬性的推算。
楚公的婶婶不仅资助他读书，还以“爱继”的方式给了他一部分财产。虽然婚后没有工作，只是每天作画写字，但头几年里还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到了1933年，大概因赵家姐妹都在杭州求学，楚公也就携妻带子随岳母家迁居杭州并住在一起，开始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由于杭州的经济文化发展都比较发达，文人雅士也集聚颇多，因此书画有一定的市场，楚公便开始出售自己的艺术作品。
現能见到的直接证据，就是1935年11月15日登在《东南日报》副刊上的一则广告：“来楚生绘画篆刻，绘画整张三尺二十圆，每增一尺递加银四圆，立轴视整张例八折，屏条视整张例六折。卷册每尺八圆，扇面六圆，篆刻石章每字一圆，牙二圆，铜四圆，晶玉八圆。收件处：杭州，王星记扇庄。王一亭、诸闻韵、潘天寿、樊羲臣代订。”这与当时在杭州比较知名的艺术家王展如、韩登安等的润格相比，基本上差不多，可间接说明他的艺术水准在当时同道间已被认可。此外他在杭州这段时间里，还参加过一个艺术团体——莼社。据《美术年鉴》记载，莼社首倡者是上虞朱念慈，创于1935年左右，主要社员有：姜丹书、潘天寿、唐云、来楚生、汪庸、韩陶斋、申石伽等二十余人。莼社无严格社章，只以志同道合者相契合，每月雅集一次，由同人轮流更值，每次一或二席，皆尽一日之长，竞作书画，兴尽而散，后常借西泠印社为活动之所。抗战后尚在浙东举行社集，社员更多，并筹款帮助难民。这便是当年莼社的一般概况。郑重在《唐云传》中关于莼社则有不同记录，说每周活动一次，聚餐是每人各出大洋二圆，还提到高野侯、丁辅之、陈叔通、陈伏卢等也是社员。来师母也说每周碰头一次作画。对几种不同的说法，余则认为均属可能，因为当时并无严格的社章规定，活动就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某阶段多些，另阶段少些，费用或轮流请客，或直接分摊，都是可能的。在莼社的活动中，诸家随意作画，各施所长，相互交流，这对楚公或其他的与会者，都是一个锻炼提高的好机会。在聚餐中，唐云嗜酒是出了名的，小醉大概是常有之事，或由于同路或由于友情较深，每次醉了，差不多都是楚公扶送他回家的。所以，1975年楚公过世后，唐云思及当年，还赋诗云：“画笔对君难出手，酒兵输我破重围，侵寻四十年前事，烂醉西泠独送归。”这诗多少也反映了当时莼社雅集的盛况。 楚公在杭州的几年里，除了画画刻印增加收入以贴补家用外，空闲时便教赵家姐妹学习字画，其中数他夫人的四妹赵履真成绩最好，并考取了杭州艺专。
步入中年的来楚生
从1924年楚公20岁进入上海美专到1931年这几年，也可以算是楚公比较幸福的时期了。虽然外面的世界并不太平，但他总算还能比较安静地从事艺术学习和活动。可是好景并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并于8月13日在上海开打，战火很快便弥漫到了杭州，敌机不时轰炸，时时都有生命危险，楚公只好随岳母家逃往乡下。1938年又辗转到了上海，住在麦根路归仁里（后来改为康定东路8号）。
楚公来沪后，生活上则幸得先一步来上海的唐云帮助。在旧社会的大上海，像楚公那种内向又不善言辞交际的老实人，想在上海依靠书画篆刻以维持生计是很困难的，而唐云先生却能在十里洋场中挥洒自如。在郑重先生的文中是这样形容的：“具有名士风度的唐云，则作画、写诗、参禅、论画、饮酒，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入。”他对楚公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帮助是竭尽全力的，他主动和楚公合作出售扇面，如果没有唐云的到处奔走介绍，给以鼎力相助，楚公是不会成功举办个人书画展的。然而楚公那时不是名流，其拙朴浑厚的画风，是很难得到一般人赏识的，画卖的不好，生活自然是清贫。最困难时连会客访友，办画展，都无法换下身上的旧长衫。妻子想方没法，想为他添件像样点的新衣，却被他阻止了。1942年，更残酷的灾难偏偏又在这困苦的时候向他袭来，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临产时因高热不退，竟然不治身亡！过了几天，新生的女儿也随母亲去了，本已非常穷困的楚公，在一月不到的时间里丧妻失女，简直是悲痛欲绝。面前一双尚未成年的儿女，要吃还要穿，他那双拿笔握刀时灵活的手，这时却笨拙的束手无策。可不幸的事件在继续发生 ，妻子过世才二十几天，年迈的岳母又在悲痛中去世了。这些痛心的不幸之事，在善良的妻妹赵履真眼里，是既同情又难过，她不仅给楚公以劝慰和照顾，还默默地承担了他家全部的家务和对两个孩子的照料。这样勉强过了些时日，亲友们在旁观中都力劝他和妻妹結合，他也知道没有赵履真的照料，这个家庭是为无法维持的，可忠厚老实的楚公却难以启齿。这事一直拖了两年，在亲友们的极力撮合下，他俩才结为夫妻，楚公也因此释去重负重新回到艺术上来。
然而，生活的困境并未因此而得到多大的改善，他对那个社会，大概是愤恨至极，所以才对天呼号责问：“我碰到鬼了吗？”到了1948前后，他也画过檀香扇，二角钱一张，但能顶什么用？他失业了，只好借债，甚至借家具，无聊时就背临韩愈的《送穷文》。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楚公来说，虽然苦难重重，但在艺事方面，还是留下了一些值得记载的重要事件：“一是到上海后，曾与同道组织东南书画社，定期雅集，切磋艺事”（见《近代印人传》），并执教新华艺专的篆刻课（1938至1942年），1939至1942年还在上海美专任教，并兼教国画;二是1946年9月13日至19日，他还在成都路四七0号中国画苑成功举办了“来楚生书画展”，这是他生平唯一的个展。他的书画篆刻不但得到了肯定，而且还有了“三绝”的美誉。同时他还受到了母校的赏识，再次回校任教;三是1944年至1949年之间推出了印谱：1944年的《楚生印稿》，1947年的《然犀室印存》和1949年的《然犀室肖形印存》。这时已是解放前夕。
新中国成立后，受尽苦难的楚公由衷地喊出：“党的阳光也照到了我的身上！”（见《来楚生画集》沈柔坚序）强烈的翻身感，使他的创作思想焕然一新。这阶段他刻过一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印章，表达自己的感情。花鸟画如何推陈出新，与政治结合，这是许多画家颇伤脑筋的事，他却说：“问题在人的思想感情……只要思想新，从生活中来，什么花鸟题材都可以画。”（见《来楚生画集》沈柔坚序）他说到就能做到，如一幅简单的《荷包花》，几片红色的花瓣格外鲜艳夺目，更妙的是题词：“朵朵荷包颗颗心，心心颗颗像北京。”这就把一幅普通的花卉，赋予了对新中国的深切感情。最具代表性的是1964年画的一幅《美猴王》，一个威风凛凛的美猴王，那一份令妖邪丧胆的气概，体现了他过人的功力，而炽热的思想情感在题词中也展露无遗：“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我们只要回忆一下1964年的国际形势，便可以领会此画的思想是多么深刻，和形势配合的是多么贴切，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这十多年里，楚公以满腔的热忱从事他的艺术创作，是他有生以来最为满意的年代，上述的这类例子在作品中不胜枚举。
晚年——走近楚师的十年
我认识楚公，大约是在1964年左右。他有位老朋友，是常到我单位看病的张先生。一天，张先生对我说，画家来楚生先生的胃不好，劳保单位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要他照x光，可他既怕白粉难咽，又怕就诊排队，就是不愿意去检查。我说，假如他肯来我处检查，这两个问题保证令他满意。某天，楚公果然来了。他着一袭半旧的蓝布中山装，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人比较瘦小，虽只是花甲之年，但饱经沧桑的脸上已留下了许多深深的刻痕，那干瘦的手指，犹如老树的枯枝。除了简单的寒暄，楚公很少言语。这就是艺术家来楚生！走在马路上绝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检查是我操作的，资深的徐医生在一旁认真观察，整个过程很顺利。楚公除了有胃溃疡，还有原本不知道的肺结核，其程度要重于胃病，怪不得会那么消瘦。几天后，我把诊断报告和x光片子一起给了他，让他去六院就诊。由于肺结核不轻，楚公获得了一张长病假单，自此之后，他就再没上过班。几年后，肺病略有好转，但胃病却处于不好不坏的状态，复查都是在我处做的，每半年一次，每次都按时通知他，基本上由我承包了。那几年楚公的病情稳定，太平无事，生病对于楚公来说，似乎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反倒有几分高兴，不用外出上班，更不用出去应酬，可以在家随心所欲的作书作画（这一时期刻印相对较少）。有一天，他从信封里抽出一张请柬高兴地说：“这下可以不去赴宴了！”我奇怪地问：“为什么？”“我不是病假吗，当然可以不去喽。”这在别人争取不到的事，他却为能找到借口而感到高兴，这就是楚公的个性。 我一般每周去他家一次，总是看见他在写字台上写字，基本上写的都是行草书。他左侧案头放着一部厚厚的十八家诗抄，用毛太纸（一种比毛边纸略薄的手工土纸）抄写，只是有人上门索求书画或是请教他一些问题时，才会停下来。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爱用这种纸写字，他风趣地说：“纸滑流畅，还能省不少墨汁。”他写完一张，总是折好放在左面抽屉里，在他离开写字台时，我就会不失时机地拿出来看，并问他，这些派用处吗？他回答的几乎是同一内容：“当草纸用。”当我说：“那就给我吧。”他会习惯地再检视一番，抽掉几张不太满意的，然后再交给我，笑笑说：“这些都没啥毛病。”
1965年，他家中又有一件颇令他伤心的事，81岁的老母亲，一位沉默寡言的老人去世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几年，楚公对“文化大革命”并无大的反感，更谈不上愤恨，有时还风趣地说批斗的情况。但到了1970年前后，由于造反派越闹越凶，欺人太甚，老先生就颇有点愤愤然了。首先反映在一枚印章上，刻“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与解放初期那一枚“俯首甘为孺子牛”相比，思想感情恰恰相反;另一印“道在莔尿”，意思是那时的艺术之道，就如粪尿一样的至贱至秽！痛骂自己最珍爱的事业，那是悲愤至极的逆反心态下的无奈之举。怎么办呢？只有装糊涂。因此他刻了一方“才会糊涂”，这不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而是才学会糊涂，实则假糊涂。有时，楚公也闹一点儿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一天，他愁闷地说：“造反派近来常到我家强行索字，这个拿去了，那个又来了，实在不堪应付！能想个什么法子呢？”一会儿，他忽然提高声音说：“他们之所以要我的字，不就是看中我写字圆浑厚实吗？如果能写的扁薄一些，也许他们就不要了，油画笔是扁的，也许能把笔画写扁。”我说：“你可以试一试。”他说：“好啊！”于是我就出去买了一支油画笔给他。等下一个星期去他家时，他见面就说：“事情简直糟透了！那天上午，一个造反派拿了一张油画笔写的字回去后，下午带了一帮子人来，我开始吓了一跳，还以为写得不好，要找我算账呢，不料他们却说上午写的这张字特别好，风格独特，要我给他们每人写一张。真是弄巧成拙，整整忙了一个下午。”至今，在他书法集里还有一件写明是用油画笔写的，这件作品是如何收进去的，我不得而知了。
1971年的一天，他写信对我说：“最近写字写够了，想刻印章。”在找石头时，结果把我几年前送他的两方石头错当成请他刻的了，便刻好并随信把印蜕寄来。我去取印时，他意犹未尽，要我再弄一些石头，说可为我刻一批。此后，楚公便一发不可收拾，越刻越多且越刻越精彩。有人说“为我刻个八仙吧”，楚公就真的刻了一套八仙给他;另一位说“给他刻八仙，能给我刻个十二生肖吗？”，楚公就刻了十二生肖组印送他。到1974年的下半年，虽然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但刻印却毫不懈怠。一天，他拿出尚未装订的一叠印谱说：“这里是一百方，我打算再刻五十方，最后挑选一百方装订成谱作为我的定型代表作。”我翻看一下，可谓精彩纷呈，便要带回去复印，楚公说别急，待选定后的一百方装订几部，到时会有你一部。谁知苍天不公，楚公竟未能完成心愿。现在500元一部的原拓自用印谱，就是以这一百方为主体的。
若不是一件使他伤透心的事，楚公决不至于那么早就离开了人世。话说回到1972年，那时文艺界刮起一阵攻击“黑画”的黑风，差不多名家的字画，很少能逃过这疯狂无理的厄运。记得在延安路某处上海画院的“黑画”展览，也有楚公的一幅，楚公听说后就气得愤不欲生。之后，楚公曾多次气愤地说：“这画是骗我硬要去参展的，怎么可以这样呢？”沈柔坚同志知道了，立即令人去取，但为时已晚。就在这个时候，楚公复查胃病的时间也到了，我按时请他去复查，谁知他竟拒绝了我，我问他为什么，他愤愤地答道：“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早点死掉的好！”他从未说过如此绝的话，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便天天去劝说，一周过去了，他丝毫没有回心转意，我急了只好请来师母去搬救兵———唐云（楚公的最知己之友）。唐云先生也力劝了一个星期，他依然毫不动摇，于是唐先生对来师母说：“我都劝不过来，别人也不用劝了，也只好算了。”以后我虽每周去，但此事却不敢再提，怕惹他生气。谁知道在五个月后的一天，他轻轻地对我说：“我打算开刀了！”我一愣，急问：“怎么了？”他说：“我痛得吃不消了！”我听了不禁心底一阵发冷，就要他去六院检查，结果真是早期癌变。手术做了大范围的切除，但癌症还是转移了。1973年初手术后，楚公自己坚信疾病已治愈，身体竟恢复的很快。到五一节前后，他创作已经超常地多了，书画篆刻作品的质量均为上乘，当时他创作的热情甚至超过了1971年，是从来没有过的。据我粗略统计，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1973年5月至1974年初冬），他治印一百余方（自留的）;仅2平尺的画就创作了200多幅;书法方面，单是隶书，他就用笺纸将各种汉碑通临一次（晨课），外来的应酬就无法统计了。直到1974年底的一天午饭后（上午他还在写字），他随意地对来师母说：“我今天想躺一会儿，休息休息。”来师母说：“你早该每天午饭后休息一会儿。”谁知这一躺下，就再未能起来拿笔和刀去创作。我最后一次去六院看他是1975年2月4号晚9时，病房里只有来师母一人，楚公躺在床上，鼻腔插着氧气管，眉头紧锁，双目紧闭，样子很痛苦。来师母说：“张医生来了。”他勉强点了一下头，已无力再做其他的表示。我坐到他的床边拉过他一只手，抚摸着看了看，枯瘦已极，颜色已不正常了。放回他的手，我眼泪已在眼眶内打转，站起身，不敢作声，只是向来师母摇摇头。我不忍再待下去，也怕影响他最后的宁静，便缓步向门口走去。来师母送我到门外，似乎用眼神在询问，我只好哽咽着说：“不行了。”这是我与楚师最后的一面。1975年2月5日清晨5时，一代艺术大师来楚生先生含着满腔悲愤和不平溘然长逝了。他在最后两年犹如登山般的最后冲刺，使尽了最后一点能量，终于到达了艺术上的顶峰，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艺术财富。
楚公自从检查出有胃病、肺结核病以后，因为检查病情的需要，笔者有幸介入了他的生活，当我婉转地表示要拜在他的门下时，他欣然应允了，不过又叹了口气认真地说：“学这东西，是不会有大出息的，好在你有医生为职业，自相相吧。”自此以后，我每个星期日至少在他家度过半天，开始主要是学画，他为我画一张尺方大小的画稿，让我带回去临摹，下次带回去再指点讲解。我有时也把自己刻的印章带去让他指正，回去或修改或重刻。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听他讲，他高兴了也会现场示范加以讲解。我体会最深，感到效果最好的还是听讲。楚公虽然平时少言寡语，一旦打开论艺的话匣子，便滔滔不绝，一个问题讲完了，只要我再提问题，他喝两口茶（他喜欢的茶是六安瓜片）会继续再谈下去。有一个夏天的晚上，他干脆把一张藤躺椅搬到天井里，再拿一只可以摆放茶杯、烟盒的方凳，准备促膝长谈。天井里空气清爽宜人，他似乎觉得精神也好得多，呷了一口茶躺下说：“今天你有什么问题就问吧！”这一天，我其实也是有备而来的，一共提了十个有关篆刻的问题。他不改变姿势地听完了才“哦哟”一声坐起身来，又呷了口茶说：“还从来没有人如此问过我！重来一遍，一条一条问，都给你答复！”我记得最后一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楚公是这样对我说的：“原则上讲，随便哪方印，朱白都可以用，个别情况视朱文易成功或白文便于处理而定，但必须看了印文儿后，才能作出选择。”这一课足有两个多小时，我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了家里，顾不上休息，连忙打开笔记本，做回忆记录。这类原始材料，我至今还珍藏着，那本《来楚生篆刻艺术》主要是根据这些材料整理加工而写成的，许多重要内容都是楚公口授，我在以后的实践中，仔细琢磨并试验性地临摹一些，看是否能做到形神俱似，以检验所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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