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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秋姐有乌黑明亮的大眼睛，两条长长的乌黑油亮的大辫子，骄傲地挂在胸前。小秋姐是玲芳的堂姐，玲芳是我的好伙伴。按辈分，小秋姐应该叫我孃孃，比我晚出生三个月的玲芳要叫我孃孃。玲芳才不叫呢，她天天把我的小名挂在嘴上，一点礼性也不懂。我才七岁，小秋姐已经十八岁了。辈分真是个不讲理的东西，我总不能叫她小秋吧，只好叫她小秋姐，她则直接叫我的小名。我叫小秋的妈妈也叫姐姐。有一次我终于发现了问题，问外婆：“我怎么都叫她们姐姐呢？”外婆说：“不叫姐姐叫什么呢？”是啊，叫什么呢。所以，我就一直小秋姐小秋姐地叫。
小秋姐很骄傲的，像她胸前那两条大辫子。小秋姐的父亲高大魁伟，当兵复原后在乡供销社工作。小秋的姐姐叫运秋，两姊妹跟着父亲生活，不在村里劳动，几乎不在村里出现。不像运荣姐和小荣姐———运荣小荣都是小秋姐的堂妹，她俩天天待在村里，得下地下田劳动。小秋姐只在星期天和他父亲一起回到村里来，运秋姐则是隔几个星期才回来一次。运秋姐已经在乡供销社上班了，小秋姐也在乡供销社做事，等着顶替父亲的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顶职”是什么东西，但从大人们无比羡慕的口气中猜出，这一定是一件大好事。平时他们家里只有小秋姐的母亲一个人，守着一个代销店。小秋姐回到村里后也不带我们玩，不像运荣姐和小荣姐，走到哪里都带上我和玲芳。小秋姐只和村里的“插队青”玩。我也一直不知道“插队青”是个什么东西。长大后看了捕天盖地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书才知道，“插队青”就是到村里插队的知识青年，村里人简称为“插队青”。真是一个绝妙的称呼，可惜我一直迷惑好多年。“插队青”们来自上海，他们的皮肤光洁细腻白皙，衣着跟村里人迥异。外婆村是很富裕的，所以专门为“插队青”盖了房子，他们集中住在一起。有时候我也到“插队青”那里去玩。看他们把干燥的木柴劈成筷子粗细的木条，再把木条一头劈得更细，用来引火。引火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一件非常复杂非常细致的工作，一男一女聚精会神地忙活好久，那火苗才燃起来，细细的，斯斯文文的，像那些“女插队青”讲话的声音。我外婆引火用松毛（干枯后掉落在地上的松针），划跟火柴凑上去，“呼”的一声火苗就飞快地闯出来了，粗枝大叶、来势凶猛的样子，一点也不斯文。小秋姐学“女插队青”一样说话，走路，托她们从上海买衣服，只是那两条乌黑油亮的长辫子一直舍不得剪。小秋姐不用生火做家务，否则，她一定会学着“插队青”的样子生火。
十八岁的小秋姐已经有了对象。原先定好在小秋姐满十九岁后两人结婚的，但快要结婚了，对象却到部队当兵去了，婚事就耽搁下来。小秋姐的对象叫新民。玲芳常常骄傲地把“新民哥哥”几个字挂在嘴边。左一句我们新民哥说的，右一句我们新民哥哥做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新民哥哥，但通过玲芳的描述，我觉得新民哥哥很神秘，很了不起。有一天，玲芳把我带到小秋姐家里，指着墙上一张穿军装的年轻人的照片说：“看，新民哥哥。”好像新民哥哥是大家的哥哥似的。玲芳的慷慨大方让我有一点小小的喜悦和激动。于是我在心里也轻轻地叫了一声“新民哥哥。”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有军帽，军装，领章和五角星，但我没有记住那年轻人的面容。
外婆村里的年轻人谈婚论嫁都早，姑娘们十八、九岁就嫁人了，小伙子二十岁左右就讨老婆了。过了这个年龄段，就让人着急了，不管是年轻人本人，还是他们的父母。像老发哥哥，二十三了还没有对象，老发哥哥的母亲急得不行，逢人就央求，央求人家给老发哥哥讲个老婆来。还有金秀姐姐，谈了几个对象没成，滑过了二十岁，村里就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好像过了二十岁还没有嫁出去是个大错误似的。金秀的妈妈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忙忙地给十七岁的金玉定好了婆家。金玉是金秀的妹妹。于是金玉就大方而做作地在人群里准备起嫁妆来。她把火红的鞋垫随身带在身上，一有空闲就掏出来缝上几针。夏天的夜晚一般没事，姑娘们就凑在一起闲聊，我们这些小孩子当然要去凑热闹。那种时候，金玉姐一般是不说话的，她要就着灯光扎鞋垫哪。她把嘴抿得紧紧的，手指头灵活之极，一针下去，一针上来，棉线拉得“嗤嗤”直响。我凑过去一看，红色的鞋垫上是一行行白色的针脚，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咦，别人鞋垫都绣花啊鸟啊，你怎么就是一针针的，没有花？”我大惑不解。金玉姐姐头也不抬，懒得搭理我。金玉姐姐很快就出嫁了。金秀姐姐暗暗叹息，暗暗着急———哪有妹妹嫁在姐姐前头呢。我还听见她还跟同伴哭诉：“早稻没割割晚稻……我得的口嘴可多了……”后来，金秀姐姐草草把自己嫁了出去。金秀姐姐高挑秀丽，皮肤白皙，鼻子挺直，五官如雕刻一般立体而精致。金秀姐姐嫁的男人实在不好看，个头还没有金秀高，背微佝，头顶微秃，讲话也不利落。哪里配得上金秀姐姐。可谁让金秀姐姐谈了好几个对象没谈成呢。
有了金秀姐姐的前车之鉴，运荣姐姐和小荣姐姐可不敢怠慢，如赶集一般，在十八、九岁就嫁人了。运荣姐姐还好，老实本分，听凭媒妁之言，嫁到了邻村。小荣姐姐初中毕业，加上长相出挑，当然心高气傲，她定下了目標要嫁到县城的，可是，目标是目标，现实是现实。连着谈了两个县城的对象没成，在父母的高压下，心不甘情不愿地嫁了。连她们的弟弟，雪军哥哥也在十八岁时定下了对象。这在雪军哥哥的同龄人中是最早的，他的伙伴们对他有了妒意。大家一起骑单车上街，一个个拚命地蹬车往前冲，只有雪军哥哥的后座坐着对象，也红着眼拚命地蹬车往前冲。他可不能掉了队，在对象面前丢脸。
雪军哥哥带着对象骑着单车从我眼前呼啸而过时，我已十二岁了，上了初中，不再跟雪军哥哥玩了。小时候我是雪军哥哥的“小尾巴”，他走到哪我跟到哪，甩也甩不掉。我常常是放下饭碗就跑去他家里：“雪军哥哥呢？”小荣姐姐经常嘲笑我：“女孩子为什么总找男孩子玩。”后来，他干脆老老实实地带着我玩。
五年里，发生了很多事。金秀姐姐、金玉姐姐抱着小小孩回娘家了。运荣姐姐、小荣姐姐出嫁了。可小秋姐姐还是那样骄傲着美丽着。她不着急。村里也没有人议论她。她有新民哥哥呢。她等着和新民哥哥结婚，谁敢在她背后说半句闲话，谁敢给她“口嘴”。 在小秋姐二十二岁那年，新民哥哥复员了。村里人都说：“复员了复员了，新民复员了，小秋要嫁了。”小秋姐一家人都忙碌起来，准备嫁妆，计划彩礼单，预备吃酒席的人数。正热火朝天着呢，新民哥哥托媒要传话来：“刚复员回来，刚参加工作，好多事情没忙清楚，等一段时间吧。”那就等一段时间吧，三年都等了，还差这一段时间，刚参加工作就结婚，确实也不太好……村里人都这么说，都理解。小秋姐当然也理解，她沉默而斯文地笑笑。等到小秋姐二十三岁了，可新民哥哥还是不想结婚。等到小秋姐二十四岁了，新民哥哥再次托人传话来说：“他不是不想结婚，而是不想和小秋姐结婚了。他要和另外的人结婚。”这怎么行呢。新民都已被看成小秋姐的家人了，在小秋姐家里的相框里放了好多新民的相片，穿军装的，不穿军装，一个人照的，和小秋姐两个人照的，还有好几个人照的，都有。新民来小秋姐家里，村里人都“新民，新民”地叫，好像叫雪军一样自然。小秋姐从十九岁起就等着新民哥哥，一直等了五年，就等着跟他结婚，怎么能说不结了呢。小秋姐当然不答应，村里人都不答应，都认为新民在讲一个笑话。大家都不把这话当真，包括小秋姐。大概是新民哥哥在工作上遇到了烦心事，所以说不想结婚吧。
小秋姐二十五岁那年冬天，仍然像往年一样提着丰盛的礼品去给新民的母亲做生日。自从订了亲以后，小秋姐年年要去给新民的父母过生日的，不管新民在不在家。那一次，小秋姐看见新民家里多了一个陌生的女人，大着肚子，糯米粑粑一样粘着新民。旁边的人都讲那个女人是新民的老婆，看小秋姐的目光就有了些躲躲闪闪和不好意思。小秋姐当然气愤不过，狠狠地在那女人的大肚子踹了一脚。外婆村里的人都这么说的，可是谁也没有看见小秋姐是不是真的狠狠地在那女人的大肚子上踹了一脚。然后，小秋姐就失魂落魄地往回走。在途中经过一座高高的水泥大桥时，小秋姐纵身跳了下去。
小秋姐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就添了一种病，她癫了。小秋姐不是整天整天地癫，是癫一阵，好一阵，癫的时间短，好的时间长。癫的时候小秋姐有时会乱跑，乱喊，有时候会大哭，边哭边骂；有时候会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拍着胸脯喊：“我清清白白一个大姑娘，等了他6年，6年。”有时候，小秋姐会急匆匆地从外面往家里跑，一边跑一边着急地说：“新民要回来了，新民从部队回来了，要回去做饭呀，菜也没得……”小秋姐好的时候很安静，不笑，不讲话，但她的眼睛不再水汪汪的，大辫子也不亮了。小秋姐的哥哥嫂子们跑到新民家里大闹一场，放话出去要打断新民的腿。新民吓得躲起来。小秋姐再不能在代销社住了，她天天在村里呆着，也不干活，吃饱了就在村里溜达。久不久癫上一阵。小秋姐剪了辫子，渐渐胖起来，开始是膀大腰圆，后来胖成了一堵墙。走路都不利落了，上气不接下气地。
初三那年寒假，我从外婆家回到自己家里。有一天，我看见小秋姐的婶娘，也就是玲芳的妈妈，带着玲芳最小的弟弟小平坐在我家里。我妈正陪着他们母子喝茶。我妈和小秋姐的婶娘咬着耳朵嘁嘁喳喳。我隐隐约约听见“小秋仔”三个字。小秋仔是大人们对小秋姐的称呼，这三个字加在原先美丽而骄傲的小秋姐身上，有着些许亲昵和爱护。但现在她经常发癫，已经胖得像堵墙，再这样称呼就有些让人发笑。外婆家离我们家很远的，小秋姐的婶娘更是从来没有来过我家里。真奇怪。更奇怪的是小平，一个淘得不能再淘的十来岁的小子，那一会竟然破天荒地安静着，穿得整整齐齐，围着一条蓝色的大围巾，极其乖巧斯文地陪坐在一边喝茶，吃瓜子，对我的弄眉挤眼假装视而不见。我感觉不太对劲，心里想着将会发生什么大事呢？临近中午，邻居玉英奶奶极其罕见地端着瓜子、红枣、糖、饼等茶点殷殷勤勤地到我家来了。玉英奶奶是我们村里出了名的极其吝啬的人。他的老伴长发爹爹不论刮风下雨都在田里地里干活，可回到家里只吃剩菜剩饭。有时候天热，饭菜馊了臭了，玉英奶奶舍不得丢，留给长发爹爹吃。洗碗也舍不得用水，谁吃完饭谁负责洗净那一个碗，如果不洗，下一餐仍就用那一个。村里的小孩甭想从玉英奶奶手里得到半块饼干或一粒糖果。眼前的事让我非常纳罕：“奇了怪了，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玉英奶奶有一个宝贝得不得了的独生儿子。三十多岁了，整天阴沉着一张脸，不太爱说话，脑子不太灵光，但也不惹事，有气无处发泄时就拿长发爹爹或者玉英奶奶打一顿。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叫他“江乃拐”。有时候小孩不听话，做母亲的吓唬他：“江乃拐来了。”哭闹的小孩立马噤声。可江乃拐是玉英奶奶的命根子，只有她亲昵地叫他大名：江林，跟别人说话，更要时不时带出“俺江林”三个字。江乃拐那两年不知跟谁怄气，不在家里住了，在山里挖了一个洞，一个人住着。我跟伙伴们去山上砍柴，见了那山洞都远远的绕着走，生怕与江乃拐碰个正着。
吃过午饭，玉英奶奶又来到我家，客客气气地把我妈，玲芳妈妈和弟弟接到他们家里喝茶去了。“难道我妈要把小秋姐介绍给江乃拐？不会的，不会的。他们可一点也不配，我妈不会那么傻的。”我没法接受小秋姐要嫁给江乃拐的事实，只能自我安慰。但是这件事没有我说话的份。小秋姐的婶娘回去后，玉英奶奶一家很快忙碌起来，江乃拐也回家里来住了。一天，江乃拐的妹妹来我家里，跟我妈说她要去街上买把接新娘子用的伞，还有其他的东西。江乃拐的妹妹是个老大姑娘，她和玉英奶奶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长相和性格都是。傍晚，我看见江乃拐的妹妹挑着箩筐回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最便宜的、模样丑陋的木柄黑伞。我简直惊呆了，心里嘀咕：“就用这种伞去接亲？不会的不会的，肯定是给玉英奶奶用的。”我再一次自问自答，自我否定。很不幸，我的两次自我否定都错了。
寒假快过完时，小秋姐不声不响地嫁过来了。小秋姐剪了短发，光头净脸，衣着齐整，似乎瘦了一些。她安安静静地坐着，任由我们村里的人品头论足。因为正当华年，安静下来的小秋姐惊艳了众人。去外婆村里接亲回来的小伙子对着我妈赞声不绝：“你娘家里村的妹仔可真漂亮啊。”其司马昭之心，显而易见。我妈很得意，自觉是个大功臣。我愤愤然，觉得我妈真是乱点鸳鸯谱。我还听说，小秋姐的婶娘见了那把丑陋的黑伞后，勃然大怒：“我一脚踩断它！”旁边人死拉活劝好一阵才平息下来。再买傘是来不及了，小秋姐就在那把丑陋的黑伞的引导下嫁到了我们村。 玉英奶奶家罕见地彻底清扫了一回。斑驳的木门上罕见地贴了一张胖娃娃的图画。在整个房子暗淡的基调上，那张胖娃娃图画非常明亮，非常不协调，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稀奇，非常非常不习惯。要在平时，玉英奶奶是打死也不会花这种冤枉钱的。凡是不能吃不能喝的东西，在玉英奶奶眼里都是花冤枉钱。玉英奶奶还让出了家里最宽最好的房间，尽管暗淡不已，破旧不已。老屋子陈旧、暗淡，跟光鲜饱满的小秋姐一点也不协调。小秋姐和胖娃娃图画像都是那个屋子里的另类，硬生生地被塞了进来。
小秋姐嫁到江乃拐家里以后一次也没癫过。玉英奶奶和江乃拐对小秋姐很好。连内衣内裤都帮她洗。小秋姐天天吃饱了就溜达，一边溜达一边吃零食。小秋姐吃零食只管伸手向玉英奶奶要：“妈，我要吃东西。”玉英奶奶就塞给她一把花生，几粒糖，或几块红薯干，反正她家的零食从不给别人吃，都让玉英奶奶收着。有时候，玉英奶奶要去地里干活，就塞给小秋姐一整块红薯片。红薯片是我们村里的特产。红薯蒸熟后去皮捣成泥。在一个木模具里铺上手绢或纱布，将红薯泥平平的、薄薄地摊上。然后提起手绢，将红薯泥倒扣在稻草上晒干，既成红薯片。红薯片便于贮存，可直接吃，味道不错，高级一点的吃法是剪成一条条的用油炸，香甜酥脆。我妈平时只舍得撕下一小条红薯片给我们吃，从来不整张整张地给。小秋姐刚刚吃饱了饭，便将红薯片卷成一个小卷，抓起手里，玩一会，摊开来看看，又卷成一个小卷，握着。玩好久，再一口口将红薯片吃掉。很快，小秋姐怀孕了。我妈说：“小秋仔真会玩，把红薯片像卷竹垫一样卷起来，放开，再卷起来，再放开。”“一口咬掉个碓阿叉。”奶奶也笑着说。小秋姐像个孩子，单纯，不谙世事。尽管她自己也快要生孩子了。
玉英奶奶一家与另外两家人合住在一座老式大房子里，粗大的圆木柱子，发黑的木头墙壁。夏天的夜晚，同屋住的人还在天井里乘凉。小秋姐房间里的灯就熄了。“热死个人，你压到我身上做什么？”小秋姐尖锐的声音从房里毫无顾忌地传出来。天井里的人们一怔，不约而同地噤了声，再不约而同地侧耳倾听一阵，却再无声息，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低下头去，彼此心领神会而又故作神秘地笑了。第二天，一村人都在故作神秘地在谈论着这件事，咬着耳朵，压低了声音，“嗤嗤”地笑着。见到小秋姐，一些人的目光里就有了内容，还有一些人望着她，欲言又止的样子，想问她些什么，可是，问什么呢，怎么问呢，于是，想探究的人自己倒有些讪讪的了。小秋姐倒是浑然不覺，她目光纯净，对每个人都是笑眯眯的。晚上，到玉英奶奶堂屋里乘凉的人多起来。
小秋姐生下一个女孩，可她和江乃拐都不会带。几个月后，小孩夭折了。有人说小孩是被小秋姐睡觉时压死的。但也只是听说。那时候，村里夭折个小孩很平常，大人们伤心一阵也就淡忘了。可那件事对玉英奶奶来说太不平常了。她倾尽积蓄帮儿子讨老婆，就是奔着为家里添孙子孙女去的。小秋姐不干活倒也罢了，竟然连小孩也不会带，娶她回来做什么。玉英奶奶开始对小秋姐凶声恶气。赶她外出干活。可小秋姐什么也不会做，锄草会把苗挖掉，放牛会把牛丢了。这让玉英奶奶怨声连天，打发小秋姐跟长发爹爹吃剩饭剩菜。小秋姐不吃，她说咽不进。有时候，母亲把她带到我们家里吃饭，她就狼吞虎咽地吃，直吃得行走困难为止。玉英奶奶不愿意管她，小秋姐就在村里村外闲逛，饥一顿饱一顿。她渐渐地瘦了。
我高中毕业那年，小秋姐的婶娘将小秋姐接回去了。回家后的小秋姐又过了上吃饱了闲逛，逛累了吃的日子。又过了两年，小秋姐嫁到了外省，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那个男人死了老婆，有两个孩子。又过了几年，有人在那个遥远的地方见到了小秋姐。小秋姐胖了，生了一个女儿，也不癫了。男人和三个孩子对小秋姐都很好，很有耐心。
小秋姐，在我心里曾经那么骄傲过，美丽过的小秋姐，愿你在那遥远的地方幸福地、安静地生活。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
小秋姐很骄傲的，像她胸前那两条大辫子。小秋姐的父亲高大魁伟，当兵复原后在乡供销社工作。小秋的姐姐叫运秋，两姊妹跟着父亲生活，不在村里劳动，几乎不在村里出现。不像运荣姐和小荣姐———运荣小荣都是小秋姐的堂妹，她俩天天待在村里，得下地下田劳动。小秋姐只在星期天和他父亲一起回到村里来，运秋姐则是隔几个星期才回来一次。运秋姐已经在乡供销社上班了，小秋姐也在乡供销社做事，等着顶替父亲的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顶职”是什么东西，但从大人们无比羡慕的口气中猜出，这一定是一件大好事。平时他们家里只有小秋姐的母亲一个人，守着一个代销店。小秋姐回到村里后也不带我们玩，不像运荣姐和小荣姐，走到哪里都带上我和玲芳。小秋姐只和村里的“插队青”玩。我也一直不知道“插队青”是个什么东西。长大后看了捕天盖地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书才知道，“插队青”就是到村里插队的知识青年，村里人简称为“插队青”。真是一个绝妙的称呼，可惜我一直迷惑好多年。“插队青”们来自上海，他们的皮肤光洁细腻白皙，衣着跟村里人迥异。外婆村是很富裕的，所以专门为“插队青”盖了房子，他们集中住在一起。有时候我也到“插队青”那里去玩。看他们把干燥的木柴劈成筷子粗细的木条，再把木条一头劈得更细，用来引火。引火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一件非常复杂非常细致的工作，一男一女聚精会神地忙活好久，那火苗才燃起来，细细的，斯斯文文的，像那些“女插队青”讲话的声音。我外婆引火用松毛（干枯后掉落在地上的松针），划跟火柴凑上去，“呼”的一声火苗就飞快地闯出来了，粗枝大叶、来势凶猛的样子，一点也不斯文。小秋姐学“女插队青”一样说话，走路，托她们从上海买衣服，只是那两条乌黑油亮的长辫子一直舍不得剪。小秋姐不用生火做家务，否则，她一定会学着“插队青”的样子生火。
十八岁的小秋姐已经有了对象。原先定好在小秋姐满十九岁后两人结婚的，但快要结婚了，对象却到部队当兵去了，婚事就耽搁下来。小秋姐的对象叫新民。玲芳常常骄傲地把“新民哥哥”几个字挂在嘴边。左一句我们新民哥说的，右一句我们新民哥哥做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新民哥哥，但通过玲芳的描述，我觉得新民哥哥很神秘，很了不起。有一天，玲芳把我带到小秋姐家里，指着墙上一张穿军装的年轻人的照片说：“看，新民哥哥。”好像新民哥哥是大家的哥哥似的。玲芳的慷慨大方让我有一点小小的喜悦和激动。于是我在心里也轻轻地叫了一声“新民哥哥。”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有军帽，军装，领章和五角星，但我没有记住那年轻人的面容。
外婆村里的年轻人谈婚论嫁都早，姑娘们十八、九岁就嫁人了，小伙子二十岁左右就讨老婆了。过了这个年龄段，就让人着急了，不管是年轻人本人，还是他们的父母。像老发哥哥，二十三了还没有对象，老发哥哥的母亲急得不行，逢人就央求，央求人家给老发哥哥讲个老婆来。还有金秀姐姐，谈了几个对象没成，滑过了二十岁，村里就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好像过了二十岁还没有嫁出去是个大错误似的。金秀的妈妈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忙忙地给十七岁的金玉定好了婆家。金玉是金秀的妹妹。于是金玉就大方而做作地在人群里准备起嫁妆来。她把火红的鞋垫随身带在身上，一有空闲就掏出来缝上几针。夏天的夜晚一般没事，姑娘们就凑在一起闲聊，我们这些小孩子当然要去凑热闹。那种时候，金玉姐一般是不说话的，她要就着灯光扎鞋垫哪。她把嘴抿得紧紧的，手指头灵活之极，一针下去，一针上来，棉线拉得“嗤嗤”直响。我凑过去一看，红色的鞋垫上是一行行白色的针脚，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咦，别人鞋垫都绣花啊鸟啊，你怎么就是一针针的，没有花？”我大惑不解。金玉姐姐头也不抬，懒得搭理我。金玉姐姐很快就出嫁了。金秀姐姐暗暗叹息，暗暗着急———哪有妹妹嫁在姐姐前头呢。我还听见她还跟同伴哭诉：“早稻没割割晚稻……我得的口嘴可多了……”后来，金秀姐姐草草把自己嫁了出去。金秀姐姐高挑秀丽，皮肤白皙，鼻子挺直，五官如雕刻一般立体而精致。金秀姐姐嫁的男人实在不好看，个头还没有金秀高，背微佝，头顶微秃，讲话也不利落。哪里配得上金秀姐姐。可谁让金秀姐姐谈了好几个对象没谈成呢。
有了金秀姐姐的前车之鉴，运荣姐姐和小荣姐姐可不敢怠慢，如赶集一般，在十八、九岁就嫁人了。运荣姐姐还好，老实本分，听凭媒妁之言，嫁到了邻村。小荣姐姐初中毕业，加上长相出挑，当然心高气傲，她定下了目標要嫁到县城的，可是，目标是目标，现实是现实。连着谈了两个县城的对象没成，在父母的高压下，心不甘情不愿地嫁了。连她们的弟弟，雪军哥哥也在十八岁时定下了对象。这在雪军哥哥的同龄人中是最早的，他的伙伴们对他有了妒意。大家一起骑单车上街，一个个拚命地蹬车往前冲，只有雪军哥哥的后座坐着对象，也红着眼拚命地蹬车往前冲。他可不能掉了队，在对象面前丢脸。
雪军哥哥带着对象骑着单车从我眼前呼啸而过时，我已十二岁了，上了初中，不再跟雪军哥哥玩了。小时候我是雪军哥哥的“小尾巴”，他走到哪我跟到哪，甩也甩不掉。我常常是放下饭碗就跑去他家里：“雪军哥哥呢？”小荣姐姐经常嘲笑我：“女孩子为什么总找男孩子玩。”后来，他干脆老老实实地带着我玩。
五年里，发生了很多事。金秀姐姐、金玉姐姐抱着小小孩回娘家了。运荣姐姐、小荣姐姐出嫁了。可小秋姐姐还是那样骄傲着美丽着。她不着急。村里也没有人议论她。她有新民哥哥呢。她等着和新民哥哥结婚，谁敢在她背后说半句闲话，谁敢给她“口嘴”。 在小秋姐二十二岁那年，新民哥哥复员了。村里人都说：“复员了复员了，新民复员了，小秋要嫁了。”小秋姐一家人都忙碌起来，准备嫁妆，计划彩礼单，预备吃酒席的人数。正热火朝天着呢，新民哥哥托媒要传话来：“刚复员回来，刚参加工作，好多事情没忙清楚，等一段时间吧。”那就等一段时间吧，三年都等了，还差这一段时间，刚参加工作就结婚，确实也不太好……村里人都这么说，都理解。小秋姐当然也理解，她沉默而斯文地笑笑。等到小秋姐二十三岁了，可新民哥哥还是不想结婚。等到小秋姐二十四岁了，新民哥哥再次托人传话来说：“他不是不想结婚，而是不想和小秋姐结婚了。他要和另外的人结婚。”这怎么行呢。新民都已被看成小秋姐的家人了，在小秋姐家里的相框里放了好多新民的相片，穿军装的，不穿军装，一个人照的，和小秋姐两个人照的，还有好几个人照的，都有。新民来小秋姐家里，村里人都“新民，新民”地叫，好像叫雪军一样自然。小秋姐从十九岁起就等着新民哥哥，一直等了五年，就等着跟他结婚，怎么能说不结了呢。小秋姐当然不答应，村里人都不答应，都认为新民在讲一个笑话。大家都不把这话当真，包括小秋姐。大概是新民哥哥在工作上遇到了烦心事，所以说不想结婚吧。
小秋姐二十五岁那年冬天，仍然像往年一样提着丰盛的礼品去给新民的母亲做生日。自从订了亲以后，小秋姐年年要去给新民的父母过生日的，不管新民在不在家。那一次，小秋姐看见新民家里多了一个陌生的女人，大着肚子，糯米粑粑一样粘着新民。旁边的人都讲那个女人是新民的老婆，看小秋姐的目光就有了些躲躲闪闪和不好意思。小秋姐当然气愤不过，狠狠地在那女人的大肚子踹了一脚。外婆村里的人都这么说的，可是谁也没有看见小秋姐是不是真的狠狠地在那女人的大肚子上踹了一脚。然后，小秋姐就失魂落魄地往回走。在途中经过一座高高的水泥大桥时，小秋姐纵身跳了下去。
小秋姐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就添了一种病，她癫了。小秋姐不是整天整天地癫，是癫一阵，好一阵，癫的时间短，好的时间长。癫的时候小秋姐有时会乱跑，乱喊，有时候会大哭，边哭边骂；有时候会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拍着胸脯喊：“我清清白白一个大姑娘，等了他6年，6年。”有时候，小秋姐会急匆匆地从外面往家里跑，一边跑一边着急地说：“新民要回来了，新民从部队回来了，要回去做饭呀，菜也没得……”小秋姐好的时候很安静，不笑，不讲话，但她的眼睛不再水汪汪的，大辫子也不亮了。小秋姐的哥哥嫂子们跑到新民家里大闹一场，放话出去要打断新民的腿。新民吓得躲起来。小秋姐再不能在代销社住了，她天天在村里呆着，也不干活，吃饱了就在村里溜达。久不久癫上一阵。小秋姐剪了辫子，渐渐胖起来，开始是膀大腰圆，后来胖成了一堵墙。走路都不利落了，上气不接下气地。
初三那年寒假，我从外婆家回到自己家里。有一天，我看见小秋姐的婶娘，也就是玲芳的妈妈，带着玲芳最小的弟弟小平坐在我家里。我妈正陪着他们母子喝茶。我妈和小秋姐的婶娘咬着耳朵嘁嘁喳喳。我隐隐约约听见“小秋仔”三个字。小秋仔是大人们对小秋姐的称呼，这三个字加在原先美丽而骄傲的小秋姐身上，有着些许亲昵和爱护。但现在她经常发癫，已经胖得像堵墙，再这样称呼就有些让人发笑。外婆家离我们家很远的，小秋姐的婶娘更是从来没有来过我家里。真奇怪。更奇怪的是小平，一个淘得不能再淘的十来岁的小子，那一会竟然破天荒地安静着，穿得整整齐齐，围着一条蓝色的大围巾，极其乖巧斯文地陪坐在一边喝茶，吃瓜子，对我的弄眉挤眼假装视而不见。我感觉不太对劲，心里想着将会发生什么大事呢？临近中午，邻居玉英奶奶极其罕见地端着瓜子、红枣、糖、饼等茶点殷殷勤勤地到我家来了。玉英奶奶是我们村里出了名的极其吝啬的人。他的老伴长发爹爹不论刮风下雨都在田里地里干活，可回到家里只吃剩菜剩饭。有时候天热，饭菜馊了臭了，玉英奶奶舍不得丢，留给长发爹爹吃。洗碗也舍不得用水，谁吃完饭谁负责洗净那一个碗，如果不洗，下一餐仍就用那一个。村里的小孩甭想从玉英奶奶手里得到半块饼干或一粒糖果。眼前的事让我非常纳罕：“奇了怪了，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玉英奶奶有一个宝贝得不得了的独生儿子。三十多岁了，整天阴沉着一张脸，不太爱说话，脑子不太灵光，但也不惹事，有气无处发泄时就拿长发爹爹或者玉英奶奶打一顿。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叫他“江乃拐”。有时候小孩不听话，做母亲的吓唬他：“江乃拐来了。”哭闹的小孩立马噤声。可江乃拐是玉英奶奶的命根子，只有她亲昵地叫他大名：江林，跟别人说话，更要时不时带出“俺江林”三个字。江乃拐那两年不知跟谁怄气，不在家里住了，在山里挖了一个洞，一个人住着。我跟伙伴们去山上砍柴，见了那山洞都远远的绕着走，生怕与江乃拐碰个正着。
吃过午饭，玉英奶奶又来到我家，客客气气地把我妈，玲芳妈妈和弟弟接到他们家里喝茶去了。“难道我妈要把小秋姐介绍给江乃拐？不会的，不会的。他们可一点也不配，我妈不会那么傻的。”我没法接受小秋姐要嫁给江乃拐的事实，只能自我安慰。但是这件事没有我说话的份。小秋姐的婶娘回去后，玉英奶奶一家很快忙碌起来，江乃拐也回家里来住了。一天，江乃拐的妹妹来我家里，跟我妈说她要去街上买把接新娘子用的伞，还有其他的东西。江乃拐的妹妹是个老大姑娘，她和玉英奶奶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长相和性格都是。傍晚，我看见江乃拐的妹妹挑着箩筐回来了，手里提着一把最便宜的、模样丑陋的木柄黑伞。我简直惊呆了，心里嘀咕：“就用这种伞去接亲？不会的不会的，肯定是给玉英奶奶用的。”我再一次自问自答，自我否定。很不幸，我的两次自我否定都错了。
寒假快过完时，小秋姐不声不响地嫁过来了。小秋姐剪了短发，光头净脸，衣着齐整，似乎瘦了一些。她安安静静地坐着，任由我们村里的人品头论足。因为正当华年，安静下来的小秋姐惊艳了众人。去外婆村里接亲回来的小伙子对着我妈赞声不绝：“你娘家里村的妹仔可真漂亮啊。”其司马昭之心，显而易见。我妈很得意，自觉是个大功臣。我愤愤然，觉得我妈真是乱点鸳鸯谱。我还听说，小秋姐的婶娘见了那把丑陋的黑伞后，勃然大怒：“我一脚踩断它！”旁边人死拉活劝好一阵才平息下来。再买傘是来不及了，小秋姐就在那把丑陋的黑伞的引导下嫁到了我们村。 玉英奶奶家罕见地彻底清扫了一回。斑驳的木门上罕见地贴了一张胖娃娃的图画。在整个房子暗淡的基调上，那张胖娃娃图画非常明亮，非常不协调，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稀奇，非常非常不习惯。要在平时，玉英奶奶是打死也不会花这种冤枉钱的。凡是不能吃不能喝的东西，在玉英奶奶眼里都是花冤枉钱。玉英奶奶还让出了家里最宽最好的房间，尽管暗淡不已，破旧不已。老屋子陈旧、暗淡，跟光鲜饱满的小秋姐一点也不协调。小秋姐和胖娃娃图画像都是那个屋子里的另类，硬生生地被塞了进来。
小秋姐嫁到江乃拐家里以后一次也没癫过。玉英奶奶和江乃拐对小秋姐很好。连内衣内裤都帮她洗。小秋姐天天吃饱了就溜达，一边溜达一边吃零食。小秋姐吃零食只管伸手向玉英奶奶要：“妈，我要吃东西。”玉英奶奶就塞给她一把花生，几粒糖，或几块红薯干，反正她家的零食从不给别人吃，都让玉英奶奶收着。有时候，玉英奶奶要去地里干活，就塞给小秋姐一整块红薯片。红薯片是我们村里的特产。红薯蒸熟后去皮捣成泥。在一个木模具里铺上手绢或纱布，将红薯泥平平的、薄薄地摊上。然后提起手绢，将红薯泥倒扣在稻草上晒干，既成红薯片。红薯片便于贮存，可直接吃，味道不错，高级一点的吃法是剪成一条条的用油炸，香甜酥脆。我妈平时只舍得撕下一小条红薯片给我们吃，从来不整张整张地给。小秋姐刚刚吃饱了饭，便将红薯片卷成一个小卷，抓起手里，玩一会，摊开来看看，又卷成一个小卷，握着。玩好久，再一口口将红薯片吃掉。很快，小秋姐怀孕了。我妈说：“小秋仔真会玩，把红薯片像卷竹垫一样卷起来，放开，再卷起来，再放开。”“一口咬掉个碓阿叉。”奶奶也笑着说。小秋姐像个孩子，单纯，不谙世事。尽管她自己也快要生孩子了。
玉英奶奶一家与另外两家人合住在一座老式大房子里，粗大的圆木柱子，发黑的木头墙壁。夏天的夜晚，同屋住的人还在天井里乘凉。小秋姐房间里的灯就熄了。“热死个人，你压到我身上做什么？”小秋姐尖锐的声音从房里毫无顾忌地传出来。天井里的人们一怔，不约而同地噤了声，再不约而同地侧耳倾听一阵，却再无声息，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低下头去，彼此心领神会而又故作神秘地笑了。第二天，一村人都在故作神秘地在谈论着这件事，咬着耳朵，压低了声音，“嗤嗤”地笑着。见到小秋姐，一些人的目光里就有了内容，还有一些人望着她，欲言又止的样子，想问她些什么，可是，问什么呢，怎么问呢，于是，想探究的人自己倒有些讪讪的了。小秋姐倒是浑然不覺，她目光纯净，对每个人都是笑眯眯的。晚上，到玉英奶奶堂屋里乘凉的人多起来。
小秋姐生下一个女孩，可她和江乃拐都不会带。几个月后，小孩夭折了。有人说小孩是被小秋姐睡觉时压死的。但也只是听说。那时候，村里夭折个小孩很平常，大人们伤心一阵也就淡忘了。可那件事对玉英奶奶来说太不平常了。她倾尽积蓄帮儿子讨老婆，就是奔着为家里添孙子孙女去的。小秋姐不干活倒也罢了，竟然连小孩也不会带，娶她回来做什么。玉英奶奶开始对小秋姐凶声恶气。赶她外出干活。可小秋姐什么也不会做，锄草会把苗挖掉，放牛会把牛丢了。这让玉英奶奶怨声连天，打发小秋姐跟长发爹爹吃剩饭剩菜。小秋姐不吃，她说咽不进。有时候，母亲把她带到我们家里吃饭，她就狼吞虎咽地吃，直吃得行走困难为止。玉英奶奶不愿意管她，小秋姐就在村里村外闲逛，饥一顿饱一顿。她渐渐地瘦了。
我高中毕业那年，小秋姐的婶娘将小秋姐接回去了。回家后的小秋姐又过了上吃饱了闲逛，逛累了吃的日子。又过了两年，小秋姐嫁到了外省，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那个男人死了老婆，有两个孩子。又过了几年，有人在那个遥远的地方见到了小秋姐。小秋姐胖了，生了一个女儿，也不癫了。男人和三个孩子对小秋姐都很好，很有耐心。
小秋姐，在我心里曾经那么骄傲过，美丽过的小秋姐，愿你在那遥远的地方幸福地、安静地生活。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