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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广岛大学教授陈翀近日推出新著《日宋汉籍交流史的诸相—〈文选〉〈史记〉与〈白氏文集〉》，作者长年研治日本古文书与汉籍，向以发现日藏新文献而为国内学人关注，本书同样保持了这一特色，约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利用古文书档案展示《文选》东渐之后，日本学人接受与研读各类注本的信息。在《文选》被唐人确定为习文教材后，《文选》学成为唐朝显学，差不多就在同时，日本学人即将此风移植到东瀛。从八世纪中叶到十一世纪初《白氏文集》流行之前，《文选》一直是日本学人必读之物，至今仍保留了六臣注之外的唐人注本，如《文选集注》《文选九条注》等残卷，已是研究《文选》流传史最珍贵的史料了。然而，关于这些书的流传时间以及流传过程，久无定说。陈翀曾于《正仓院文书》中发现了相关记录：“《文选》上帙九卷，纸口口”，“《文选》音义七卷，纸一百八十一张”，“《文选》下帙五卷，纸一百廿”，“《文选音义》三卷，七十五”，“文选上帙音、脩行十二年”，“下道朝臣直言《文选音议（义）》一卷、附下道朝臣福倍送遣也。……天平十八年正月七日召大唐使已讫也”，“《文选》上帙、用二百卅张”，“先日宣注《文选》、殷勤欲画申人侍、纸食料笔墨等，备欲求请”。这些文字多是关于宫内用纸与抄写工作的记录，时间在唐开元十九年（731）至广德二年（764），涉及白文本《文选》与音注、音义以及李善注《文选》等书，表明八世纪前半叶《文选》一书在奈良皇宫中已非常流行。今传注本应多是经此传承下来的。
《唐写文选集注残本》，收入《嘉草轩丛书》，1918 年珂罗版影印 
《文选》李善注，明末汲古阁刻本
此外，陈翀又发现《权记》中一则材料：“亦先日匡衡朝臣所传《仰注文选》，才所求得四十余卷。非一同，随仰可令进上。”（《史料大成》，内外书籍株式会社1939年;《史料纂集》所收《权记》第二，《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87年）认为所谓“仰注《文选》”可能就是“《集注文选》”。又，《御堂关白记·道长日记》记：“（宽弘元年[1004]十月三日），圆证又送同，乘方朝臣《集注文选》并元白集来，感悦无极，是有闻书等也。”两相对照，推断《文选集注》的流傳可能与大江匡衡有关。大江匡衡有《述怀古调诗一百韵》言：“执卷授明主，从容冕旒褰。《尚书》十三卷，《老子》亦五千。《文选》六十卷，《毛诗》三百篇。加以孙罗注，加以郑氏笺。搜史记滞义，追谢司马迁。叩文集疑阙，仰惭白乐天。”本诗应为东亚中世文化史重要史料，集中反映了十世纪时日本君臣虔诚吸纳中土经典的情形。上列材料，可给笺解这首诗提供最贴近的史料。其说或可推敲，但所陈列的各类平安文书档案，已提升了《文选》流传史的研究深度，立体地展示了中古三个世纪里东亚学人共读一书的历史。
其二，通过论证平安、镰仓上层贵族对汉籍的垄断权，具体说明了《太平御览》《史记》等书的东传背景与过程。陈翀在本书中梳理了中世平清盛政权与宋朝外交、贸易关系史料，指出千卷大书《太平御览》传入日本，不是一次偶然的贸易行为，而是在日本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自苏轼关于书禁奏文生效后，宋朝加大了对书籍传出的管控。日本在百余年里仅依靠巡礼僧成寻、商人刘文仲、入宋僧重源等传入一些汉籍。这一情况到南宋后有所改变，随着宋金关系稳定，书禁政策稍有松动，这一变化恰在平清盛夺取王朝大权之时。《太平御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入日本的。作者找到了本书传入日本最早的记录，即中山忠亲（1131-1195）《山槐记》所言：“（治承三年[1179]二月十三日），辛丑，天阴，算博士行衡来云：入道大相国六波罗，可被于献唐书于内云云，其名《太平御览》云，二百六十帖也。入道书留之，可被献摺本于内里云，此书未被渡本朝也”，“送物，《太平御览》，苏芳村浓浮线绫打着，以玉作之，被里三惮衣，三百之内也，知盛取之，于东户给大进，大进给出纳”。作为一部皇家编撰的千卷大型书籍，它的东传，既是宋王朝有意识的文化输出，也是平家政权对宋文化的用心选择，是平家提振自身文化地位加强权力的举措。
南宋黄善夫刊《史记》影印本
陈翀又引出其他文献证明此书在日本的影响，如广桥经光（1213-1274）《改元定记》：“（宽元元年[1243]二月二十六日），式部大辅云，春秋内事用引文之条不审，现在书目录内无之，春秋未文欤？然者未渡之书欤？仍内内相寻，（清原）赖尚真人之处，件书不知名字云云，《太平御览》引文书也。件目六端载之欤，然者未渡之书欤，争可用引文乎，《太平御览》书出之欤，所为不审。”这些否定《太平御览》的言论出现于平清盛身后五十年，正证明重视《太平御览》确实是平清盛个人之举，他欲以此对抗京都贵族以《文选》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体现了东亚近古一种特殊的文化走向。
本书作者还通过对日藏南宋黄善夫刊《史记》的考察，发现其上留下原始装订线孔，由此推断本书是经过改装的，由敦煌册页本以及早期印刷本装订看，这一刊本或有更早的刊刻年代。又由本书原初藏处严岛神社与平清盛政权关系看，这一刊本也反映了平清盛政权借汉籍提振权威的史实。
白居易手迹《白氏文集古抄残卷》
又如，镰仓抄卷《管见抄》是现存最早的白居易选本，它是对北宋景佑刊本的选抄，抄本只是原书的十分之一，却保留了这一刊本众多信息，既是印刷史上的重要史料，也是白集校勘的重要文献。然而，对本书自身情况研究并不多。陈翀调查了公文书馆所藏《管见抄》形态，还原其拆装之事，追索到原藏地是京都石清水八幡宫田中坊，田中坊为京都派往镰仓的僧人，时间为日本永仁三年（1293）。同时，书后有跋文：“抑此抄一部十卷，誂清直讲终朱墨点，彼真人，累代高才之儒胤也，当世绝伦之名士也，世之所知也。人之所许也，然则比掌内珠，为函中宝，莫出阃外而已。”作者从中发现此处“清直”与《令义解》中所载北条时宗密经法师直讲清原为同一人，再将《吾妻镜》相关记载与《管见抄》跋文对照，发现抄录者很可能是其时的宗尊亲王。
又，小松茂美编《平安朝传来的白氏文集与三迹研究》一书，提供了尊元亲王（1298-1356）抄卷。本书讨论了其上所存的一首白氏佚诗。陈翀先从排序与文本比较上，说明这一抄卷与平安抄卷（即金泽文库本）有同源关系，所据皆是平安时代流传的《白氏文集》，又由其使用俗字一事判断其底本可能参考了传入的宋代印本，所参校的刊本与是金泽本一样的。作者又详列白氏相关的观棋诗句来证明《看棋赠人》一诗应出白手，诗曰：“寻常怪笑烂柯非，今日亲观自忘归。回眺地形超面势，群山逦逸尽斜飞。”诗颇有白氏风味。白居易生前即不承认不见于他自编集中的诗，这种辩解或许有悔其少作的成分，但并不能完全排除这些诗与白居易的关系。此事表明其时日本王朝权贵所掌握的《白氏文集》自成体系，与后世流行的刊本确有不同。这些都是在纷烦琐细的文献中打捞出了极有价值的有关《白氏文集》流传的史料，深度解析了盛行于日本中世的“白居易崇拜”这一文化现象的特点。
本书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唐诗名篇的新解，如杜甫自言“熟精文选理”，诸家注杜诗多重其与《文选》的关系。作者引白居易诗中“文选六十卷中无”，具体说明唐代学人与李善注本的密切关系，杜甫与李邕关系密切，故对李善注本接受尤多，这可由杜诗用词见出。又，引用类书释解唐诗是作者近年用力颇深的一项有特色的成果。作者曾发现李白《静夜思》每一句都可在《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注》中找到相应的出处。本书对王之涣《登鹳雀楼》诠解也用此法。王诗的“白日依山尽”“欲穷千里目”，与《艺文类聚》中朱超“落照依山尽”、鲍照“远极千里目”相关，诗中的“白日”“黄河”“千里目”等词也可能是化用了庾信“建章三月火，黄河千里槎”一句，所论都颇有新意。由于时空相隔，唐人有些诗句，在我們看来是极具创造力的，但若将其置于当时的语境中会发现它们不过是当时习用的套语。即以王之涣“黄河入海流”一句而言，榆林市榆阳博物馆所藏《唐华清宫使正议大夫行内侍省内侍赐紫金鱼袋上柱国晋阳县开国公太原王公夫人宋氏墓志铭》首句则言：“黄河自天、条山入海。”情景、思维、用词多一致，足见诗人所用也是当时习语。故本书的这一研究展示了一个大有拓展空间的学术领域。
当然，本书也有一个文献学者在解读文学文本时易出现的通病与遗憾：一是过度迷信新见文献，如关于白居易诗句的笺证多以抄卷为确，刊本为误，显然过于片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今传刊本当初也是有一种抄本，现存抄卷也只是传本之一;二是过求尖新易失允当。如作者认为：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中“行步欹危实怕春”一句，出处与《文选》李善注有关，《文选·子虚赋》中“于是楚王乃登云阳之台，怕乎无为，憺乎自持”，李善注言：“《老子》曰：‘我独怕然而未兆。’《说文》曰：‘怕，无为也。’……怕与泊同，薄各切。”进而以“静闲”释“怕春”一词。恐非确解，失之牵强。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宋元之后的来日僧起到了重大的桥梁作用，如兰溪道隆（1213-1278，约1246年赴日）、明极楚俊（1262-1336，约1329年赴日）、大休正念（1215-1289，约1269年赴日）、竺仙梵仙（1292-1348，1339年赴日）、一山一宁（1247-1317，1299年赴日）、无学祖元（1226-1286，约1279年赴日）、清拙正澄 （1274-1339，1326年赴日）等，不仅对日本近古禅林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也以自己的诗文记录了日本五山文化，推进了中国人对近邻文化的了解。进入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师生位置对调，但也有不少学人留日从教，他们的身份近似宋元的来日僧，以自身的学术成就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传承了以汉文为中心的东亚古典学，在中日学林中，这类著作自成风格，别是一体。陈翀教授这一部书正是这类学者的最新成果，值得关注。
其一，利用古文书档案展示《文选》东渐之后，日本学人接受与研读各类注本的信息。在《文选》被唐人确定为习文教材后，《文选》学成为唐朝显学，差不多就在同时，日本学人即将此风移植到东瀛。从八世纪中叶到十一世纪初《白氏文集》流行之前，《文选》一直是日本学人必读之物，至今仍保留了六臣注之外的唐人注本，如《文选集注》《文选九条注》等残卷，已是研究《文选》流传史最珍贵的史料了。然而，关于这些书的流传时间以及流传过程，久无定说。陈翀曾于《正仓院文书》中发现了相关记录：“《文选》上帙九卷，纸口口”，“《文选》音义七卷，纸一百八十一张”，“《文选》下帙五卷，纸一百廿”，“《文选音义》三卷，七十五”，“文选上帙音、脩行十二年”，“下道朝臣直言《文选音议（义）》一卷、附下道朝臣福倍送遣也。……天平十八年正月七日召大唐使已讫也”，“《文选》上帙、用二百卅张”，“先日宣注《文选》、殷勤欲画申人侍、纸食料笔墨等，备欲求请”。这些文字多是关于宫内用纸与抄写工作的记录，时间在唐开元十九年（731）至广德二年（764），涉及白文本《文选》与音注、音义以及李善注《文选》等书，表明八世纪前半叶《文选》一书在奈良皇宫中已非常流行。今传注本应多是经此传承下来的。
此外，陈翀又发现《权记》中一则材料：“亦先日匡衡朝臣所传《仰注文选》，才所求得四十余卷。非一同，随仰可令进上。”（《史料大成》，内外书籍株式会社1939年;《史料纂集》所收《权记》第二，《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87年）认为所谓“仰注《文选》”可能就是“《集注文选》”。又，《御堂关白记·道长日记》记：“（宽弘元年[1004]十月三日），圆证又送同，乘方朝臣《集注文选》并元白集来，感悦无极，是有闻书等也。”两相对照，推断《文选集注》的流傳可能与大江匡衡有关。大江匡衡有《述怀古调诗一百韵》言：“执卷授明主，从容冕旒褰。《尚书》十三卷，《老子》亦五千。《文选》六十卷，《毛诗》三百篇。加以孙罗注，加以郑氏笺。搜史记滞义，追谢司马迁。叩文集疑阙，仰惭白乐天。”本诗应为东亚中世文化史重要史料，集中反映了十世纪时日本君臣虔诚吸纳中土经典的情形。上列材料，可给笺解这首诗提供最贴近的史料。其说或可推敲，但所陈列的各类平安文书档案，已提升了《文选》流传史的研究深度，立体地展示了中古三个世纪里东亚学人共读一书的历史。
其二，通过论证平安、镰仓上层贵族对汉籍的垄断权，具体说明了《太平御览》《史记》等书的东传背景与过程。陈翀在本书中梳理了中世平清盛政权与宋朝外交、贸易关系史料，指出千卷大书《太平御览》传入日本，不是一次偶然的贸易行为，而是在日本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自苏轼关于书禁奏文生效后，宋朝加大了对书籍传出的管控。日本在百余年里仅依靠巡礼僧成寻、商人刘文仲、入宋僧重源等传入一些汉籍。这一情况到南宋后有所改变，随着宋金关系稳定，书禁政策稍有松动，这一变化恰在平清盛夺取王朝大权之时。《太平御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入日本的。作者找到了本书传入日本最早的记录，即中山忠亲（1131-1195）《山槐记》所言：“（治承三年[1179]二月十三日），辛丑，天阴，算博士行衡来云：入道大相国六波罗，可被于献唐书于内云云，其名《太平御览》云，二百六十帖也。入道书留之，可被献摺本于内里云，此书未被渡本朝也”，“送物，《太平御览》，苏芳村浓浮线绫打着，以玉作之，被里三惮衣，三百之内也，知盛取之，于东户给大进，大进给出纳”。作为一部皇家编撰的千卷大型书籍，它的东传，既是宋王朝有意识的文化输出，也是平家政权对宋文化的用心选择，是平家提振自身文化地位加强权力的举措。
陈翀又引出其他文献证明此书在日本的影响，如广桥经光（1213-1274）《改元定记》：“（宽元元年[1243]二月二十六日），式部大辅云，春秋内事用引文之条不审，现在书目录内无之，春秋未文欤？然者未渡之书欤？仍内内相寻，（清原）赖尚真人之处，件书不知名字云云，《太平御览》引文书也。件目六端载之欤，然者未渡之书欤，争可用引文乎，《太平御览》书出之欤，所为不审。”这些否定《太平御览》的言论出现于平清盛身后五十年，正证明重视《太平御览》确实是平清盛个人之举，他欲以此对抗京都贵族以《文选》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体现了东亚近古一种特殊的文化走向。
本书作者还通过对日藏南宋黄善夫刊《史记》的考察，发现其上留下原始装订线孔，由此推断本书是经过改装的，由敦煌册页本以及早期印刷本装订看，这一刊本或有更早的刊刻年代。又由本书原初藏处严岛神社与平清盛政权关系看，这一刊本也反映了平清盛政权借汉籍提振权威的史实。
又如，镰仓抄卷《管见抄》是现存最早的白居易选本，它是对北宋景佑刊本的选抄，抄本只是原书的十分之一，却保留了这一刊本众多信息，既是印刷史上的重要史料，也是白集校勘的重要文献。然而，对本书自身情况研究并不多。陈翀调查了公文书馆所藏《管见抄》形态，还原其拆装之事，追索到原藏地是京都石清水八幡宫田中坊，田中坊为京都派往镰仓的僧人，时间为日本永仁三年（1293）。同时，书后有跋文：“抑此抄一部十卷，誂清直讲终朱墨点，彼真人，累代高才之儒胤也，当世绝伦之名士也，世之所知也。人之所许也，然则比掌内珠，为函中宝，莫出阃外而已。”作者从中发现此处“清直”与《令义解》中所载北条时宗密经法师直讲清原为同一人，再将《吾妻镜》相关记载与《管见抄》跋文对照，发现抄录者很可能是其时的宗尊亲王。
又，小松茂美编《平安朝传来的白氏文集与三迹研究》一书，提供了尊元亲王（1298-1356）抄卷。本书讨论了其上所存的一首白氏佚诗。陈翀先从排序与文本比较上，说明这一抄卷与平安抄卷（即金泽文库本）有同源关系，所据皆是平安时代流传的《白氏文集》，又由其使用俗字一事判断其底本可能参考了传入的宋代印本，所参校的刊本与是金泽本一样的。作者又详列白氏相关的观棋诗句来证明《看棋赠人》一诗应出白手，诗曰：“寻常怪笑烂柯非，今日亲观自忘归。回眺地形超面势，群山逦逸尽斜飞。”诗颇有白氏风味。白居易生前即不承认不见于他自编集中的诗，这种辩解或许有悔其少作的成分，但并不能完全排除这些诗与白居易的关系。此事表明其时日本王朝权贵所掌握的《白氏文集》自成体系，与后世流行的刊本确有不同。这些都是在纷烦琐细的文献中打捞出了极有价值的有关《白氏文集》流传的史料，深度解析了盛行于日本中世的“白居易崇拜”这一文化现象的特点。
本书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唐诗名篇的新解，如杜甫自言“熟精文选理”，诸家注杜诗多重其与《文选》的关系。作者引白居易诗中“文选六十卷中无”，具体说明唐代学人与李善注本的密切关系，杜甫与李邕关系密切，故对李善注本接受尤多，这可由杜诗用词见出。又，引用类书释解唐诗是作者近年用力颇深的一项有特色的成果。作者曾发现李白《静夜思》每一句都可在《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注》中找到相应的出处。本书对王之涣《登鹳雀楼》诠解也用此法。王诗的“白日依山尽”“欲穷千里目”，与《艺文类聚》中朱超“落照依山尽”、鲍照“远极千里目”相关，诗中的“白日”“黄河”“千里目”等词也可能是化用了庾信“建章三月火，黄河千里槎”一句，所论都颇有新意。由于时空相隔，唐人有些诗句，在我們看来是极具创造力的，但若将其置于当时的语境中会发现它们不过是当时习用的套语。即以王之涣“黄河入海流”一句而言，榆林市榆阳博物馆所藏《唐华清宫使正议大夫行内侍省内侍赐紫金鱼袋上柱国晋阳县开国公太原王公夫人宋氏墓志铭》首句则言：“黄河自天、条山入海。”情景、思维、用词多一致，足见诗人所用也是当时习语。故本书的这一研究展示了一个大有拓展空间的学术领域。
当然，本书也有一个文献学者在解读文学文本时易出现的通病与遗憾：一是过度迷信新见文献，如关于白居易诗句的笺证多以抄卷为确，刊本为误，显然过于片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今传刊本当初也是有一种抄本，现存抄卷也只是传本之一;二是过求尖新易失允当。如作者认为：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中“行步欹危实怕春”一句，出处与《文选》李善注有关，《文选·子虚赋》中“于是楚王乃登云阳之台，怕乎无为，憺乎自持”，李善注言：“《老子》曰：‘我独怕然而未兆。’《说文》曰：‘怕，无为也。’……怕与泊同，薄各切。”进而以“静闲”释“怕春”一词。恐非确解，失之牵强。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宋元之后的来日僧起到了重大的桥梁作用，如兰溪道隆（1213-1278，约1246年赴日）、明极楚俊（1262-1336，约1329年赴日）、大休正念（1215-1289，约1269年赴日）、竺仙梵仙（1292-1348，1339年赴日）、一山一宁（1247-1317，1299年赴日）、无学祖元（1226-1286，约1279年赴日）、清拙正澄 （1274-1339，1326年赴日）等，不仅对日本近古禅林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也以自己的诗文记录了日本五山文化，推进了中国人对近邻文化的了解。进入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师生位置对调，但也有不少学人留日从教，他们的身份近似宋元的来日僧，以自身的学术成就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传承了以汉文为中心的东亚古典学，在中日学林中，这类著作自成风格，别是一体。陈翀教授这一部书正是这类学者的最新成果，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