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和卫生事业的大国，美国社会各界极为重视健康市场的合理有序发展，经过多年时间，发展出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
　　 在这些做法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政府及健康科研界、民间组织（NGO）与媒体的良性互动，而带动这种良性互动的基础，是各方对科学证据和科学程序的遵守。有关癌症筛查就体现了这种互动。
　　 最近，美国健康领域探讨比较多的问题就包括癌症筛查。应该说，初步看起来，有大量研究和实践表明癌症筛查有收益，比如通过检测PSA（前列腺特定抗原），发现了大量此前无法被发现的前列腺癌症患者。
　　 而早点发现癌症，当然就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治疗。通过癌症筛查，患者五年存活率大为提高，让检查机构、医院、病人和公众，既得到了医学上的成就，赚到了真金白银，又延长了生命，各方皆大欢喜。
　　 然而，学者们也指出，五年存活率提高的同时，怎么死亡人数不减，甚至在个别地方反而增加？指出问题的好事者绝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把支持癌症筛查的文献都拿出来对比着看。他们指出，筛查让很多本来可能是死前两年、一年、半年被发现癌症的患者提前被检测出疾病，但最后他们还是死了，可统计指标显示，5年存活率大增。此外，更多可能死于其他疾病的人被发现出癌症，并被记录死于癌症。同时，筛查发现了更多本来不会发展成恶性肿瘤的癌症患者（non-progress cancer），这些人当然本来就不会死，所以他们帮助提高了五年存活率，但同时，这也造成了过度治疗。当然，误诊以及将非恶性肿瘤诊断为癌症患者所造成的心理冲击造成的副作用也不容小觑。
　　 经过多年的争论和对文献数据的反复检测，目前包括美国癌症协会在内的机构，纷纷出台了指导原则，指出对癌症筛查要格外慎重。但他们并没有对筛查断然说不，因为由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主持的对癌症筛查进行多年随机对照临床实验仍然没有完成（已经进行了6年多）。
　　 在这里也必须强调一下，美国的健康监管并不像国内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严格。与欧洲不同，就总体而言，美国的保健领域是高度的市场化，药品以外的新医疗技术可以得到很快的应用。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还可以公开接受药厂的捐赠用于监管事务的研究。
　　 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监管条件下，民间组织、专业机构和司法系统就发挥了很大作用。你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患者或消费者起诉药厂的案例，如果证据确凿，药厂可能面临高额罚款。而司法系统发挥作用的前提，也依赖于社会的专业分工，因为法官们并不懂医学专业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公器对一些医疗技术的监督也很重要。包括《纽约时报》等媒体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了主流学界基于现有数据对癌症筛查的质疑，这已经导致了前几年风靡一时的癌症筛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退潮。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尽管癌症筛查反对者对大规模癌症筛查带来的负面效应忧心忡忡，但他们没有依据个案说话，而是大量检阅已有文献、分析数据并启动新的实验。主流媒体在质疑的时候，也多方引证并查阅了相当数量的文献。虽然争论还没有落下最后的帷幕，但不论争论中哪方占据上风，获胜者都是科学的证据和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