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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本是她用来对抗精神病的治疗方法，却转而成为她活在世上的重要牵挂。“自白派”的四个人中，有三个人自杀了——这些诗篇看似痛苦，不过诗人清楚地知道，那都是对生活的肯定与庆典。这就是诗的全部。
安妮·塞克斯顿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人，即使一生大部分时间都遭受着精神病的摧残，但她和她笔下的诗歌一样，始终皎洁如花。原名安妮·格雷·哈维，安妮1928年11月9日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牛顿城， 19岁那一年，与艾尔弗雷德 ·马勒·塞克斯顿二世私奔至北卡罗来纳，因为那儿的结婚年龄是18岁。
塞克斯顿曾借助波士顿哈维代理处提供的奖学金，接受过模特职业的培训，偶尔当当模特。第一个孩子于1953年出生。翌年，这位年轻的母亲因精神崩溃而住进了精神病医院。出院后，塞克斯顿于1955年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但第二年再次因精神病而住院。
你好，马丁医生
1954年精神崩溃，1955年二度发作，1956年试图自杀，那次，塞克斯顿遇到了马丁·奥尼医生，从此他成为她的终生治疗师。
在第一次的心理治疗中，她对他说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唯一的才分是做妓女。而马丁医生对她说，根据自己的分析，觉得她很具有创造性，于是鼓励她写作。实际上，写诗对当时的塞克斯顿来说并非完全陌生的工作，她早在罗杰斯霍尔预科学校念书时就写过，而且有部分已出现在该校的年鉴中。只因母亲当年对此说过一两句轻蔑的话，她便就此作罢。
在马丁医生鼓励下，她报名参加了一个写作班，写作成为日常心理治疗的一部分。没有受到过多少学校教育的她，作品还被发表在《纽约客》等著名杂志上。后来所谓的自白派的最经典的意义，也显示了“自白”和心理治疗具有一致性。
安妮对马丁医生完全信任，开始写诗后的她走上了一条全新的生活道路。“他说我的诗棒极了，于是我不停地写，然后全部交给他……我坚持写作就是为了让他满意。”她出版于1960年的首部诗集《去精神病院半途而返》，其中第一首诗就是《你，马丁医生》（You， Dr Martin）。
“自白派”
诗集发表后，安妮成了一位公认的重要的新诗人，职业活动日益频繁。不仅应邀到哈佛、雷德克利夫、奥伯林、波士顿等大学，而且还到中学和精神病院讲授她的诗艺。
她周游了欧洲和非洲，并且在英国和美国进行了广泛的阅读。但她不断地受到精神病医生的监护，于1962年和 1973年又先后两次住进精神病院。然而作为诗人，她很快得到国际认可与熟识。
在“自白派”中，塞克斯顿是惟一承认这个命名、而且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这个流派的诗人。
令安妮嫉妒的死亡
1962年，普拉斯曾经参加过罗伯特·洛威尔在波士顿大学开设的写作研讨班，在那里认识了与她年龄相仿的安妮。安妮比普拉斯稍长，两人都来自波士顿，同样拥有美貌、敏感，以及精湛的文笔，同样地受到精神病的折磨并试图从中挖掘创作灵感。于是两人之间萌发了惺惺相惜的情谊，也充满着微妙的竞争关系。她们曾结伴参加洛厄尔的诗歌研修班，一起在旅馆喝得大醉，甚至互相讨论过自杀的方式。1963年，普拉斯自杀后，安妮回忆道：
我们感情强烈地谈到死亡，我们二人都靠近它，宛如蛾扑向电灯泡……对我们来说这是活力，不管我们怎样，这种活力是持续着的。
跟普拉斯一样，安妮也分外眷恋死亡，前者的自杀一度带给塞克斯顿很大的刺激，她甚至跟心理医生说：“西尔维娅的死扰乱了我，令我也想这样做。她拿走了本来属于我的东西，那死亡是属于我的。”
在麦克林医院
多年来，安妮对麦克林医院一直抱有好奇心，因为洛厄尔和普拉斯都到过这里，她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她曾对好友洛伊丝·阿姆斯说：“我真想获得麦克林医院的奖金”，那种口气就像她是在谈论美国文学院的大奖。但奥尼医生不让她进去，因为那里的费用太高。直到1966年，安妮以诗集《生或死》获得普利策诗歌奖，已经算是功成名就，但她还是没能如愿正式住进麦克林医院。
1968年，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受麦克林医院图书馆的邀请，为该院患者开办一系列的诗歌讲座和学习班——诗歌曾经让安妮绝境逢生，她希望其他病友也能得到同样的帮助。
尽管安妮深得病友们的喜爱，但她对自己并不满意。1973年，她把有关麦克林医院讲座的一些材料装进一个档案袋，封口处写着：“我的第一次写作教学——1969年，非常艰难，因为我对控制人群的经验不足，以及学员变动频繁和护士干扰授课。我需要更多实践才能教得好。”但另一方面，塞克斯顿的精神状况却在急剧恶化，此后她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讲台。
盼得那么苦又盼了那么久的死亡
安妮·塞克斯顿于1974年10月4日星期五，结束了她的生命。
自杀的日子和方式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前一天她在GOUCHER 学院成功地举行了报酬颇丰的一次诗歌朗读，在波士顿大学按时上完了她的诗歌讲习班的课程。意外的是，全班学生都来机场接机。车子驶进波士顿的一路上，安妮都在讲述她如何应付自己朗诵时穿的红色长裙的纽扣，它们仿佛随时会从上到下地裂开。她的话让学生们乐不可支。
第二天早餐时，安妮呷咖啡的时候，时时中断话头，注视着在窗边喂食器里吃食的山雀，它们总是能让她愉快。10点她去坎布里奇赴一个例行约会。那个早晨安妮如此沉静，以至友人没有察觉到那就是告别。但在她走后，有人发现了她的香烟和打火机塞在她办公室的菊花后面。这个姿态似乎大有深意，因为安妮没有香烟就不能思考。
她与玛克辛·库明约好中午一起吃饭，要修改计划1975年3月出版的《朝向上帝的可怕航行》的校样。库明回忆道，1点30分，她们修改完校样，陪她走到车前，看着她开走。塞克斯顿摇下车窗，喊了几句什么，但库明没怎么听清楚这个最为深思熟虑的告别。
穿过美丽的小阳春天气，安妮驱车回家，树木已经呈现出她常常形容的“酸味水果硬糖”的颜色。宽敞通风的厨房里一派宁静，她又倒了一杯伏特加，一边打电话定晚上的约会，改变会面时间。此外她似乎没有和任何人说话，也没有写下任何字条。
她退下手上的戒指，把它们丢在自己的大钱包里，手里端着新倒的伏特加，安妮走进车库，把门在身后关上。她爬进她的红色老美洲狮的驾驶座，车是1967年买的，那一年她开始当大学老师。她将车发动，并打开了无线电，用一氧化碳自杀了。
埃莉诺·莫里斯还记得，10月5日清晨，她被收音机上的一条新闻惊醒，播音员宣告了安妮·塞克斯顿的死讯。莫里斯说：“收音机只说她死了，但我知道她是自杀的，我哭了整个早上。”她珍藏着安妮在一次讲座后送给她的诗集，一本1966年版的获奖诗集《生或死》，塞克斯顿在扉页上写着：“我的决定是‘生’——赠埃莉”。
安妮·塞克斯顿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人，即使一生大部分时间都遭受着精神病的摧残，但她和她笔下的诗歌一样，始终皎洁如花。原名安妮·格雷·哈维，安妮1928年11月9日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牛顿城， 19岁那一年，与艾尔弗雷德 ·马勒·塞克斯顿二世私奔至北卡罗来纳，因为那儿的结婚年龄是18岁。
塞克斯顿曾借助波士顿哈维代理处提供的奖学金，接受过模特职业的培训，偶尔当当模特。第一个孩子于1953年出生。翌年，这位年轻的母亲因精神崩溃而住进了精神病医院。出院后，塞克斯顿于1955年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但第二年再次因精神病而住院。
你好，马丁医生
1954年精神崩溃，1955年二度发作，1956年试图自杀，那次，塞克斯顿遇到了马丁·奥尼医生，从此他成为她的终生治疗师。
在第一次的心理治疗中，她对他说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唯一的才分是做妓女。而马丁医生对她说，根据自己的分析，觉得她很具有创造性，于是鼓励她写作。实际上，写诗对当时的塞克斯顿来说并非完全陌生的工作，她早在罗杰斯霍尔预科学校念书时就写过，而且有部分已出现在该校的年鉴中。只因母亲当年对此说过一两句轻蔑的话，她便就此作罢。
在马丁医生鼓励下，她报名参加了一个写作班，写作成为日常心理治疗的一部分。没有受到过多少学校教育的她，作品还被发表在《纽约客》等著名杂志上。后来所谓的自白派的最经典的意义，也显示了“自白”和心理治疗具有一致性。
安妮对马丁医生完全信任，开始写诗后的她走上了一条全新的生活道路。“他说我的诗棒极了，于是我不停地写，然后全部交给他……我坚持写作就是为了让他满意。”她出版于1960年的首部诗集《去精神病院半途而返》，其中第一首诗就是《你，马丁医生》（You， Dr Martin）。
“自白派”
诗集发表后，安妮成了一位公认的重要的新诗人，职业活动日益频繁。不仅应邀到哈佛、雷德克利夫、奥伯林、波士顿等大学，而且还到中学和精神病院讲授她的诗艺。
她周游了欧洲和非洲，并且在英国和美国进行了广泛的阅读。但她不断地受到精神病医生的监护，于1962年和 1973年又先后两次住进精神病院。然而作为诗人，她很快得到国际认可与熟识。
在“自白派”中，塞克斯顿是惟一承认这个命名、而且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这个流派的诗人。
令安妮嫉妒的死亡
1962年，普拉斯曾经参加过罗伯特·洛威尔在波士顿大学开设的写作研讨班，在那里认识了与她年龄相仿的安妮。安妮比普拉斯稍长，两人都来自波士顿，同样拥有美貌、敏感，以及精湛的文笔，同样地受到精神病的折磨并试图从中挖掘创作灵感。于是两人之间萌发了惺惺相惜的情谊，也充满着微妙的竞争关系。她们曾结伴参加洛厄尔的诗歌研修班，一起在旅馆喝得大醉，甚至互相讨论过自杀的方式。1963年，普拉斯自杀后，安妮回忆道：
我们感情强烈地谈到死亡，我们二人都靠近它，宛如蛾扑向电灯泡……对我们来说这是活力，不管我们怎样，这种活力是持续着的。
跟普拉斯一样，安妮也分外眷恋死亡，前者的自杀一度带给塞克斯顿很大的刺激，她甚至跟心理医生说：“西尔维娅的死扰乱了我，令我也想这样做。她拿走了本来属于我的东西，那死亡是属于我的。”
在麦克林医院
多年来，安妮对麦克林医院一直抱有好奇心，因为洛厄尔和普拉斯都到过这里，她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她曾对好友洛伊丝·阿姆斯说：“我真想获得麦克林医院的奖金”，那种口气就像她是在谈论美国文学院的大奖。但奥尼医生不让她进去，因为那里的费用太高。直到1966年，安妮以诗集《生或死》获得普利策诗歌奖，已经算是功成名就，但她还是没能如愿正式住进麦克林医院。
1968年，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受麦克林医院图书馆的邀请，为该院患者开办一系列的诗歌讲座和学习班——诗歌曾经让安妮绝境逢生，她希望其他病友也能得到同样的帮助。
尽管安妮深得病友们的喜爱，但她对自己并不满意。1973年，她把有关麦克林医院讲座的一些材料装进一个档案袋，封口处写着：“我的第一次写作教学——1969年，非常艰难，因为我对控制人群的经验不足，以及学员变动频繁和护士干扰授课。我需要更多实践才能教得好。”但另一方面，塞克斯顿的精神状况却在急剧恶化，此后她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讲台。
盼得那么苦又盼了那么久的死亡
安妮·塞克斯顿于1974年10月4日星期五，结束了她的生命。
自杀的日子和方式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前一天她在GOUCHER 学院成功地举行了报酬颇丰的一次诗歌朗读，在波士顿大学按时上完了她的诗歌讲习班的课程。意外的是，全班学生都来机场接机。车子驶进波士顿的一路上，安妮都在讲述她如何应付自己朗诵时穿的红色长裙的纽扣，它们仿佛随时会从上到下地裂开。她的话让学生们乐不可支。
第二天早餐时，安妮呷咖啡的时候，时时中断话头，注视着在窗边喂食器里吃食的山雀，它们总是能让她愉快。10点她去坎布里奇赴一个例行约会。那个早晨安妮如此沉静，以至友人没有察觉到那就是告别。但在她走后，有人发现了她的香烟和打火机塞在她办公室的菊花后面。这个姿态似乎大有深意，因为安妮没有香烟就不能思考。
她与玛克辛·库明约好中午一起吃饭，要修改计划1975年3月出版的《朝向上帝的可怕航行》的校样。库明回忆道，1点30分，她们修改完校样，陪她走到车前，看着她开走。塞克斯顿摇下车窗，喊了几句什么，但库明没怎么听清楚这个最为深思熟虑的告别。
穿过美丽的小阳春天气，安妮驱车回家，树木已经呈现出她常常形容的“酸味水果硬糖”的颜色。宽敞通风的厨房里一派宁静，她又倒了一杯伏特加，一边打电话定晚上的约会，改变会面时间。此外她似乎没有和任何人说话，也没有写下任何字条。
她退下手上的戒指，把它们丢在自己的大钱包里，手里端着新倒的伏特加，安妮走进车库，把门在身后关上。她爬进她的红色老美洲狮的驾驶座，车是1967年买的，那一年她开始当大学老师。她将车发动，并打开了无线电，用一氧化碳自杀了。
埃莉诺·莫里斯还记得，10月5日清晨，她被收音机上的一条新闻惊醒，播音员宣告了安妮·塞克斯顿的死讯。莫里斯说：“收音机只说她死了，但我知道她是自杀的，我哭了整个早上。”她珍藏着安妮在一次讲座后送给她的诗集，一本1966年版的获奖诗集《生或死》，塞克斯顿在扉页上写着：“我的决定是‘生’——赠埃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