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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扩招政策的推行让中国高等教育快步进入“大众化”阶段，上大学对多数学生而言已经不再遥不可及。“异地高考”问题的持续发酵，实际上是民众对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提出了新要求。高等教育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内涵提升和质量建设显得尤为迫切。让人民拥有平等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公平，也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关键所在。
去年“两会”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社会广为关注的“异地高考”问题，给出了改革方案出台的时间表。时间整整过去一年，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出席江苏代表团会议时，对“异地高考”作出回应：“工作有了良好的开局。”据他介绍：目前已有9个省份今年解决高考问题。全国已经有3000多名考生报名，其余省市区会在2014年解决。”
“难产”的改革方案
2012年12月30日，在舆论的注视下、在民众的期盼中，北京、上海、广东三省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在距离教育部要求的最后时限只差一天的当口，“压哨”出台。
透过这一年的“时间表”，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异地高考”在这个涉及多方利益格局的形势下，经历了怎样的演进过程，各方作了怎样的博弈与努力。
“异地高考”由来已久，它关注的是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高中后教育升学考试的问题。随着近几年城镇化进程加快，这一群体规模急剧扩大，逐渐转变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民众呼声从民间而起，2009年后经过舆论逐步放大，最终在2012年“两会”前夕达到一个高潮，并成为当年“两会”的教育热点。
去年“两会”，面对舆论呼声，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教育部正在努力推进，处于最后冲刺阶段了，“用不了10个月就会出台相关政策”。这是教育部第一次就“异地高考”问题给出明确的时间表。
接下来是等待，是期盼。尤其是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期盼能够搭上改革政策的“顺风车”。这期间，媒体舆论关于“异地高考”的争论愈演愈烈，北京、上海等地还引发了当地家长与外地家长网上辩论，站在各自的立场，双方互不相让。
2012年8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发改委、公安部、人社部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年底前出台”。
该意见的出台，确定了各省“异地高考”改革方案的时间表，而在一些学者看来，文件的下发，意味着“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中，“角色”悄然发生了转变，主导权由中央转移到了地方。这样的转变立刻把各省教育行政部门推向了舆论的中心。
作为教育主管部门，教育部则承担起了调控者的角色。这种“调控”主要体现在对“异地高考”门槛标准的设置上，而这正是改革方案制定的核心与关键所在。同时，教育部有关领导强调政策制定要充分考虑各地实际。
2012年9月6日，袁贵仁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异地高考”需要在家长、学生和所在城市三方面符合基本条件：家长在流入地要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交了各种保险，尽管不是户籍人口，但是常住人口；学生本人在流入地就读的时限不同，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什么样的学生跟本地生享受相同的升学考试政策；还要看这个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
“三个基本条件”一經发布，便引起了很大争议。但教育部也进一步明确了各省政策出台的自主权，也为门槛设置提供了指导性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也加快了方案制订的步伐。不久，人们就等到了第一份正式方案出台。
2012年10月31日，黑龙江省率先公布了方案，成为第一个明确“异地高考”具体门槛的省份。根据方案，具有黑龙江高中学籍且高中阶段在黑龙江连续就读3年以上，父母在黑龙江有合法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的外省籍随迁子女，可在当地报名就地参加高考。其中，合法稳定的住所含租赁房屋。随后，安徽省也出台了方案，且唯一要求是有“高中阶段完整学籍”，这一门槛比黑龙江还要低。
然而，在距离截止日期1个月的时候，除了山东、黑龙江和安徽3个人口输出大省出台了具体的方案，人们并没有看到方案密集出台的情景。
此时，教育部适时出手。2012年11月22日，教育部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方案制订进展情况报教育部。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对各省（区、市）开展专项督查，还分赴京、沪、粤等地督促指导落实方案。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是教育公平的标志性事件，现在离年底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要集中力量，打好这一硬仗”。
实际上，没有出台方案的省份情况并不一样，像江苏省虽然没有出台具体方案，但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已承诺在2013年执行异地高考，且在年底前出台具体方案，政策出台后，将为“异地高考”学生补报名。
毋庸讳言，其他地方省份所引起的关注，都无法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比，各方的眼睛也始终紧紧盯着北上广将出台怎样的改革方案，因为这三个大城市才是“异地高考”改革关键所在。早在去年“两会”时，杜玉波就坦言：异地高考问题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其他省的问题都不是很大。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作为人口流入较大的地区，如果北上广的异地高考问题不解决，基本上等于我国整体的异地高考问题没解决。”
此时的北京、上海、广东三个人口输入较多的地区，基本处于“静音”状态，只是回应：方案正在制定过程中，会在年底前出台。
进入12月，各地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网上报名工作陆续开始，但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网上报名工作有关规定中，均未涉及“异地高考”的相关内容。这意味着三地“异地高考”学生今年还得踏上回老家高考的漫漫路途。
就在人们质疑三地方案能否按期出台的时候，在距离2013年只剩下一天的时刻，三地方案不约而同地在同一天摆在了公众面前，不出许多人预料，方案一经出台，随即引发一片质疑之声。 “门槛”，高低几何？
袁贵仁表示，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上的态度是“积极解决”“符合条件”和“因地制宜”。从“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出台过程中，人们看到了相关各方的积极态度。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
矛盾的焦点聚集在“门槛”的设置上，无论是“符合条件”还是“因地制宜”，说到底都是门槛问题。
多高的“门槛”才合适？这取决于各地的实际，却也让各地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正如杜玉波所言，解决“异地高考”，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在已经出台的改革方案中，各地一般依照教育部“三个条件”，对家长、孩子、城市需求等条件有所限制，但各地由于现实情况不同，具体限制条件相差也比较大。而这种差异，也标注了“异地高考”门槛的上线与下线。
最早出台方案的黑龙江省规定，异地考生只需满足本省学籍、高中连读3年、有稳定住所3个条件就可报考。而山东、安徽只设置了高中3年完整学籍的要求。要求3年完整学籍，也是当下高考“分省招考”所必须的。而门槛低也在于这些省份是人口输出大省，“异地高考”压力较小。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表示：目前在安徽省的外省籍高中学生约2000人，其中预计有几百人在安徽参加高考。“这对于安徽的几十万考生而言，影响不大。”
门槛最高的无疑是“压哨”出台方案的北京、上海和广东，尤其是北京和上海。北京方案只是给出了中职、高职考试的规划，却对“异地高考”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计划“放开”；上海将“异地高考”政策与《上海市居住证管理条例》挂钩，持有上海居住证A证，即人才引进类居住证的来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上海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并完成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可在当地报考；广东方案主打“积分入户”。2013年起，通过积分入户广东的异地务工人员、高技能人才，其随迁子女可在广东报名参加高考。其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从2014年开始可以报考高等职业学院，2016年可以报名参加高考。
对于三地方案，舆论褒贬不一，但普遍认为门槛过高。长期关注“异地高考”问题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还给北京、上海方案打了分：上海方案不及格，北京方案零分。对此，张千帆作出解释，“四部委布置的‘作业’是异地高考，上海的突破尽管和预想一样小，但至少有一个方案，而北京仅上交了一张‘异地高职’的答卷，再无其他，这简直不可思议。”
对于上海的“积分制”方案，在熊丙奇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算不上是“异地高考”改革，而只是人才流动制度和人事制度上的改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对广东方案“刚刚及格”的评价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广东也存在困难，但有了一个解决问题步骤，门槛相对也低一点。异地高考涉及各方面的问题，一下子难以解决。
对此，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外来务工人员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理所当然应该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参加考试的权利，但是操作起来确实问题比较复杂，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东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比较多的省份和城市。
对于北上广方案，钟秉林认为，无论是站在常住人口角度，还是外来务工人员角度，方案不能令人满意。但“往前走出一步总比原地踏步强，教育部应该督促各省市尽快落实‘异地高考’的举措、措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完善相关政策，看哪些办法能够进行调整，哪些办法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
从目前情况看，学生条件——高中阶段完整学籍，已成必备限制条件。对此，主张放开“异地高考”的专家学者以及家长也没有多少异议。但“如果在父母工作年限、居住地、缴纳社保等方面的要求提得过多的话，就会演变成新一轮的‘拼爹’。受教育权利不应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在制定门槛时，应只针对学生本身才是合理的”。熊丙奇表示。
由此，限定条件如何设置也成了“异地高考“改革最难把握的度。条件设置过高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不公平，条件太低则意味着京、沪等大城市的住房和教育等资源会随着外来人员的涌入面临巨大考验。
实际上，北京、上海等地门槛适当高一点，许多民众是理解和接受的。有学者认为，教育公平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逐步实现。尤其是京、沪等地长期享受教育特权，一下全部放开肯定会出现城市“消化不良”等大量问题。开始的相对高门槛可以起到缓冲作用，以后再逐步降低。
当“异地高考”改革面临较大阻力时，袁贵仁表示，“教育部不會出台异地高考统一方案”。在他看来，流入地有大城市、有中等城市，各地差别很大。态度要积极，办法要从实际出发。“为什么要因地制宜呢？因为各地对利弊都是要权衡的。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承受能力，以及人力资源需求，权衡后来解决。”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袁贵仁透露：今年部分省市已确定将重新出台新的“异地高考”方案，“北京今年还会出台一个新办法”。而上海市也将完善“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列为今年要办的“实事”。
“门槛”高低争论背后，掩藏着的是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正如钟秉林所言：利益诉求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考虑的不一样，外来务工人员考虑孩子平等接受教育、参加高考的权利；常住人口考虑的是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孩子上学——其实不是上学的机会，是上好大学的机会。而政府除了考虑促进教育公平，还要考虑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不同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制定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方案就非常难了。”
一堵难以推倒的“墙”
“异地高考”作为近两年教育公平领域的首要关注点，从表面上是一个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问题、教育问题，但实际上，其背后凝结着复杂的社会因素。
2012年10月18日，一则“京籍家长与非京籍家长在市教委信访办发生争吵”的视频出现在网上。这是支持与反对“异地高考”的双方首次正面冲突。与此同时，上海一外地女孩就“异地高考”约辩沪籍人士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双方争辩的显然不是“在哪里考试”这般简单，而是对于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博弈和争夺。正如有学者所言：从表象上看，“异地高考”是随迁子女在读书、高考上遇到了问题，但本质上，它是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因为既定的制度设计，人们的社会经济角色和公民权利、国民福利被剥离的后遗症。
这种“后遗症”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教育领域最突出的就是高考招生录取上巨大的地区差异。据有关调查，北京考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广东的37.5倍，是安徽的41倍。以2009年复旦大学招生为例，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山东考生的150倍，河南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显然，这样的差距超出了许多人的心理承受限度。
今年“两会”上，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就为本省考生高考不公平“痛心疾首”。据他介绍：2012年，全国在校本专科学生有2391.3万人，而河南只有150多万人，仅占全国的6.5%；全国一类重点学科287个，河南仅1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0%，而河南省毛入学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好几个百分点。虽然数字上看只是几个百分点的差距，细化到河南考生却不是小数。而作为拥有80万考生的河南省而言，目前无一所“985”高校，只有一所“211”大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异地高考”问题从根上说，是高等教育资源长期不平衡、日积月累的结果。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所言：我国高等院校的地理分布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些省市高等院校高度集中，另一些则极度缺乏高等教育资源。由于中央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的短缺，高等院校或者下放给地方或者中央与地方共建，这就使得大学不得不在所在地不成比例地扩大招生，从而造成了地区间高等教育机会差距的扩大。
为人诟病的“高考移民”，其实也是教育资源不平衡、长期不公平而导致的“非常”之举。说到底，就是为了逃避当地激烈的高考竞争，争取更大机会上一所好的大学。
还有就是当下的高考招生制度将考试与户籍捆绑在一起。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众多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扎根安家，与当地人一样工作、缴税、履行义务。本来是否能够取得当地户籍不是什么大事，但没有当地户籍就制约其子女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尤其是严重制约了子女获得当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权利，这就成了大事。
对此，钟秉林认为：“很多教育改革看起来是教育内部的事情，实际上它往往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因为教育的发展和经济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所以一些教育改革必须有配套的改革。”这一点在“异地高考”改革和“户籍”改革关系上可见一斑。户籍制度改革属于社会管理改革的内容，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得以有效推进，那么“异地高考”问题就变得简单了。
“但问题是在我们国家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一些社会管理改革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要率先迈出一步，承担了很多不光是教育内部的、也包括教育外部的压力，这让问题变得非常难。我想这也是现在许多人对改革方案不满意的一个原因。”钟秉林坦言。
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省市，改革方案之所以“难产”，其背后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地区博弈，是现有户籍制度支撑下的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格局的羁绊。这恰恰是“异地高考”难以破题的症结所在。
对于北京家长反对放开“异地高考”的做法，一位在京外来务工人员坦言：“北京的教育资源丰富、教学质量高，我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北京参加高考，但是我也理解一些京籍考生和家长的想法，毕竟这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
针对北京等地一些家长反对放开“异地高考”的做法，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贺铿直言：破除分省市的录取计划，实行统一分数线录取，谁也没有理由去反對。
张千帆则指出：“分省指标这个体制存在好几十年，各地家长也就习以为常，把这当做自己的一种权利。”显然，从考虑子女前途、保护自身既得利益的角度看，要实现这样的利益让渡，无论从观念还是现实，难度都是极大的。
对于“异地高考”，许多人担心放开后“高考移民”会激增，城市人口会“崩溃”，城市资源会吃紧。张千帆表示：“事实上，这个群体的人数即便在京沪也十分有限。以北京为例，即便允许全部在京就读高三的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考，2013年在京参加高考的预计人数仍将低于2012年在京参加高考的人数。因此，马上吸纳就读高三的随迁子女在就读地高考并不会对当地考生产生严重影响。”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王寿斌则认为，异地高考政策“复杂”的根子并不单纯在于“涉及的人多”，也不在于北京、上海比别的地方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而在于京沪考生长期比其他省市考生拥有更加优越的高考特权，凭着“本地人”的身份，他们能够以相对低得多的分数拿到名牌高校的录取通知书。
在王寿斌看来，现行的按省（市、区）区域分配名额、制定政策的不公平高考招生录取政策，才是催生“高考移民”的首要因素。这个“惯例”一天不改，就一直会有人想钻政策的空子，通过“移民”京沪广获取教育利好。区域利益不能割舍，“异地高考”政策将永远没有两全之策和根治之举。
“坚冰”如何化解？
尽管面临困局，但放开“异地高考”占据了舆论主流，推进教育公平是党和国家既定教育发展方针，不会因为一时一地的困难而停滞。正如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俞敏洪所言：“北上广目前推出的异地高考政策，本身就带有歧视性”“中国社会发展到现今，任何不把全体公民当做统一整体的政策都是不可延续的，并且一定会带来后遗症、遇到障碍。”
“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既要解决随迁子女的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有学者认为，既得利益无法让渡，几乎将“异地高考”改革推向了停滞的境地。甚至有人悲观地认为，“10到20年能解决都是乐观的估计。”
面对“异地高考”的困局，一些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在和教育主管部门进行一场“博弈”，在既有方案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应该由教育部统一制定方案。对此，钟秉林并不赞同。他认为，教育部的主要职责在于制定改革的原则，以及政策制定后的监管。此外就是方案实施过程中，根据各地情况进行招生名额的配置。制订具体的方案还应该由各省市来做，方案必须根据各省当地实际、资源配置情况以及基础教育发展水平来确定具体的方案，不能搞“一刀切”。 除了教育部统一制订方案，在今年“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提出，要解决“异地高考”，需重新回归全国统考，根据考生分数和生源所在地按比例分配高等教育资源。钟秉林认为这个方案没有抓住改革的本质。
钟秉林强调：“异地高考”改革只是高考招生改革当中的一部分。任何教育改革不能背离它的目标，高考改革目的是为了什么？它首先一个功能还是筛选人才。“全国统考一张卷，大学的招生自主权何在？所以不能往回退。即便全国一张卷也未必公平，一张考卷各省也不可比。”“还得抓住改革的本质，实现它的基本目标，基本目标就是更科学选拔人才，另外推动学校自主办学，提高教学质量，形成学校自己特色，这是最根本任务。”
“30年改革经验说明，今天的教育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解决问题需要继续改革，今天我们一个建议，如果被采纳，可能是一批孩子受益，也可能是一批孩子受损失，哪一个孩子都伤不起，所以政策的制订、执行不能靠个人感情，不能靠拍脑瓜决策，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袁贵仁感慨地说。
据了解，目前26个省放开了中考、9个省放开了高考，今年高考报名有3000多人，最少的省份有100多人，最多的有1000多人。当得知放开“异地高考”的消息，一位外来务工人员感慨地说，有“回家的感觉”，孩子再也不用为了参加高考千里奔波。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认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不仅是让随迁子女和本地学生同样接受教育的单一权利，最终是教育能不能给予公平机会，同时也为整个社会奠定公平基础。
袁贵仁认为，“初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义务教育的问题用10年，我们解决中考、高考问题才半年时间，要完全解决，人人满意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这个进度是好的。”他表示：教育部作为职能部门，认为各地做了很大的努力，教育部尊重各省（市、区）政府的实施办法。
有学者认为，在既有教育资源条件下，“异地高考”问题的解决，需要京沪等地做适当的利益让渡，互不相让的结果就是谁也无法“过河”。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异地高考”情况，在招生名额分配上予以必要的考虑。“两会”上，袁贵仁也表示：“异地高考”不会对本地教育资源产生影响，教育部会积极地服务各地，统筹协调，解决本地和外来考生的考试权益问题。
熊丙奇主张，在现有高考招生制度框架不改变的情况下，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仍需国家主导。如果仅把制订方案的权限交给地方，很有可能导致具体方案落实难。在现有制度框架无法突破的情况下，可从国家层面出台一个基本的门槛标准来确定资格。而如果在现有的高校自主招生方案的基础上推动高考制度改革，加大高校和考生的自主选择权，则会为彻底解决“异地高考”探索一条新路。
但对于北上广这些“异地高考”情况比较复杂的地方，熊丙奇认为还需要国家有更多的支持性政策，“在施行异地高考后，外地考生人数增加，对当地考生录取机会带来影响，而这些不可能靠调剂弥补。”
“异地高考”是现有高考招生制度矛盾的集中体现，要化解这样的矛盾，除了出台类似“异地高考”改革方案这样的治标之法，根本上还依赖于推进高考招生制度整体改革。这在《教育规划纲要》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指向。
“我们对双方的诉求都要理解。目前来看，北京要平衡异地高考和‘高考移民’的矛盾，不适合简单采取放开报考条件的方式，因为报考条件上放开一个小口子，只能解决小部分的需求。我认为可以将高考改革和推进“异地高考”结合起来，打破按计划录取集中录取制度。”熊丙奇认为。
对此，钟秉林指出，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内容设计十分复杂，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多样化和高考招生制度功能的扩大化，使得目前改革进程与社会期望仍有差距，改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钟秉林强调：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涉及观念的转变、制度的创新、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相关技术的应用，需要政府、高校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必须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
从更深层次上看，“异地高考”问题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海南省政协副主席林方略指出：教育公平程度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没有教育落后的发达地区，也没有教育发达的落后地区。当前，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现象从表面上看源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但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公平、权利和资源分配的相关制度不完善、不健全，越到权力层级低的地区，越是贫困、边远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能够集中和调配的资源就越少，教育投入能力也就越弱。
因此在他看来，单纯从教育领域推动既难以真正实现教育公平，更难以承担通过促进教育公平来实现社会公平的重任。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教育发展不公平、不均衡的现状，必须着力于减少经济、权力、区位等外部社会因素对教育公平的制约，构建起促进教育公平的制度基石。
显然，这需要依赖我国社会改革的整体推进，尤其是与“异地高考”甚至高考招生制度密切相关的户籍等相关制度改革。
“户籍问题是国家社会管理改革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不解决，异地高考仅仅是权宜之计。这要顶层设计、综合考虑才能根本解决。社会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必须实际问题实际处理。”沈健强调。
对于人们担心的“高考移民”现象，熊丙奇坦言，实施“异地高考”确实会放宽这个门槛。怎样避免开放“异地高考”带来高考移民问题，也是检验该方案能否成功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一方面，要通过彻底高考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当前推进“异地高考”最关键之处，在于界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这个概念。这就需要完善的配套实施措施，最大限度保证各方面的利益。
实际上，为了保证“异地高考”政策不被“高考移民”钻了空子，在国务院出台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出台办法，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资格认定。
关于“异地高考”问题上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人们有理由对政府改革寄予期望。
“今年教育部的‘一号文件’内容是改革，今后几年，教育部‘一号文件’都将是关于改革的。”在“两会”之前教育部举行的新春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有关人员传递了一个改革的信号：当前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解决难点热点问题，往往涉及多方利益，破解难度加大，教育將进行持续性、系统性改革，以回应百姓关切。
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言：改革进入了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
去年“两会”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社会广为关注的“异地高考”问题，给出了改革方案出台的时间表。时间整整过去一年，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出席江苏代表团会议时，对“异地高考”作出回应：“工作有了良好的开局。”据他介绍：目前已有9个省份今年解决高考问题。全国已经有3000多名考生报名，其余省市区会在2014年解决。”
“难产”的改革方案
2012年12月30日，在舆论的注视下、在民众的期盼中，北京、上海、广东三省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在距离教育部要求的最后时限只差一天的当口，“压哨”出台。
透过这一年的“时间表”，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异地高考”在这个涉及多方利益格局的形势下，经历了怎样的演进过程，各方作了怎样的博弈与努力。
“异地高考”由来已久，它关注的是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高中后教育升学考试的问题。随着近几年城镇化进程加快，这一群体规模急剧扩大，逐渐转变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民众呼声从民间而起，2009年后经过舆论逐步放大，最终在2012年“两会”前夕达到一个高潮，并成为当年“两会”的教育热点。
去年“两会”，面对舆论呼声，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教育部正在努力推进，处于最后冲刺阶段了，“用不了10个月就会出台相关政策”。这是教育部第一次就“异地高考”问题给出明确的时间表。
接下来是等待，是期盼。尤其是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期盼能够搭上改革政策的“顺风车”。这期间，媒体舆论关于“异地高考”的争论愈演愈烈，北京、上海等地还引发了当地家长与外地家长网上辩论，站在各自的立场，双方互不相让。
2012年8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发改委、公安部、人社部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年底前出台”。
该意见的出台，确定了各省“异地高考”改革方案的时间表，而在一些学者看来，文件的下发，意味着“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中，“角色”悄然发生了转变，主导权由中央转移到了地方。这样的转变立刻把各省教育行政部门推向了舆论的中心。
作为教育主管部门，教育部则承担起了调控者的角色。这种“调控”主要体现在对“异地高考”门槛标准的设置上，而这正是改革方案制定的核心与关键所在。同时，教育部有关领导强调政策制定要充分考虑各地实际。
2012年9月6日，袁贵仁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异地高考”需要在家长、学生和所在城市三方面符合基本条件：家长在流入地要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交了各种保险，尽管不是户籍人口，但是常住人口；学生本人在流入地就读的时限不同，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什么样的学生跟本地生享受相同的升学考试政策；还要看这个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
“三个基本条件”一經发布，便引起了很大争议。但教育部也进一步明确了各省政策出台的自主权，也为门槛设置提供了指导性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也加快了方案制订的步伐。不久，人们就等到了第一份正式方案出台。
2012年10月31日，黑龙江省率先公布了方案，成为第一个明确“异地高考”具体门槛的省份。根据方案，具有黑龙江高中学籍且高中阶段在黑龙江连续就读3年以上，父母在黑龙江有合法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的外省籍随迁子女，可在当地报名就地参加高考。其中，合法稳定的住所含租赁房屋。随后，安徽省也出台了方案，且唯一要求是有“高中阶段完整学籍”，这一门槛比黑龙江还要低。
然而，在距离截止日期1个月的时候，除了山东、黑龙江和安徽3个人口输出大省出台了具体的方案，人们并没有看到方案密集出台的情景。
此时，教育部适时出手。2012年11月22日，教育部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方案制订进展情况报教育部。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对各省（区、市）开展专项督查，还分赴京、沪、粤等地督促指导落实方案。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是教育公平的标志性事件，现在离年底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要集中力量，打好这一硬仗”。
实际上，没有出台方案的省份情况并不一样，像江苏省虽然没有出台具体方案，但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已承诺在2013年执行异地高考，且在年底前出台具体方案，政策出台后，将为“异地高考”学生补报名。
毋庸讳言，其他地方省份所引起的关注，都无法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比，各方的眼睛也始终紧紧盯着北上广将出台怎样的改革方案，因为这三个大城市才是“异地高考”改革关键所在。早在去年“两会”时，杜玉波就坦言：异地高考问题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其他省的问题都不是很大。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作为人口流入较大的地区，如果北上广的异地高考问题不解决，基本上等于我国整体的异地高考问题没解决。”
此时的北京、上海、广东三个人口输入较多的地区，基本处于“静音”状态，只是回应：方案正在制定过程中，会在年底前出台。
进入12月，各地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网上报名工作陆续开始，但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网上报名工作有关规定中，均未涉及“异地高考”的相关内容。这意味着三地“异地高考”学生今年还得踏上回老家高考的漫漫路途。
就在人们质疑三地方案能否按期出台的时候，在距离2013年只剩下一天的时刻，三地方案不约而同地在同一天摆在了公众面前，不出许多人预料，方案一经出台，随即引发一片质疑之声。 “门槛”，高低几何？
袁贵仁表示，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上的态度是“积极解决”“符合条件”和“因地制宜”。从“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出台过程中，人们看到了相关各方的积极态度。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
矛盾的焦点聚集在“门槛”的设置上，无论是“符合条件”还是“因地制宜”，说到底都是门槛问题。
多高的“门槛”才合适？这取决于各地的实际，却也让各地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正如杜玉波所言，解决“异地高考”，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在已经出台的改革方案中，各地一般依照教育部“三个条件”，对家长、孩子、城市需求等条件有所限制，但各地由于现实情况不同，具体限制条件相差也比较大。而这种差异，也标注了“异地高考”门槛的上线与下线。
最早出台方案的黑龙江省规定，异地考生只需满足本省学籍、高中连读3年、有稳定住所3个条件就可报考。而山东、安徽只设置了高中3年完整学籍的要求。要求3年完整学籍，也是当下高考“分省招考”所必须的。而门槛低也在于这些省份是人口输出大省，“异地高考”压力较小。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表示：目前在安徽省的外省籍高中学生约2000人，其中预计有几百人在安徽参加高考。“这对于安徽的几十万考生而言，影响不大。”
门槛最高的无疑是“压哨”出台方案的北京、上海和广东，尤其是北京和上海。北京方案只是给出了中职、高职考试的规划，却对“异地高考”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计划“放开”；上海将“异地高考”政策与《上海市居住证管理条例》挂钩，持有上海居住证A证，即人才引进类居住证的来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上海参加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并完成高中阶段完整学习经历，可在当地报考；广东方案主打“积分入户”。2013年起，通过积分入户广东的异地务工人员、高技能人才，其随迁子女可在广东报名参加高考。其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从2014年开始可以报考高等职业学院，2016年可以报名参加高考。
对于三地方案，舆论褒贬不一，但普遍认为门槛过高。长期关注“异地高考”问题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还给北京、上海方案打了分：上海方案不及格，北京方案零分。对此，张千帆作出解释，“四部委布置的‘作业’是异地高考，上海的突破尽管和预想一样小，但至少有一个方案，而北京仅上交了一张‘异地高职’的答卷，再无其他，这简直不可思议。”
对于上海的“积分制”方案，在熊丙奇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算不上是“异地高考”改革，而只是人才流动制度和人事制度上的改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对广东方案“刚刚及格”的评价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广东也存在困难，但有了一个解决问题步骤，门槛相对也低一点。异地高考涉及各方面的问题，一下子难以解决。
对此，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外来务工人员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理所当然应该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参加考试的权利，但是操作起来确实问题比较复杂，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东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比较多的省份和城市。
对于北上广方案，钟秉林认为，无论是站在常住人口角度，还是外来务工人员角度，方案不能令人满意。但“往前走出一步总比原地踏步强，教育部应该督促各省市尽快落实‘异地高考’的举措、措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完善相关政策，看哪些办法能够进行调整，哪些办法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
从目前情况看，学生条件——高中阶段完整学籍，已成必备限制条件。对此，主张放开“异地高考”的专家学者以及家长也没有多少异议。但“如果在父母工作年限、居住地、缴纳社保等方面的要求提得过多的话，就会演变成新一轮的‘拼爹’。受教育权利不应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在制定门槛时，应只针对学生本身才是合理的”。熊丙奇表示。
由此，限定条件如何设置也成了“异地高考“改革最难把握的度。条件设置过高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不公平，条件太低则意味着京、沪等大城市的住房和教育等资源会随着外来人员的涌入面临巨大考验。
实际上，北京、上海等地门槛适当高一点，许多民众是理解和接受的。有学者认为，教育公平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逐步实现。尤其是京、沪等地长期享受教育特权，一下全部放开肯定会出现城市“消化不良”等大量问题。开始的相对高门槛可以起到缓冲作用，以后再逐步降低。
当“异地高考”改革面临较大阻力时，袁贵仁表示，“教育部不會出台异地高考统一方案”。在他看来，流入地有大城市、有中等城市，各地差别很大。态度要积极，办法要从实际出发。“为什么要因地制宜呢？因为各地对利弊都是要权衡的。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承受能力，以及人力资源需求，权衡后来解决。”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袁贵仁透露：今年部分省市已确定将重新出台新的“异地高考”方案，“北京今年还会出台一个新办法”。而上海市也将完善“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列为今年要办的“实事”。
“门槛”高低争论背后，掩藏着的是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正如钟秉林所言：利益诉求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考虑的不一样，外来务工人员考虑孩子平等接受教育、参加高考的权利；常住人口考虑的是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孩子上学——其实不是上学的机会，是上好大学的机会。而政府除了考虑促进教育公平，还要考虑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不同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制定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方案就非常难了。”
一堵难以推倒的“墙”
“异地高考”作为近两年教育公平领域的首要关注点，从表面上是一个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的问题、教育问题，但实际上，其背后凝结着复杂的社会因素。
2012年10月18日，一则“京籍家长与非京籍家长在市教委信访办发生争吵”的视频出现在网上。这是支持与反对“异地高考”的双方首次正面冲突。与此同时，上海一外地女孩就“异地高考”约辩沪籍人士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双方争辩的显然不是“在哪里考试”这般简单，而是对于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博弈和争夺。正如有学者所言：从表象上看，“异地高考”是随迁子女在读书、高考上遇到了问题，但本质上，它是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因为既定的制度设计，人们的社会经济角色和公民权利、国民福利被剥离的后遗症。
这种“后遗症”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教育领域最突出的就是高考招生录取上巨大的地区差异。据有关调查，北京考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广东的37.5倍，是安徽的41倍。以2009年复旦大学招生为例，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山东考生的150倍，河南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显然，这样的差距超出了许多人的心理承受限度。
今年“两会”上，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就为本省考生高考不公平“痛心疾首”。据他介绍：2012年，全国在校本专科学生有2391.3万人，而河南只有150多万人，仅占全国的6.5%；全国一类重点学科287个，河南仅1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0%，而河南省毛入学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好几个百分点。虽然数字上看只是几个百分点的差距，细化到河南考生却不是小数。而作为拥有80万考生的河南省而言，目前无一所“985”高校，只有一所“211”大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异地高考”问题从根上说，是高等教育资源长期不平衡、日积月累的结果。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所言：我国高等院校的地理分布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些省市高等院校高度集中，另一些则极度缺乏高等教育资源。由于中央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的短缺，高等院校或者下放给地方或者中央与地方共建，这就使得大学不得不在所在地不成比例地扩大招生，从而造成了地区间高等教育机会差距的扩大。
为人诟病的“高考移民”，其实也是教育资源不平衡、长期不公平而导致的“非常”之举。说到底，就是为了逃避当地激烈的高考竞争，争取更大机会上一所好的大学。
还有就是当下的高考招生制度将考试与户籍捆绑在一起。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众多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扎根安家，与当地人一样工作、缴税、履行义务。本来是否能够取得当地户籍不是什么大事，但没有当地户籍就制约其子女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尤其是严重制约了子女获得当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权利，这就成了大事。
对此，钟秉林认为：“很多教育改革看起来是教育内部的事情，实际上它往往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因为教育的发展和经济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所以一些教育改革必须有配套的改革。”这一点在“异地高考”改革和“户籍”改革关系上可见一斑。户籍制度改革属于社会管理改革的内容，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得以有效推进，那么“异地高考”问题就变得简单了。
“但问题是在我们国家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一些社会管理改革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要率先迈出一步，承担了很多不光是教育内部的、也包括教育外部的压力，这让问题变得非常难。我想这也是现在许多人对改革方案不满意的一个原因。”钟秉林坦言。
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省市，改革方案之所以“难产”，其背后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地区博弈，是现有户籍制度支撑下的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格局的羁绊。这恰恰是“异地高考”难以破题的症结所在。
对于北京家长反对放开“异地高考”的做法，一位在京外来务工人员坦言：“北京的教育资源丰富、教学质量高，我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北京参加高考，但是我也理解一些京籍考生和家长的想法，毕竟这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
针对北京等地一些家长反对放开“异地高考”的做法，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贺铿直言：破除分省市的录取计划，实行统一分数线录取，谁也没有理由去反對。
张千帆则指出：“分省指标这个体制存在好几十年，各地家长也就习以为常，把这当做自己的一种权利。”显然，从考虑子女前途、保护自身既得利益的角度看，要实现这样的利益让渡，无论从观念还是现实，难度都是极大的。
对于“异地高考”，许多人担心放开后“高考移民”会激增，城市人口会“崩溃”，城市资源会吃紧。张千帆表示：“事实上，这个群体的人数即便在京沪也十分有限。以北京为例，即便允许全部在京就读高三的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考，2013年在京参加高考的预计人数仍将低于2012年在京参加高考的人数。因此，马上吸纳就读高三的随迁子女在就读地高考并不会对当地考生产生严重影响。”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王寿斌则认为，异地高考政策“复杂”的根子并不单纯在于“涉及的人多”，也不在于北京、上海比别的地方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而在于京沪考生长期比其他省市考生拥有更加优越的高考特权，凭着“本地人”的身份，他们能够以相对低得多的分数拿到名牌高校的录取通知书。
在王寿斌看来，现行的按省（市、区）区域分配名额、制定政策的不公平高考招生录取政策，才是催生“高考移民”的首要因素。这个“惯例”一天不改，就一直会有人想钻政策的空子，通过“移民”京沪广获取教育利好。区域利益不能割舍，“异地高考”政策将永远没有两全之策和根治之举。
“坚冰”如何化解？
尽管面临困局，但放开“异地高考”占据了舆论主流，推进教育公平是党和国家既定教育发展方针，不会因为一时一地的困难而停滞。正如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俞敏洪所言：“北上广目前推出的异地高考政策，本身就带有歧视性”“中国社会发展到现今，任何不把全体公民当做统一整体的政策都是不可延续的，并且一定会带来后遗症、遇到障碍。”
“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既要解决随迁子女的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有学者认为，既得利益无法让渡，几乎将“异地高考”改革推向了停滞的境地。甚至有人悲观地认为，“10到20年能解决都是乐观的估计。”
面对“异地高考”的困局，一些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在和教育主管部门进行一场“博弈”，在既有方案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应该由教育部统一制定方案。对此，钟秉林并不赞同。他认为，教育部的主要职责在于制定改革的原则，以及政策制定后的监管。此外就是方案实施过程中，根据各地情况进行招生名额的配置。制订具体的方案还应该由各省市来做，方案必须根据各省当地实际、资源配置情况以及基础教育发展水平来确定具体的方案，不能搞“一刀切”。 除了教育部统一制订方案，在今年“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提出，要解决“异地高考”，需重新回归全国统考，根据考生分数和生源所在地按比例分配高等教育资源。钟秉林认为这个方案没有抓住改革的本质。
钟秉林强调：“异地高考”改革只是高考招生改革当中的一部分。任何教育改革不能背离它的目标，高考改革目的是为了什么？它首先一个功能还是筛选人才。“全国统考一张卷，大学的招生自主权何在？所以不能往回退。即便全国一张卷也未必公平，一张考卷各省也不可比。”“还得抓住改革的本质，实现它的基本目标，基本目标就是更科学选拔人才，另外推动学校自主办学，提高教学质量，形成学校自己特色，这是最根本任务。”
“30年改革经验说明，今天的教育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解决问题需要继续改革，今天我们一个建议，如果被采纳，可能是一批孩子受益，也可能是一批孩子受损失，哪一个孩子都伤不起，所以政策的制订、执行不能靠个人感情，不能靠拍脑瓜决策，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袁贵仁感慨地说。
据了解，目前26个省放开了中考、9个省放开了高考，今年高考报名有3000多人，最少的省份有100多人，最多的有1000多人。当得知放开“异地高考”的消息，一位外来务工人员感慨地说，有“回家的感觉”，孩子再也不用为了参加高考千里奔波。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认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不仅是让随迁子女和本地学生同样接受教育的单一权利，最终是教育能不能给予公平机会，同时也为整个社会奠定公平基础。
袁贵仁认为，“初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义务教育的问题用10年，我们解决中考、高考问题才半年时间，要完全解决，人人满意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这个进度是好的。”他表示：教育部作为职能部门，认为各地做了很大的努力，教育部尊重各省（市、区）政府的实施办法。
有学者认为，在既有教育资源条件下，“异地高考”问题的解决，需要京沪等地做适当的利益让渡，互不相让的结果就是谁也无法“过河”。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异地高考”情况，在招生名额分配上予以必要的考虑。“两会”上，袁贵仁也表示：“异地高考”不会对本地教育资源产生影响，教育部会积极地服务各地，统筹协调，解决本地和外来考生的考试权益问题。
熊丙奇主张，在现有高考招生制度框架不改变的情况下，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仍需国家主导。如果仅把制订方案的权限交给地方，很有可能导致具体方案落实难。在现有制度框架无法突破的情况下，可从国家层面出台一个基本的门槛标准来确定资格。而如果在现有的高校自主招生方案的基础上推动高考制度改革，加大高校和考生的自主选择权，则会为彻底解决“异地高考”探索一条新路。
但对于北上广这些“异地高考”情况比较复杂的地方，熊丙奇认为还需要国家有更多的支持性政策，“在施行异地高考后，外地考生人数增加，对当地考生录取机会带来影响，而这些不可能靠调剂弥补。”
“异地高考”是现有高考招生制度矛盾的集中体现，要化解这样的矛盾，除了出台类似“异地高考”改革方案这样的治标之法，根本上还依赖于推进高考招生制度整体改革。这在《教育规划纲要》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指向。
“我们对双方的诉求都要理解。目前来看，北京要平衡异地高考和‘高考移民’的矛盾，不适合简单采取放开报考条件的方式，因为报考条件上放开一个小口子，只能解决小部分的需求。我认为可以将高考改革和推进“异地高考”结合起来，打破按计划录取集中录取制度。”熊丙奇认为。
对此，钟秉林指出，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内容设计十分复杂，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多样化和高考招生制度功能的扩大化，使得目前改革进程与社会期望仍有差距，改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钟秉林强调：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涉及观念的转变、制度的创新、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相关技术的应用，需要政府、高校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必须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
从更深层次上看，“异地高考”问题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海南省政协副主席林方略指出：教育公平程度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没有教育落后的发达地区，也没有教育发达的落后地区。当前，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现象从表面上看源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但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公平、权利和资源分配的相关制度不完善、不健全，越到权力层级低的地区，越是贫困、边远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能够集中和调配的资源就越少，教育投入能力也就越弱。
因此在他看来，单纯从教育领域推动既难以真正实现教育公平，更难以承担通过促进教育公平来实现社会公平的重任。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教育发展不公平、不均衡的现状，必须着力于减少经济、权力、区位等外部社会因素对教育公平的制约，构建起促进教育公平的制度基石。
显然，这需要依赖我国社会改革的整体推进，尤其是与“异地高考”甚至高考招生制度密切相关的户籍等相关制度改革。
“户籍问题是国家社会管理改革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不解决，异地高考仅仅是权宜之计。这要顶层设计、综合考虑才能根本解决。社会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必须实际问题实际处理。”沈健强调。
对于人们担心的“高考移民”现象，熊丙奇坦言，实施“异地高考”确实会放宽这个门槛。怎样避免开放“异地高考”带来高考移民问题，也是检验该方案能否成功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一方面，要通过彻底高考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当前推进“异地高考”最关键之处，在于界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这个概念。这就需要完善的配套实施措施，最大限度保证各方面的利益。
实际上，为了保证“异地高考”政策不被“高考移民”钻了空子，在国务院出台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出台办法，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资格认定。
关于“异地高考”问题上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人们有理由对政府改革寄予期望。
“今年教育部的‘一号文件’内容是改革，今后几年，教育部‘一号文件’都将是关于改革的。”在“两会”之前教育部举行的新春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有关人员传递了一个改革的信号：当前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解决难点热点问题，往往涉及多方利益，破解难度加大，教育將进行持续性、系统性改革，以回应百姓关切。
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言：改革进入了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