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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9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正式接获到学校解聘通知。原因是他超生二胎,决意不交超生罚款——社会补偿费。三年前,他撰文力挺重庆“最牛钉子户”,现在,他又做起了计生“钉子户”。
2009年12月21日,不过是北京一个普通如常的冬日,对杨支柱一家却意义特別。11点55分,杨支柱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
他提前给孩子取好了名字:又生。除了“又生了一个”,还借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意,希望她生命力顽强。
又生的小姐姐若一也满心喜悦。每天从幼儿园放学后,她总是要硬拽小朋友来家里玩,别人回家,她就很失落。她先是吵着要妈妈生个姐姐,后来明白妈妈生不了姐姐,又吵着要个妹妹。现在,她终于很骄傲地跟同学宣布自己有妹妹了。
一家欢喜一家忧,孩子的出生对杨家来说是件喜庆的事,但是,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却是个挠头的事。根据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杨支柱不符合生二胎的条件,计划外生育得受处罚。当天下午,学院相关领导紧急开会,规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办法。
规定一公布,大家就认为那是专门为他制定的规定,但绝大部分人认为杨支柱不会被开除。顶多留校察看,还可以继续留在讲台上。
乐观者自有他们的理由。杨支柱有一位朋友叫滕彪,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早在两年前有了“又生”,未受到任何处罚;三年前,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马前锋家添“又生”,现在马前锋还在复旦教书,只是不在编制内。
杨支柱关注了三年计划生育政策,认为放开生育政策已成大趋势。由于操心大女儿的教育问题,杨支柱才半路“杀进”计生领域,他担心一个孩子容易被溺爱。大女儿出生时,他40岁,妻子陈虹35岁。
本来只是学校和朋友圈里的人了解的事情,在又生满三个月时,一则迅速传播的推特转帖使杨家的事演变成“公共事件”。转帖是滕彪发的。他修改了一个关于又生的帖子,强调杨支柱“因挑战计划生育,以身试法”。
系领导找到杨支柱,通知校委会决定给他记大过并解聘。
妻子陈虹早就预料到这个结果,“就像一直等着宣判,现在尘埃落定。孩子顺利生下来就很高兴。”没人再会来烦了,杨支柱也轻松释然。
陈虹怀孕期间,肚子显得比相同孕龄的大,杨支柱以为是个男孩,就取了“又生”这个名。见是女孩,他在网上征名,最后采用了梁中堂的“若男”——像男孩子一样喜欢,“男”与“难”同音,喻意她的出世之路。
如果不是杨支柱坚持,这个世界上不会有若男。发现再次怀孕后,陈虹在要还是不要间纠结。除计划生育外,一是个人前景,最少她得在家呆20个月,“可能就再得不到好的就业机会了”;二是她的父母反对,称养孩子很辛苦。
杨支柱坚持,晓之以情:“等我们不在了,若一还有一个亲人,不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20几岁还可以放弃,现在38岁,再过几年,想生也不现实。这么一想,陈虹就转念了。
接着他们合计如何安全度过漫长的九个月。
如果要让学校不知情,保住杨支柱的工作,他们得从学校的住所搬出去。尽管北京没有强制堕胎的先例,陈虹还是担心在出租屋被抓获执法,“街道、居委会哪里都有。孕妇需要安稳的生活,不能像超生游击队一样东躲西藏”。
杨支柱建议去他老家湖南岳阳乡下。陈虹却认为偷偷摸摸太没尊严,对孩子也不公平,还没出生就低人一等。“做母亲怎么不能理直气壮?”
但“高压线”在那儿,他们必须“低调”。除了每天接送若一,陈虹基本不外出。
陈虹怀孕的事还是被杨支柱户籍所在的西三旗街道怡清园居委会知道了,他们打来电话,要杨支柱过去写保证书(注:不再超生),出生了就去交社会抚养补偿费,大概20万。
临近若男出生时,学校管计生的人找杨支柱。这个40多岁的男人,连年获得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之荣。他先以个人身份叮嘱杨支柱多费点心思照顾好家人,再以职务身份让上交独《生子女光荣证》、退还一年60元的独生子女奖励。
考虑到“若男”重名率较高,杨支柱将“男”改作“楠”。杨支柱忘了一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若楠出生记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后,交罚款成了他化解与计生部门和学校冲突的唯一选择。陈虹主张如果交了不丢工作那就交。但杨支柱不同意:“用20多万元买张封条把自己的嘴贴上,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但需要有足够的怯懦,而且需要有足够的愚蠢。”
若楠上不了户口,是黑户。但陈虹相信:“政策总会往前走一走,不应该是铁板一块。”
支持者居多,不过也有质疑的声音——“他是法律系的副教授。如果一个知法懂法的人,却带头违法乱法,这是怎样一回事呢?”“如果孩子生下来了,却面临无法上户口,甚至无法上学,无法许女儿一个美好的未来。他到底有没有真正想到自己的孩子?”
4月12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五名教师就杨支柱生二胎受处分上书校领导,建议学院领导取消对他的处分,“为国家的人口政策更加合理、更加科学做出独特的贡献”。
众声喧哗,陈虹则只想让若楠过正常的生活,不会让她觉得很特别。如果到若楠上小学必须要户口,情况仍未好转,她会去交那笔社会抚养补偿费。
一位中国妈妈的“二胎宣言”:
当我发觉自己再次怀孕以后关于要还是不要曾纠结了很久。
如果要,我在很长时间内必定不能工作,而等孩子长大我也老了,可能就再得不到好的就业机会了。可是我知道他是一定要的,因为他喜欢孩子,因为他认为一个孩子对成长不利,容易惯坏。很多独生子女很“独”,不能接受一个弟弟或妹妹和TA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三岁的女儿并不这样,她强烈地要求有个伴,总是要在幼儿园放学后拉小朋友来家玩,或者在小朋友家里玩到很晚还不愿意回家,让我很头疼很无奈。尽管现在刚三个月的妹妹还不能和她玩,她也为因妹妹的出生失去很多父母的关注而非常不平衡不适应,可当有人逗她说要把妹妹抱走或拿最好的玩具换时她还是强烈地反对的。
而最终让我决定留下这个孩子的原因是我已经38岁了,岁月无情,而中国又是这样一个天灾人祸不断的国家,远的有克拉玛依大火,近的有汶川地震,那么多花朵一样的生命凋零,做父母的怎么挨过余生?等计生政策废除?我等不起,我不想以后后悔。至于生男孩还是女孩,如果一定想要男孩,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根本不需要等孩子生出来才知道性别,赌一回的想法未免太好笑了。养儿子能防老吗?我真的很怀疑。老杨很疼他的两个女儿,视若珍宝,尽管大女儿顽皮起来让他很抓狂,小女儿哭闹起来他又寝食难安。
处罚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所以我们都能平静地接受。其实也不是没想过办法逃避处罚,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生然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可是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因为觉得没有尊严。
……
年近不惑的我和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冲动的人,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因为“理智”太多而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社会意义那也并非是我们的初衷……无论如何,我,我们,会站在一起,为爱妥协,为爱担当。■(摘自《南方周末》)(责编 江有汜)
2009年12月21日,不过是北京一个普通如常的冬日,对杨支柱一家却意义特別。11点55分,杨支柱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
他提前给孩子取好了名字:又生。除了“又生了一个”,还借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意,希望她生命力顽强。
又生的小姐姐若一也满心喜悦。每天从幼儿园放学后,她总是要硬拽小朋友来家里玩,别人回家,她就很失落。她先是吵着要妈妈生个姐姐,后来明白妈妈生不了姐姐,又吵着要个妹妹。现在,她终于很骄傲地跟同学宣布自己有妹妹了。
一家欢喜一家忧,孩子的出生对杨家来说是件喜庆的事,但是,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却是个挠头的事。根据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杨支柱不符合生二胎的条件,计划外生育得受处罚。当天下午,学院相关领导紧急开会,规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办法。
规定一公布,大家就认为那是专门为他制定的规定,但绝大部分人认为杨支柱不会被开除。顶多留校察看,还可以继续留在讲台上。
乐观者自有他们的理由。杨支柱有一位朋友叫滕彪,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早在两年前有了“又生”,未受到任何处罚;三年前,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马前锋家添“又生”,现在马前锋还在复旦教书,只是不在编制内。
杨支柱关注了三年计划生育政策,认为放开生育政策已成大趋势。由于操心大女儿的教育问题,杨支柱才半路“杀进”计生领域,他担心一个孩子容易被溺爱。大女儿出生时,他40岁,妻子陈虹35岁。
本来只是学校和朋友圈里的人了解的事情,在又生满三个月时,一则迅速传播的推特转帖使杨家的事演变成“公共事件”。转帖是滕彪发的。他修改了一个关于又生的帖子,强调杨支柱“因挑战计划生育,以身试法”。
系领导找到杨支柱,通知校委会决定给他记大过并解聘。
妻子陈虹早就预料到这个结果,“就像一直等着宣判,现在尘埃落定。孩子顺利生下来就很高兴。”没人再会来烦了,杨支柱也轻松释然。
陈虹怀孕期间,肚子显得比相同孕龄的大,杨支柱以为是个男孩,就取了“又生”这个名。见是女孩,他在网上征名,最后采用了梁中堂的“若男”——像男孩子一样喜欢,“男”与“难”同音,喻意她的出世之路。
如果不是杨支柱坚持,这个世界上不会有若男。发现再次怀孕后,陈虹在要还是不要间纠结。除计划生育外,一是个人前景,最少她得在家呆20个月,“可能就再得不到好的就业机会了”;二是她的父母反对,称养孩子很辛苦。
杨支柱坚持,晓之以情:“等我们不在了,若一还有一个亲人,不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20几岁还可以放弃,现在38岁,再过几年,想生也不现实。这么一想,陈虹就转念了。
接着他们合计如何安全度过漫长的九个月。
如果要让学校不知情,保住杨支柱的工作,他们得从学校的住所搬出去。尽管北京没有强制堕胎的先例,陈虹还是担心在出租屋被抓获执法,“街道、居委会哪里都有。孕妇需要安稳的生活,不能像超生游击队一样东躲西藏”。
杨支柱建议去他老家湖南岳阳乡下。陈虹却认为偷偷摸摸太没尊严,对孩子也不公平,还没出生就低人一等。“做母亲怎么不能理直气壮?”
但“高压线”在那儿,他们必须“低调”。除了每天接送若一,陈虹基本不外出。
陈虹怀孕的事还是被杨支柱户籍所在的西三旗街道怡清园居委会知道了,他们打来电话,要杨支柱过去写保证书(注:不再超生),出生了就去交社会抚养补偿费,大概20万。
临近若男出生时,学校管计生的人找杨支柱。这个40多岁的男人,连年获得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之荣。他先以个人身份叮嘱杨支柱多费点心思照顾好家人,再以职务身份让上交独《生子女光荣证》、退还一年60元的独生子女奖励。
考虑到“若男”重名率较高,杨支柱将“男”改作“楠”。杨支柱忘了一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若楠出生记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后,交罚款成了他化解与计生部门和学校冲突的唯一选择。陈虹主张如果交了不丢工作那就交。但杨支柱不同意:“用20多万元买张封条把自己的嘴贴上,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但需要有足够的怯懦,而且需要有足够的愚蠢。”
若楠上不了户口,是黑户。但陈虹相信:“政策总会往前走一走,不应该是铁板一块。”
支持者居多,不过也有质疑的声音——“他是法律系的副教授。如果一个知法懂法的人,却带头违法乱法,这是怎样一回事呢?”“如果孩子生下来了,却面临无法上户口,甚至无法上学,无法许女儿一个美好的未来。他到底有没有真正想到自己的孩子?”
4月12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五名教师就杨支柱生二胎受处分上书校领导,建议学院领导取消对他的处分,“为国家的人口政策更加合理、更加科学做出独特的贡献”。
众声喧哗,陈虹则只想让若楠过正常的生活,不会让她觉得很特别。如果到若楠上小学必须要户口,情况仍未好转,她会去交那笔社会抚养补偿费。
一位中国妈妈的“二胎宣言”:
当我发觉自己再次怀孕以后关于要还是不要曾纠结了很久。
如果要,我在很长时间内必定不能工作,而等孩子长大我也老了,可能就再得不到好的就业机会了。可是我知道他是一定要的,因为他喜欢孩子,因为他认为一个孩子对成长不利,容易惯坏。很多独生子女很“独”,不能接受一个弟弟或妹妹和TA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三岁的女儿并不这样,她强烈地要求有个伴,总是要在幼儿园放学后拉小朋友来家玩,或者在小朋友家里玩到很晚还不愿意回家,让我很头疼很无奈。尽管现在刚三个月的妹妹还不能和她玩,她也为因妹妹的出生失去很多父母的关注而非常不平衡不适应,可当有人逗她说要把妹妹抱走或拿最好的玩具换时她还是强烈地反对的。
而最终让我决定留下这个孩子的原因是我已经38岁了,岁月无情,而中国又是这样一个天灾人祸不断的国家,远的有克拉玛依大火,近的有汶川地震,那么多花朵一样的生命凋零,做父母的怎么挨过余生?等计生政策废除?我等不起,我不想以后后悔。至于生男孩还是女孩,如果一定想要男孩,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根本不需要等孩子生出来才知道性别,赌一回的想法未免太好笑了。养儿子能防老吗?我真的很怀疑。老杨很疼他的两个女儿,视若珍宝,尽管大女儿顽皮起来让他很抓狂,小女儿哭闹起来他又寝食难安。
处罚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所以我们都能平静地接受。其实也不是没想过办法逃避处罚,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生然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可是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因为觉得没有尊严。
……
年近不惑的我和已过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冲动的人,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因为“理智”太多而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社会意义那也并非是我们的初衷……无论如何,我,我们,会站在一起,为爱妥协,为爱担当。■(摘自《南方周末》)(责编 江有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