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莞城，这个城市空间在无限扩张后，我感觉，我的灵魂也在飘荡，城市越大，它越是让我感觉自己是无根的一叶漂萍。
我一直认为，我栖居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工作地点，一处是住宿地址。这两个地方，在东莞，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先说工作地，我工作的那家杂志社，是DM类型时尚杂志，是本地一家民营企业创办的，老板把杂志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无论盈亏，无论好赖，他都是一如既往地爱着这本杂志。这一点，倒是跟我很像。我也是一样，无论多难，无论多累，我也是一如既往地爱着它。但我们爱的方式，还是有所不同的。老板爱着它，是因为杂志更像他的又一个儿子，是他自己事业中的一部分，不说盈利，用来为公司打品牌，也是挺好的。而我一如既往地爱着它，那是因为我热爱写作，我也需要这样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从而让我的写作环境更好一些。
一
我的工作地点在东城大道往南的末端，骏达商业中心二楼。此楼靠近旗峰路与八达路交接十字路口。每天，大量的车辆在这里等候绿灯通行。这一带是莞城、东城、南城的分界点。以十字路口分界，脸朝正前方，是旗峰路，有福民广场、华康电器、岭南学校、国泰大厦，对面还有电脑城、家居城、旗峰邮局。国泰大厦的一楼店铺林立，美容店、美发店、教育培训机构、旅行社，还有各种美食店，以及如兰州拉面、桂林米粉一类的特色小吃店。回头看，是渡船澳、新华保险、中桥大厦、东远大厦、方中电脑城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里的周边还是一片坡地，种着荔枝、龙眼、芒果、黄皮之类的果树。再往上一点，到浩宇大厦附近却是荒地、鱼塘、农田，种有莞香树、橘树、橙树和各种农作物。往右，是骏达商业中心、金澳花园酒店、莞城实验中英文学校、中国银行、真功夫、百佳超市等。在百佳超市旁边，又如法炮制了一个十字路口。一直往前，这里最繁华，也最复杂，著名的雍华庭步行街就在这里了，还有美食一条街。再右拐是这一带的地标性建筑新城市花园、浩宇大厦、金澳大厦、东莞市法院。
自从进入这家杂志社，我上班的地方，就一直在骏达商业中心这座楼上，以前是九楼，现在是二楼。这栋楼，包括旗峰门诊、东莞市福利彩票中心、沃尔玛东莞总部、中国联通、新华保险，后来联通和新华保险搬到了三楼。以前这里还有一家很有名的美容美发培训机构，九十年代很流行，很红，电视里的广告，黄金时段都是这家培训机构的。往左是八达路，布满了极为夸张的各类光电五金设施。这里成为全市五金门店最多、城区光电污染最严重的地段之一。
仔细看去，我发现骏达商业中心其实也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建筑物，绿色的玻璃墙面，内部装修和设施不算太旧，是典型的复式写字楼。能在这里上班的人，大多数都是白领，还有一些业务员、促销员、行政人事文员之类。他们也算跟白领挨着边的，就是收入有时比白领少一些。我在这栋楼里工作了八年。这八年，我知道哪些公司搬进来了，哪些公司又搬出去了，虽然不是每一层的公司都很熟，但大体是了解的。
我在杂志社工作之余，曾经利用周末在六楼的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兼职，顶替一个临时有事回家的写作课老师。那些周末，我给孩子们正儿八经地上过几天作文课。记得那时我用了女儿读小学三年级时写的作文《最不快乐的一天》，作为范文给同学们讲述怎么写好作文。因为我女儿在写那篇作文时，年龄跟他们差不多。我说，你们不开心，就写不开心，开心就写开心，不要说假话，不要说空话，有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写，就不怕没东西写了，也不怕写不出来了，这样，你们才能尝到写作文的快乐。不过，这家教育培训机构在我进入这栋楼上班没多久，就搬走了。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反正是搬走了，而不是倒闭，这一点，我非常肯定。东莞的教育市场还是有得做，家长钱多了，就强迫孩子们要赢在起跑线上，逼孩子們学这个，学那个。钢琴、书画、音乐、写作，类似的培训曾风靡一时。
绕远了，言归正传。百佳超市后面，也就是从莞城中英文实验学校侧门这条路往里面直走，就是兴华路，再往前一点，就是白沙塘村。而我现在居住的地方，从兴华路这条主干道进来，到路边的小店，有一个上坡路，沿着坡走上去，大约是第四条巷口，左拐，拐入一条横巷，一直横着往里走，倒数第三栋，一横街二巷六号，就是我的小窝。
每次回来，我都是先解电子锁打开大门边的那扇小门，从小门进来，因为大门是卷闸门，只有三轮车进出时才打开，平时都是关着的。我们走旁边的小门，小门是铁门，以前出入要按门铃，后来门铃坏了，修了几次，也没好，于是老板叫保安换了电子锁。这下好了，谁要进来，都要开电子锁才行，如果是小偷，跟着住户混进来了，也是出不去的，相对安全了很多。
我住在二楼，202室，这是莞城区白沙塘兴华路一横街的一栋出租屋。是暂时属于我的小窝。简陋，安静，契合一切漂泊者的困窘、不稳定性。出租屋总是藏着太多的故事和秘密，但那些灰暗的、混沌的、红尘里的生活，怀抱梦、温暖和坚强，甚至是不屈的光芒。出租屋，承载着我的理想和梦，承载着我们夫妇的柴米油盐，以及逝去的青春爱恋。我从一个镇，搬到另一个镇，从一个屋檐下搬到另一个屋檐下，买不起房子，搬家是必然的。租屋，是权宜之计。
二十六年的漂泊生涯走过来，已经习惯了这种漂泊不定的日子。我的房间里，开始什么也没有，就一张廉价的席梦思床，连床垫都免了。后来住久了，就买了一台小彩电，十四英寸的，有时候好多雪花点。一台电脑，一张电脑桌，一个大衣柜，还有供老乡亲友过来住的上下二层的一张铁架床。现在没人跟我合租，铁架床我舍不得丢弃，也舍不得便宜卖掉，我在铁架上下层放满了书。房间里头是洗手间，外带一个灶，各种炊具，一张可以折起来的小小的旧桌子，一大堆书，一堆杂物。当我的书没地儿放的时候，我便打起了床的主意。我在床里头放了一排书，整整齐齐地叠放着。我喜欢睡在床上看书，尽管我知道，这个习惯不好，但我依然改不了。好在，我没有近视，也没有散光，更没有到老花的年龄，只要房间里有灯光，躺着看书，也就没问题。
这样的生活，散发着世俗的庸常生活的气息和寄居者漂的味道，还有困惑与迷茫。尽管这样，疲惫的我，依然可在夜里安然入睡。尽管蚊子在里头享受着它的美餐，当我睡着的时候，所有的梦想都开花了，一瓣一瓣的，从空中飘飞下来。 二
2004年4月的一天，我入职时尚杂志社，公司租的集体宿舍在白沙塘。
那是兴华路一横街的一栋民房，共四层。一楼存放单车，其余三层楼，每层只有二间房，都住满了人。男的，四人住一间，女的，也是四人一间。都是上下两层的铁架床，下面住人，上面存放行李。我们每个人的床上堆了衣服、书本、装满自己衣物的纸箱、背包，所有的家当，基本都放在床上，把床占了一小半。房间里连个桌椅也没有，更别谈衣柜什么的，说白了，公司租下来的时候，房间里一无所有，连床，都是公司买来临时安装的。
搬到宿舍那天，我带了一台电脑过去，还有一张电脑桌。一个同事说，你哪来这么多行李啊，怎么摆呀，放哪呢？我明白，她怕我占去大家太多的空间。我把箱子什么的，放在了我的床底下，还有一些放到上铺，再找到一个有开关插座的角落，把电脑安置好。我发现，整个宿舍，就我有一台私人电脑。看上去，感觉我还是同居一室的姐妹中最富有的一个。我大方地对室友们说：“以后，你们谁要是晚上加班写方案，或者写稿子，就用我的电脑吧，在宿舍加班也方便。”同事们这才报以些许微笑。此后，有同事晚上要写信，都在我的电脑桌上写。我在这个集体宿舍，度过了两年。我和她们几个打成了一片，我们成了新时代的同居女友。
后来，公司宿舍从这里搬走，换了一个地方，但还在白沙塘。白沙塘村庄很大，有三条路，把一个村庄分成三片。我们原来在中间这个村住着，后来搬到下坡路下边那个村庄。因为行李太多，也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作，所以，我就没跟着去住集体宿舍，与几个同事一起在附近合租了一套房。是在与白沙塘一墙之隔的余屋村。白沙塘和余屋村，巷挨着巷，房挨著房，两个村庄已然合成了一个大村庄。都属于白沙塘兴华小区。两个合租的女孩住进来一个月就先后离职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两个月后，我搬回到一墙之隔的白沙塘兴华路一横街二巷。一个人在外时间长了，买的书和物品多了，根本就不想老是搬家，搬回去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这里住得安全，有保安，还有路灯，从没丢过东西。至于房间小一点，巷子深一点，条件差一点，于我一个打工妹来说，有什么不可以忍受的呢？终于有一间自己独立的小屋。虽兜兜转转，但我一直没离开过白沙塘。
出租屋是我的一个生命站点，我是一只候鸟，注定要迁徙，要不停地漂泊与挪窝，那些从生活中飘落的，不是一些尚存体温的羽毛，而是我那飘零的心。对于下一个驿站和归宿，我实在不敢想象。
每天，我行走在兴华路上，走夜路已成习惯，感觉像在老家的小巷里行走一样，熟悉得很。偶尔也会在路边的小店里买瓶矿泉水，或到那两间很小的水果店的任意一家，买些苹果、香蕉、木枣、柚子、橘子之类的时令水果。这条路上，有湖南大碗菜、狗不理包子、龟苓膏凉茶店、大药房，以及大大小小的几个理发店、外贸服装店和鞋店，亦有诸如美宜佳、181便利店、万福、合家欢、一家亲等这些名字好听的杂货店。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杂货店，以及没任何招牌的小店，这些小店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了，附近还有个网吧。不过，这些年网吧也没啥生意，出租屋基本上都有宽带网络，只要买一台电脑，每月再交50元网费，就可以享受上网的便利。不过，出租屋的网速有点慢，因为一栋楼有好多住户拥有台式电脑，好多人家共用一条线，速度就慢下来了。不过没关系，这不影响我们上网聊天，看电视剧以及获取新闻资讯等。
三
老赵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同事，还是我的上司。老赵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他的诗写得好。他曾经也跟我们大家一起，寄居在白沙塘。这是在旗峰路、东城西路和东城大道之间的一个城中村。按老赵的话来说，这里的内部秩序就是一个字：乱。但这种乱是必须的。他曾经在自己的一首诗里，把这里形容成“章鱼社区”。这一比喻，确实恰到好处。可这还让他不过瘾。他还一个劲地说：“乱。很乱。是那种必须的乱。要用五十张嘴同时说出来的乱。人在这里，就像上万条大马哈鱼挤在一个渔网里。这个地方适合在河内的菜市场等待战争降临的杜拉斯的生活。”我认为他的话是很有诗意的，我非常认同他的这个观点。
我说，在白沙塘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店铺，这么多的出租屋，这么多的路边摊，像这样的城中村，在整个东莞是随处可见的，怎一个“乱”字了得。这里确实很乱，混乱不堪，一团糟。每到下班的时候，旁边的菜市场，以及走回来的路上，人头挨着人头，单车挨着单车，每个人都穿行在人群的缝隙间。像老赵这样的人，嗅觉灵敏，一定能闻得到烤羊肉、烤鸡腿、烤鸡翅的香味，闻到了肉香，就如小猫闻到鱼腥，他是一定要坐下来喝一些酒的。他高兴了要喝，郁闷了要喝，悲伤了更是要喝。经常，我晚上关在家里写作，或者正上网，被他催命一样的，一个电话就叫了出去喝酒。走出小巷，走过兴华路，我总能见到他跟几个大男人在一起喝酒。当然，这些男人，我认识的多。偶尔也有我不认识的人。或者有时干脆就他一个人在那里孤独地喝闷酒。他像是不喝一点酒就绕不过去一样。他绕不过这些酒和他自己，绕不开与他人的碰撞。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酒友，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老是要抢他的话，打击他的自信心，让他生气。正如他经常打击我的自信心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被他叫出去跟大家一起聊天喝酒。其实，我是讨厌酒的，我从小对酒就有心理阴影，可我又经常参与他们的酒会，从而让人感觉到，我对喝酒也乐此不疲。
四
兴华路的脏乱差，是出了名的。跟无数的城中村一样，这里也有路边大排档、旧货店、发廊、水果铺、自动取水机等。当然，这里也是小偷、抢劫者的乐园。兴华路是进入白沙塘村的主干道，很远就能闻到这里气味很浓的盒饭味，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水渍和垃圾，有人在这里遭遇过抢劫。我也是其中之一。
那一天，凌晨一点多，我在办公室陪美编做好了杂志版面后，一个人回家。走过一家美容护肤品店门口，看到三个男子，有一个像是在拐角处系鞋带，另两个像是在等候他，我没有太在意。结果我一走过去，他们就开着摩托车冲上来了。那天我背一个小小的女挎包，早上出门的时候，女包的肩带突然坏了，我打了个死结，还没来得及修好，包里除了信用卡、身份证、手机之外，还有一些钱。不多的几百元。突然就有人从后面一抓，将我的包给撸走了。我迅速反应过来，看到抢我包的人，就是刚才蹲着系鞋带的那家伙，他坐在摩托车的最后面。我一个激灵，飞奔上前，边跑边追上去狠狠地骂道：想死啊，我都到家了，你还敢抢我，没死过！之后我手一抓，把包给夺了回来，我抓到女包拖下来的长肩带。与此同时，我用尽全力把包狠狠地掷在那家伙身上，并重重地捶了他一拳。那辆车失去重心摇晃了一下，后面坐着的那个人就掉了下来了，又拼命地爬上去，摩托车拐个弯，往右边的小路跑了，一晃眼就跑得无影无踪。毕竟，邪不压正。他们其实也怕被抓。 在余屋，我住在一楼靠窗的一间屋子。我看中这间屋子，是因为它够大，采光好还通风，窗外是一片开阔水泥晒场，可以停车，这很难得。虽然我没有车，但在东莞的城中村，要找一处通风采光好的房子，价格还适中，是很难的。这间屋子，我们放了两张席梦思床，三个人住，杨莉莉和凯丽两个睡一床。一个月后，这两个80后女孩先后跳槽了，留下我一个人睡一个房间，我每天晚上都要把窗户关得紧紧的。
平时，我早上去上班，走过小路或穿过小巷时，偶尔能看到一些被丢弃的皮箱、裤子。这肯定是小偷干的。有个晚上，我把手机放在床边充电，我的床离窗户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早晨五点多，天都快擦亮了，我突然惊醒，发现窗口有一个人，远远地用一条长长的铁线，线的末端有一个长勾子，像钓鱼一样，把我的手机勾到窗户底下了，再晚一分钟，这手机就不归我了。我大喊，有小偷。这一叫，小偷就跑了。我赶紧走到窗户底下，把手机拿回来。好运气并不总能眷顾我，我那只非常漂亮、非常小巧的粉红色的诺基亚小手机，在一次充电中，半夜还是被小偷勾走了。这才刚充一百元话费没几天呢！我看到窗户被小偷用刀片撬开了一小片。很害怕。尽管这样，我还是没有搬离这间房子，因为交了一个月押金，我一定要租够三个月，找到适合的房子才搬离。除了手机，值钱的东西，我尽量放在办公室，不敢拿回出租屋。
最恐怖的还是入室偷盗。每次被盗，小偷都是从这栋房屋的三楼下来。因为一楼有一户人家住着老人和孩子，他们太警醒，小偷不敢来;二楼没入口。三楼是两个男同事合住，小偷每次都是先撬开三楼房间的门，没啥东西可偷，就跑到二楼，继而一路偷到一楼。太猖獗了，如入无人之境。
有一个中午，我们正在办公室休息。房东突然打电话过来，说我们这栋屋被盗了，让我们赶紧回去检查一下，看有没丢什么贵重物品。我们赶回家，屋门大开，满屋子衣物和书本零乱不堪。床，纸箱，小盒子，所有的地方，都被翻乱了。我们赶紧逃离了那家出租屋。
在余屋，我的损失是惨重的。我是一个打工妹，没赚多少钱，却在这个出租房里，损失一只四千多元的欧时殿手表。那是一次活动中，我的女友谢海英得到的奖励。那年海英和几个文友为我庆祝生日时，她把表送给了我，表是男式的，海英的意思是要我送给家人。盛情难却，我收下了。我家那位戴了几十天，以为坏了，拿回来让我去找商家修理。我也懒散，一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把表放在床上的一个盒子里。后来，这表啥时不见的，我都不太清楚，反正是在余屋村这个出租屋里弄丢的。
我在这个屋子一共住了三个月左右，丢了一块表，一只手机，还丢了其他一些小东西。我留下了后遗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睡觉不敢开窗，把窗子关得严严的;只要睡醒了，一个激灵就是看看身边的女包是否还在，看看身边的手机是否还在。直到很久，我都还是这样。尽管我后来住的地方很安全，但我还是不太敢放肆地开窗，不敢安心地睡觉。无论是外出住朋友家，还是住酒店，或是住出租屋，我都不敢把包放在显眼的地方，或者靠窗的地方。我一定要找个柜子把包藏起来，才敢放心睡。
五
搬离余屋，回到白沙塘，我住在兴华一横街二巷六栋。找这处房子，我没费什么力气。这个房子，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开始我选了六楼，采光好。后来，我还是听了同事高远的建议，选了二楼。一是行李和书籍太多，二是二楼这个房子，通风采光好。终于，我远离了那种因害怕被盗而心惊胆战的日子。
白沙塘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白天热闹，晚上安静。住在这里的，什么人都有，老人、孩子、中青年夫妇、热恋中同居的男女。我见得最多的，是业务员、促销员、超市营业员，也有沿街推着车卖水果的，踩着三轮车下苦力为别人搬家的，以及捡破烂为生的。搬家的人，往往兼职捡破烂，打扫卫生的人，也兼职捡破烂。每天下午至傍晚，小巷被租房的人丢出来的垃圾弄得脏兮兮、臭烘烘的，但到了第二天早上，小巷又干净起来，环卫工人清扫垃圾之后，很多时候，还要用水清洗一次，这样，再脏的小巷，也变得洁净如初。
当然，他们不白干，我们每户居住者，每个月都要掏五块钱，或者十块钱的垃圾处理费。这样，房屋走廊和小巷，都有专人清扫，我们只要把各自的房间打扫干净就行了。每天一大早，租客们各自从白沙塘的小巷里走出来，有提包的，有踩单车的，也有推三轮车卖水果的，有送孩子上学的，有开小店的。假如那一天是周日，早上九点起床，也是很安静的，因为所有的人都不用起大早上班了，包括踩三轮车卖水果的。
遮挡白沙塘的是一些外观华美、风格硬朗的高层建筑。他们华丽丽地立在四周，包围着白沙塘，以及租住在白沙塘的人们。在纸醉金迷的夜色下，在琳琅满目的超市里，在来来往往的人中间，你是否想象得到，被这些高大建筑包围着的里头，像白沙塘这样的城中村，是另一番光景？这里聚集的，是底层人物的小悲欢。
这里，是东莞乃至广东珠三角一带城中村的缩影。用诗人老赵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像“一锅不洁的汤”一样的社区。“被掩蔽的存在，也是东莞这座城市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最真实的横断面。”这些比喻虽然有一些新奇和夸张，但它是真实的。
几乎所有的城中村，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有些村子大，人多，有些村子小，人少，而且住着的人，有不同的面孔和不同的户籍，就这点区别而已。本地人很少，很多本地人都住进了别墅、花园小区里。
在莞城这些年，经常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好不容易跟那里的人混熟了，我又要搬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而后再和左邻右舍混熟。从一栋旧楼房，搬到另一栋旧楼房，常常这样搬家，让人身心疲惫。有的人，一床被褥，几件衣服，一个行礼;有的人，拖家带口的，行李很多。人在旅途，这样的漂泊生活是必须的，早已习以为常。好在同事们都住在附近，有个什么事，也有一个照应。白沙塘，它在我的漂泊生涯中，承载了我在莞城八年的青春岁月。这是一份深厚的情感。
诗人老赵有段时间搬到白沙塘的岗庆楼小区居住。岗庆楼是一栋老楼，村里很早盖起来的一栋集资房，墙体和楼道都破败不堪，一看就有些年头的了。但里头还是不错的，有一些人家装修得还不错，自己家还住着，没租出去。他在那栋楼没住几天，就丢掉了一台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和存在电脑里的长篇小说稿。这让他很痛心，那个长篇可是他花了不少时间弄出来的。因为这个原因，他花大钱下大决心搬进了离公司很近的花園小区。一个月的租金，是工资的五分之一。尽管这样，他还是乐呵呵搬进去了。搬家的那天，尽管他请了搬家公司，但还是需要有人帮忙。我帮他在旧楼看住搬到楼下等待装车的行李物品，他在新的出租屋整理房间，把已经搬过去的东西安放好。中途我跟了一趟车去他的新居，他的一个纸箱就弄丢了，里面放有电饭锅、插座、切菜的钢刀之类的东西。他晚上收拾好行李，想煮饭时，却找不到电饭锅了。他说，我们为什么总是在搬家，总是停不下来呢？就像卓别林电影中的凡尔杜先生，一年四季都在寻找一个藏身之处;或者像凯鲁亚克的小说在《在路上》中的那些人，在一个“人们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他们总是找借口四处奔波，事实上必须搬家的借口永远存在，根本无需寻找。 其实，白沙塘很美，以前还挺有故事的。听说下坡路那边那个村庄有一个庵堂，在“破四旧”的时候被拆除了，后来我去求证，专事挖掘东莞文史的女作家李翠微告诉我，白沙塘最有名的不是庵堂，也不是庙宇，而是一口泉眼，也就是一口老井。村里人就着泉眼挖了一口井，井水甘甜，冬暖夏凉，清清亮亮四季不枯，滋养着白沙塘人。有时，连邻村的人，也会到这口井来挑水，井水很甜，甜得像白沙糖般好喝。李翠微说她小时候到过白砂塘，大约六七岁吧，见到过这口老井，村里人都在井里挑水喝，井边一天到晚都很热闹，也不知道啥时候这井就没了。她这么一说，我感觉可信度高了，我明白了“白沙塘”这个村名的由来。
如今，一栋一栋的握手楼，高高立起，在小巷外边朝里向上看，就是一线天。我每次走过兴华路拐角的上坡处回住处，都会见到各色的小花。特别是簕杜鹃，还有五角梅，每到花期，就开得红艳艳的，从一家新楼二楼阳台的屋角倾泻而下，红灿灿的。看到這些花，我满心欢喜。到了金秋十月，金桂飘香，香满整条路、整个村子。
我的屋前走过去两条横巷，藏着一家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是公立的。这里也有派出所、村委会、妇联之类的单位，也有水果店、杂货店、小菜摊、快餐店。只要是人们日常需要的，在这个村子里都能买得到。
和南城塘贝、罗沙社区、罗一新村、步步高小区、东城涡岭、东城主山等这些地方比起来，白沙塘一间房子的房租至少要多出几十块至一百块，但很多人还是乐意租住在这里，不仅因为走出村庄大门楼就是繁华地段，更因为大多数商场、企业、店铺的老板，没给员工提供食宿，他们只好在离商场最近的白沙塘租房。这里交通便利。白沙塘往前，就是地王广场，有一个公交站台，往后走，是金澳花园公交站，往西走，是白沙塘公交站。差不多村庄的每个出口，都有一个公交站台。赶时间的话，打车也方便。这样住的人自然就多了，房租也随之水涨船高。
白沙塘一点也不吵，外面马路上的喇叭声，吵不到这里来。当然，小巷里也蛮多汽车的，但多是商务用车，大多数人都是早出晚归，也就听不到吵闹的车声。这真是一个好地方，尽管我现在租的房子，东西多了之后太挤，但我依然选择不折腾，不搬家。在广东这么些年，也不知道搬了多少回家了，每次搬家，都要丢掉一些绿豆芝麻一类的“家产”。搬一次家，至少要丢掉一个月的收入，还要累死累活地收拾行李，打包，装车，到另一个地方之后，再卸下来，再装上，甚至还要重新买床。每搬完一次家，铺好床，洗干净身子，把有灰尘的衣服换掉，我便一头把自己扔在床上，深深地舒一口气。
六
2010年的平安夜，一点儿也不平静，白沙塘很闹，每条小巷里都很闹。三三两两的人，邀约出去喝酒逛街，他们玩得很疯。手牵手的情侣，走在街头小巷。手捧红玫瑰，走路像站不稳似的青年女子靠在男友的怀抱里作幸福状，那含情脉脉的眼神，挺让人感动。黑色的夜晚，心境却是明亮的。上半夜还有人在小巷里走动，有人很晚从外面回到小巷的家，咚咚咚的脚步声响个不停。一忽儿这扇门咣地响了，一忽儿那扇门吱呀响了，一忽儿又从哪个窗子里飘来了炒花生的香味，鱼的香味，各种味儿填充着小巷，并飘荡得很远。也钻进我的鼻孔，容不得我装睡。这个时候，我才想到，有一群人，在一起热闹，也是一件好事。
次日早晨，九点半，我懒洋洋地起了床。在窗口，我看到对面窗子里的女人起来做早餐了。她冲我笑了一下，我也冲她笑了一下，就忙各自的事儿去了。我知道她曾经是一个白领，这阵子辞职在家带孩子，偶尔跑到东莞来，看望一下自己的男人，也或许是一种监督吧。说起来，他们夫妇还是我的江西老乡，只是隔得远，好像他们是赣北那边的。她有可能知道我是写东西的，有可能什么也不知道，如此而已。双方姓什么，叫什么，我们互相一概不知，只是偶尔说两句话，打声招呼，或者笑一下。她的厨房对着我的窗子，平时她炒什么菜，我闻得出香味。她那天在煮早餐，弄得厨房叮当作响，一下子是刷锅的声音，一下子是洗菜的声音，再不就是锅铲碰撞铁锅的声响。她愉快地哼着歌儿，做着这一切。一个幸福的小女人。她穿着普通，住着租来的小屋，但这并不妨碍她的幸福，不影响她的快乐。
我出去买早餐，充话费，行走在小巷里。小巷里静悄悄的，跟昨天平安夜的吵闹比，仿佛换了一个天地。小巷里的便利店，统统没开门，所有的人都似乎还在睡梦中。走了很远，到兴华路和聚福市场交界处，才看到美宜佳在开门做生意。我去充了话费，本想到周边水果店买些水果，结果，还是未开门。看来，平安夜根本就没让他们平安，把他们折腾得够呛。
回到家，我先打开电视。电视里演些什么，我不关注，我要的是一些热闹的声音。再打开电脑，上了线，群里的文友们，早就起床了，大家聊得火热。长安的文友塞壬说她今天早上可惨了，她在外面晒衣服，门被风关上了，她的钥匙留在屋里，进不去，费了好大的劲，才从房东那里拿来了备用钥匙，这让她在外面冻了半个小时，现在坐在电脑前，还感觉到冷。还有一个马大哈，出门称了菜，却发现兜里没钱，跑将回来，又发现钥匙丢在了菜市场，又折回去。如此往复，找回了钥匙，回到出租屋拿了钱，又跑回菜市场，来回折腾，累得够呛。他说，幸亏，菜市场离家还不太远。
我喜欢把出租屋称之为家，实在是想把栖居之地变成归宿，但它确实不是归宿，或许这就是宿命。我经常站在高处，仰望这座城市里的万家灯火，在高楼与高楼之间，在那些私自探出来的灯光里，我不敢奢望，能拥有一套房，我只希望在那些飘着灯光的窗户里，或许哪一天，可以有一张床是属于自己的，我可以在这里安放我的身子、思想，甚至灵魂。对于一个漂泊不定的人来说，出租屋意味着灵魂的自由。我的老乡、作家祝成明说，出租屋意味着夫妻俩还不敢放肆地做爱，恋人们亦不敢纵情地缠绵，随时会有人过来查水，查电，偶尔也会有临时性的查房这些打扰。出租屋也同时意味着青春的背影，半老的徐娘，挽留不住的日子，日渐消磨的拼劲和激情。他总结得很实在，也很贴切。可我，还是相信，明天会更好，幸福离我并不是很远，我还是心怀美好，对未来怀抱希望。
相对于城市的高楼大厦、奢华的灯光，还有宽阔的车道，城中村里的出租屋，是一个死角，是一个被人忽略的地带，但出租屋里的细枝末节，是真实的生活。那些像我一样，行走在城市边缘的人，经历过太多风吹落叶的伤感，日晒雨淋的悲怆后，无论再遇见什么样的风雨，都是闲庭信步。
汪雪英，江西省吉安市永新人，江西省作协会员。东莞文学院第五届签约作家。1991年始写作。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散文选刊·原创版》《星火》《飞天》《绿风》《中国诗歌》等刊。出版作品集、专著多部。《同在屋檐下：婆媳关系》《漂在东莞十八年》分别入选中国新农村建设和江西省新农村建设“农家书屋”工程。
我一直认为，我栖居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工作地点，一处是住宿地址。这两个地方，在东莞，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先说工作地，我工作的那家杂志社，是DM类型时尚杂志，是本地一家民营企业创办的，老板把杂志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无论盈亏，无论好赖，他都是一如既往地爱着这本杂志。这一点，倒是跟我很像。我也是一样，无论多难，无论多累，我也是一如既往地爱着它。但我们爱的方式，还是有所不同的。老板爱着它，是因为杂志更像他的又一个儿子，是他自己事业中的一部分，不说盈利，用来为公司打品牌，也是挺好的。而我一如既往地爱着它，那是因为我热爱写作，我也需要这样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从而让我的写作环境更好一些。
一
我的工作地点在东城大道往南的末端，骏达商业中心二楼。此楼靠近旗峰路与八达路交接十字路口。每天，大量的车辆在这里等候绿灯通行。这一带是莞城、东城、南城的分界点。以十字路口分界，脸朝正前方，是旗峰路，有福民广场、华康电器、岭南学校、国泰大厦，对面还有电脑城、家居城、旗峰邮局。国泰大厦的一楼店铺林立，美容店、美发店、教育培训机构、旅行社，还有各种美食店，以及如兰州拉面、桂林米粉一类的特色小吃店。回头看，是渡船澳、新华保险、中桥大厦、东远大厦、方中电脑城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里的周边还是一片坡地，种着荔枝、龙眼、芒果、黄皮之类的果树。再往上一点，到浩宇大厦附近却是荒地、鱼塘、农田，种有莞香树、橘树、橙树和各种农作物。往右，是骏达商业中心、金澳花园酒店、莞城实验中英文学校、中国银行、真功夫、百佳超市等。在百佳超市旁边，又如法炮制了一个十字路口。一直往前，这里最繁华，也最复杂，著名的雍华庭步行街就在这里了，还有美食一条街。再右拐是这一带的地标性建筑新城市花园、浩宇大厦、金澳大厦、东莞市法院。
自从进入这家杂志社，我上班的地方，就一直在骏达商业中心这座楼上，以前是九楼，现在是二楼。这栋楼，包括旗峰门诊、东莞市福利彩票中心、沃尔玛东莞总部、中国联通、新华保险，后来联通和新华保险搬到了三楼。以前这里还有一家很有名的美容美发培训机构，九十年代很流行，很红，电视里的广告，黄金时段都是这家培训机构的。往左是八达路，布满了极为夸张的各类光电五金设施。这里成为全市五金门店最多、城区光电污染最严重的地段之一。
仔细看去，我发现骏达商业中心其实也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建筑物，绿色的玻璃墙面，内部装修和设施不算太旧，是典型的复式写字楼。能在这里上班的人，大多数都是白领，还有一些业务员、促销员、行政人事文员之类。他们也算跟白领挨着边的，就是收入有时比白领少一些。我在这栋楼里工作了八年。这八年，我知道哪些公司搬进来了，哪些公司又搬出去了，虽然不是每一层的公司都很熟，但大体是了解的。
我在杂志社工作之余，曾经利用周末在六楼的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兼职，顶替一个临时有事回家的写作课老师。那些周末，我给孩子们正儿八经地上过几天作文课。记得那时我用了女儿读小学三年级时写的作文《最不快乐的一天》，作为范文给同学们讲述怎么写好作文。因为我女儿在写那篇作文时，年龄跟他们差不多。我说，你们不开心，就写不开心，开心就写开心，不要说假话，不要说空话，有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写，就不怕没东西写了，也不怕写不出来了，这样，你们才能尝到写作文的快乐。不过，这家教育培训机构在我进入这栋楼上班没多久，就搬走了。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反正是搬走了，而不是倒闭，这一点，我非常肯定。东莞的教育市场还是有得做，家长钱多了，就强迫孩子们要赢在起跑线上，逼孩子們学这个，学那个。钢琴、书画、音乐、写作，类似的培训曾风靡一时。
绕远了，言归正传。百佳超市后面，也就是从莞城中英文实验学校侧门这条路往里面直走，就是兴华路，再往前一点，就是白沙塘村。而我现在居住的地方，从兴华路这条主干道进来，到路边的小店，有一个上坡路，沿着坡走上去，大约是第四条巷口，左拐，拐入一条横巷，一直横着往里走，倒数第三栋，一横街二巷六号，就是我的小窝。
每次回来，我都是先解电子锁打开大门边的那扇小门，从小门进来，因为大门是卷闸门，只有三轮车进出时才打开，平时都是关着的。我们走旁边的小门，小门是铁门，以前出入要按门铃，后来门铃坏了，修了几次，也没好，于是老板叫保安换了电子锁。这下好了，谁要进来，都要开电子锁才行，如果是小偷，跟着住户混进来了，也是出不去的，相对安全了很多。
我住在二楼，202室，这是莞城区白沙塘兴华路一横街的一栋出租屋。是暂时属于我的小窝。简陋，安静，契合一切漂泊者的困窘、不稳定性。出租屋总是藏着太多的故事和秘密，但那些灰暗的、混沌的、红尘里的生活，怀抱梦、温暖和坚强，甚至是不屈的光芒。出租屋，承载着我的理想和梦，承载着我们夫妇的柴米油盐，以及逝去的青春爱恋。我从一个镇，搬到另一个镇，从一个屋檐下搬到另一个屋檐下，买不起房子，搬家是必然的。租屋，是权宜之计。
二十六年的漂泊生涯走过来，已经习惯了这种漂泊不定的日子。我的房间里，开始什么也没有，就一张廉价的席梦思床，连床垫都免了。后来住久了，就买了一台小彩电，十四英寸的，有时候好多雪花点。一台电脑，一张电脑桌，一个大衣柜，还有供老乡亲友过来住的上下二层的一张铁架床。现在没人跟我合租，铁架床我舍不得丢弃，也舍不得便宜卖掉，我在铁架上下层放满了书。房间里头是洗手间，外带一个灶，各种炊具，一张可以折起来的小小的旧桌子，一大堆书，一堆杂物。当我的书没地儿放的时候，我便打起了床的主意。我在床里头放了一排书，整整齐齐地叠放着。我喜欢睡在床上看书，尽管我知道，这个习惯不好，但我依然改不了。好在，我没有近视，也没有散光，更没有到老花的年龄，只要房间里有灯光，躺着看书，也就没问题。
这样的生活，散发着世俗的庸常生活的气息和寄居者漂的味道，还有困惑与迷茫。尽管这样，疲惫的我，依然可在夜里安然入睡。尽管蚊子在里头享受着它的美餐，当我睡着的时候，所有的梦想都开花了，一瓣一瓣的，从空中飘飞下来。 二
2004年4月的一天，我入职时尚杂志社，公司租的集体宿舍在白沙塘。
那是兴华路一横街的一栋民房，共四层。一楼存放单车，其余三层楼，每层只有二间房，都住满了人。男的，四人住一间，女的，也是四人一间。都是上下两层的铁架床，下面住人，上面存放行李。我们每个人的床上堆了衣服、书本、装满自己衣物的纸箱、背包，所有的家当，基本都放在床上，把床占了一小半。房间里连个桌椅也没有，更别谈衣柜什么的，说白了，公司租下来的时候，房间里一无所有，连床，都是公司买来临时安装的。
搬到宿舍那天，我带了一台电脑过去，还有一张电脑桌。一个同事说，你哪来这么多行李啊，怎么摆呀，放哪呢？我明白，她怕我占去大家太多的空间。我把箱子什么的，放在了我的床底下，还有一些放到上铺，再找到一个有开关插座的角落，把电脑安置好。我发现，整个宿舍，就我有一台私人电脑。看上去，感觉我还是同居一室的姐妹中最富有的一个。我大方地对室友们说：“以后，你们谁要是晚上加班写方案，或者写稿子，就用我的电脑吧，在宿舍加班也方便。”同事们这才报以些许微笑。此后，有同事晚上要写信，都在我的电脑桌上写。我在这个集体宿舍，度过了两年。我和她们几个打成了一片，我们成了新时代的同居女友。
后来，公司宿舍从这里搬走，换了一个地方，但还在白沙塘。白沙塘村庄很大，有三条路，把一个村庄分成三片。我们原来在中间这个村住着，后来搬到下坡路下边那个村庄。因为行李太多，也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作，所以，我就没跟着去住集体宿舍，与几个同事一起在附近合租了一套房。是在与白沙塘一墙之隔的余屋村。白沙塘和余屋村，巷挨着巷，房挨著房，两个村庄已然合成了一个大村庄。都属于白沙塘兴华小区。两个合租的女孩住进来一个月就先后离职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两个月后，我搬回到一墙之隔的白沙塘兴华路一横街二巷。一个人在外时间长了，买的书和物品多了，根本就不想老是搬家，搬回去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这里住得安全，有保安，还有路灯，从没丢过东西。至于房间小一点，巷子深一点，条件差一点，于我一个打工妹来说，有什么不可以忍受的呢？终于有一间自己独立的小屋。虽兜兜转转，但我一直没离开过白沙塘。
出租屋是我的一个生命站点，我是一只候鸟，注定要迁徙，要不停地漂泊与挪窝，那些从生活中飘落的，不是一些尚存体温的羽毛，而是我那飘零的心。对于下一个驿站和归宿，我实在不敢想象。
每天，我行走在兴华路上，走夜路已成习惯，感觉像在老家的小巷里行走一样，熟悉得很。偶尔也会在路边的小店里买瓶矿泉水，或到那两间很小的水果店的任意一家，买些苹果、香蕉、木枣、柚子、橘子之类的时令水果。这条路上，有湖南大碗菜、狗不理包子、龟苓膏凉茶店、大药房，以及大大小小的几个理发店、外贸服装店和鞋店，亦有诸如美宜佳、181便利店、万福、合家欢、一家亲等这些名字好听的杂货店。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杂货店，以及没任何招牌的小店，这些小店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了，附近还有个网吧。不过，这些年网吧也没啥生意，出租屋基本上都有宽带网络，只要买一台电脑，每月再交50元网费，就可以享受上网的便利。不过，出租屋的网速有点慢，因为一栋楼有好多住户拥有台式电脑，好多人家共用一条线，速度就慢下来了。不过没关系，这不影响我们上网聊天，看电视剧以及获取新闻资讯等。
三
老赵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同事，还是我的上司。老赵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他的诗写得好。他曾经也跟我们大家一起，寄居在白沙塘。这是在旗峰路、东城西路和东城大道之间的一个城中村。按老赵的话来说，这里的内部秩序就是一个字：乱。但这种乱是必须的。他曾经在自己的一首诗里，把这里形容成“章鱼社区”。这一比喻，确实恰到好处。可这还让他不过瘾。他还一个劲地说：“乱。很乱。是那种必须的乱。要用五十张嘴同时说出来的乱。人在这里，就像上万条大马哈鱼挤在一个渔网里。这个地方适合在河内的菜市场等待战争降临的杜拉斯的生活。”我认为他的话是很有诗意的，我非常认同他的这个观点。
我说，在白沙塘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店铺，这么多的出租屋，这么多的路边摊，像这样的城中村，在整个东莞是随处可见的，怎一个“乱”字了得。这里确实很乱，混乱不堪，一团糟。每到下班的时候，旁边的菜市场，以及走回来的路上，人头挨着人头，单车挨着单车，每个人都穿行在人群的缝隙间。像老赵这样的人，嗅觉灵敏，一定能闻得到烤羊肉、烤鸡腿、烤鸡翅的香味，闻到了肉香，就如小猫闻到鱼腥，他是一定要坐下来喝一些酒的。他高兴了要喝，郁闷了要喝，悲伤了更是要喝。经常，我晚上关在家里写作，或者正上网，被他催命一样的，一个电话就叫了出去喝酒。走出小巷，走过兴华路，我总能见到他跟几个大男人在一起喝酒。当然，这些男人，我认识的多。偶尔也有我不认识的人。或者有时干脆就他一个人在那里孤独地喝闷酒。他像是不喝一点酒就绕不过去一样。他绕不过这些酒和他自己，绕不开与他人的碰撞。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酒友，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老是要抢他的话，打击他的自信心，让他生气。正如他经常打击我的自信心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被他叫出去跟大家一起聊天喝酒。其实，我是讨厌酒的，我从小对酒就有心理阴影，可我又经常参与他们的酒会，从而让人感觉到，我对喝酒也乐此不疲。
四
兴华路的脏乱差，是出了名的。跟无数的城中村一样，这里也有路边大排档、旧货店、发廊、水果铺、自动取水机等。当然，这里也是小偷、抢劫者的乐园。兴华路是进入白沙塘村的主干道，很远就能闻到这里气味很浓的盒饭味，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水渍和垃圾，有人在这里遭遇过抢劫。我也是其中之一。
那一天，凌晨一点多，我在办公室陪美编做好了杂志版面后，一个人回家。走过一家美容护肤品店门口，看到三个男子，有一个像是在拐角处系鞋带，另两个像是在等候他，我没有太在意。结果我一走过去，他们就开着摩托车冲上来了。那天我背一个小小的女挎包，早上出门的时候，女包的肩带突然坏了，我打了个死结，还没来得及修好，包里除了信用卡、身份证、手机之外，还有一些钱。不多的几百元。突然就有人从后面一抓，将我的包给撸走了。我迅速反应过来，看到抢我包的人，就是刚才蹲着系鞋带的那家伙，他坐在摩托车的最后面。我一个激灵，飞奔上前，边跑边追上去狠狠地骂道：想死啊，我都到家了，你还敢抢我，没死过！之后我手一抓，把包给夺了回来，我抓到女包拖下来的长肩带。与此同时，我用尽全力把包狠狠地掷在那家伙身上，并重重地捶了他一拳。那辆车失去重心摇晃了一下，后面坐着的那个人就掉了下来了，又拼命地爬上去，摩托车拐个弯，往右边的小路跑了，一晃眼就跑得无影无踪。毕竟，邪不压正。他们其实也怕被抓。 在余屋，我住在一楼靠窗的一间屋子。我看中这间屋子，是因为它够大，采光好还通风，窗外是一片开阔水泥晒场，可以停车，这很难得。虽然我没有车，但在东莞的城中村，要找一处通风采光好的房子，价格还适中，是很难的。这间屋子，我们放了两张席梦思床，三个人住，杨莉莉和凯丽两个睡一床。一个月后，这两个80后女孩先后跳槽了，留下我一个人睡一个房间，我每天晚上都要把窗户关得紧紧的。
平时，我早上去上班，走过小路或穿过小巷时，偶尔能看到一些被丢弃的皮箱、裤子。这肯定是小偷干的。有个晚上，我把手机放在床边充电，我的床离窗户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早晨五点多，天都快擦亮了，我突然惊醒，发现窗口有一个人，远远地用一条长长的铁线，线的末端有一个长勾子，像钓鱼一样，把我的手机勾到窗户底下了，再晚一分钟，这手机就不归我了。我大喊，有小偷。这一叫，小偷就跑了。我赶紧走到窗户底下，把手机拿回来。好运气并不总能眷顾我，我那只非常漂亮、非常小巧的粉红色的诺基亚小手机，在一次充电中，半夜还是被小偷勾走了。这才刚充一百元话费没几天呢！我看到窗户被小偷用刀片撬开了一小片。很害怕。尽管这样，我还是没有搬离这间房子，因为交了一个月押金，我一定要租够三个月，找到适合的房子才搬离。除了手机，值钱的东西，我尽量放在办公室，不敢拿回出租屋。
最恐怖的还是入室偷盗。每次被盗，小偷都是从这栋房屋的三楼下来。因为一楼有一户人家住着老人和孩子，他们太警醒，小偷不敢来;二楼没入口。三楼是两个男同事合住，小偷每次都是先撬开三楼房间的门，没啥东西可偷，就跑到二楼，继而一路偷到一楼。太猖獗了，如入无人之境。
有一个中午，我们正在办公室休息。房东突然打电话过来，说我们这栋屋被盗了，让我们赶紧回去检查一下，看有没丢什么贵重物品。我们赶回家，屋门大开，满屋子衣物和书本零乱不堪。床，纸箱，小盒子，所有的地方，都被翻乱了。我们赶紧逃离了那家出租屋。
在余屋，我的损失是惨重的。我是一个打工妹，没赚多少钱，却在这个出租房里，损失一只四千多元的欧时殿手表。那是一次活动中，我的女友谢海英得到的奖励。那年海英和几个文友为我庆祝生日时，她把表送给了我，表是男式的，海英的意思是要我送给家人。盛情难却，我收下了。我家那位戴了几十天，以为坏了，拿回来让我去找商家修理。我也懒散，一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把表放在床上的一个盒子里。后来，这表啥时不见的，我都不太清楚，反正是在余屋村这个出租屋里弄丢的。
我在这个屋子一共住了三个月左右，丢了一块表，一只手机，还丢了其他一些小东西。我留下了后遗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睡觉不敢开窗，把窗子关得严严的;只要睡醒了，一个激灵就是看看身边的女包是否还在，看看身边的手机是否还在。直到很久，我都还是这样。尽管我后来住的地方很安全，但我还是不太敢放肆地开窗，不敢安心地睡觉。无论是外出住朋友家，还是住酒店，或是住出租屋，我都不敢把包放在显眼的地方，或者靠窗的地方。我一定要找个柜子把包藏起来，才敢放心睡。
五
搬离余屋，回到白沙塘，我住在兴华一横街二巷六栋。找这处房子，我没费什么力气。这个房子，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开始我选了六楼，采光好。后来，我还是听了同事高远的建议，选了二楼。一是行李和书籍太多，二是二楼这个房子，通风采光好。终于，我远离了那种因害怕被盗而心惊胆战的日子。
白沙塘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白天热闹，晚上安静。住在这里的，什么人都有，老人、孩子、中青年夫妇、热恋中同居的男女。我见得最多的，是业务员、促销员、超市营业员，也有沿街推着车卖水果的，踩着三轮车下苦力为别人搬家的，以及捡破烂为生的。搬家的人，往往兼职捡破烂，打扫卫生的人，也兼职捡破烂。每天下午至傍晚，小巷被租房的人丢出来的垃圾弄得脏兮兮、臭烘烘的，但到了第二天早上，小巷又干净起来，环卫工人清扫垃圾之后，很多时候，还要用水清洗一次，这样，再脏的小巷，也变得洁净如初。
当然，他们不白干，我们每户居住者，每个月都要掏五块钱，或者十块钱的垃圾处理费。这样，房屋走廊和小巷，都有专人清扫，我们只要把各自的房间打扫干净就行了。每天一大早，租客们各自从白沙塘的小巷里走出来，有提包的，有踩单车的，也有推三轮车卖水果的，有送孩子上学的，有开小店的。假如那一天是周日，早上九点起床，也是很安静的，因为所有的人都不用起大早上班了，包括踩三轮车卖水果的。
遮挡白沙塘的是一些外观华美、风格硬朗的高层建筑。他们华丽丽地立在四周，包围着白沙塘，以及租住在白沙塘的人们。在纸醉金迷的夜色下，在琳琅满目的超市里，在来来往往的人中间，你是否想象得到，被这些高大建筑包围着的里头，像白沙塘这样的城中村，是另一番光景？这里聚集的，是底层人物的小悲欢。
这里，是东莞乃至广东珠三角一带城中村的缩影。用诗人老赵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像“一锅不洁的汤”一样的社区。“被掩蔽的存在，也是东莞这座城市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最真实的横断面。”这些比喻虽然有一些新奇和夸张，但它是真实的。
几乎所有的城中村，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有些村子大，人多，有些村子小，人少，而且住着的人，有不同的面孔和不同的户籍，就这点区别而已。本地人很少，很多本地人都住进了别墅、花园小区里。
在莞城这些年，经常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好不容易跟那里的人混熟了，我又要搬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而后再和左邻右舍混熟。从一栋旧楼房，搬到另一栋旧楼房，常常这样搬家，让人身心疲惫。有的人，一床被褥，几件衣服，一个行礼;有的人，拖家带口的，行李很多。人在旅途，这样的漂泊生活是必须的，早已习以为常。好在同事们都住在附近，有个什么事，也有一个照应。白沙塘，它在我的漂泊生涯中，承载了我在莞城八年的青春岁月。这是一份深厚的情感。
诗人老赵有段时间搬到白沙塘的岗庆楼小区居住。岗庆楼是一栋老楼，村里很早盖起来的一栋集资房，墙体和楼道都破败不堪，一看就有些年头的了。但里头还是不错的，有一些人家装修得还不错，自己家还住着，没租出去。他在那栋楼没住几天，就丢掉了一台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和存在电脑里的长篇小说稿。这让他很痛心，那个长篇可是他花了不少时间弄出来的。因为这个原因，他花大钱下大决心搬进了离公司很近的花園小区。一个月的租金，是工资的五分之一。尽管这样，他还是乐呵呵搬进去了。搬家的那天，尽管他请了搬家公司，但还是需要有人帮忙。我帮他在旧楼看住搬到楼下等待装车的行李物品，他在新的出租屋整理房间，把已经搬过去的东西安放好。中途我跟了一趟车去他的新居，他的一个纸箱就弄丢了，里面放有电饭锅、插座、切菜的钢刀之类的东西。他晚上收拾好行李，想煮饭时，却找不到电饭锅了。他说，我们为什么总是在搬家，总是停不下来呢？就像卓别林电影中的凡尔杜先生，一年四季都在寻找一个藏身之处;或者像凯鲁亚克的小说在《在路上》中的那些人，在一个“人们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他们总是找借口四处奔波，事实上必须搬家的借口永远存在，根本无需寻找。 其实，白沙塘很美，以前还挺有故事的。听说下坡路那边那个村庄有一个庵堂，在“破四旧”的时候被拆除了，后来我去求证，专事挖掘东莞文史的女作家李翠微告诉我，白沙塘最有名的不是庵堂，也不是庙宇，而是一口泉眼，也就是一口老井。村里人就着泉眼挖了一口井，井水甘甜，冬暖夏凉，清清亮亮四季不枯，滋养着白沙塘人。有时，连邻村的人，也会到这口井来挑水，井水很甜，甜得像白沙糖般好喝。李翠微说她小时候到过白砂塘，大约六七岁吧，见到过这口老井，村里人都在井里挑水喝，井边一天到晚都很热闹，也不知道啥时候这井就没了。她这么一说，我感觉可信度高了，我明白了“白沙塘”这个村名的由来。
如今，一栋一栋的握手楼，高高立起，在小巷外边朝里向上看，就是一线天。我每次走过兴华路拐角的上坡处回住处，都会见到各色的小花。特别是簕杜鹃，还有五角梅，每到花期，就开得红艳艳的，从一家新楼二楼阳台的屋角倾泻而下，红灿灿的。看到這些花，我满心欢喜。到了金秋十月，金桂飘香，香满整条路、整个村子。
我的屋前走过去两条横巷，藏着一家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是公立的。这里也有派出所、村委会、妇联之类的单位，也有水果店、杂货店、小菜摊、快餐店。只要是人们日常需要的，在这个村子里都能买得到。
和南城塘贝、罗沙社区、罗一新村、步步高小区、东城涡岭、东城主山等这些地方比起来，白沙塘一间房子的房租至少要多出几十块至一百块，但很多人还是乐意租住在这里，不仅因为走出村庄大门楼就是繁华地段，更因为大多数商场、企业、店铺的老板，没给员工提供食宿，他们只好在离商场最近的白沙塘租房。这里交通便利。白沙塘往前，就是地王广场，有一个公交站台，往后走，是金澳花园公交站，往西走，是白沙塘公交站。差不多村庄的每个出口，都有一个公交站台。赶时间的话，打车也方便。这样住的人自然就多了，房租也随之水涨船高。
白沙塘一点也不吵，外面马路上的喇叭声，吵不到这里来。当然，小巷里也蛮多汽车的，但多是商务用车，大多数人都是早出晚归，也就听不到吵闹的车声。这真是一个好地方，尽管我现在租的房子，东西多了之后太挤，但我依然选择不折腾，不搬家。在广东这么些年，也不知道搬了多少回家了，每次搬家，都要丢掉一些绿豆芝麻一类的“家产”。搬一次家，至少要丢掉一个月的收入，还要累死累活地收拾行李，打包，装车，到另一个地方之后，再卸下来，再装上，甚至还要重新买床。每搬完一次家，铺好床，洗干净身子，把有灰尘的衣服换掉，我便一头把自己扔在床上，深深地舒一口气。
六
2010年的平安夜，一点儿也不平静，白沙塘很闹，每条小巷里都很闹。三三两两的人，邀约出去喝酒逛街，他们玩得很疯。手牵手的情侣，走在街头小巷。手捧红玫瑰，走路像站不稳似的青年女子靠在男友的怀抱里作幸福状，那含情脉脉的眼神，挺让人感动。黑色的夜晚，心境却是明亮的。上半夜还有人在小巷里走动，有人很晚从外面回到小巷的家，咚咚咚的脚步声响个不停。一忽儿这扇门咣地响了，一忽儿那扇门吱呀响了，一忽儿又从哪个窗子里飘来了炒花生的香味，鱼的香味，各种味儿填充着小巷，并飘荡得很远。也钻进我的鼻孔，容不得我装睡。这个时候，我才想到，有一群人，在一起热闹，也是一件好事。
次日早晨，九点半，我懒洋洋地起了床。在窗口，我看到对面窗子里的女人起来做早餐了。她冲我笑了一下，我也冲她笑了一下，就忙各自的事儿去了。我知道她曾经是一个白领，这阵子辞职在家带孩子，偶尔跑到东莞来，看望一下自己的男人，也或许是一种监督吧。说起来，他们夫妇还是我的江西老乡，只是隔得远，好像他们是赣北那边的。她有可能知道我是写东西的，有可能什么也不知道，如此而已。双方姓什么，叫什么，我们互相一概不知，只是偶尔说两句话，打声招呼，或者笑一下。她的厨房对着我的窗子，平时她炒什么菜，我闻得出香味。她那天在煮早餐，弄得厨房叮当作响，一下子是刷锅的声音，一下子是洗菜的声音，再不就是锅铲碰撞铁锅的声响。她愉快地哼着歌儿，做着这一切。一个幸福的小女人。她穿着普通，住着租来的小屋，但这并不妨碍她的幸福，不影响她的快乐。
我出去买早餐，充话费，行走在小巷里。小巷里静悄悄的，跟昨天平安夜的吵闹比，仿佛换了一个天地。小巷里的便利店，统统没开门，所有的人都似乎还在睡梦中。走了很远，到兴华路和聚福市场交界处，才看到美宜佳在开门做生意。我去充了话费，本想到周边水果店买些水果，结果，还是未开门。看来，平安夜根本就没让他们平安，把他们折腾得够呛。
回到家，我先打开电视。电视里演些什么，我不关注，我要的是一些热闹的声音。再打开电脑，上了线，群里的文友们，早就起床了，大家聊得火热。长安的文友塞壬说她今天早上可惨了，她在外面晒衣服，门被风关上了，她的钥匙留在屋里，进不去，费了好大的劲，才从房东那里拿来了备用钥匙，这让她在外面冻了半个小时，现在坐在电脑前，还感觉到冷。还有一个马大哈，出门称了菜，却发现兜里没钱，跑将回来，又发现钥匙丢在了菜市场，又折回去。如此往复，找回了钥匙，回到出租屋拿了钱，又跑回菜市场，来回折腾，累得够呛。他说，幸亏，菜市场离家还不太远。
我喜欢把出租屋称之为家，实在是想把栖居之地变成归宿，但它确实不是归宿，或许这就是宿命。我经常站在高处，仰望这座城市里的万家灯火，在高楼与高楼之间，在那些私自探出来的灯光里，我不敢奢望，能拥有一套房，我只希望在那些飘着灯光的窗户里，或许哪一天，可以有一张床是属于自己的，我可以在这里安放我的身子、思想，甚至灵魂。对于一个漂泊不定的人来说，出租屋意味着灵魂的自由。我的老乡、作家祝成明说，出租屋意味着夫妻俩还不敢放肆地做爱，恋人们亦不敢纵情地缠绵，随时会有人过来查水，查电，偶尔也会有临时性的查房这些打扰。出租屋也同时意味着青春的背影，半老的徐娘，挽留不住的日子，日渐消磨的拼劲和激情。他总结得很实在，也很贴切。可我，还是相信，明天会更好，幸福离我并不是很远，我还是心怀美好，对未来怀抱希望。
相对于城市的高楼大厦、奢华的灯光，还有宽阔的车道，城中村里的出租屋，是一个死角，是一个被人忽略的地带，但出租屋里的细枝末节，是真实的生活。那些像我一样，行走在城市边缘的人，经历过太多风吹落叶的伤感，日晒雨淋的悲怆后，无论再遇见什么样的风雨，都是闲庭信步。
汪雪英，江西省吉安市永新人，江西省作协会员。东莞文学院第五届签约作家。1991年始写作。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散文选刊·原创版》《星火》《飞天》《绿风》《中国诗歌》等刊。出版作品集、专著多部。《同在屋檐下：婆媳关系》《漂在东莞十八年》分别入选中国新农村建设和江西省新农村建设“农家书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