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在加拿大攻博的第二年，我作为陪读也到了多伦多。不久，我就有了一个给电视台打工的机会。
　　那天我们接到报料：一个刚满5岁的男孩被绑架了。突发新闻部迅速行动起来。那位5岁小孩母亲的名字叫凯瑟琳，是一位看起来十分一般、十分朴素的女人，走在大街上毫不起眼，但她却是个非同寻常的女人。
　　在绑匪打来电话的时候，她的声音很平静，跟儿子讲话的声音和平时一样温柔、亲切：“孩子，你还好吗？你看，妈妈和你在一起，这么多人都和你在一起。你别害怕也别着急，带你走的人会把你带回来的。”
　　我注意到她没有用“绑匪”一词。和那些热切的媒体、心急的观众和备受压力的警察比较起来，反倒是孩子的母亲显得平静多了。这个母亲的表现令我颇感意外。
　　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就去了凯瑟琳家里。在摄像机还没打开前，她对我们提出要求，她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情绪不要过激，用词也要中性，比如报道中不要反复用歹徒、残忍、卑劣等词，只需要把事实告诉人们，表示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就行了。一旁负责此案的高级警官汤普森向凯瑟琳投去赞许的一瞥。
　　我们的节目风格于是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凯瑟琳平静的面孔又出现在第二天和第三天的荧屏上。她请大家帮助她找到她的儿子，因为“我知道，你们也在为他担心，你们也爱他，他确实是一个好孩子”。最后，她还请那个“带走孩子的人”不要伤害他。绑架男孩的人打了第一个勒索电话后就一直没了音信，度日如年地到了第四天，终于又有了一个电话。凯瑟琳温和而坚定地对对方说：“请你原谅，我们没有钱。”在场的每一位都听得清那个绑架者绝望的声音：“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稍停，凯瑟琳说：“你把我的儿子送回来，你也可以到我这里来。”那边没有再出声，一会儿，电话被挂断了。
　　我们每个人都捏着一把汗。很快我们发现，凯瑟琳哀而不伤、静而不怨、遇事不乱的表情打动了电视观众，他们分明喜欢上了这位相貌平平的女士，都愿意帮助她。
　　一起沸腾的事件，却被我们做成了一档安静的节目。我们节目的风格又影响了整座城市，一时之间，好像整个多伦多甚至整个加拿大，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一个5岁小男孩安全地回到他妈妈的身边。
　　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男孩还没有回家。绑架男孩的人一直没有再出现。电视台每天都在跟踪报道，凯瑟琳平静的脸庞依然保持着平静。虽然几天下来她明显瘦了，人也憔悴多了，但是只要我们的摄像机转向她时，她都会理理头发，迅速调整好自己的表情和声调，她仍然坚持说，相信儿子一定会回来。我们关闭了机器，她还静静地坐在那里，直到她的丈夫上前紧紧地拥住她——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极其有限的几个人才会看到凯瑟琳心如刀绞的痛苦。
　　到了第八天，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局面出现了：汤普森接到了电话，“绑匪”终于决定要投案自首！5岁男孩终于回家了。我们第一次拍到了凯瑟琳泪流满面的画面。
　　“绑匪”是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当主持人罗德里格斯向他提问时，这个绑架者居然泪流满面。他语无伦次地说他需要钱，无奈加上一时冲动，才做下了这种糊涂事情。
　　随着主持人的继续提问，他的犯罪心理过程逐渐明晰：绑架男孩之后，他的内心既充满了恐惧，同时也有一种鱼死网破的决心。但是第二天，孩子的母亲出现了，她的平静令他颇感意外，不觉中也平息了他狂暴的情绪。他十分感谢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称他为“绑匪”或者“歹徒”。
　　但是他怎么办啊？他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无法进退的境况，但又必须做出决断。他打出了第二个电话，正是凯瑟琳本人接的，他在电视中已经熟悉了她的面容，那是他犯罪以来看到的唯一一张平静甚至亲切的脸。这是多么奇异的现象啊！他伤害最深的人，他对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这时她却是唯一能给他提供平静和安慰的人。所以他拿着话筒，不由得就把心底的绝望对她喊了出来：“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她居然这样回答：“……你也可以到我这里来。”他惊呆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发现电视报道也跟着起了变化，人们似乎安静了下来，凯瑟琳身上那种宁静的、淡淡的笑容是一种巨大的力量，阻止着他干出更坏的事情。越到后来，他越感到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等待一个小男孩回家，也在等待一个大男孩从犯罪的深渊回心转意。他知道自己再也无力走下去了，他感到身心俱疲，也好想回到自己妈妈的身边。就这样，他带着小男孩，亲手把他交到了凯瑟琳手中。
　　我们拥向了凯瑟琳，她抬起泪流满面却笑逐颜开的脸向我们表示感谢。这时，罗德里格斯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夫人，您不用感谢任何人，是您自己救了您的儿子。”
　　洋埠亦清摘自《今晚报》编辑/米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