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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浩然的人品，都给予肯定，人们争议的，是承载在浩然身上的历史重荷。那是浩然自己承担不了的，他也始终没有从中解脱出来。因为那不是浩然一个人的历史，那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2月20日，浩然在北京逝世。所有认识浩然的人，都称赞他的为人：质朴、真诚，农民本色。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青，是浩然退出社会主流后生活状态的见证人。作为“组织上”的代表，李青每年都要看望浩然几次，她对他的评价是：纯朴，话不多，低调，顾家，农民本色。
然而，如果浩然仅仅是一位纯朴和蔼的老人，他的去世还不至于这样值得我们回味。今天与浩然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当年茅盾说过的一句名言：在文革中，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就是浩然。讲到浩然，就必然绕不过文革这个年代。如今，经历过文革的和没经历过文革的，仿佛成了互相断裂的两代人。读《艳阳天》长大的一代，陷在记忆中不能自拔，没读过《艳阳天》的一代，对此完全不解。
“作家神经病”
在一般人看来，所谓“农民本色”，是与纯朴、实在、谦虚联系在一起的。但人们往往忽视浩然这样生长在农村的文学青年：他们敏感、苦闷、爱看书、富于幻想，面对与理想反差极大的现实，激励着他们艰苦奋斗出人头地的斗志。14岁那年，自小父母双亡，一直寄人篱下的浩然面临着被舅舅赶出家门的绝境。这时候，是当时共产党基层政权出来力挺他：一位干部来到村里宣布，根据调查和知情人提供的事实，决定把他舅舅家的房产土地分给他一半，让他分家过日子。
在浩然的口述自传《我的人生》中记述，当时的浩然流着止不住的泪水对共产党干部黎明说：你是我的救星！你是我的恩人！而黎明告诉他，我们是共产党，你该感谢毛主席。
1946年，浩然开始投身革命。他当上本村第一任儿童团长。后来是当村干部。有一天，一位上面派下来的名叫“安全”的干部对他说：我们搞治安工作的都有化名，你还没有，起一个吧。浩然看到月亮正好照到他们所在的破庙，门额上有“浩然正气”四字，于是，他取了那前面的那两个字。
20岁的浩然，当上共产党的“梁书记”，身背着手枪，一个村一个村的跑，开村民大会，宣讲文件，统计报表。空余时间，他的革命伙伴或是睡觉或是打牌，但他却不想变成一个“白活一辈子的人”。这时，他听说了一个叫赵树理的农民作家，就是在当区干部的时候，写出《小二黑结婚》成了大作家的。他的伙伴又告诉他：写“报稿子”可比那个简单。
浩然很诚实地在他的自传里坦白当时的心情：“写文章登了报可比过去中状元还福气呀！”
于是，浩然开始苦写。每天工作回来，伙伴钻被窝睡觉，他点灯熬油，想想写写，直到把灯油熬干。他对投稿的痴迷，让他得了个“作家神经病”的外号。解玺璋听浩然曾经回忆说，当年他们当干部的，每月还有一些黄豆补贴，可是每每他仍会有坚持不到下个月的感觉。他没有什么文化，就自己跑到识字业余学校去学习语法和写作知识，一点一点硬抠。解玺璋说，他对生活的理解，也很自然地就是毛泽东的文艺理论的那种认识。
浩然立志要成为作家，是与他要改变自己人生境遇的宏愿联在一起的。而他的人生价值观，又紧紧地与共产党的革命队伍联在一起。1948年，年方16岁的浩然加入共产党，次年他参加了一个党校学习班，在班上看了一场宣传苏联集体农庄的电影。第二天早上浩然在河边散步，觉得霞光特别鲜艳。他想，要给妻子写封信，告诉她自己不能回家种那几亩地了，要参加搞社会主义建设，让全国农民都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浩然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说：“一个人的信仰和世界观的形成很复杂吗？对我来说却是极为简单而迅速的——仿佛就在洵河河边那个明净的早晨，就那么一闪念，便冒出了芽儿、扎下了根子，一直到年近古稀的今天，都在长……”
明白了浩然的成长历程，才能明白他的《艳阳天》为什么会那么写。
一个人讲述，亿万人倾听
浩然的三卷《艳阳天》，出版于1962年至1965年。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在文革开始的五年里，浩然也像其他作家们一样，停止了写作，参加政治运动。但是到后来，当全中国的所有小说都不能读的时候，唯有《艳阳天》成为官方认可的读本，浩然成为向数亿中国读者提供精神食粮的唯一作家，这事情必有其内在缘由。
所有怀念浩然的人，都提到《艳阳天》开篇的那句话：“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接着，萧长春的老爸说：一家子人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没个娘儿们，日子怎么过啊！于是，小说就从萧长春相媳妇开始写起。
而喜欢《艳阳天》的读者，实际喜欢的也正是小说中的这种华北农村中浓浓的人情风味。萧长春要找媳妇，焦淑红与他最般配，但他们的关系却又总是暧昧不明，中间夹着个追求焦淑红的马立本。
解玺璋回忆说：当年“书里那个名叫焦淑红的女青年，竟让我心生爱慕，有很长一段时间，脑子里都是她的形象。这点小意思当时是不便公开说的，只能藏在心里，现在想起来倒像是一段初恋。”
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体会不出这其中的微妙。在那个年代，不但是没有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可读，即使有，里面也没有爱情可看。但是，书里不写，书外面的人却在一代代的发育成长。当时处在青春期的人们，能读到一点让自己哪怕是憧憬一下的“革命爱情”，恐怕都会刻骨铭心地记住。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提到，他对《艳阳天》的记忆，是与广播联在一起的：“每天中午十二点半，电台播讲《艳阳天》——那是小说史上一个壮丽而恐怖的时刻，是超现实的，远远超过最狂妄的幻想：世上的小说和故事都没有了，都被严厉禁止，但同时，一个叫浩然的人的讲述被亿万人倾听。”
在我自己的记忆中，关于“弯弯绕”、“马大炮”等等书中人物的描写，也是从广播中来的。小说对于这些正上学的孩子的影响之大，让这些人物外号都被搬到生活中，变成同学之间的外号。我们每天守在收音机前急切地听故事的进展。你不能不佩服浩然刻画人物的本事，这些书里的人，真能呼之欲出。这确实是他对农村善于观察长年积累的结果。
《艳阳天》当年的发行量，有一说是350万。但也有人说达到1000万。李青认为，1000万的数字“只多不少”。因为当年再版了好多次，还出了若干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然而，如果把小说拿到今天，它能有1万的发行量就不错。而且这1万名读者，恐怕也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事实上，浩然在1986年写的《苍生》，印量只有1万。——今天的年轻读者对于浩然写的这些农村阶级斗争，已经看不懂了。
在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艳阳天》的“内容说明”中，是这样写的：“这部长篇小说通过京郊某农业合作社在1957年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农村的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在东山坞农业社，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利用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煽动闹土地分红，企图打击党的领导，让资本主义复辟。东山坞党支部书记在上级领导的正确指示下，坚决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发动了广大的贫农下中农群众，终于在这场斗争中把邪气打下去，使正气大张……”
可以这样说，《艳阳天》的独特，在于它那么忠实地贯彻了党的意识形态，却又表达得那么实心实意；它的主题那么苍白，它的人物刻画却那么丰满；它把一个复杂的中国农村社会阐释得那么单向扁平，却又充满着一种虚幻的乐观浪漫。这一切，与当时那个社会那么合拍，或者说，它就参与塑造了当年那个社会。它正是当时的当局想要的。
高大泉就是高、大、全
1972年和1974年，《金光大道》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出版。相比《艳阳天》，这部小说的政治斗争意味更浓而人物刻画却更差——这是许多《艳阳天》喜爱者的共同感受。《金光大道》中的一号正面人物名叫“高大泉”，后来人们说，文革作品的正面中心人物要“高、大、全”原则，即出于此。对于这个说法，浩然在自传《我的人生》中说：“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至于‘文革’中把‘高大全’做为写作样板，让大家都这么去写，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我。这个路子是我趟出来的，最合我的脾气，对别人就不那么合适了”。
浩然自己曾很久都偏爱《金光大道》，认为《金光大道》写得“比《艳阳天》成熟多了”，所以对于人们更喜欢《艳阳天》颇感失望。
像《金光大道》这样的作品，对于普通读者，也可能只是觉得没有《艳阳天》好看了，但对于当时想走创作道路的文学青年们，影响却是致命性的。负责编辑此书的韦君宜说：因为当时的作品中必须得有阶级斗争，又必须有故事，浩然就编了一个“范克明”，地主化装远出当炊事员，搞阶级破坏。“有的段落写得很真实，很动人，但是整体构思却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得不随波逐流地去捏造。如果现在我不说出这真情，我将永远都对不起他们。”
在《金光大道》之后，浩然又受江青指派去写一些政治目的很强的题材，如大寨，如井冈山。其中真正得以出版的，是1974年写的西沙之战。他穿上军装坐上专机跑到那原本就不熟悉的海疆转了一圈，写出半诗体的《西沙儿女》，其文字之苍白浮华僵化，甚至里面还夹有江青的“把侵略者赶出去”的指示这种内容，连浩然自己事后都不愿再提起。
得到江青的青睐，这在文革中是会遭到很多人眼红的。浩然在自传中这样回忆：“她（江青）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艳阳天》。说实话，第一次见面，我对她印象不错。她请我看的苏联、日本电影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我不愿和她一起看，太紧张。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好多人眼里都流露出嫉妒，这我心里明白。”
“观念远比生活更为重要”
文革结束以后，浩然因为他在文革中的走红，更因为江青的赏识，受到整肃。
李青介绍说：文革后组织上实际没有给浩然任何文字上的结论，他没有被列入“三种人”。1977年，在工人体育场，浩然在文联的恢复大会上，做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检查。检查后，他“过了关”。这份检查，后来收到他的自传中，里面详细讲述了他与“叛徒江青”的关系及对她的批判。应该说，讲得也很诚恳。从此，浩然从社会的主流生活中渐渐淡出。
1998年，浩然又一次引起人们注意——他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被以《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为题登出，文中披露了浩然的几个惊人观点：1.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3.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未有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我从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农民，靠党给我的机会，经过八年业余文化学习，掌握了大学专门课程，最终由中国作协的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
李青说，后来浩然否认里面有些话是他说的，比如关于他是“奇迹”的说法，但是这样的言论引起人们的愤怒乃至批判，是可以想见的。一位名叫吴跃农的作者写道：浩然访谈录通篇是极左腔调，大言不惭。浩然对“以粮为纲”、“统购统销”之类极左的农村政策至今坚信不疑。我国农村是什么时候开始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不是浩然描述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一大二公，穷过渡”的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也不是他按照‘四人帮’旨意创造所谓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之类的“阶级斗争”空前高涨的70年代中期，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农民的纯收入从134元增长至2090元，增长了15倍。浩然那种痴人说梦式的极左论调是不值一驳的……
这引出一个很让人困惑的问题。以浩然对中国农村的熟悉，他怎么会不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他真的认为，当年农民们都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走上合作化道路的？
《北京青年报》的编辑陈徒手，曾在1998年采访过浩然。当时他向浩然提到，当年的北京市作协秘书长宋■曾对他说，他重读了《金光大道》，感觉浩然当时完全接受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书中区里、县里的人物全按路线斗争划分，全部上纲上线。“这难道是真正的农村生活吗？”
面对此问题，浩然沉思了一会儿对陈徒手说：“我也知道农民的苦处，我是在农民中熬过来的，农民的情绪我了解。那几年挨饿我也一块经历过。但是这些事能写进书里吗？不行啊！”
作家李辉在一篇《关于赵树理的随感》中感慨道：“观念远比生活更为重要。我想，这样一种将观念置于生活之上的创作方法，恰恰是理解浩然、认识浩然的一把钥匙。”有了这样的创作方法，浩然当年将“阶级斗争”作为主线来反映农村生活，并且塑造出他心中的英雄人物；而今一如既往地认为《金光大道》“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对于浩然的“不忏悔”态度，很多人表示出愤怒。浩然曾对陈徒手承认，这些来自社会的批判之声，使他“心太乱了”。然而李青给出的一个解释，或许更说明几分真相。李青说：文学界的同行们，社会上的人对他提出批评，会让他心里很矛盾。但是，如果这批评来自组织上，也就是说真的是由组织上给他定了性，他就不矛盾了。就老老实实认了！
今天谁还看农村小说？
如今，当浩然告别人世的时候，他的同代人多半选择了对他的宽容。用评论家李敬泽的话说：“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春风得意，他也曾亢奋，也曾受宠若惊，多年以后，人们说，他是个农民，有‘局限性’，但不曾作恶，总的来看是个‘好人’”。
人们对浩然的人品，都给予肯定，人们争议的，是承载在浩然身上的历史重荷。那是浩然自己承担不了的，他也始终没有从中解脱出来。因为那不是浩然一个人的历史，那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党国英，这样谈他印象中的浩然：我在小时候，读《艳阳天》也读得满喜欢的，那时我是文学青年嘛。感觉到他小说中的问题，在上了大学之后，我开始反思，开始回想小时候在农村老家听说过的事情，意识到《艳阳天》《金光大道》中的中国农村，其实是不真实的。
而一位三十多岁的青年作家这样告诉我：浩然的作品，今天对我们的创作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不过，想一想他的创作观念，要是今天还在实行，那也满可怕的。
而那位“80后”的作家，在得知浩然是写农村小说的之后，对我说：农村小说？今天谁还看农村小说？
或许正如李敬泽所说：“浩然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边缘而光辉的、很可能已成绝响的谱系——赵树理、柳青、浩然、路遥，他们都是农民，他们都是文学的僧侣，他们都将文学变为了土地，耕作劳苦忠诚不渝。”或许，这支队伍里还应加上周立波等。他们随着共产党的农民革命成功而崛起，却在中国步入现代化的经济起飞中无声隐退。
当人们还在为这样的小说的真实与否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另一厢，它们已经被历史那么轻巧地给抛开了。这种颠覆，来得太决绝。
2月20日，浩然在北京逝世。所有认识浩然的人，都称赞他的为人：质朴、真诚，农民本色。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青，是浩然退出社会主流后生活状态的见证人。作为“组织上”的代表，李青每年都要看望浩然几次，她对他的评价是：纯朴，话不多，低调，顾家，农民本色。
然而，如果浩然仅仅是一位纯朴和蔼的老人，他的去世还不至于这样值得我们回味。今天与浩然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当年茅盾说过的一句名言：在文革中，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就是浩然。讲到浩然，就必然绕不过文革这个年代。如今，经历过文革的和没经历过文革的，仿佛成了互相断裂的两代人。读《艳阳天》长大的一代，陷在记忆中不能自拔，没读过《艳阳天》的一代，对此完全不解。
“作家神经病”
在一般人看来，所谓“农民本色”，是与纯朴、实在、谦虚联系在一起的。但人们往往忽视浩然这样生长在农村的文学青年：他们敏感、苦闷、爱看书、富于幻想，面对与理想反差极大的现实，激励着他们艰苦奋斗出人头地的斗志。14岁那年，自小父母双亡，一直寄人篱下的浩然面临着被舅舅赶出家门的绝境。这时候，是当时共产党基层政权出来力挺他：一位干部来到村里宣布，根据调查和知情人提供的事实，决定把他舅舅家的房产土地分给他一半，让他分家过日子。
在浩然的口述自传《我的人生》中记述，当时的浩然流着止不住的泪水对共产党干部黎明说：你是我的救星！你是我的恩人！而黎明告诉他，我们是共产党，你该感谢毛主席。
1946年，浩然开始投身革命。他当上本村第一任儿童团长。后来是当村干部。有一天，一位上面派下来的名叫“安全”的干部对他说：我们搞治安工作的都有化名，你还没有，起一个吧。浩然看到月亮正好照到他们所在的破庙，门额上有“浩然正气”四字，于是，他取了那前面的那两个字。
20岁的浩然，当上共产党的“梁书记”，身背着手枪，一个村一个村的跑，开村民大会，宣讲文件，统计报表。空余时间，他的革命伙伴或是睡觉或是打牌，但他却不想变成一个“白活一辈子的人”。这时，他听说了一个叫赵树理的农民作家，就是在当区干部的时候，写出《小二黑结婚》成了大作家的。他的伙伴又告诉他：写“报稿子”可比那个简单。
浩然很诚实地在他的自传里坦白当时的心情：“写文章登了报可比过去中状元还福气呀！”
于是，浩然开始苦写。每天工作回来，伙伴钻被窝睡觉，他点灯熬油，想想写写，直到把灯油熬干。他对投稿的痴迷，让他得了个“作家神经病”的外号。解玺璋听浩然曾经回忆说，当年他们当干部的，每月还有一些黄豆补贴，可是每每他仍会有坚持不到下个月的感觉。他没有什么文化，就自己跑到识字业余学校去学习语法和写作知识，一点一点硬抠。解玺璋说，他对生活的理解，也很自然地就是毛泽东的文艺理论的那种认识。
浩然立志要成为作家，是与他要改变自己人生境遇的宏愿联在一起的。而他的人生价值观，又紧紧地与共产党的革命队伍联在一起。1948年，年方16岁的浩然加入共产党，次年他参加了一个党校学习班，在班上看了一场宣传苏联集体农庄的电影。第二天早上浩然在河边散步，觉得霞光特别鲜艳。他想，要给妻子写封信，告诉她自己不能回家种那几亩地了，要参加搞社会主义建设，让全国农民都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浩然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说：“一个人的信仰和世界观的形成很复杂吗？对我来说却是极为简单而迅速的——仿佛就在洵河河边那个明净的早晨，就那么一闪念，便冒出了芽儿、扎下了根子，一直到年近古稀的今天，都在长……”
明白了浩然的成长历程，才能明白他的《艳阳天》为什么会那么写。
一个人讲述，亿万人倾听
浩然的三卷《艳阳天》，出版于1962年至1965年。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在文革开始的五年里，浩然也像其他作家们一样，停止了写作，参加政治运动。但是到后来，当全中国的所有小说都不能读的时候，唯有《艳阳天》成为官方认可的读本，浩然成为向数亿中国读者提供精神食粮的唯一作家，这事情必有其内在缘由。
所有怀念浩然的人，都提到《艳阳天》开篇的那句话：“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接着，萧长春的老爸说：一家子人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没个娘儿们，日子怎么过啊！于是，小说就从萧长春相媳妇开始写起。
而喜欢《艳阳天》的读者，实际喜欢的也正是小说中的这种华北农村中浓浓的人情风味。萧长春要找媳妇，焦淑红与他最般配，但他们的关系却又总是暧昧不明，中间夹着个追求焦淑红的马立本。
解玺璋回忆说：当年“书里那个名叫焦淑红的女青年，竟让我心生爱慕，有很长一段时间，脑子里都是她的形象。这点小意思当时是不便公开说的，只能藏在心里，现在想起来倒像是一段初恋。”
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体会不出这其中的微妙。在那个年代，不但是没有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可读，即使有，里面也没有爱情可看。但是，书里不写，书外面的人却在一代代的发育成长。当时处在青春期的人们，能读到一点让自己哪怕是憧憬一下的“革命爱情”，恐怕都会刻骨铭心地记住。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提到，他对《艳阳天》的记忆，是与广播联在一起的：“每天中午十二点半，电台播讲《艳阳天》——那是小说史上一个壮丽而恐怖的时刻，是超现实的，远远超过最狂妄的幻想：世上的小说和故事都没有了，都被严厉禁止，但同时，一个叫浩然的人的讲述被亿万人倾听。”
在我自己的记忆中，关于“弯弯绕”、“马大炮”等等书中人物的描写，也是从广播中来的。小说对于这些正上学的孩子的影响之大，让这些人物外号都被搬到生活中，变成同学之间的外号。我们每天守在收音机前急切地听故事的进展。你不能不佩服浩然刻画人物的本事，这些书里的人，真能呼之欲出。这确实是他对农村善于观察长年积累的结果。
《艳阳天》当年的发行量，有一说是350万。但也有人说达到1000万。李青认为，1000万的数字“只多不少”。因为当年再版了好多次，还出了若干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然而，如果把小说拿到今天，它能有1万的发行量就不错。而且这1万名读者，恐怕也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事实上，浩然在1986年写的《苍生》，印量只有1万。——今天的年轻读者对于浩然写的这些农村阶级斗争，已经看不懂了。
在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艳阳天》的“内容说明”中，是这样写的：“这部长篇小说通过京郊某农业合作社在1957年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农村的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在东山坞农业社，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利用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煽动闹土地分红，企图打击党的领导，让资本主义复辟。东山坞党支部书记在上级领导的正确指示下，坚决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发动了广大的贫农下中农群众，终于在这场斗争中把邪气打下去，使正气大张……”
可以这样说，《艳阳天》的独特，在于它那么忠实地贯彻了党的意识形态，却又表达得那么实心实意；它的主题那么苍白，它的人物刻画却那么丰满；它把一个复杂的中国农村社会阐释得那么单向扁平，却又充满着一种虚幻的乐观浪漫。这一切，与当时那个社会那么合拍，或者说，它就参与塑造了当年那个社会。它正是当时的当局想要的。
高大泉就是高、大、全
1972年和1974年，《金光大道》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出版。相比《艳阳天》，这部小说的政治斗争意味更浓而人物刻画却更差——这是许多《艳阳天》喜爱者的共同感受。《金光大道》中的一号正面人物名叫“高大泉”，后来人们说，文革作品的正面中心人物要“高、大、全”原则，即出于此。对于这个说法，浩然在自传《我的人生》中说：“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至于‘文革’中把‘高大全’做为写作样板，让大家都这么去写，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我。这个路子是我趟出来的，最合我的脾气，对别人就不那么合适了”。
浩然自己曾很久都偏爱《金光大道》，认为《金光大道》写得“比《艳阳天》成熟多了”，所以对于人们更喜欢《艳阳天》颇感失望。
像《金光大道》这样的作品，对于普通读者，也可能只是觉得没有《艳阳天》好看了，但对于当时想走创作道路的文学青年们，影响却是致命性的。负责编辑此书的韦君宜说：因为当时的作品中必须得有阶级斗争，又必须有故事，浩然就编了一个“范克明”，地主化装远出当炊事员，搞阶级破坏。“有的段落写得很真实，很动人，但是整体构思却完全是捏造的，作者不得不随波逐流地去捏造。如果现在我不说出这真情，我将永远都对不起他们。”
在《金光大道》之后，浩然又受江青指派去写一些政治目的很强的题材，如大寨，如井冈山。其中真正得以出版的，是1974年写的西沙之战。他穿上军装坐上专机跑到那原本就不熟悉的海疆转了一圈，写出半诗体的《西沙儿女》，其文字之苍白浮华僵化，甚至里面还夹有江青的“把侵略者赶出去”的指示这种内容，连浩然自己事后都不愿再提起。
得到江青的青睐，这在文革中是会遭到很多人眼红的。浩然在自传中这样回忆：“她（江青）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艳阳天》。说实话，第一次见面，我对她印象不错。她请我看的苏联、日本电影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我不愿和她一起看，太紧张。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好多人眼里都流露出嫉妒，这我心里明白。”
“观念远比生活更为重要”
文革结束以后，浩然因为他在文革中的走红，更因为江青的赏识，受到整肃。
李青介绍说：文革后组织上实际没有给浩然任何文字上的结论，他没有被列入“三种人”。1977年，在工人体育场，浩然在文联的恢复大会上，做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检查。检查后，他“过了关”。这份检查，后来收到他的自传中，里面详细讲述了他与“叛徒江青”的关系及对她的批判。应该说，讲得也很诚恳。从此，浩然从社会的主流生活中渐渐淡出。
1998年，浩然又一次引起人们注意——他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被以《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为题登出，文中披露了浩然的几个惊人观点：1.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3.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未有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我从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农民，靠党给我的机会，经过八年业余文化学习，掌握了大学专门课程，最终由中国作协的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
李青说，后来浩然否认里面有些话是他说的，比如关于他是“奇迹”的说法，但是这样的言论引起人们的愤怒乃至批判，是可以想见的。一位名叫吴跃农的作者写道：浩然访谈录通篇是极左腔调，大言不惭。浩然对“以粮为纲”、“统购统销”之类极左的农村政策至今坚信不疑。我国农村是什么时候开始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不是浩然描述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一大二公，穷过渡”的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也不是他按照‘四人帮’旨意创造所谓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之类的“阶级斗争”空前高涨的70年代中期，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农民的纯收入从134元增长至2090元，增长了15倍。浩然那种痴人说梦式的极左论调是不值一驳的……
这引出一个很让人困惑的问题。以浩然对中国农村的熟悉，他怎么会不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他真的认为，当年农民们都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走上合作化道路的？
《北京青年报》的编辑陈徒手，曾在1998年采访过浩然。当时他向浩然提到，当年的北京市作协秘书长宋■曾对他说，他重读了《金光大道》，感觉浩然当时完全接受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书中区里、县里的人物全按路线斗争划分，全部上纲上线。“这难道是真正的农村生活吗？”
面对此问题，浩然沉思了一会儿对陈徒手说：“我也知道农民的苦处，我是在农民中熬过来的，农民的情绪我了解。那几年挨饿我也一块经历过。但是这些事能写进书里吗？不行啊！”
作家李辉在一篇《关于赵树理的随感》中感慨道：“观念远比生活更为重要。我想，这样一种将观念置于生活之上的创作方法，恰恰是理解浩然、认识浩然的一把钥匙。”有了这样的创作方法，浩然当年将“阶级斗争”作为主线来反映农村生活，并且塑造出他心中的英雄人物；而今一如既往地认为《金光大道》“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对于浩然的“不忏悔”态度，很多人表示出愤怒。浩然曾对陈徒手承认，这些来自社会的批判之声，使他“心太乱了”。然而李青给出的一个解释，或许更说明几分真相。李青说：文学界的同行们，社会上的人对他提出批评，会让他心里很矛盾。但是，如果这批评来自组织上，也就是说真的是由组织上给他定了性，他就不矛盾了。就老老实实认了！
今天谁还看农村小说？
如今，当浩然告别人世的时候，他的同代人多半选择了对他的宽容。用评论家李敬泽的话说：“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春风得意，他也曾亢奋，也曾受宠若惊，多年以后，人们说，他是个农民，有‘局限性’，但不曾作恶，总的来看是个‘好人’”。
人们对浩然的人品，都给予肯定，人们争议的，是承载在浩然身上的历史重荷。那是浩然自己承担不了的，他也始终没有从中解脱出来。因为那不是浩然一个人的历史，那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党国英，这样谈他印象中的浩然：我在小时候，读《艳阳天》也读得满喜欢的，那时我是文学青年嘛。感觉到他小说中的问题，在上了大学之后，我开始反思，开始回想小时候在农村老家听说过的事情，意识到《艳阳天》《金光大道》中的中国农村，其实是不真实的。
而一位三十多岁的青年作家这样告诉我：浩然的作品，今天对我们的创作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不过，想一想他的创作观念，要是今天还在实行，那也满可怕的。
而那位“80后”的作家，在得知浩然是写农村小说的之后，对我说：农村小说？今天谁还看农村小说？
或许正如李敬泽所说：“浩然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边缘而光辉的、很可能已成绝响的谱系——赵树理、柳青、浩然、路遥，他们都是农民，他们都是文学的僧侣，他们都将文学变为了土地，耕作劳苦忠诚不渝。”或许，这支队伍里还应加上周立波等。他们随着共产党的农民革命成功而崛起，却在中国步入现代化的经济起飞中无声隐退。
当人们还在为这样的小说的真实与否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另一厢，它们已经被历史那么轻巧地给抛开了。这种颠覆，来得太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