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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时间是稳定之物，已经可靠地流淌了亿万年，度量时间却一直是个难题。
每天早晨，尖厉的闹钟铃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我们从暖和的枕头上抬起头，湿乎乎的口水淤积在枕头褶子里。费劲地睁开双眼，眼皮还粘在一起，眯着眼看了看时间，满心希望是闹钟出了什么问题，那就至少还能再睡上两小时。我们瞄了一眼手机想验证一下，令人难过的是，真的该起床了。
為什么时钟的证明如此重要？我们为什么不能回过身去倒头就睡直到自然醒？
好吧，因为时间是统辖我们生存节奏的组织结构，无视它就会把混乱引入我们的生活。但是，尽管时间是稳定之物，已经可靠地流淌了亿万年，度量时间却一直是个难题。
我们所制定的普遍标准并非一直如此，它经过了许多个世纪无望的努力，人们为了避免陷入昼夜不分的混乱，最终被迫无奈接受了这一标准。
原本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黎明与黄昏，直到19世纪40年代，客运列车的出现，偏远的地方突然被高速交通运输网连接起来了。这显然是极好的消息，尤其是对那些古怪的火车爱好者来说，因为他们星期天终于有事可做了，不过这也引发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时间上的混乱。
例如，一列伦敦至布里斯托的火车缓缓驶出首都，于伦敦当地时间正午准点发车，但4小时后抵达布里斯托的时间却是下午3点51分，而不是4点整。9分钟的时间在中途某个地方不翼而飞了。可想而知，这对通勤者来说简直是大灾难，大量乘客开始误火车。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火车公司立即行动起来，所有的铁路运输路线一律采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火车时刻表应运而生。在逻辑上，这样的时刻表是全国一致的，但是并未彻底解决个别通勤者的问题。
毕竟，除非乘客已经站在了火车站，并且能够看到调整过的铁路时钟，否则，他们的日常时间仍然遵照怀表或大教堂时钟所指示的当地时间。等他们镇定自若地漫步到火车站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火车在一阵极热的蒸汽云中风驰电掣般离去。
人们急需标准化的时间，不仅是针对铁路，而且是整个国家。不过，并非人人都感受到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像埃克塞特和牛津这样的地方就不愿意牺牲他们当地从几百万年前一直保留下来的传统，因此重演了法国那种注定没有好下场的妥协性做法：在钟面上多装了一根分针，可以同时指示当地时间和铁路时间。
但是这种笨拙的权宜之计显然不能长久，尤其是在19世纪60年代电报出现之后，证明精确的单一计时法在日益全球化的文化中至关重要。最终，到了1880年，保守主义者终于承认失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在全英取得了权威地位。
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消息，除了那些无可救药的瞌睡虫，他们不得不重新编造离奇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又误了火车。
当威廉·维莱特建议人们可以在特定的日子调整时钟的时候，他并非异想天开，因为这令许多人回想起每次抵达遥远的异地时都必须调整怀表的经历。
当时年轻气盛的丘吉尔和较为老成持重的大卫·乔治都支持维莱特，于是他信心满满地出现在国会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他的关键论点：推行这一措施之后出生的孩子，将在年满28岁时额外享有整整一年的白天时光。
谁能拒绝如此堂皇的逻辑！不过，他没有料到人们的抵触会这么强烈。
在推动夏令时的过程中，维莱特从一位受人尊敬的正派绅士沦为众人眼里的怪人，成了一个笑柄。随着维莱特名誉扫地，他向国会提出的申请连续6年遭拒，最终——走在时代前端的人都是如此——年仅58岁就溘然长逝。时值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方殷，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五世正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他那令人生疑的日耳曼姓氏。英国人说什么也不采用夏令时。
然而在1916年4月，德国却出人意料地采用了这个制度。
德国皇帝的辅佐大臣精明过人，他们想到自然日照时间的增加可以减少对人工照明的需求，这样节约下来的所有燃料就能投入到战争当中。这一论点颇具说服力，它如此令人折服，以至于连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人都买账了。
突然之间，许多曾经公然嘲笑维莱特并和他唱反调的人一个个都低下了头，看着鞋尖，嗫嚅着承认也许夏令时并不是那么愚蠢的主意。就在德国果断行动的一个月之后，英国也步其后尘。不过当局很机智地把一次拨快20分钟这种缓慢没效率的方案简化了，直接拨快1小时。夏令时总算实现了。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澳大利亚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都采用了新的时间系统。不过争议才刚刚开始，美国实施夏令时产生了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就像一只容易兴奋的小猫被缠进了毛线团，这个国家陷入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危机。
美国幅员辽阔，所以标准化时间不会被接受。
起初，一位名叫桑福德·弗莱明的加拿大铁路工程师提出了全球统一标准时间，以二十四小时时钟为依据。这种所谓的“宇宙时间”是他的宏伟设想，他希望各国公民都佩戴同时显示本地时间和宇宙时间的手表。
这一设想失败之后，弗莱明修正了他的方案，开始鼓吹二十四时区的新制度，每个时区按照经度15度准确划分，这样每个时区刚好占1小时。
这是一个针对铁路混乱很实用的解决方案。于是在1883年，北美洲划分出了五个独立的时区。为进一步增加稳定性，第二年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建议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经度作为全球度量经度的本初子午线。只不过，法国人感觉受到了冒犯，因为他们拒绝让巴黎从地图中央消失，这没有辜负他们任性傲慢的名声。
虽然高卢人气得一肚子火，新时区在美国运转得倒是颇为顺畅，尽管有些城市转换了时区为自己争取了更多的黄昏日光，例如底特律和克利夫兰，不过这是由当地人从当地利益出发所做的地方决定。
与此相反，1918年美国为在战时节约电力而举国推行的夏令时，却是一场大灾难。 时至今日，当美国举行大选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统一全国50个州的意见，但当时对夏令时的厌恶却几乎众口一词。仅仅8个月之后，夏令时就从美国法律中被粗暴地剔除了。
然而，美国政府却依然允许各州拥有决定采用或不采用夏令时的自由，就像战前一样，这简直愚不可及。
如今新技術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1945年之后，新的行业在美国一一诞生，并且大获成功（例如航空公司和电视广播公司），他们试图让自己的事业融入到美国人的生活当中，但它们详尽的日程表却很难应付这么多不相同的时区，甚至连当地的公交时刻表如果能沿用两周不彻底更改，都算是万幸了。各城市和各州对夏令时的态度反反复复，就像善变的孩子对待他们的圣诞礼物一样：在得到之前非常渴望，但玩了两下又觉得很无聊。
由于美国只有五个时区，西弗吉尼亚州的芒兹维尔和俄亥俄州的斯托本维尔之间有35英里高速公路，公交时刻表竟然横跨7个不同的时区，真是让人吃惊，这就意味着那些特别讲究的乘客不得不每8分钟就调一次表。
开车的上班族也好不到哪儿去，有好多报道指出，人们在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中龟速前行，好不容易越过州界的时候刚想松一口气，又发现陷进了另一个堵车高峰，喇叭声此起彼伏，因为相邻州的时间要慢1小时。
20世纪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去一趟银行，或者到法院出庭，有可能必须因为迟到而尴尬地道歉，或者沮丧地吃闭门羹。在爱达荷州，顾客为同一条街上店铺各不相同的营业时间大伤脑筋，即便这些生意在同一栋大楼里也于事无补。
隔三差五，这种让人头昏眼花的麻烦会无意中转变成真正的风险，摩托车手可能会镇定自若地开过公路铁路的交叉路口，一列货运火车却不期而至，向他们隆隆驶来，汽笛长鸣，让人胆战心惊，而这趟车本应一小时后才经过这里……
对普通市民来说，统治他们生活的时间系统如此神秘而令人费解，仿佛和《格列佛游记》里的如出一辙。美国海军天文台的威廉·马可维奇博士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差的计时人”，他可不是在开玩笑。
当美国在步调错乱中摇摆不定的时候，一个由饱受困扰的各界领袖组成，名字十分有架势的“ 时间统一委员会”应运而生。这其实是一个游说团体，最终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1966 年通过的《统一时间法案》把长约半年的夏令时时间标准化，定为从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到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之间，虽然还是有四个州当即选择退出。
尽管人们对之寄望甚高，但这并非救命仙丹，更多的混乱接踵而至。1973年爆发的“赎罪日战争”引发原油短缺危机，尼克松总统被迫下令全美暂时进入紧急的“战时时间”，这使夏令时又闹出了更多乱子。
面对这样一团乱麻的局面，美国被迫承认是自己国家出了问题，进入了一段短暂的康复期，最后终于戒掉了老毛病。他们提出了一个可行性远远高于之前的方案，即实施七个月的夏令时，这是个令人高兴的知错就改的故事，只不过后来老毛病又犯了，弄得十分狼狈。
但是，围绕夏令时的争议还没有结束……
如果你于1968年住在苏格兰或北爱尔兰，你会发现这年冬天特别令人忧郁。不列颠是一座孤傲地漂浮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屿，但它突然之间迷上了“国际和谐”这个想法，孤注一掷地投入了为期3年的所谓“不列颠标准时间”的实验，把英国的时钟调得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
如果你想要卖一辆英国车给比利时人，这种做法就颇为贴心，但是，如果你住在不列颠群岛的北部，标准时间会突然把冬日清晨变成绵延不绝的黑暗，仿佛世界末日一般凄惨，在此期间太阳甚至直到上午9点45分都不出来。因为住在北面的民众对此怨声载道，即使事实证明晚上的天色比较亮，减少了交通事故的伤亡，这场实验仍然在1971年终止了。但是，就像一个三流好莱坞恐怖电影里的反派角色，不列颠标准时间时不时会从坟墓里窜出来出现在政治辩论之中，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这种情况说明，即便是在一个小国，自然世界的运行方式与那种想要一劳永逸的政治奇想未必每次都合拍。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时间是无时无刻不在调整我们生活的节拍器，如果旅行的路程只有100英里，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调整手表的时间了。但是，当我们盯着这些细微数字的时候，就会清楚地发现我们校准时间的方式大多是妥协、务实和尽力而为的结果。
当今世界，电子钟已经精确到了一纳秒以内，我们分割一天的方式依然受到理性实用主义的影响，这真让人惊讶。计时不仅是科学探索，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我们定义时间，同样时间也定义着我们。但是到此为止！我们该起床了。
每天早晨，尖厉的闹钟铃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我们从暖和的枕头上抬起头，湿乎乎的口水淤积在枕头褶子里。费劲地睁开双眼，眼皮还粘在一起，眯着眼看了看时间，满心希望是闹钟出了什么问题，那就至少还能再睡上两小时。我们瞄了一眼手机想验证一下，令人难过的是，真的该起床了。
為什么时钟的证明如此重要？我们为什么不能回过身去倒头就睡直到自然醒？
好吧，因为时间是统辖我们生存节奏的组织结构，无视它就会把混乱引入我们的生活。但是，尽管时间是稳定之物，已经可靠地流淌了亿万年，度量时间却一直是个难题。
我们所制定的普遍标准并非一直如此，它经过了许多个世纪无望的努力，人们为了避免陷入昼夜不分的混乱，最终被迫无奈接受了这一标准。
1.别误了火车
原本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黎明与黄昏，直到19世纪40年代，客运列车的出现，偏远的地方突然被高速交通运输网连接起来了。这显然是极好的消息，尤其是对那些古怪的火车爱好者来说，因为他们星期天终于有事可做了，不过这也引发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时间上的混乱。
例如，一列伦敦至布里斯托的火车缓缓驶出首都，于伦敦当地时间正午准点发车，但4小时后抵达布里斯托的时间却是下午3点51分，而不是4点整。9分钟的时间在中途某个地方不翼而飞了。可想而知，这对通勤者来说简直是大灾难，大量乘客开始误火车。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火车公司立即行动起来，所有的铁路运输路线一律采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火车时刻表应运而生。在逻辑上，这样的时刻表是全国一致的，但是并未彻底解决个别通勤者的问题。
毕竟，除非乘客已经站在了火车站，并且能够看到调整过的铁路时钟，否则，他们的日常时间仍然遵照怀表或大教堂时钟所指示的当地时间。等他们镇定自若地漫步到火车站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火车在一阵极热的蒸汽云中风驰电掣般离去。
人们急需标准化的时间，不仅是针对铁路，而且是整个国家。不过，并非人人都感受到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像埃克塞特和牛津这样的地方就不愿意牺牲他们当地从几百万年前一直保留下来的传统，因此重演了法国那种注定没有好下场的妥协性做法：在钟面上多装了一根分针，可以同时指示当地时间和铁路时间。
但是这种笨拙的权宜之计显然不能长久，尤其是在19世纪60年代电报出现之后，证明精确的单一计时法在日益全球化的文化中至关重要。最终，到了1880年，保守主义者终于承认失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在全英取得了权威地位。
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消息，除了那些无可救药的瞌睡虫，他们不得不重新编造离奇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又误了火车。
2.春天往前拨，秋天向后调
当威廉·维莱特建议人们可以在特定的日子调整时钟的时候，他并非异想天开，因为这令许多人回想起每次抵达遥远的异地时都必须调整怀表的经历。
当时年轻气盛的丘吉尔和较为老成持重的大卫·乔治都支持维莱特，于是他信心满满地出现在国会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他的关键论点：推行这一措施之后出生的孩子，将在年满28岁时额外享有整整一年的白天时光。
谁能拒绝如此堂皇的逻辑！不过，他没有料到人们的抵触会这么强烈。
在推动夏令时的过程中，维莱特从一位受人尊敬的正派绅士沦为众人眼里的怪人，成了一个笑柄。随着维莱特名誉扫地，他向国会提出的申请连续6年遭拒，最终——走在时代前端的人都是如此——年仅58岁就溘然长逝。时值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方殷，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五世正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他那令人生疑的日耳曼姓氏。英国人说什么也不采用夏令时。
然而在1916年4月，德国却出人意料地采用了这个制度。
德国皇帝的辅佐大臣精明过人，他们想到自然日照时间的增加可以减少对人工照明的需求，这样节约下来的所有燃料就能投入到战争当中。这一论点颇具说服力，它如此令人折服，以至于连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人都买账了。
突然之间，许多曾经公然嘲笑维莱特并和他唱反调的人一个个都低下了头，看着鞋尖，嗫嚅着承认也许夏令时并不是那么愚蠢的主意。就在德国果断行动的一个月之后，英国也步其后尘。不过当局很机智地把一次拨快20分钟这种缓慢没效率的方案简化了，直接拨快1小时。夏令时总算实现了。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澳大利亚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都采用了新的时间系统。不过争议才刚刚开始，美国实施夏令时产生了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就像一只容易兴奋的小猫被缠进了毛线团，这个国家陷入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危机。
3.“美利坚不合众国”
美国幅员辽阔，所以标准化时间不会被接受。
起初，一位名叫桑福德·弗莱明的加拿大铁路工程师提出了全球统一标准时间，以二十四小时时钟为依据。这种所谓的“宇宙时间”是他的宏伟设想，他希望各国公民都佩戴同时显示本地时间和宇宙时间的手表。
这一设想失败之后，弗莱明修正了他的方案，开始鼓吹二十四时区的新制度，每个时区按照经度15度准确划分，这样每个时区刚好占1小时。
这是一个针对铁路混乱很实用的解决方案。于是在1883年，北美洲划分出了五个独立的时区。为进一步增加稳定性，第二年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建议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经度作为全球度量经度的本初子午线。只不过，法国人感觉受到了冒犯，因为他们拒绝让巴黎从地图中央消失，这没有辜负他们任性傲慢的名声。
虽然高卢人气得一肚子火，新时区在美国运转得倒是颇为顺畅，尽管有些城市转换了时区为自己争取了更多的黄昏日光，例如底特律和克利夫兰，不过这是由当地人从当地利益出发所做的地方决定。
与此相反，1918年美国为在战时节约电力而举国推行的夏令时，却是一场大灾难。 时至今日，当美国举行大选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统一全国50个州的意见，但当时对夏令时的厌恶却几乎众口一词。仅仅8个月之后，夏令时就从美国法律中被粗暴地剔除了。
然而，美国政府却依然允许各州拥有决定采用或不采用夏令时的自由，就像战前一样，这简直愚不可及。
如今新技術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1945年之后，新的行业在美国一一诞生，并且大获成功（例如航空公司和电视广播公司），他们试图让自己的事业融入到美国人的生活当中，但它们详尽的日程表却很难应付这么多不相同的时区，甚至连当地的公交时刻表如果能沿用两周不彻底更改，都算是万幸了。各城市和各州对夏令时的态度反反复复，就像善变的孩子对待他们的圣诞礼物一样：在得到之前非常渴望，但玩了两下又觉得很无聊。
由于美国只有五个时区，西弗吉尼亚州的芒兹维尔和俄亥俄州的斯托本维尔之间有35英里高速公路，公交时刻表竟然横跨7个不同的时区，真是让人吃惊，这就意味着那些特别讲究的乘客不得不每8分钟就调一次表。
开车的上班族也好不到哪儿去，有好多报道指出，人们在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中龟速前行，好不容易越过州界的时候刚想松一口气，又发现陷进了另一个堵车高峰，喇叭声此起彼伏，因为相邻州的时间要慢1小时。
20世纪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去一趟银行，或者到法院出庭，有可能必须因为迟到而尴尬地道歉，或者沮丧地吃闭门羹。在爱达荷州，顾客为同一条街上店铺各不相同的营业时间大伤脑筋，即便这些生意在同一栋大楼里也于事无补。
隔三差五，这种让人头昏眼花的麻烦会无意中转变成真正的风险，摩托车手可能会镇定自若地开过公路铁路的交叉路口，一列货运火车却不期而至，向他们隆隆驶来，汽笛长鸣，让人胆战心惊，而这趟车本应一小时后才经过这里……
对普通市民来说，统治他们生活的时间系统如此神秘而令人费解，仿佛和《格列佛游记》里的如出一辙。美国海军天文台的威廉·马可维奇博士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差的计时人”，他可不是在开玩笑。
4.应时而变
当美国在步调错乱中摇摆不定的时候，一个由饱受困扰的各界领袖组成，名字十分有架势的“ 时间统一委员会”应运而生。这其实是一个游说团体，最终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1966 年通过的《统一时间法案》把长约半年的夏令时时间标准化，定为从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到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之间，虽然还是有四个州当即选择退出。
尽管人们对之寄望甚高，但这并非救命仙丹，更多的混乱接踵而至。1973年爆发的“赎罪日战争”引发原油短缺危机，尼克松总统被迫下令全美暂时进入紧急的“战时时间”，这使夏令时又闹出了更多乱子。
面对这样一团乱麻的局面，美国被迫承认是自己国家出了问题，进入了一段短暂的康复期，最后终于戒掉了老毛病。他们提出了一个可行性远远高于之前的方案，即实施七个月的夏令时，这是个令人高兴的知错就改的故事，只不过后来老毛病又犯了，弄得十分狼狈。
但是，围绕夏令时的争议还没有结束……
5.不列颠的最后欢呼
如果你于1968年住在苏格兰或北爱尔兰，你会发现这年冬天特别令人忧郁。不列颠是一座孤傲地漂浮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屿，但它突然之间迷上了“国际和谐”这个想法，孤注一掷地投入了为期3年的所谓“不列颠标准时间”的实验，把英国的时钟调得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
如果你想要卖一辆英国车给比利时人，这种做法就颇为贴心，但是，如果你住在不列颠群岛的北部，标准时间会突然把冬日清晨变成绵延不绝的黑暗，仿佛世界末日一般凄惨，在此期间太阳甚至直到上午9点45分都不出来。因为住在北面的民众对此怨声载道，即使事实证明晚上的天色比较亮，减少了交通事故的伤亡，这场实验仍然在1971年终止了。但是，就像一个三流好莱坞恐怖电影里的反派角色，不列颠标准时间时不时会从坟墓里窜出来出现在政治辩论之中，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这种情况说明，即便是在一个小国，自然世界的运行方式与那种想要一劳永逸的政治奇想未必每次都合拍。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时间是无时无刻不在调整我们生活的节拍器，如果旅行的路程只有100英里，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调整手表的时间了。但是，当我们盯着这些细微数字的时候，就会清楚地发现我们校准时间的方式大多是妥协、务实和尽力而为的结果。
当今世界，电子钟已经精确到了一纳秒以内，我们分割一天的方式依然受到理性实用主义的影响，这真让人惊讶。计时不仅是科学探索，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我们定义时间，同样时间也定义着我们。但是到此为止！我们该起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