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总还有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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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二十年前,当少数几个编辑试图让美国时代- 生活图书公司出版一套新的有关二战的历史书籍时,主编的反应是: 有关纳粹德国的话题,难道还有什么新意吗?
  当然还有。那套21 本的图书,每一本都展示了未曾曝光的第一手私人材料。从那时起,大众不仅接受并且期待着媒体从“二战”的老话题中发掘出新故事。正如今年7 月,一部“二战”题材影片《敦刻尔克》(Dunkirk) 在美国进行了电影发布会,聚焦“发电机行动”,即1940 年发生在法国敦刻尔克的大撤离行动。
  敦刻尔克大撤退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在电影中,此处想讨论的也并不是这部电影,而是去年在圣诞节前推出的丹麦电影《地雷区》(Under sandet )。该片由马丁·赞里维特执导,罗兰·默勒、路易斯·霍夫曼、米克尔·福尔斯加德等主演。主要讲述了1945 年5 月德国投降之后,一群年轻的德军俘虏被交给丹麦当局,他们被送往丹麦西海岸,在丹麦军官卡尔·拉斯穆森的率领下, 开始了极其危险的排雷工作。
  电影《开战日》叙述过那场纳粹德国入侵丹麦的短暂战争——甚至只能称之为战斗——- 因为太短暂了。二战对于丹麦来说,似乎只有地下抵抗可以说,但马丁·赞里维特在《地雷区》中的选择是:战后历史。德军在丹麦西海岸留下了150 多万颗地雷。而当年丹麦当局迫使年轻的德国战俘,排除地雷。
  这一故事的选择角度,在历史学家那里看来是司空见惯的。
  1942 年3 月23 日,希特勒发布第40 号令, 建立“北大西洋壁垒”。这道号令意味着从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的2400 英里防线上, 建立起一道庞大工程。
  但真正让B 集团军群(德国战略军团)总司令隆美尔下令大搞“地雷阵”的原因是他在装甲师上的欠缺。
  于是,隆美尔开始挖空心思地想对策。1944 年1 月,当隆美尔接手北大西洋壁垒计划时,在水中,隆美尔设计出一种三角形的木排和一种锚, 在落潮和涨潮期间,这张木排上的水雷始终有三枚朝向那些可能登陆的舰只。在滩头,有10 英尺高上面捆绑有弹药的“隆美尔芦笋”。当然, 还有更为恐怖的地雷阵。
  在《地雷区》电影中的丹麦西海岸,和在法国正对英国海岸中地雷的数量与破坏力,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大量使用地雷,这和隆美尔在北非的经历有关。“我从那时候得到了经验”,他曾写道,“中间散布碉堡的大面积雷区是极其难以攻取的。” 他得出的“经验”是:这些不起眼的碉堡附近的地雷,让对方大吃苦头。
  隆美尔的计划是按照每码(1 码=0.9144 米) 10 枚的密度铺设两条各1000 码宽的地雷带,一条紧靠海岸带,一条位于距离海岸5 英里的后防线,实现这一计划起码要200 万枚地雷,他甚至还想在这两条雷区之前的地带,布置1800 万枚地雷,但由于需求的数量过于庞大,当时根本无法实现,才作罢。
  在D 日(1944 年6 月6 日诺曼底登陆)前的四个半月中,德军在法国建立了地雷厂,并对旧炮弹加以改用,疯狂地铺设了约410 万枚地雷。
  而在丹麦,在德军所谓“北大西洋壁垒”几乎是最北段的地方,当地人和德国的交锋似乎一直在另外一条轨道。1942 年9 月,希特勒在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72 岁生日时致电却只收到了简短的回电,令他更加恼怒。 希特勒决定对在丹麦征收劳力。然而,这只是给丹麦对德国的抵抗添加了一条途径,更为隐蔽,却不失效果的对抗。
  1940 年到1943 年,德军占领期间,丹麦的破坏活动增加了10 倍。丹麦人创造了119 次列车出轨事件,破坏了1525 段铁路,炸毁了58 个机车车头和31 座桥梁。丹麦人的抵抗事无巨细, 一个丹麦船厂用了26 个月而不是通常的9 个月交付一艘扫雷艇给德国海军。丹麦人在翻领针饰上加上“SDU”三个字母,那是丹麦语“把他们赶出去”的首字母的缩写。
  还有一场似乎只能在 “宝莱坞”式电影中才常见的盛大歌舞聚会。 1944 年9 月的夜晚,一共有200 万丹麦人,约占当时丹麦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参加了一次大型的歌唱活动。这其实是占领者遇到许多情况的一种:一种微妙的抵抗,是对民族特征的重新确认。
  这样“文艺”的“大西洋壁垒”北段,在战后却有2000 多名德国战俘,为丹麦清除西海岸的150 多万颗地雷,其后伤亡一半。
  许多史学家认为:使用德国青少年为战区排雷,是有史以来丹麦所有战争中的最坏情况。在《地雷区》最后,丹麦军官自行决定释放那四名德国青年,让他们穿越那条国境线,回到德国。
  这种对于战争的反思、对于人文精神的思考, 可以认为是几十年后欧盟诞生的基石。即便在欧盟深受考验的今天,《地雷区》仍然是一部奏响“何必呢?何必呢?”和平强音的片子。而在二战曾经的东线战场,苏德之间对抗的基调明显与西线不同,其战争破坏性、激烈程度、血腥和野蛮的程度让世界震惊,仇恨曾经那样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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