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作为时代青年偶像是毫无疑义的，也完全正确。拒绝中国教育体制的勇敢孩子、拥有众多粉丝的少年作家、与赛车相关的时尚达人、基于现实批判的高浏览量博客杂文所形成的青年意见领袖身份……他与沉沦于中国教育体制中那些白发苍苍的青年人形同陌路，与那些拥堵在公务员考场铁门之外的“青年骨干”更显异己力量。“己”如果是“我”，在中国，“我”始终是一个复数，是群体的“我们”。数千年历史中，那些从“我”中旁逸斜出的人，不是被判为疯子就是被视为敌人。从这一点来说，韩寒是幸运的，他成了英雄。
　　显然，中国需要更多的个体，而非日益臃肿的群体。换言之，中国的进步视韩寒这种个体青年的多寡和相关生存环境的优劣而定。值得注意的是，韩寒的鲜活存在，并非喻指其能力的完满，更非“道德美人”。个体的独立性和局限性才是韩寒现象的最大价值。一切试图将其树为“典型”，寄予超乎个体能力的种种预期，都势必流露出体制传统的腐朽形象。尊重和正视韩寒的局限性是唯一理性的态度。
　　在博文中回顾《独唱团》的历程时，韩寒曾说过这样的话：0“第一期做得不够好，不幸让大家给看见了，第二期有了长足的进步，不幸大家都没能看见。”囿于韩寒博文固有的反讽等语言特点，此话不能当真，所能当真的是，也许不存在的第二期确实比第一期好。当然，如果丢弃韩寒式的隐形修辞，第一期的“不好”或许可谓共识。
　　确实如此，《独唱团》作为一本以书代刊出版发行的文艺杂志，早在出版之前，就被粉丝和知识精英们极力宣传，并寄予了过高期望。当然，即便当杂志最终被翻阅完毕搁置在某个地方时，众多粉丝仍然表示了大面积的欣喜和感动，对于那些未能给予较高评价的读者，他们也表示了意料之中的不屑和反击，这基本是所谓粉丝的常态。换言之，韩寒的明星效应就有这么大能量，他编一本杂志可以得到与博客点击率相当的拥趸，他编的杂志无论成败与否也可以获得同样的拥趸。这本质上是社会学问题，而与文艺与杂志无关。
　　这么说是基于比较。事实很明显，虽然我们并不满意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众多文艺杂志，但在编辑理念、板块设置、选稿用稿和装帧设计等各方面，较之于同类杂志，《独唱团》都显得粗糙简陋。这完全是文艺审美和编辑素养等原始能力和技术层面的东西。也可以说，一本杂志最重要的还是内容，即文本质量。就个人的文艺阅读眼光来看，《独唱团》更像一群在文艺方面全面溃败而在当下社会以成功人士、时尚达人、意见领袖、网络名人等身份召唤读者的初级文艺读物。谈趣味，大多数文章甚至不及网络热帖有趣和充盈；谈文字，堪称好作品的也很有限；谈思想，仍多以反讽和情绪化的宣泄为主。也就是说，它并非有别于网络情趣、时尚刊物、传统文艺期刊的不得不存在的文本。
　　至于被知识精英寄望和吹嘘的“公民读本”，这不仅是非理性的，委实是一种矫情。在发行之前，韩寒就曾说过：“除了能提供好的文艺以外，能量有限，如果你抱着想看战争片的心态误看了一部文艺片，无论这部文艺片多好，你都会失望。”我以为韩寒对“战争片”的警惕是有智慧并相当值得赞赏的。启蒙确实搁置已久、迫在眉睫，但启蒙永远不可能依托“战争”来完成，而只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具体到一本文艺杂志，那就是把文艺做到更好而非最好，基于此，第二期的流产让人遗憾。然而，对《独唱团》众多的失望集中在没有看到“战争片”的情绪中，习惯性地将文艺视为斗争的奴婢，以至于完全无视本部“文艺片”在文艺上的失职之处。总而言之，《独唱团》的文艺含量，无论是在被高估还是被低估中都沦为阑尾般的附庸，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