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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过李叔同在哪里出家的，却不知道他在哪里出生的。
李叔同到这大千世界转了一大圈，路过杭州，爱上西湖的安静，情不自禁停下脚步，盘腿打坐，成为弘一法师。他写过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讲述自己民国元年七月来杭州，住在钱塘门内，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去西湖边的一所小茶馆景春园吃茶：“在景春园的楼下，有许多的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地到那里去看看。”他还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有一回跟夏丐尊居士两人去湖心亭上吃茶，当时夏丐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作和尚倒是很好的！”李叔同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认为这可以说是他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近因则是由于搬到虎跑寺居住，羡慕并喜欢上那些有道德的出家人的生活。直至去灵隐寺受戒。“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
李叔同终究还是和另一座城市结有不解之缘。那就是天津。即使他在杭州割断尘缘，只要偶尔回首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就难免想起津门旧事。那是他人生的起点，一串串稚嫩的脚印，抹是抹不去的。天津之于李叔同，非同于那些路过的城市，而是出发的地方。
当然，这虽是旧闻，对于我却是迟到的消息。今年应天津市河北区宣传部之邀参加采风，第一个景点就是海河东路与滨海道交口处的李叔同故居纪念馆。我一开始还吃惊呢：李叔同跟天津能有多大的关系？一参观就等于补了一课：这还真不是吹牛或拉虎皮做大旗，原籍浙江平湖的李叔同，光绪六年（1880年）农历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
李叔同一出生就是富二代。其父李筱楼，与李鸿章同年进士，曾官吏部主事。仕途一帆风顺，后又经营盐业，钱多得花不完，甚至兴办银行，在津门富豪排行榜上赫赫有名。老粮店后街的李叔同故居，悬挂着李鸿章题写的“进士第”匾额，可见李家门庭高贵。李叔同是五姨太所生，当时他父亲已年近七旬，晚来得子自然无比疼爱，可惜只陪伴到李叔同五岁即撒手西去。李叔同在天津生长到14岁，才第一次出远门：由于家庭变故，陪他的生母王夫人南迁上海。1905年，母亲病逝于上海“城南草堂”，李叔同扶着灵柩返回天津，让母亲叶落归根、入土为安。据田玉德《李叔同：风流才子变身一代高僧》一文讲述，李叔同还有个小小创举，依“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为母亲举行丧礼：举哀之时，李叔同在四百多中外来宾面前自弹钢琴，唱悼歌，寄托深深哀思。在那个时代，此举被视为“奇事”。天津《大公报》做了专门报道，称之为“文明丧礼”。
生母去世，李叔同觉得彻底成为孤儿，自己的“幸福时期已过去”，于是暂时离开伤心地，东渡日本留学，以免总是睹物思亲，心绪难平。
天津是李叔同生身父母的安葬之地，忘是忘不掉的。不管他走多远、走多久，天津这个地名只要浮上心头，总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云朵是没有根的，浮萍是没有根的，可心却是有根的。心的根就像风筝的线，若隐若现，一会儿放松，一会儿收紧。可不管你见与不见，它都在那里。1942年秋，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圆寂，临终前索来纸笔，写下“悲欣交集”四字，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云游一生，面目全非，可他还是记得自己曾经是一个叫李叔同的人。还是记得父母所在的地方：天津。远隔千里，却又近在眼前。虽然早己出家，心里其实还是有家的。家不在别处，家一直在内心最隐蔽的角落。尘缘可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对待，血缘呢，则不是想割舍就能割舍的。
据说大师病重后，拒绝就医，并且闭门谢客，一心念佛以求自解。他告慰弟子妙莲法师：“你在为我助念时，看到我眼里流泪，这不是留念人间，或挂念亲人，而是在回忆我一生的憾事。”
弘一法师垂危时，在写下“悲欣交集”的绝笔前，还曾作二偈给夏丐尊等旧友：“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他曾送别母亲，告别故乡，如今，该看着别人送别自己了。不，这也是他自己在送别自己。
李叔同故居陈列有他一生不同时期的照片。最让我一见之下便仿佛遭遇电击的一幅，是他圆寂于异乡陋室板床之上的遗照。若仔细点仍能看出：他一生不愿轻弹的眼泪，还是有点点滴滴夺眶而出，挂在眼角。也许我用“异乡”这个词来形容弘一法师的晚景不够准确：出家人不该有家的概念，或者说出家人早己习惯了四海为家。但毕竟，李叔同不仅是出家人，还是诗人，诗人心里，总有一块软得不能再软的地方。
天津是李叔同生命的源头，他亲自选择的出家之地杭州，属于中游，下游在泉州。泉州，是弘一法师的入海口。这个四海为家的人，终于找到新的家，最后的家。告别了旧我才能找到新我。每一次告别都要经历一次脱胎换骨。
李叔同故居，从外面看很是安祥肃穆，可我一进门，就有天籁之音宛若春风拂面而来。不用猜也该知道，那是李叔同填词的歌曲《送别》，循环播放，代表着隐形的主人，陪伴着每一个参观者。这支感动中国的歌曲，名不虛传，我在任何地方听见，都能被唤起离愁别绪。唯独在李叔同故居，我却听出了不同的味道：虽名为送别，分明又在迎接。迎接着你，迎接着我，穿越时光隧道，走进大师的内心。音乐既是最温情脉脉的迎来送往，又是最刻骨铭心的纪念。在李叔同故居纪念馆，还有比这更好的主题歌吗？它甚至堪称其主人一生的主题歌，一生的精神写照。
这座始建于清朝年间的老建筑，由四个四合院组成，很典型的北方风格大宅门，使我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李叔同的《送别》，也正是那部老电影的主题歌。 我多年前看过，在阶梯剧场的黑暗中就有不同意见：这种剧本，只适宜用黑白胶卷来翻拍，朦朦胧胧的，达到某种怀旧的审美效果：拍成彩色的，无异于将破败萧瑟的寺庙重新油漆，看上去倒是金碧辉煌，但感觉总是假的。最终我只记住了作为画外音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闭目臆想着湮灭的年代里无形的唱诗班，以及队列中一张张梳着刘海的女孩子的脸。城南的特色在于老，老而不朽，是沧桑所赋予的一种美，城南的魅力在于有许多老故事，苍老而哀婉的音乐，如斑驳且凄艳的苔痕，装饰了秦砖汉瓦，唐诗宋词的影壁。城南啊城南，就是门楣上张贴的褪色的红纸春联、门两边蹲坐着的青石狮子以及狮子脚趾间一堆散发火药味的鞭炮碎屑，就是门坎上跨坐着穿红棉袄、戴瓜皮帽的胖小子（他的乳名如今谁也不记得了），就是一幅怎么摇也摇不响的生锈的大铁门环，我们就这样被往事拒之门外了。岁月才是落叶堆积的庭院里隐姓埋名的户主。
李叔同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世人皆以弘一法师相称。哪一种称谓，最能代表他呢？哪一种称谓，他自己最喜欢，最感到亲切呢？
在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用作主题歌之前，《送别》就曾被根据柔石小说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选为插曲。有人说：这仿佛为早年“二月”作者柔石对李叔同先生仰慕却无缘师从（因李先生出家）的遗憾，作了一种遥遥的、或可令逝者的在天之灵略感欣慰的弥补。还是让我们把那首歌再重放一遍。再完整地听一遍吧：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李叔同自天津迁居上海之后，打开了社交面。作为文艺青年加入“城南文社”，曾以《拟宋玉小言赋》，名列文社月会第一。1899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岁的李叔同由法租界搬进好友许幻园家的“城南草堂”，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那首《送别》，也正是送别许幻园这位挚友中的挚友所写。李叔同与许幻园志同道合，都属于新青年时代之前的“新青年”，或者说最早一拨“新青年”，宣扬民权思想，提倡移风易俗，宣传男女婚姻自主，渴望推动社会变革。1910年李叔同留日回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教员。第二年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员。世事难料，1914年许幻园因家族破产只好远走他乡。临别之际，惺惺相惜的李叔同写此歌相赠。
《送别》曲调取自约翰·P·奥德威作曲的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梦见家和母亲》是19世纪后期盛行于美国的“藝人歌曲”之经典，由涂黑了脸扮演黑人的白人演员领唱，音乐也仿照黑人歌曲的格调而创作。
日本歌词作家犬童球溪采用《梦见家和母亲》旋律，填写一首名为《旅愁》的歌词，给留学日本的李叔同以最初的灵感。李叔同归国后填词的《送别》，取调于犬童球溪的《旅愁》。梦见家和母亲，与送别，好像是两回事，却又一脉相承。在异国他乡漂泊的李叔同，最经常梦见的，就是家和母亲。那原始的伤感曲调，已融进这个游子的身心，帮助他演绎出《送别》。
有人说：“如今《旅愁》在日本传唱不衰，而《送别》在中国则已成骊歌中的不二经典。”我认为最有中国特色的歌曲，除了《梁祝》，就是这首《送别》了。虽然长亭短亭已废弃，阡陌古道已更改，可天涯海角依旧存在，悲欢离合终难免，现代人即使改在码头、火车站、飞机场送别，还是跟十里相送的古人一样的情怀。
据丰子恺回忆，李叔同经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分赠给弟子们，仿佛即将远行一般。以物相送，就此别过。没有离别哪有重逢？与其是在告别他人，更像是在一次次地送别自我。
出家前一天晚上，李叔同把丰子恺和另两位同学叫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东西送给这三人。第二天，也就是1918年8月19日，丰子恺等三人送他到虎跑附近的定慧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跨进佛门，再回首，彼此都判若两人。是在家人送出家人，还是槛内人看槛外人？
据田玉德讲述：李叔同家人知道他出家的消息后，曾多次要求他还俗。他的夫人携子来劝说他，他拒不会见，后在朋友苦劝下相见一面，但双手合十，口念佛号而已。与他深深相爱的日本侧室专程赶来，他也只是口诵“阿弥陀佛”，再无他言，日本夫人只得痛哭而返。
是啊，亲人们能不伤心吗？昨天这个人还在说“我爱你”，今天却改口成“阿弥陀佛”了。他自己就是一个局了，而你分明已成了局外人。唉，改名换姓的弘一法师，很明显已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或许会说：李叔同心真够冷的，真够狠的。是这样吗？
在李叔同故居的弘一大师纪念亭，我打量着那尊汉白玉雕像，分析着那个已变成雕像的人。有百思不得其解。但我要说：在我眼中，这是一尊有体温的塑像。我能感受那个人那副冷面孔后面隐藏的温情。李叔同，你为何要把热心肠冷藏起来呢？为什么要藏在冷面孔的后面？（本文为节选）
李叔同到这大千世界转了一大圈，路过杭州，爱上西湖的安静，情不自禁停下脚步，盘腿打坐，成为弘一法师。他写过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讲述自己民国元年七月来杭州，住在钱塘门内，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去西湖边的一所小茶馆景春园吃茶：“在景春园的楼下，有许多的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地到那里去看看。”他还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有一回跟夏丐尊居士两人去湖心亭上吃茶，当时夏丐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作和尚倒是很好的！”李叔同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认为这可以说是他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近因则是由于搬到虎跑寺居住，羡慕并喜欢上那些有道德的出家人的生活。直至去灵隐寺受戒。“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
李叔同终究还是和另一座城市结有不解之缘。那就是天津。即使他在杭州割断尘缘，只要偶尔回首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就难免想起津门旧事。那是他人生的起点，一串串稚嫩的脚印，抹是抹不去的。天津之于李叔同，非同于那些路过的城市，而是出发的地方。
当然，这虽是旧闻，对于我却是迟到的消息。今年应天津市河北区宣传部之邀参加采风，第一个景点就是海河东路与滨海道交口处的李叔同故居纪念馆。我一开始还吃惊呢：李叔同跟天津能有多大的关系？一参观就等于补了一课：这还真不是吹牛或拉虎皮做大旗，原籍浙江平湖的李叔同，光绪六年（1880年）农历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
李叔同一出生就是富二代。其父李筱楼，与李鸿章同年进士，曾官吏部主事。仕途一帆风顺，后又经营盐业，钱多得花不完，甚至兴办银行，在津门富豪排行榜上赫赫有名。老粮店后街的李叔同故居，悬挂着李鸿章题写的“进士第”匾额，可见李家门庭高贵。李叔同是五姨太所生，当时他父亲已年近七旬，晚来得子自然无比疼爱，可惜只陪伴到李叔同五岁即撒手西去。李叔同在天津生长到14岁，才第一次出远门：由于家庭变故，陪他的生母王夫人南迁上海。1905年，母亲病逝于上海“城南草堂”，李叔同扶着灵柩返回天津，让母亲叶落归根、入土为安。据田玉德《李叔同：风流才子变身一代高僧》一文讲述，李叔同还有个小小创举，依“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为母亲举行丧礼：举哀之时，李叔同在四百多中外来宾面前自弹钢琴，唱悼歌，寄托深深哀思。在那个时代，此举被视为“奇事”。天津《大公报》做了专门报道，称之为“文明丧礼”。
生母去世，李叔同觉得彻底成为孤儿，自己的“幸福时期已过去”，于是暂时离开伤心地，东渡日本留学，以免总是睹物思亲，心绪难平。
天津是李叔同生身父母的安葬之地，忘是忘不掉的。不管他走多远、走多久，天津这个地名只要浮上心头，总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云朵是没有根的，浮萍是没有根的，可心却是有根的。心的根就像风筝的线，若隐若现，一会儿放松，一会儿收紧。可不管你见与不见，它都在那里。1942年秋，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圆寂，临终前索来纸笔，写下“悲欣交集”四字，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云游一生，面目全非，可他还是记得自己曾经是一个叫李叔同的人。还是记得父母所在的地方：天津。远隔千里，却又近在眼前。虽然早己出家，心里其实还是有家的。家不在别处，家一直在内心最隐蔽的角落。尘缘可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对待，血缘呢，则不是想割舍就能割舍的。
据说大师病重后，拒绝就医，并且闭门谢客，一心念佛以求自解。他告慰弟子妙莲法师：“你在为我助念时，看到我眼里流泪，这不是留念人间，或挂念亲人，而是在回忆我一生的憾事。”
弘一法师垂危时，在写下“悲欣交集”的绝笔前，还曾作二偈给夏丐尊等旧友：“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他曾送别母亲，告别故乡，如今，该看着别人送别自己了。不，这也是他自己在送别自己。
李叔同故居陈列有他一生不同时期的照片。最让我一见之下便仿佛遭遇电击的一幅，是他圆寂于异乡陋室板床之上的遗照。若仔细点仍能看出：他一生不愿轻弹的眼泪，还是有点点滴滴夺眶而出，挂在眼角。也许我用“异乡”这个词来形容弘一法师的晚景不够准确：出家人不该有家的概念，或者说出家人早己习惯了四海为家。但毕竟，李叔同不仅是出家人，还是诗人，诗人心里，总有一块软得不能再软的地方。
天津是李叔同生命的源头，他亲自选择的出家之地杭州，属于中游，下游在泉州。泉州，是弘一法师的入海口。这个四海为家的人，终于找到新的家，最后的家。告别了旧我才能找到新我。每一次告别都要经历一次脱胎换骨。
李叔同故居，从外面看很是安祥肃穆，可我一进门，就有天籁之音宛若春风拂面而来。不用猜也该知道，那是李叔同填词的歌曲《送别》，循环播放，代表着隐形的主人，陪伴着每一个参观者。这支感动中国的歌曲，名不虛传，我在任何地方听见，都能被唤起离愁别绪。唯独在李叔同故居，我却听出了不同的味道：虽名为送别，分明又在迎接。迎接着你，迎接着我，穿越时光隧道，走进大师的内心。音乐既是最温情脉脉的迎来送往，又是最刻骨铭心的纪念。在李叔同故居纪念馆，还有比这更好的主题歌吗？它甚至堪称其主人一生的主题歌，一生的精神写照。
这座始建于清朝年间的老建筑，由四个四合院组成，很典型的北方风格大宅门，使我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李叔同的《送别》，也正是那部老电影的主题歌。 我多年前看过，在阶梯剧场的黑暗中就有不同意见：这种剧本，只适宜用黑白胶卷来翻拍，朦朦胧胧的，达到某种怀旧的审美效果：拍成彩色的，无异于将破败萧瑟的寺庙重新油漆，看上去倒是金碧辉煌，但感觉总是假的。最终我只记住了作为画外音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闭目臆想着湮灭的年代里无形的唱诗班，以及队列中一张张梳着刘海的女孩子的脸。城南的特色在于老，老而不朽，是沧桑所赋予的一种美，城南的魅力在于有许多老故事，苍老而哀婉的音乐，如斑驳且凄艳的苔痕，装饰了秦砖汉瓦，唐诗宋词的影壁。城南啊城南，就是门楣上张贴的褪色的红纸春联、门两边蹲坐着的青石狮子以及狮子脚趾间一堆散发火药味的鞭炮碎屑，就是门坎上跨坐着穿红棉袄、戴瓜皮帽的胖小子（他的乳名如今谁也不记得了），就是一幅怎么摇也摇不响的生锈的大铁门环，我们就这样被往事拒之门外了。岁月才是落叶堆积的庭院里隐姓埋名的户主。
李叔同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世人皆以弘一法师相称。哪一种称谓，最能代表他呢？哪一种称谓，他自己最喜欢，最感到亲切呢？
在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用作主题歌之前，《送别》就曾被根据柔石小说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选为插曲。有人说：这仿佛为早年“二月”作者柔石对李叔同先生仰慕却无缘师从（因李先生出家）的遗憾，作了一种遥遥的、或可令逝者的在天之灵略感欣慰的弥补。还是让我们把那首歌再重放一遍。再完整地听一遍吧：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李叔同自天津迁居上海之后，打开了社交面。作为文艺青年加入“城南文社”，曾以《拟宋玉小言赋》，名列文社月会第一。1899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岁的李叔同由法租界搬进好友许幻园家的“城南草堂”，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那首《送别》，也正是送别许幻园这位挚友中的挚友所写。李叔同与许幻园志同道合，都属于新青年时代之前的“新青年”，或者说最早一拨“新青年”，宣扬民权思想，提倡移风易俗，宣传男女婚姻自主，渴望推动社会变革。1910年李叔同留日回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教员。第二年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员。世事难料，1914年许幻园因家族破产只好远走他乡。临别之际，惺惺相惜的李叔同写此歌相赠。
《送别》曲调取自约翰·P·奥德威作曲的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梦见家和母亲》是19世纪后期盛行于美国的“藝人歌曲”之经典，由涂黑了脸扮演黑人的白人演员领唱，音乐也仿照黑人歌曲的格调而创作。
日本歌词作家犬童球溪采用《梦见家和母亲》旋律，填写一首名为《旅愁》的歌词，给留学日本的李叔同以最初的灵感。李叔同归国后填词的《送别》，取调于犬童球溪的《旅愁》。梦见家和母亲，与送别，好像是两回事，却又一脉相承。在异国他乡漂泊的李叔同，最经常梦见的，就是家和母亲。那原始的伤感曲调，已融进这个游子的身心，帮助他演绎出《送别》。
有人说：“如今《旅愁》在日本传唱不衰，而《送别》在中国则已成骊歌中的不二经典。”我认为最有中国特色的歌曲，除了《梁祝》，就是这首《送别》了。虽然长亭短亭已废弃，阡陌古道已更改，可天涯海角依旧存在，悲欢离合终难免，现代人即使改在码头、火车站、飞机场送别，还是跟十里相送的古人一样的情怀。
据丰子恺回忆，李叔同经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分赠给弟子们，仿佛即将远行一般。以物相送，就此别过。没有离别哪有重逢？与其是在告别他人，更像是在一次次地送别自我。
出家前一天晚上，李叔同把丰子恺和另两位同学叫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东西送给这三人。第二天，也就是1918年8月19日，丰子恺等三人送他到虎跑附近的定慧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跨进佛门，再回首，彼此都判若两人。是在家人送出家人，还是槛内人看槛外人？
据田玉德讲述：李叔同家人知道他出家的消息后，曾多次要求他还俗。他的夫人携子来劝说他，他拒不会见，后在朋友苦劝下相见一面，但双手合十，口念佛号而已。与他深深相爱的日本侧室专程赶来，他也只是口诵“阿弥陀佛”，再无他言，日本夫人只得痛哭而返。
是啊，亲人们能不伤心吗？昨天这个人还在说“我爱你”，今天却改口成“阿弥陀佛”了。他自己就是一个局了，而你分明已成了局外人。唉，改名换姓的弘一法师，很明显已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或许会说：李叔同心真够冷的，真够狠的。是这样吗？
在李叔同故居的弘一大师纪念亭，我打量着那尊汉白玉雕像，分析着那个已变成雕像的人。有百思不得其解。但我要说：在我眼中，这是一尊有体温的塑像。我能感受那个人那副冷面孔后面隐藏的温情。李叔同，你为何要把热心肠冷藏起来呢？为什么要藏在冷面孔的后面？（本文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