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毛泽东就是古往今来领袖人物中最大的宣传家，而且他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著名语录“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到“两杆子”并提——枪杆子和笔杆子；从他早年亲自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方向，以及三个标准：“中国气派、民族风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等等，无不贯穿了毛泽东鲜明的、实践的、战斗的文艺观。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自己身体力行，写下了无数的雄文诗词，《毛泽东选集》和近百首毛泽东诗都堪称典范。更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做得非常成功，从语录到文章到诗词，都大受欢迎，广为流传。比如说《七律·长征》，就是红军翻过岷山以后，在红一方面全军排以上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亲自吟诵的，随后又被爱德加·斯诺作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压轴之作，向全世界翻译发表了。不难想象，这首诗对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与鼓舞作用是无比巨大的。
　　再举一例，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毛泽东信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当时中央军委用电报的形式发给全军，鼓舞几百万解放军将士“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种直接的宣传鼓动方式和效果，可以说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没有先例。实践证明，时间证明，毛泽东诗词既是宣传的，又是大于和高于宣传的，是高度艺术化和诗化的。我个人认为至少有25首左右已经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成为中华诗词长河中的璀璨浪花。我们常说，时间是最公正、严苛的评家和选家。那么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考验。比如说《沁园春·长沙》到今天整整93年，《沁园春·雪》到今天整整82年了，《七律·长征》到今天已经整整83年了。这是什么概念呢？比我们现代文学史上标志性的人物，鲁、郭、茅、巴、老、曹们的时代大体相同。
　　据不完全统计，习近平总书记从十八大以来，引用毛泽东诗词达110多句次，这绝不是个偶然现象。上至人民大会堂，下至农家乐餐馆，远到世界各地中餐馆，墙上挂的常常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七律·长征》《卜算子·咏梅》。过去说“有井水处有柳词”，今天完全可以说，“有华人处有毛词”。台湾有个大学者叫何炳棣，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科学艺术学院亚洲学院院长，前些年去世了，活了将近一百岁。他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用英文翻译了毛泽东两首《沁园春》，并给予高度评价。结果1960年在美国碰到胡适，胡适对他这个做法表示不满。事实上，一贯鼓吹宽容的胡适先生并不宽容，在1959年的《胡适日记》中还记载了他首次读到《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感想，特别贬低其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认为上下两韵押不上，而且，“没有一句是通的。”这显然是不实之论。何炳棣先生还谈到他对胡适推崇过陈寅恪，结果胡适也不以为然，说陈寅恪不过就是记忆力好一点而已，让何大师颇为不爽。其实，何炳棣先生远非等闲之辈，他的名言是“一辈子不做二等题目”，也是一个狂悖之人。当年考留美预备生的时候，他跟钱钟书是同时考取的，他考的第一名。钱钟书后来碰到他，很谦虚地说，当年你比我考得好，比我高了3分，他毫不客气地说，不，我比你高了7分！是这么一个人。他的结论是，胡适这个人自视甚高，认为新文化运动以后他是第一人，因而不能客观评价毛泽东诗词和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我以此为例，想说明的就是毛泽东诗词的超越性，她完全超越了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
　　为什么毛泽东诗词能做到始于宣传而终于艺术，红在当时而又传于后世？
　　第一，毛泽东诗词首先是超越了小我，超越了自我。过去的三四十年，我们一度过分强调文学就是要写“小我”，否则就是“假、大、空”，今天看来，恐怕也是矫枉过正。因为毛泽东詩词一亮相恰恰就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我”形象，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我把他的《沁园春·长沙》概括为“青春宣言《沁园春》，惊天二问动天下”。何谓二问？一是“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二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那一年毛泽东32岁，一介布衣，虽然中共三大把他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他的具体工作是回到韶山冲建立党支部，相当于今天的乡镇书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新党，一个小党，一个在野党，一个地下党，而毛泽东却有这二问，问鼎天下，舍我其谁？！而且，纵观毛泽东全部诗词，除了早年一首《虞美人·枕上》，写于跟杨开慧新婚之别不久，算一首比较纯粹的情诗之外，以后的全部诗词几乎都没有“小我”情绪，抒发的全是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第二，可以说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主体，到了毛泽东这里出现了一个陡转，即毛诗是真正以人民为审美主体的，并以此和所有的中国古典诗人区别开来了。此前我们说人民诗人，包括杜甫的《三壕三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的《卖炭翁》等等，诗人主要立场还是个旁观者，是个读书人、富家子弟，或者是个中低层官员，与底层人民的生命感受和价值立场相去甚远，他对人民最多的也只能是居高临下地放低身段的怜悯与同情，脱离不了阶级与时代局限性。但是毛泽东完全不同，毛泽东诗词怎么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唤起工农千百万”；“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雄师过大江”；“遍地英雄下夕烟”；“六亿神州近舜尧”。这是毛泽东诗词中的人民英雄观。所以，毛泽东有如安泰，从人民中，从大地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完全超拔出来了，成为广大人民的代言人。在毛泽东诗词中充满了鸟瞰天下的雄心壮志，百折不挠的英雄主义，天风海涛，气势磅礴，尤其是平生不作牢骚语。
　　通观一部中国文学史，我们发现中国文人很多作品恰恰是写牢骚成了经典，最著名的就是屈原的《离骚》，怀才不遇，明君不遇是基本主题，《离骚》就可以直接解为牢骚。王勃《滕王阁序》中“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继承的就是《离骚》余绪，再一直到李杜苏辛，都是发牢骚的高手，而且一不留神就发成了经典。但是毛泽东这一辈子，出身卑微，起于草根，在党内都屡遭挫折与打压，远远不只是三起三落的问题。但是在他的诗词中，可以说从来没有发过一句牢骚。就比如说中国历代文人写秋天，大都是寂寥、凄婉、压抑、郁闷的。但是毛泽东上承刘禹锡“我言秋日胜春朝”之精神，用两句诗词就为秋天翻出新意。一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何等生机盎然，意气风发！（《沁园春·长沙》）二说：“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采桑子·重阳》）战地黄花谁与似，堪比春天更春天！毛泽东就写了两次秋天，足以为两千年中国文人“万里悲秋常作客”做翻案文章。 　　毛泽东心情最郁闷的是什么时候？至少1934年夏天算一次。那个时候，他最后一个实际职务被取而代之，而且差一点长征也不带他走了。但他没事人一样，每天早上爬山，这天到了会昌山上，他临风吟出“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名句。这应该是毛泽东人生最低谷时候，你能看出丝毫压抑和悲愁么？
　　第三，毛泽东诗词和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呼吸。最典型的就是长征诗词，而这恰恰是在毛泽东人生和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生死关头写就的，可能每分每秒都存在生命危险。可那正是毛泽东写诗词最多的时候。1935年10月这一个月，他就写了4首。毛泽东一辈子活了83岁，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是67首诗词，平均一年不到一首，但是长征路上最艰难困苦的那个月他写了4首，包括《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基本上都可视为他的代表之作。不少论者谈到了诗和生存、生命的关系，好诗往往是把生命投入进去的结果。诚哉斯言。那我们来看看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可以说这首词是脱胎于李白的《忆秦娥》。而李词结句为王国维所激赏，认为“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但我斗胆为《忆秦娥·娄山关》写了个赏析文章，题目就叫作《这个结尾，超过了李白》。说的就是毛泽东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超过了李白。因为李白是一个旁观者、后来者，念天地之悠悠，发思古之悠情。而毛泽东是三军统帅，带领着红军翻过千山万水，付出了无数牺牲，真可谓是血流漂杵，九死一生，才走过了这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谁的血？战友的血、战士的血，亲人的血，自己的血，他是蘸血为墨，用生命在写诗。毛泽东和古代中国所有诗人的重大区别即在于此。
　　正是在长征路上，诞生了毛泽东诗词的名篇名句，如《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如“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如“安得倚天出宝剑”，“不到长城非好汉”，如“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叶，在苦难深重的绝境中，浴血奋战的毛泽东的心气，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心声，中华民族的心愿。她在血火迸溅中，在浴火重生里，在凤凰涅槃间灵光乍现，化成了毛泽东在马背上吟诵出来的一首首绝妙诗词。所谓脚下千秋史，马上一首诗，毛泽东是这么一个诗人。
　　毛泽东长征诗词主题是什么？两个月后，1935年12月27号，毛泽东在《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把它提炼成了三句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就是毛泽东长征诗词的主题，或者说是全部毛泽东诗词的主题，也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第四，就是毛泽东诗词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毛泽东提出文艺作品要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特别是要为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也就是说雅俗共赏。其实，雅俗共赏是很高的境界，古诗十九首、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哪个不是雅俗共赏？为达此目的，毛澤东诗词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尽量少用典，要用也多用人所共知的通典，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沁园春·雪》），又如吴刚和嫦娥（《蝶恋花·答李淑一》），再比如曹操（《浪淘沙·北戴河》）。决不炫耀学问或者掉书袋。还一点就是适时多用口语，或者明白晓畅，如话家常，比如“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又如“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或者活泼生动，俏丽流转如儿歌：“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卜算子·咏梅》）。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还有毛泽东诗词书法手迹，他一反中国传统书法无标点符号的基本规则，给每一句诗词都逐一加上了标点符号，也算是开了中国书法的先河。其主要考虑也无非是为了让老百姓看得懂而已。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此所谓表里如一，说到做到。
　　所以，毛泽东诗词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座高峰。不管是现代的鲁迅、郁达夫、郭沫若、陈寅恪，还是当代的钱钟书、钱仲联、聂绀弩、饶宗颐，尽管都堪称旧体诗的大手笔，但跟毛泽东一比，还是有点小巫见大巫，或者不够有气势，或者不够接地气。总之，不能像毛泽东诗词那样广为传颂，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