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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不可能在随时可能进监狱的情况下为被告人辩护
5月31日，司法部发布的《2005年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指出，2005年，中国律师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律师业成绩斐然。同时，司法部称，该部负责起草的《律师法(修改草案)》已经形成，并已提交国务院。
这部法律从1997年正式实施以来，经历了8个春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以及律师工作改革的不断深化，律师法的一些条款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形势需要。此次修改，被法学界人士普遍认为是一次“大修”。
“你能出多少钱，我帮你搞定”
马立曾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操盘手，因合同纠纷，被公司告上法庭。官司整整持续了8年，虽然判决令他满意——法院判定他无罪——但这场官司还是让他心力交瘁，以致官司结束后不久，他全家移民加拿大。
马立无奈地说，促使他移居加拿大的不是8年官司，而是8年里的奔波劳顿。为打这场官司，他请了几个律师，但所有律师对他的告诫几乎—样让他震惊——“你能出多少钱，我帮你搞定”。这样的律师让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他，看不到希望，他决定离开。
律师业怎么了?有媒体用“黑幕”二字来形容。2004年春天，一场被媒体称为“中国律师制度恢复熏建25年以来最彻底的律师整风”活动曾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这场行业整风给全国10．2万执业律师甚至整个司法界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动。
“律师黑幕”的出现，仅仅是因为律师职业道德的缺失吗?上海海上律师事务所的潘犟律师认为，不排除个别无良律师职业道德缺失，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但是，律师在整个司法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也是造成律师办案内幕交易的一个原因。
潘军说，律师非常无奈，他的职责是帮助当事人，可在司法系统依旧行政化的今天，法院有时并不采信律师证据，该怎么判还是怎么判。于是，“花钱搞定”成为一种有效却无奈的办法。
律师的这种“弱势”特征不仅表现在证据不被采信，它更多地表现为，律师办案过程中，正常工作条件得不到保障。
“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阅卷和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来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但现实中，却遭到很大的阻碍。这是亟须改变的问题。”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树昌说。
他认为，在一些刑事案件中，因为担心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串供，或害怕律师发现侦查机关的违法事实，公安、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往往对律师的会见权设置障碍。会见难、通信难、取证难、阅卷难等问题往往会导致律师在辩护时无法做到“心中有数”，影响公正的实现。
在一些民事案件中，律师向知情者调查取证往往阻碍重重。《律师法》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这种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往往导致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形同虚设。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北京市科华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王科峰告诉《隙望东方周刊》，“律师工作中的种种难事，归根到底是由《律师法》中规定的律师地位所决定的。”
“1995年《律师法》通过以后，有人就说，这个《律师法》好像是律师禁止法，禁止律师这样，禁止律师那样，这样干会怎么样，那样干会受到法律追究等等，写了一大堆，但是律师权利在哪里，则含糊其辞。《律师法》的修订案应该把《律师法》变成律师权利法，律师授权法，而不是律师义务法，只有这样，《律师法》才会有一个质的飞跃。”王科峰说。
仅有《律师法》是不够的
《律师法》具体修改内容尚未公布，业界的讨论已经非常广泛。潘军是上海律师协会的监事，曾经多次参与《律师法》修正案的讨论。他告诉《嘹望东方周刊》，要修正哪些内容，提案很多，但有一条被大家共同提出，一定要改也必定会被修改的，那就是《刑法》中的第306条——“律师伪证罪”。
潘军律师说，律师帮助犯罪者洗脱嫌疑，是他的工作职责所在。但现实是，律师让被告翻供，往往被认为是改变和违背事实，因此被认为是“作伪证”。就是这一条“律师伪证罪”，每年使数百名律师被无端送进监狱。
曾有数据表明，这些年因伪证罪被判入狱的律师，最后80％都被无罪释放，但《国家赔偿法》中却没有一条对被错判的律师进行国家赔偿的条款，所以，被错判的律师即使最终被判无罪，也只能自认倒霉。
根据北京市律协统计，北京市律师每个人每年辩护的刑事案件平均起来不到一件，在每年法院处理的刑事案件中，可能有70％甚至更多的案件是在没有律师参与的情况下结案的，也就是说，每年有70％的案件没有律师参加。
曾经为刘涌案辩护的北京著名律师、中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告诉《嘹望东方周刊》：“其实本质上是律师执业环境的问题，代理刑事案件收入低不说，还会承担很多风险。”
那么，《律师法》的修订能起到改善律师执业环境的作用吗?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教授并不看好，“《律师法》的修订，是一个飞跃，但是就起到的作用而言，《律师法》只是一个配套，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刑法》如果《刑法》中保留第306条，则律师的权利很难得到伸张，律师不可能在随时可能进监狱的情况下为被告人辩护。因此，仅有《律师法》的修改是远远不够的。”
律师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延伸
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达11．4万多人，律师事务所11691个，律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非诉讼案件80多万件，法律援助案件10多万件。
80年代，经历了10年动乱后的中国，首次在司法体系中引入了“律师”的概念，这个时候，人们已经看到了海外电视中的概念：“我拒绝回答，有事找我的律师。”而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在谈到律师时，把律师定位为“法律工作者”。
1996年，当第一部《律师法》诞生之后，律师被法律更为精确地更正了它的定位——“社会法律工作者”，这标志着律师社会化的进程进一步提高。但是，此时，律师的定位仍然没有脱出社会的行政框架体系。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王丽律师指出，律师所行使的权利既不是国家权利，也不是社会权利，他所行使的实际上就是公民权利，律师权利是公民权利的一种延伸。
她更倾向于认为，律师是一种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国家正处于转型时期，政治社会、权力社会正不断向日益成熟的市民社会过渡，这为律师的职业化发展提供了最为合适的土壤。《律师法》的修改完善的过程，应该是人们看待律师这个职业进一步社会化的过程。
潘军认为，律师和所有的公民一样，假如真正作了伪证，可以适用有关“故意制造伪证、假证罪”进行定性量刑，根本不必将律师伪证、假证罪单独进行处罚。如果说律师因为想要维护国家法律，反而要承担比一般公民或其他法律职业者更大的责任，显然有失公平和正义。
田文昌告诉《晾望东方周刊》：“一方面，是从价值观上，我国一直强调打击犯罪，在制度和法律制定上，往往偏重打击，应该做到与保护公民权利并重。另一方面，律师的定位，社会缺乏正确的认识。是妨碍司法公正，替犯罪人辩护，还是相反，正是维护公民权益和司法公正。冤假错案，正是律师作用发挥不充分的表现。
5月31日，司法部发布的《2005年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指出，2005年，中国律师业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律师业成绩斐然。同时，司法部称，该部负责起草的《律师法(修改草案)》已经形成，并已提交国务院。
这部法律从1997年正式实施以来，经历了8个春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以及律师工作改革的不断深化，律师法的一些条款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形势需要。此次修改，被法学界人士普遍认为是一次“大修”。
“你能出多少钱，我帮你搞定”
马立曾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操盘手，因合同纠纷，被公司告上法庭。官司整整持续了8年，虽然判决令他满意——法院判定他无罪——但这场官司还是让他心力交瘁，以致官司结束后不久，他全家移民加拿大。
马立无奈地说，促使他移居加拿大的不是8年官司，而是8年里的奔波劳顿。为打这场官司，他请了几个律师，但所有律师对他的告诫几乎—样让他震惊——“你能出多少钱，我帮你搞定”。这样的律师让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他，看不到希望，他决定离开。
律师业怎么了?有媒体用“黑幕”二字来形容。2004年春天，一场被媒体称为“中国律师制度恢复熏建25年以来最彻底的律师整风”活动曾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这场行业整风给全国10．2万执业律师甚至整个司法界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动。
“律师黑幕”的出现，仅仅是因为律师职业道德的缺失吗?上海海上律师事务所的潘犟律师认为，不排除个别无良律师职业道德缺失，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但是，律师在整个司法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也是造成律师办案内幕交易的一个原因。
潘军说，律师非常无奈，他的职责是帮助当事人，可在司法系统依旧行政化的今天，法院有时并不采信律师证据，该怎么判还是怎么判。于是，“花钱搞定”成为一种有效却无奈的办法。
律师的这种“弱势”特征不仅表现在证据不被采信，它更多地表现为，律师办案过程中，正常工作条件得不到保障。
“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阅卷和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来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但现实中，却遭到很大的阻碍。这是亟须改变的问题。”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树昌说。
他认为，在一些刑事案件中，因为担心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串供，或害怕律师发现侦查机关的违法事实，公安、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往往对律师的会见权设置障碍。会见难、通信难、取证难、阅卷难等问题往往会导致律师在辩护时无法做到“心中有数”，影响公正的实现。
在一些民事案件中，律师向知情者调查取证往往阻碍重重。《律师法》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这种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往往导致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形同虚设。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北京市科华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王科峰告诉《隙望东方周刊》，“律师工作中的种种难事，归根到底是由《律师法》中规定的律师地位所决定的。”
“1995年《律师法》通过以后，有人就说，这个《律师法》好像是律师禁止法，禁止律师这样，禁止律师那样，这样干会怎么样，那样干会受到法律追究等等，写了一大堆，但是律师权利在哪里，则含糊其辞。《律师法》的修订案应该把《律师法》变成律师权利法，律师授权法，而不是律师义务法，只有这样，《律师法》才会有一个质的飞跃。”王科峰说。
仅有《律师法》是不够的
《律师法》具体修改内容尚未公布，业界的讨论已经非常广泛。潘军是上海律师协会的监事，曾经多次参与《律师法》修正案的讨论。他告诉《嘹望东方周刊》，要修正哪些内容，提案很多，但有一条被大家共同提出，一定要改也必定会被修改的，那就是《刑法》中的第306条——“律师伪证罪”。
潘军律师说，律师帮助犯罪者洗脱嫌疑，是他的工作职责所在。但现实是，律师让被告翻供，往往被认为是改变和违背事实，因此被认为是“作伪证”。就是这一条“律师伪证罪”，每年使数百名律师被无端送进监狱。
曾有数据表明，这些年因伪证罪被判入狱的律师，最后80％都被无罪释放，但《国家赔偿法》中却没有一条对被错判的律师进行国家赔偿的条款，所以，被错判的律师即使最终被判无罪，也只能自认倒霉。
根据北京市律协统计，北京市律师每个人每年辩护的刑事案件平均起来不到一件，在每年法院处理的刑事案件中，可能有70％甚至更多的案件是在没有律师参与的情况下结案的，也就是说，每年有70％的案件没有律师参加。
曾经为刘涌案辩护的北京著名律师、中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告诉《嘹望东方周刊》：“其实本质上是律师执业环境的问题，代理刑事案件收入低不说，还会承担很多风险。”
那么，《律师法》的修订能起到改善律师执业环境的作用吗?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教授并不看好，“《律师法》的修订，是一个飞跃，但是就起到的作用而言，《律师法》只是一个配套，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刑法》如果《刑法》中保留第306条，则律师的权利很难得到伸张，律师不可能在随时可能进监狱的情况下为被告人辩护。因此，仅有《律师法》的修改是远远不够的。”
律师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延伸
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达11．4万多人，律师事务所11691个，律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非诉讼案件80多万件，法律援助案件10多万件。
80年代，经历了10年动乱后的中国，首次在司法体系中引入了“律师”的概念，这个时候，人们已经看到了海外电视中的概念：“我拒绝回答，有事找我的律师。”而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在谈到律师时，把律师定位为“法律工作者”。
1996年，当第一部《律师法》诞生之后，律师被法律更为精确地更正了它的定位——“社会法律工作者”，这标志着律师社会化的进程进一步提高。但是，此时，律师的定位仍然没有脱出社会的行政框架体系。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王丽律师指出，律师所行使的权利既不是国家权利，也不是社会权利，他所行使的实际上就是公民权利，律师权利是公民权利的一种延伸。
她更倾向于认为，律师是一种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国家正处于转型时期，政治社会、权力社会正不断向日益成熟的市民社会过渡，这为律师的职业化发展提供了最为合适的土壤。《律师法》的修改完善的过程，应该是人们看待律师这个职业进一步社会化的过程。
潘军认为，律师和所有的公民一样，假如真正作了伪证，可以适用有关“故意制造伪证、假证罪”进行定性量刑，根本不必将律师伪证、假证罪单独进行处罚。如果说律师因为想要维护国家法律，反而要承担比一般公民或其他法律职业者更大的责任，显然有失公平和正义。
田文昌告诉《晾望东方周刊》：“一方面，是从价值观上，我国一直强调打击犯罪，在制度和法律制定上，往往偏重打击，应该做到与保护公民权利并重。另一方面，律师的定位，社会缺乏正确的认识。是妨碍司法公正，替犯罪人辩护，还是相反，正是维护公民权益和司法公正。冤假错案，正是律师作用发挥不充分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