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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新闻事业走出黑暗的政党报刊时期，进入现代化，传媒呈现出一种新的传播形式，报刊一改宣传、攻讦的面貌，以大众而不是少数政治、文化精英分子为阅读对象，为适应大众口味大量刊登趣味性社会新闻，关注大众的生存状态，呈现出通俗、活泼的面貌。而在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中国的新闻事业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也逐步走向大众化，并伴随着语言文字的改革；当代，晚报、都市报等大众化报纸的兴起也呈现出这种传播形式。可以说，新闻大众化是世界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是现代新闻事业形成的标志之一。但中美两国新闻大众化的历史轨迹不尽相同，在目的功能、受众观、形成机制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了解这些差异，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索适合自身特点和社会需要的新闻大众化之路。
中美新闻大众化的成因不同
中美新闻大众化的历史进程相距近百年，巨大的时空距离，决定了两者的成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中美新闻大众化的物质基础不同。工业革命为美国新闻大众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在数量上、规模上都大幅度扩张，报纸成为城市人口适应新生活、了解新世界的重要信息交流工具。随着城市人口对报刊需求的增加，加之教育的普及，报刊的潜在读者群迅速膨胀。同时，工业革命又推动了商业的发展，而广告又是商业主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这样，以报纸为载体的广告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另外，工业革命也带来了印刷技术的革新，使得报纸的大量、迅速印刷成为现实，也使出版大众买得起的报纸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为美国大众化报业的产生，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曾有所发展，一度给《申报》、《新闻报》等民营报纸的发展带来有利条件，这些报纸也曾向现代化企业方向发展。但在国土辽阔、政治斗争形势复杂的中国，几家私营报纸的现代化转型，对于整个中国报业来讲，根本起不到扭转大局的作用。总的来说，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的洗礼，中国新闻事业的大众化历程没有像美国那样拥有工业革命带来的潜在读者群以及丰富的物质基础。
中美新闻大众化的动力不同。美国新闻事业的大众化源于激烈的新闻市场竞争。由于不能接受政党、政府或明或暗的津贴，大众化报纸必须寻求言论独立与经济自主，而言论独立最终要靠经济自主来实现。为此，大众化报纸都高度重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这种情况下，各报纸都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着力扩大读者群。报纸走向大众，就是争取读者的强有力手段。
中国新闻事业的大众化源于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与需求。“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危机日深，新闻学者积极寻求新闻抗战的有力途径，其中的一个选择就是“力求报纸的大众化”。为了完成新闻抗战大业，应该发行广大的“农工士兵群众”所需要的报纸，让劳苦大众认为这是“我们的报纸”，那才是真正大众化的报纸。这是因为，要取得抗战的胜利不能不发动全民族的抗战，而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数量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要让报纸深入社会各阶层，就必须发行农民士兵都看得懂、买得起的大众化报纸。就这样，在抗战过程中，中国新闻事业拥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加速了中国新闻大众化的历史脚步。
中美新闻事业走向大众的具体方式不同。美国新闻事业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存在着低俗化倾向，黄色报纸的出现就是其典型表现。黄色报纸以极度夸张甚至捏造情节的手法来报道新闻，尤其是通过耸人听闻的色情、犯罪、暴力等新闻的报道，来达到扩大销路争取读者的目的。黄色新闻固然革新了报纸版面，推动了新闻业务的改革，即通过大量使用图片、加大标题字号、新闻制作形式多样化等方式，增强报纸的吸引力，让新闻事业走向大众。但是，黄色新闻毕竟忽视了新闻道德，从而降低了新闻事业的水准。这种新闻大众化的方式已经受到历史的否定。
中国新闻事业的大众化，是通过记载群众生活的方式来实现的。所谓大众化的报纸，是大众看得了的报纸，也是大众买得起的报纸。这样的报纸应当做到：报纸的内容要用通俗的、大众化的文字刊出，方便各种阶层、各种职业的大众阅读。这样的报纸要实行“群众写，写群众”，“要把办报成为群众自己的事业，为人民服务，由人民大众来办”，把“各方面各角落沸腾的生活反映到报纸上来”。①中国新闻事业的大众化，是通过反映群众的生活和要求，介绍群众的活动和创造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取悦大众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
中美新闻大众化的目的功能不同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新闻事业的诞生是近代“西风东渐”的结果。中国近代报业从编辑、经营到发行都几乎全面模仿西方。但是中国新闻大众化的目的功能与美国却并未协同一致，中国新闻大众化是为了更好地向民众传播价值观念，美国新闻大众化则是追求新闻信息的传播，以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
白话报刊先驱裘可桴先生，明确提出创办《无锡白话报》是“为广开民智之助”。维新时期的报人大多把白话文当成开通民智的利器，他们在有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精英的关怀，使用白话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从上至下的启蒙。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创办的白话报刊，都非常注重政论的写作，带有明显的宣传意味。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明确提出大众化的口号，也是为了宣传党的主张，更好地教育群众、联系群众，发挥党报的组织作用和宣传作用。抗战期间，报刊的全面“低姿态”，更是为了深入社会各阶层，鼓动民众奋勇抗争。可以说，中国新闻事业从一开始就自觉以“宣传”为定位，以“宣传鼓动”代替“信息传播”，大众化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报刊的宣传作用。
而在美国，“宣传”一词是一个遭受鄙弃的字眼，是强制灌输、强迫接受、相互攻讦的代名词。美国的廉价报纸从一开始就以区别于政党报刊的独立面目出现，而且廉价报纸的出现就是为了满足当时大众的新闻欲。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新闻大众化以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为理论基础，既然自由主义理论假定在其中活动的人都是“成熟的、智慧的、有责任心的”，报纸的主要任务也就不再是言论、说教，而是提供新闻信息，报纸不再是“观点纸”，而是“新闻纸”。
中美新闻大众化这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是外来传播事业传到中国后“入乡随俗”的必然结果，也是中美文化观念、社会制度、经济环境冲突交融的结果。
受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美国新闻工作者看重的是尽可能多地传达出人们所急需了解的信息，否则，无论怎样宣传教化，也非新闻工作者的本分。而中国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素有济世情怀，有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多以维护社会道德、正义、伦理为自己的使命，而我国的早期报人又多为文人、政治家，这就决定了新闻大众化的宣传教化目的与功能。再加上中国报业产生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清末，而后一直内乱、战争不断，救亡图存迫在眉睫，因此，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就自觉地秉承了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的精神，利用报纸对民众进行宣传教化，为此在新闻报道中常常借助融进了宣传色彩和观念色彩的议论。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中国新闻事业逐步走上大众化的道路。在当代，新闻媒体包括大众化媒体依然肩负着引导国民的崇高使命。
受美国重商主义的影响，美国报纸大众化从一开始承担的就是经济功能。廉价报纸创办者创办报纸的目的，就是利用报纸来谋求利润。在美国，新闻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既然将新闻视为一种经济活动，那么势必会注重受众的信息需求，为受众提供信息服务。这种环境下的新闻信息传播是以受众为本位的，注重信息的服务功能。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商业精神缺乏，历史上长期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对信息的需求不像美国那么强烈。中国报业诞生时的特殊环境也决定了我国报业要以政治功用为主。中国近代报业是应中国变革的需要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诞生的，在其诞生后也被纳入到了社会变革或者革命的洪流中，以充分发挥报刊的政治启蒙作用，宣传政治主张，为政治服务。
综上所述，美国偏重事实信息的传播，而中国偏重价值观念的传播。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受众的意识不断觉醒，中国当代的大众化媒体，如都市报、晚报等，越来越重视信息服务功能。
中美新闻大众化的受众观不同
受众是在新闻传播流程中“受”的一端的读者、听众、观众的总称。在新闻大众化的过程中，受众是应该得到完美服务与充分满足的“上帝”，还是需要唤醒的愚钝民众，抑或是传者的“老师”？中美双方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解读。
“读者是上帝”，在美国社会进入报纸大众化时代以后，是天经地义的真谛。在大众化报纸时期，报纸销售靠读者，广告推销靠大众，没有广大读者，报业将一无所成。在美国的新闻编辑方针中，把满足受众需要作为重要内容，作为评价新闻传媒效益的主要指标。“读者需要论”，既是新闻传媒不可缺少的实务指导原则，又是新闻传播学的理论要点。美国较早的一份大众化报纸《太阳报》的方针，就是“为公众报道当天的新闻”。第一批美国廉价报纸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新闻报道面广量多，特别注重地方新闻、社会新闻、人情味新闻和煽情新闻。
当然，过分强调“读者需要论”，使得美国大众化报纸只注意扩大新闻报道面，特别注意煽情新闻，追求趣味性，大量刊登耸人听闻的题材。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便是缘于社会对报纸大众化的缺陷的清醒认识。但社会责任理论并没有抛弃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它的基础仍旧是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只不过是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作了某些修正，这又说明从总体上来说，美国社会对报纸的大众化还是给予了肯定。
而在中国的新闻大众化过程中，对于受众的理解经历了从启蒙对象到“老师”再到“读者本位”的变化。近现代的中国报刊总是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启蒙”的使命让报刊把受众当成需要唤醒的大众，“救亡”的使命让报刊把受众当成鼓动宣传的对象。而在启蒙与救亡中产生的众多党派以及由此带来的众多政党报刊，当然是从传者本位出发，把受众当成宣传的对象。而无论是为了“启蒙”还是“救亡”，在当时广大民众文化水平低、情势危急的社会环境里，报刊都不得不采用通俗的大众化传播方式。
中国共产党及其党报、机关报的出现与壮大，改变了这种受众观。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从一开始就强调联系群众，走大众化的路子，从“普罗新闻学运动”到“脸向着群众”再到群众办报、“跟老百姓去学”，受众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得到重视和高度评价。这种重视和评价，与美国不同，主要是出自对作为人民一部分的广大受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国家主人的认识。抗战期间，农工群众的作用与地位更是被高度重视，报刊全面低姿态地为群众服务，由此新闻大众化也达到了高峰。在党报全面、彻底大众化的过程中，在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上，要求记者应该与工农兵相结合，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做人民的公仆，变记者办报为群众办报。
到了当代的中国新闻大众化大潮中，读者本位观念越来越得到彰显。市场经济催生了都市报，都市报又在市场中为广大受众服务，与传统机关报、专业报不同，我国都市报典型的自我定位是市民生活报，树立的是“受众本位”思想，这与美国大众化报纸的受众观具有一致性。
但我国都市报与美国大众化报纸极为不同的一点受众观是：我国的受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我国都市报担负着意义重大的政治导向任务，执行着社会主义的宣传政策，必须遵守中国特色的新闻制度。因此，我国都市报借鉴继承美国大众化报纸经验的同时，应避免堕入媚俗的陷阱。
美国曾经历大众化报纸时期，“大众化”一词含有庸俗化的含义，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大众化，其文化策略本身具有两种功能：一是满足大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二是自觉地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要求。由此可见，肩负双重功能的我国新闻业推行大众化，与美国大众化报纸以追求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大众化”有着明显的不同。本文为衡阳师范学院科学基金启动项目“中美新闻大众化比较研究”（编号是07B05）的成果
注释：
①《提高一步》，《解放日报》，1945－05－16。
（作者单位：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系）
编校：郑艳
中美新闻大众化的成因不同
中美新闻大众化的历史进程相距近百年，巨大的时空距离，决定了两者的成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中美新闻大众化的物质基础不同。工业革命为美国新闻大众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在数量上、规模上都大幅度扩张，报纸成为城市人口适应新生活、了解新世界的重要信息交流工具。随着城市人口对报刊需求的增加，加之教育的普及，报刊的潜在读者群迅速膨胀。同时，工业革命又推动了商业的发展，而广告又是商业主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这样，以报纸为载体的广告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另外，工业革命也带来了印刷技术的革新，使得报纸的大量、迅速印刷成为现实，也使出版大众买得起的报纸成为可能。这一切都为美国大众化报业的产生，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曾有所发展，一度给《申报》、《新闻报》等民营报纸的发展带来有利条件，这些报纸也曾向现代化企业方向发展。但在国土辽阔、政治斗争形势复杂的中国，几家私营报纸的现代化转型，对于整个中国报业来讲，根本起不到扭转大局的作用。总的来说，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的洗礼，中国新闻事业的大众化历程没有像美国那样拥有工业革命带来的潜在读者群以及丰富的物质基础。
中美新闻大众化的动力不同。美国新闻事业的大众化源于激烈的新闻市场竞争。由于不能接受政党、政府或明或暗的津贴，大众化报纸必须寻求言论独立与经济自主，而言论独立最终要靠经济自主来实现。为此，大众化报纸都高度重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这种情况下，各报纸都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着力扩大读者群。报纸走向大众，就是争取读者的强有力手段。
中国新闻事业的大众化源于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与需求。“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危机日深，新闻学者积极寻求新闻抗战的有力途径，其中的一个选择就是“力求报纸的大众化”。为了完成新闻抗战大业，应该发行广大的“农工士兵群众”所需要的报纸，让劳苦大众认为这是“我们的报纸”，那才是真正大众化的报纸。这是因为，要取得抗战的胜利不能不发动全民族的抗战，而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数量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要让报纸深入社会各阶层，就必须发行农民士兵都看得懂、买得起的大众化报纸。就这样，在抗战过程中，中国新闻事业拥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加速了中国新闻大众化的历史脚步。
中美新闻事业走向大众的具体方式不同。美国新闻事业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存在着低俗化倾向，黄色报纸的出现就是其典型表现。黄色报纸以极度夸张甚至捏造情节的手法来报道新闻，尤其是通过耸人听闻的色情、犯罪、暴力等新闻的报道，来达到扩大销路争取读者的目的。黄色新闻固然革新了报纸版面，推动了新闻业务的改革，即通过大量使用图片、加大标题字号、新闻制作形式多样化等方式，增强报纸的吸引力，让新闻事业走向大众。但是，黄色新闻毕竟忽视了新闻道德，从而降低了新闻事业的水准。这种新闻大众化的方式已经受到历史的否定。
中国新闻事业的大众化，是通过记载群众生活的方式来实现的。所谓大众化的报纸，是大众看得了的报纸，也是大众买得起的报纸。这样的报纸应当做到：报纸的内容要用通俗的、大众化的文字刊出，方便各种阶层、各种职业的大众阅读。这样的报纸要实行“群众写，写群众”，“要把办报成为群众自己的事业，为人民服务，由人民大众来办”，把“各方面各角落沸腾的生活反映到报纸上来”。①中国新闻事业的大众化，是通过反映群众的生活和要求，介绍群众的活动和创造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取悦大众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
中美新闻大众化的目的功能不同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新闻事业的诞生是近代“西风东渐”的结果。中国近代报业从编辑、经营到发行都几乎全面模仿西方。但是中国新闻大众化的目的功能与美国却并未协同一致，中国新闻大众化是为了更好地向民众传播价值观念，美国新闻大众化则是追求新闻信息的传播，以获得更多的商业利润。
白话报刊先驱裘可桴先生，明确提出创办《无锡白话报》是“为广开民智之助”。维新时期的报人大多把白话文当成开通民智的利器，他们在有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精英的关怀，使用白话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从上至下的启蒙。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创办的白话报刊，都非常注重政论的写作，带有明显的宣传意味。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明确提出大众化的口号，也是为了宣传党的主张，更好地教育群众、联系群众，发挥党报的组织作用和宣传作用。抗战期间，报刊的全面“低姿态”，更是为了深入社会各阶层，鼓动民众奋勇抗争。可以说，中国新闻事业从一开始就自觉以“宣传”为定位，以“宣传鼓动”代替“信息传播”，大众化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报刊的宣传作用。
而在美国，“宣传”一词是一个遭受鄙弃的字眼，是强制灌输、强迫接受、相互攻讦的代名词。美国的廉价报纸从一开始就以区别于政党报刊的独立面目出现，而且廉价报纸的出现就是为了满足当时大众的新闻欲。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新闻大众化以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为理论基础，既然自由主义理论假定在其中活动的人都是“成熟的、智慧的、有责任心的”，报纸的主要任务也就不再是言论、说教，而是提供新闻信息，报纸不再是“观点纸”，而是“新闻纸”。
中美新闻大众化这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是外来传播事业传到中国后“入乡随俗”的必然结果，也是中美文化观念、社会制度、经济环境冲突交融的结果。
受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美国新闻工作者看重的是尽可能多地传达出人们所急需了解的信息，否则，无论怎样宣传教化，也非新闻工作者的本分。而中国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素有济世情怀，有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多以维护社会道德、正义、伦理为自己的使命，而我国的早期报人又多为文人、政治家，这就决定了新闻大众化的宣传教化目的与功能。再加上中国报业产生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清末，而后一直内乱、战争不断，救亡图存迫在眉睫，因此，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就自觉地秉承了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的精神，利用报纸对民众进行宣传教化，为此在新闻报道中常常借助融进了宣传色彩和观念色彩的议论。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中国新闻事业逐步走上大众化的道路。在当代，新闻媒体包括大众化媒体依然肩负着引导国民的崇高使命。
受美国重商主义的影响，美国报纸大众化从一开始承担的就是经济功能。廉价报纸创办者创办报纸的目的，就是利用报纸来谋求利润。在美国，新闻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既然将新闻视为一种经济活动，那么势必会注重受众的信息需求，为受众提供信息服务。这种环境下的新闻信息传播是以受众为本位的，注重信息的服务功能。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商业精神缺乏，历史上长期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对信息的需求不像美国那么强烈。中国报业诞生时的特殊环境也决定了我国报业要以政治功用为主。中国近代报业是应中国变革的需要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诞生的，在其诞生后也被纳入到了社会变革或者革命的洪流中，以充分发挥报刊的政治启蒙作用，宣传政治主张，为政治服务。
综上所述，美国偏重事实信息的传播，而中国偏重价值观念的传播。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受众的意识不断觉醒，中国当代的大众化媒体，如都市报、晚报等，越来越重视信息服务功能。
中美新闻大众化的受众观不同
受众是在新闻传播流程中“受”的一端的读者、听众、观众的总称。在新闻大众化的过程中，受众是应该得到完美服务与充分满足的“上帝”，还是需要唤醒的愚钝民众，抑或是传者的“老师”？中美双方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解读。
“读者是上帝”，在美国社会进入报纸大众化时代以后，是天经地义的真谛。在大众化报纸时期，报纸销售靠读者，广告推销靠大众，没有广大读者，报业将一无所成。在美国的新闻编辑方针中，把满足受众需要作为重要内容，作为评价新闻传媒效益的主要指标。“读者需要论”，既是新闻传媒不可缺少的实务指导原则，又是新闻传播学的理论要点。美国较早的一份大众化报纸《太阳报》的方针，就是“为公众报道当天的新闻”。第一批美国廉价报纸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新闻报道面广量多，特别注重地方新闻、社会新闻、人情味新闻和煽情新闻。
当然，过分强调“读者需要论”，使得美国大众化报纸只注意扩大新闻报道面，特别注意煽情新闻，追求趣味性，大量刊登耸人听闻的题材。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便是缘于社会对报纸大众化的缺陷的清醒认识。但社会责任理论并没有抛弃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它的基础仍旧是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只不过是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作了某些修正，这又说明从总体上来说，美国社会对报纸的大众化还是给予了肯定。
而在中国的新闻大众化过程中，对于受众的理解经历了从启蒙对象到“老师”再到“读者本位”的变化。近现代的中国报刊总是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启蒙”的使命让报刊把受众当成需要唤醒的大众，“救亡”的使命让报刊把受众当成鼓动宣传的对象。而在启蒙与救亡中产生的众多党派以及由此带来的众多政党报刊，当然是从传者本位出发，把受众当成宣传的对象。而无论是为了“启蒙”还是“救亡”，在当时广大民众文化水平低、情势危急的社会环境里，报刊都不得不采用通俗的大众化传播方式。
中国共产党及其党报、机关报的出现与壮大，改变了这种受众观。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从一开始就强调联系群众，走大众化的路子，从“普罗新闻学运动”到“脸向着群众”再到群众办报、“跟老百姓去学”，受众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得到重视和高度评价。这种重视和评价，与美国不同，主要是出自对作为人民一部分的广大受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国家主人的认识。抗战期间，农工群众的作用与地位更是被高度重视，报刊全面低姿态地为群众服务，由此新闻大众化也达到了高峰。在党报全面、彻底大众化的过程中，在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上，要求记者应该与工农兵相结合，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做人民的公仆，变记者办报为群众办报。
到了当代的中国新闻大众化大潮中，读者本位观念越来越得到彰显。市场经济催生了都市报，都市报又在市场中为广大受众服务，与传统机关报、专业报不同，我国都市报典型的自我定位是市民生活报，树立的是“受众本位”思想，这与美国大众化报纸的受众观具有一致性。
但我国都市报与美国大众化报纸极为不同的一点受众观是：我国的受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我国都市报担负着意义重大的政治导向任务，执行着社会主义的宣传政策，必须遵守中国特色的新闻制度。因此，我国都市报借鉴继承美国大众化报纸经验的同时，应避免堕入媚俗的陷阱。
美国曾经历大众化报纸时期，“大众化”一词含有庸俗化的含义，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大众化，其文化策略本身具有两种功能：一是满足大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二是自觉地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要求。由此可见，肩负双重功能的我国新闻业推行大众化，与美国大众化报纸以追求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大众化”有着明显的不同。本文为衡阳师范学院科学基金启动项目“中美新闻大众化比较研究”（编号是07B05）的成果
注释：
①《提高一步》，《解放日报》，1945－05－16。
（作者单位：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系）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