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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用俄语创作的小说《绝望》,是一部被纳博科夫声称为纯艺术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在这篇重复着“替身”话题的长篇小说里,纳博科夫以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反驳了所谓的客观世界的同一性。本文以《绝望》为研究文本,论证纳博科夫艺术创作的基本观点,即他对艺术创作虚构性的追求和对现实同一性的批判,来论证纳博科夫在《绝望》中对同一性的反驳。
关键词:绝望 同一性 反驳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1932年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在柏林用俄语创作的《绝望》一书,是一部被纳博科夫声称为纯艺术而创作的长篇小说。《绝望》先是出版了俄文的单行本,两年后在法国巴黎一家俄罗斯流亡刊物上连载,1936年底,纳博科夫又用英文重写了这部小说,1937年在伦敦出版。俄文版与英文版的《绝望》都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反响。但著名的理论家萨特却注意到了它,并为它写下了评论,萨特在评论中说:
“他(纳博科夫) 很有才华,可惜却是父母的老来子,这里我仅指他的精神父母,尤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奇怪的、流产的小说的主人公(赫尔曼) ,与其说像他的替身菲利克斯,倒不如说更像《莽撞少年》、《永远的丈夫》和《地屋手记》中的人物。”
萨特关注到的是《绝望》的核心事件:赫尔曼与替身菲利克斯相像的问题,其实正是因为这个“替身”文本,也就是小说中主人公赫尔曼与替身菲利克斯的相像性问题,才有了此小说的故事核。在《绝望》这部被纳博科夫精心策划反复改写的小说里,在表面引人入胜的故事叙述下传达了纳博科夫什么文学理念?换言之,小说中的两个人物真是那么相像而被混淆吗?他们同一性真的存在吗?其实,纳博科夫并没有透过《绝望》来表达客观世界里有许多同一性,而文学作为现实社会的反映就应当表现这种同一性的通俗理念,相反,纳博科夫正是用这一并不新鲜的“替身”话题,来表现他的后现代主义理念,即反驳所谓的客观世界的同一性。本文正是以《绝望》为研究文本,论证纳博科夫对艺术创作的基本观点,即他对艺术创作虚构性的追求和对现实同一性的批判,来论证纳博科夫在《绝望》中对同一性的反驳。
一 否认同一性是纳博科夫一贯坚持的文学理念
纳博科夫向来反对艺术是对生活的反映形式的观点,纳博科夫甚至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静态的、可以供作家进行观察的日常生活世界,他曾经激烈地对采访自己的记者说道:
“谁的真实?哪里的日常?让我来说,‘日常现实’这一概念才是完全静态的,因为它预先假设了一个永远可供观察,基本客观并且众所周知的环境。”
“真实是很主观的东西,我只能将它界定为知识的不断积累,是物化活动。”
纳博科夫认为在作家的小说里不是机械地反映那个所谓的“现实世界”,就像流水线上加工的产品一样追求作品与现实的同一性,而是应当追求与这个世界的激烈冲突:“第一流的小说作品,其真正的冲突并不是在人物之间,而是在作者和世界之间。”纳博科夫坚持认为作者和这个世界之间有着激烈的冲突,而这个世界也正以数不清的文本来表现着它的差异性,于是,当这个“现实世界”中并没有那么多的同一性,而作家却生硬地、人为地寻求同一性的时候,世界便被扭曲了,产生于我们的主观意识里的充满同一性的世界掩盖了一切,异化了人们的心态,也夺去了人类真正的辨别能力和对生活的多元化的认知能力,于是偏执的同一性诞生,同一性诞生的同时又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高度集权、种族灭绝、战争和屠杀等追求同一性的恶果,进而产生了纳博科夫对人类未来的绝望感。正如纳博科夫在小说的开头所言:
“我应该让读者明白,倘若我果真缺乏那种写作能力,那种才能什么的话,我早就不会去描写最近发生的那些事儿,而且压根儿就不会有什么可描写的东西,因此,有教养的读者,压根儿就不会有什么事儿发生了。”
纳博科夫通过此种表白在向读者说明,正是因为文学虚构性的特征,《绝望》中的赫尔曼和流浪汉菲利克斯的相像性的故事才会产生,两个差异明显的个体被视为一种类别,换句话说,赫尔曼与菲利克斯的“同一性”是虚构的,“《绝望》通过对赫尔曼与菲利克斯之间‘相像性’这个问题的书写,表达了纳博科夫对于‘同一性和意识形态的一体性’的批判。”
二 《绝望》中的两个主人公并不具有真正的同一性
表面看去,《绝望》描写的是很平庸的使用替身骗取保险金的谋杀事件,小说讲述了巧克力商人赫尔曼因洽谈业务来到布拉格,偶然遇到流浪汉菲利克斯,他惊喜地认为这个流浪汉与自己十分酷似,于是便产生了杀人骗取保险金的念头。
那么,在《绝望》这本小说里,巧克力商人赫尔曼与流浪汉菲利克斯真的很相像吗?他们的相像性表现在哪里?纳博科夫真的找到现实生活中两个可以相互替代的同一品吗?事实绝对不是这样的,出现在小说里的、来自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的同一性其实很微小,在作者笔下,赫尔曼是成功的巧克力商人,他有房有车有妻,体面整洁,英姿勃勃;菲利克斯没有任何财产不说,他又瘦又长,破衣烂衫,完全是一副城市边缘人的样子,正是因为心理扭曲的过分追求同一性的赫尔曼的存在,在这个一心想在充满差异的世界里寻求同一性的人眼里,微小的同一性被无限放大,巨大的差异性被轻易抹杀:
“我是大黄牙,他的牙齿要雪白点紧密点,但这重要吗?我额头上的突起的血脉像潦草的大写M,但是,我睡觉的时候不也和他一样平展?……我们有同样形状的眼睛,稀朗的睫毛,只是他的瞳孔比我白点而已。那些耳朵……与我的相比,他耳朵的涡旋有一点异样:有的地方往里紧缩,有的地方却非常光滑。”
赫尔曼像是一个从哈哈镜里看世界的一样,用常人无法理解的眼光寻找着压根都不存在的同一性,他认为眼前这个与自己毫无相像性的替身是完美的:
“难以置信!我怀疑我看见的现实,怀疑我的理智,我感到恶心、晕眩,老实说,我当时只有坐下去,我的两腿颤抖过不停。现在,要是换个人看见我看到的东西,他也许会狂笑不止。对于我而言,我的确被其中所蕴涵的神秘感所迷醉。我看着那景象的时候,我体内的一切都在摇摇欲坠,像要从十层楼高的地方抛掷下来。我目睹着一个奇迹。它的完美让我惊异不已,尽管我解释不清它的缘由,也不明白这奇迹的内涵。”
这就是纳博科夫对追求同一性的行为的讽刺,小说中的赫尔曼有着对同一性的疯狂癖好,他无休无止地将每一个个体之间的差异抹去而使其成为“自我”影像的复制品,在赫尔曼以追求同一性的欲望为中心的理念中,整个世界魔术般地变成了一个个同一性的载体,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成为另一个个体的复制品,世界成了无限的可复制的产品加工厂。赫尔曼迷上了“状若”自己的菲利克斯,他在这个状若面前眩晕而陶醉,在他眼里现实界除了“状若”,没有别的。由于这个复制品的可靠性本身令人怀疑,因而无法创造出真正的相像的产品出来是必然的,其结果一定是令人绝望。“模糊差异性界线,彼此置换(衣服、身份)的行为,只是来自赫尔曼想象性的建构,而没有坚实、恒定的范式或原型作为基础,只是一个类像的幻影。就好似巴尔扎克笔下的艺术家撒拉辛以无比美丽的歌者赞比内拉为模特塑成的雕像,由于本质的乌有(赞比内拉不具有女人的本质)而无法生产意义;《绝望》与《撒拉辛》在这一层面上都暗喻了古典艺术和结构主义范式均已走入绝境的命运。”因此《绝望》不过是对人类社会对于“同一性”的追求的批判,纳博科夫指出这种偏执的追求只能造成对个体精神的扼杀,对于鲜活生命的轻蔑,对于独创艺术的毁坏。即使在《绝望》这本小说中,纳博科夫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同一性的厌恶之情,他明明白白地说道:“当被提醒你在世界上并非单独——总是令人不愉快的,”“两个人像两滴血一样相像,这本身是否就是一件罪恶,”相像让人不愉快,寻求不切实际的相像或同一性当然就会更让人反感,也会让任何艺术创作暗淡无光,因而在1977年德国电影怪杰法斯宾德把《绝望》搬上银幕时,负责改编剧本的英国剧作家建议由两个相似的演员来扮演赫尔曼和菲利克斯时,这一建议被法斯宾德坚决回绝,他执意挑选了两个外表看去差异极大的演员来扮演这两个人,这说明法斯宾德完全理解《绝望》的意图:《绝望》旨在表明纳博科夫对人类同一性的偏好的讽剌,从反面证实这个世界是多元化的,充满差异的,艺术世界本来就应当是特立独行的天地,而不应当是现实社会的复制品。
三 《绝望》中的替身法是一场绝望的表演
在小说中,赫尔曼费尽心机,设计了一场自以为完美的谋杀案:他经过一番周密安排,利用菲利克斯期望获得自己帮助的心理,两次写信秘密约见。第二次约见时,赫尔曼诱骗流浪汉菲利克斯与自己互换衣服后枪杀了他,并唆使妻子骗取保险公司巨额保费,自己却冒着死者的名字逃之夭夭并幻想着用骗来的保险金渡过余生。但令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他的预谋轻易地被警察打败:案发后,警察毫不费力地得知凶手就是赫尔曼,并将其抓获,报纸上也明确地指出这起犯罪的性质:谋杀他人骗取寿险,但却只字未提死者与罪犯的“相似性”:“在事情一开始,所有的人完全知晓这不是我,根本没有人错认为那尸体是我。”而纳博科夫也故意地在这一计划里安排了一个小“漏洞”,那就是他把刻着菲利克斯名字的手杖留在了被他故意遗弃在现场的汽车里,这根手杖似乎把赫尔曼的如意算盘全盘粉碎掉了:
“即便他们把尸体看作了我的,他们也会发现那手杖,然后逮捕我,并且认为他们抓住的是他——这真是最大的耻辱!我的整个计划是建筑在不可能犯错误的基础上的,而现在看来有漏洞了——最严重的、最滑稽的、最陈腐的漏洞。”
其实手杖这个小道具不过是纳博科夫设置的一个具有艺术意义的细节,它做为一个硬性的证物,坚实地证明了复制品与被复制品之间的差异性,即使我们已经千方百计地复制了一个物体,让它以被复制品的身份重生于世,但又因为原作的不可复制性质、物体之间的本质差别都使看似已消失的原作虽死犹生,时时闯入我们的视野。于是所有的情节又回到一个根本的情节上来:同一性真的存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根手杖的界入轻易地打碎了自以为是的、也堪称社会精英的赫尔曼精心设计的谋杀计划,证明了赫尔曼偏执地追求同一性的失败。
更应当注意的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赫尔曼被警察包围的时候,赫尔曼对着外面的围观群众发表了一番演讲,声称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电影拍摄的场面,自己是出演主犯的著名演员,而并不是一场真正的谋杀,于是《绝望》的结尾陷入了一场虚构中的虚构:到底这场谋杀是真的发生过呢?还是只是一场演出?如果真的像赫尔曼所说的只是一场演出的话,那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的,故事中人物的同一性也是虚构的。于是作者在最后的时刻又虚化了自己在前面写下的谋杀故事,把这场原本存在于小说中的看似真实的谋杀场景轻而易举地变成了闹剧,于是一个同一性的世界、一个生活在同一世界里的商人和流浪汉都化为乌有,同一性的世界彻底被消解了。
综上所述,纳博科夫确实在他的小说《绝望》中全面消解了现实世界的同一性,也消解一切与同一性相关的文学理念,制造了嘲讽现实世界的独特文本,正如纳博科夫所言:
“《绝望》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不含有对社会的评价,不公然提出什么思想含义。它不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也不给人类指出一条正当的出路。它比艳丽、庸俗的小说含有少得多的‘思想’……原来只不过是我的经纪人制造的一个嘲弄人的幻景。”
参考文献:
[1] 纳博科夫,朱世达译:《绝望》,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2] 杨仁敬:《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青岛出版社,2004年版。
[3] 蒙玉柱:《论纳博科夫〈绝望〉的两个相像性及其真实意图》,《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4] 李小均:《我们缘何绝望》,《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5] Vladimir Nabokov:The Critical Heritage,p 65.
[6] VladimirNabokov.Strong Op inions[M].New York:McGraw Hill,1981,10.
[7] ladimir Nabokov.Speak,Memory [M].New York:G.P.Putnam’1966,P290.
作者简介:李广财,男,1976—,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吉林农业大学。
关键词:绝望 同一性 反驳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1932年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在柏林用俄语创作的《绝望》一书,是一部被纳博科夫声称为纯艺术而创作的长篇小说。《绝望》先是出版了俄文的单行本,两年后在法国巴黎一家俄罗斯流亡刊物上连载,1936年底,纳博科夫又用英文重写了这部小说,1937年在伦敦出版。俄文版与英文版的《绝望》都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反响。但著名的理论家萨特却注意到了它,并为它写下了评论,萨特在评论中说:
“他(纳博科夫) 很有才华,可惜却是父母的老来子,这里我仅指他的精神父母,尤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奇怪的、流产的小说的主人公(赫尔曼) ,与其说像他的替身菲利克斯,倒不如说更像《莽撞少年》、《永远的丈夫》和《地屋手记》中的人物。”
萨特关注到的是《绝望》的核心事件:赫尔曼与替身菲利克斯相像的问题,其实正是因为这个“替身”文本,也就是小说中主人公赫尔曼与替身菲利克斯的相像性问题,才有了此小说的故事核。在《绝望》这部被纳博科夫精心策划反复改写的小说里,在表面引人入胜的故事叙述下传达了纳博科夫什么文学理念?换言之,小说中的两个人物真是那么相像而被混淆吗?他们同一性真的存在吗?其实,纳博科夫并没有透过《绝望》来表达客观世界里有许多同一性,而文学作为现实社会的反映就应当表现这种同一性的通俗理念,相反,纳博科夫正是用这一并不新鲜的“替身”话题,来表现他的后现代主义理念,即反驳所谓的客观世界的同一性。本文正是以《绝望》为研究文本,论证纳博科夫对艺术创作的基本观点,即他对艺术创作虚构性的追求和对现实同一性的批判,来论证纳博科夫在《绝望》中对同一性的反驳。
一 否认同一性是纳博科夫一贯坚持的文学理念
纳博科夫向来反对艺术是对生活的反映形式的观点,纳博科夫甚至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静态的、可以供作家进行观察的日常生活世界,他曾经激烈地对采访自己的记者说道:
“谁的真实?哪里的日常?让我来说,‘日常现实’这一概念才是完全静态的,因为它预先假设了一个永远可供观察,基本客观并且众所周知的环境。”
“真实是很主观的东西,我只能将它界定为知识的不断积累,是物化活动。”
纳博科夫认为在作家的小说里不是机械地反映那个所谓的“现实世界”,就像流水线上加工的产品一样追求作品与现实的同一性,而是应当追求与这个世界的激烈冲突:“第一流的小说作品,其真正的冲突并不是在人物之间,而是在作者和世界之间。”纳博科夫坚持认为作者和这个世界之间有着激烈的冲突,而这个世界也正以数不清的文本来表现着它的差异性,于是,当这个“现实世界”中并没有那么多的同一性,而作家却生硬地、人为地寻求同一性的时候,世界便被扭曲了,产生于我们的主观意识里的充满同一性的世界掩盖了一切,异化了人们的心态,也夺去了人类真正的辨别能力和对生活的多元化的认知能力,于是偏执的同一性诞生,同一性诞生的同时又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高度集权、种族灭绝、战争和屠杀等追求同一性的恶果,进而产生了纳博科夫对人类未来的绝望感。正如纳博科夫在小说的开头所言:
“我应该让读者明白,倘若我果真缺乏那种写作能力,那种才能什么的话,我早就不会去描写最近发生的那些事儿,而且压根儿就不会有什么可描写的东西,因此,有教养的读者,压根儿就不会有什么事儿发生了。”
纳博科夫通过此种表白在向读者说明,正是因为文学虚构性的特征,《绝望》中的赫尔曼和流浪汉菲利克斯的相像性的故事才会产生,两个差异明显的个体被视为一种类别,换句话说,赫尔曼与菲利克斯的“同一性”是虚构的,“《绝望》通过对赫尔曼与菲利克斯之间‘相像性’这个问题的书写,表达了纳博科夫对于‘同一性和意识形态的一体性’的批判。”
二 《绝望》中的两个主人公并不具有真正的同一性
表面看去,《绝望》描写的是很平庸的使用替身骗取保险金的谋杀事件,小说讲述了巧克力商人赫尔曼因洽谈业务来到布拉格,偶然遇到流浪汉菲利克斯,他惊喜地认为这个流浪汉与自己十分酷似,于是便产生了杀人骗取保险金的念头。
那么,在《绝望》这本小说里,巧克力商人赫尔曼与流浪汉菲利克斯真的很相像吗?他们的相像性表现在哪里?纳博科夫真的找到现实生活中两个可以相互替代的同一品吗?事实绝对不是这样的,出现在小说里的、来自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的同一性其实很微小,在作者笔下,赫尔曼是成功的巧克力商人,他有房有车有妻,体面整洁,英姿勃勃;菲利克斯没有任何财产不说,他又瘦又长,破衣烂衫,完全是一副城市边缘人的样子,正是因为心理扭曲的过分追求同一性的赫尔曼的存在,在这个一心想在充满差异的世界里寻求同一性的人眼里,微小的同一性被无限放大,巨大的差异性被轻易抹杀:
“我是大黄牙,他的牙齿要雪白点紧密点,但这重要吗?我额头上的突起的血脉像潦草的大写M,但是,我睡觉的时候不也和他一样平展?……我们有同样形状的眼睛,稀朗的睫毛,只是他的瞳孔比我白点而已。那些耳朵……与我的相比,他耳朵的涡旋有一点异样:有的地方往里紧缩,有的地方却非常光滑。”
赫尔曼像是一个从哈哈镜里看世界的一样,用常人无法理解的眼光寻找着压根都不存在的同一性,他认为眼前这个与自己毫无相像性的替身是完美的:
“难以置信!我怀疑我看见的现实,怀疑我的理智,我感到恶心、晕眩,老实说,我当时只有坐下去,我的两腿颤抖过不停。现在,要是换个人看见我看到的东西,他也许会狂笑不止。对于我而言,我的确被其中所蕴涵的神秘感所迷醉。我看着那景象的时候,我体内的一切都在摇摇欲坠,像要从十层楼高的地方抛掷下来。我目睹着一个奇迹。它的完美让我惊异不已,尽管我解释不清它的缘由,也不明白这奇迹的内涵。”
这就是纳博科夫对追求同一性的行为的讽刺,小说中的赫尔曼有着对同一性的疯狂癖好,他无休无止地将每一个个体之间的差异抹去而使其成为“自我”影像的复制品,在赫尔曼以追求同一性的欲望为中心的理念中,整个世界魔术般地变成了一个个同一性的载体,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成为另一个个体的复制品,世界成了无限的可复制的产品加工厂。赫尔曼迷上了“状若”自己的菲利克斯,他在这个状若面前眩晕而陶醉,在他眼里现实界除了“状若”,没有别的。由于这个复制品的可靠性本身令人怀疑,因而无法创造出真正的相像的产品出来是必然的,其结果一定是令人绝望。“模糊差异性界线,彼此置换(衣服、身份)的行为,只是来自赫尔曼想象性的建构,而没有坚实、恒定的范式或原型作为基础,只是一个类像的幻影。就好似巴尔扎克笔下的艺术家撒拉辛以无比美丽的歌者赞比内拉为模特塑成的雕像,由于本质的乌有(赞比内拉不具有女人的本质)而无法生产意义;《绝望》与《撒拉辛》在这一层面上都暗喻了古典艺术和结构主义范式均已走入绝境的命运。”因此《绝望》不过是对人类社会对于“同一性”的追求的批判,纳博科夫指出这种偏执的追求只能造成对个体精神的扼杀,对于鲜活生命的轻蔑,对于独创艺术的毁坏。即使在《绝望》这本小说中,纳博科夫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同一性的厌恶之情,他明明白白地说道:“当被提醒你在世界上并非单独——总是令人不愉快的,”“两个人像两滴血一样相像,这本身是否就是一件罪恶,”相像让人不愉快,寻求不切实际的相像或同一性当然就会更让人反感,也会让任何艺术创作暗淡无光,因而在1977年德国电影怪杰法斯宾德把《绝望》搬上银幕时,负责改编剧本的英国剧作家建议由两个相似的演员来扮演赫尔曼和菲利克斯时,这一建议被法斯宾德坚决回绝,他执意挑选了两个外表看去差异极大的演员来扮演这两个人,这说明法斯宾德完全理解《绝望》的意图:《绝望》旨在表明纳博科夫对人类同一性的偏好的讽剌,从反面证实这个世界是多元化的,充满差异的,艺术世界本来就应当是特立独行的天地,而不应当是现实社会的复制品。
三 《绝望》中的替身法是一场绝望的表演
在小说中,赫尔曼费尽心机,设计了一场自以为完美的谋杀案:他经过一番周密安排,利用菲利克斯期望获得自己帮助的心理,两次写信秘密约见。第二次约见时,赫尔曼诱骗流浪汉菲利克斯与自己互换衣服后枪杀了他,并唆使妻子骗取保险公司巨额保费,自己却冒着死者的名字逃之夭夭并幻想着用骗来的保险金渡过余生。但令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他的预谋轻易地被警察打败:案发后,警察毫不费力地得知凶手就是赫尔曼,并将其抓获,报纸上也明确地指出这起犯罪的性质:谋杀他人骗取寿险,但却只字未提死者与罪犯的“相似性”:“在事情一开始,所有的人完全知晓这不是我,根本没有人错认为那尸体是我。”而纳博科夫也故意地在这一计划里安排了一个小“漏洞”,那就是他把刻着菲利克斯名字的手杖留在了被他故意遗弃在现场的汽车里,这根手杖似乎把赫尔曼的如意算盘全盘粉碎掉了:
“即便他们把尸体看作了我的,他们也会发现那手杖,然后逮捕我,并且认为他们抓住的是他——这真是最大的耻辱!我的整个计划是建筑在不可能犯错误的基础上的,而现在看来有漏洞了——最严重的、最滑稽的、最陈腐的漏洞。”
其实手杖这个小道具不过是纳博科夫设置的一个具有艺术意义的细节,它做为一个硬性的证物,坚实地证明了复制品与被复制品之间的差异性,即使我们已经千方百计地复制了一个物体,让它以被复制品的身份重生于世,但又因为原作的不可复制性质、物体之间的本质差别都使看似已消失的原作虽死犹生,时时闯入我们的视野。于是所有的情节又回到一个根本的情节上来:同一性真的存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根手杖的界入轻易地打碎了自以为是的、也堪称社会精英的赫尔曼精心设计的谋杀计划,证明了赫尔曼偏执地追求同一性的失败。
更应当注意的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赫尔曼被警察包围的时候,赫尔曼对着外面的围观群众发表了一番演讲,声称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电影拍摄的场面,自己是出演主犯的著名演员,而并不是一场真正的谋杀,于是《绝望》的结尾陷入了一场虚构中的虚构:到底这场谋杀是真的发生过呢?还是只是一场演出?如果真的像赫尔曼所说的只是一场演出的话,那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的,故事中人物的同一性也是虚构的。于是作者在最后的时刻又虚化了自己在前面写下的谋杀故事,把这场原本存在于小说中的看似真实的谋杀场景轻而易举地变成了闹剧,于是一个同一性的世界、一个生活在同一世界里的商人和流浪汉都化为乌有,同一性的世界彻底被消解了。
综上所述,纳博科夫确实在他的小说《绝望》中全面消解了现实世界的同一性,也消解一切与同一性相关的文学理念,制造了嘲讽现实世界的独特文本,正如纳博科夫所言:
“《绝望》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不含有对社会的评价,不公然提出什么思想含义。它不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也不给人类指出一条正当的出路。它比艳丽、庸俗的小说含有少得多的‘思想’……原来只不过是我的经纪人制造的一个嘲弄人的幻景。”
参考文献:
[1] 纳博科夫,朱世达译:《绝望》,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2] 杨仁敬:《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青岛出版社,2004年版。
[3] 蒙玉柱:《论纳博科夫〈绝望〉的两个相像性及其真实意图》,《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4] 李小均:《我们缘何绝望》,《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5] Vladimir Nabokov:The Critical Heritage,p 65.
[6] VladimirNabokov.Strong Op inions[M].New York:McGraw Hill,1981,10.
[7] ladimir Nabokov.Speak,Memory [M].New York:G.P.Putnam’1966,P290.
作者简介:李广财,男,1976—,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吉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