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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江西著名学人胡思敬开办“江西全省图书馆”，是一重要的文化举措，在江西省图书馆界及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开辟了江西省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先河；另一方面，为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图书馆还配合《豫章丛书》的刊刻，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江西地方文献的保存和整理做出了突出贡献。胡氏所为，可谓惠及乡里，功在国家。
关键词：胡思敬；江西全省图书馆；藏书
中图分类号：K25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140-02
胡思敬（1870—1922），江西新昌人，出身书香门第。在晚清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考功司主事、广东道监察御史等职。为官严于自律，忠于职守，是典型的儒家正人君子式人物。尤其在任职御史期间，他不畏权势，敢于直言进谏，为其博得很大的声望。胡氏所弹劾之人，多为清末主张改革者，但变法者中确也有人政治钻营、经济贪鄙，这种状况，实为近代改革运动中的一大遗憾。在生活方面，胡思敬奉行节俭，安于清贫。时人曾记叙道：“其自奉甚俭，食不重肉，惟购书无倦”[1]671。胡氏还常常告诫家人子弟，要勤俭持家。“谋生之道，首在勤俭”“切不可向人告贷，有伤廉耻”[2]。由此可见，若以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来衡量，胡思敬在道德修养方面确有其可贵之处。然而，胡氏却具有非常守旧的政治立场。20世纪之初，改良维新的观念已经风靡朝野，官员中顽固如胡思敬者实寥寥无几，故而清政府未理睬他保守的政治主张。于是，他毅然辞职，脱离官场，隐退南昌。清朝覆亡后，胡思敬拒不入仕民国，甘为遗民以终老。他避居故里，寄身于著书立说、编刻图书、修缮先贤祠庙等文化事业当中，直至病逝。
胡思敬生平嗜书，性好典籍。时人曾记叙说：“（胡思敬）自以未足于学，日以购书入肆，书常充左右。尤留心先朝熙雍之政，所以为宾服远迩之道，复多交当世有闻之士，以故中外得失，大吏之贤否，近之而宫禁，远之而边陲，皆若得之耳目之前”[3]。“公益肆力于学，日至书肆，搜求经籍，老仆负囊从其后。无所不收，盖亦无所不读，尤精求掌故及郡国中外利病，慨然有志于天下。”[1]663即为当时情景的写照。胡氏不仅阅读和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而且著述颇丰。他的《盐乘》一书，为时人所称赞，而编选、刊刻《豫章丛书》更使其声名昭著。值得一提的是，胡思敬格外留心时政掌故，注重对当代史的编纂，确立了“广搜朝野间事，翔实记载，以为一代信史”[4]的撰史志向。本着这一理念，他撰述、编辑了许多有一定影响力的史学著作，如《戊戌履霜录》《审国病书》《大盗窃国记》《国闻备乘》《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等等。在政治上，胡思敬终生郁郁不得志，但在史学的天地里，他找到了一个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史学的继承过程中，胡氏获得了更為持久的价值和更为深远的影响。
1911年夏，胡思敬辞官回乡，并将藏书全部带出，定居东湖之滨。因其为官时清正刚廉而声名远播，在江西地方乃至全国享有较高的声誉，故而南昌地方政府有意延揽他，多次请他出任教育会会长一职。但胡思敬认为“大局败坏至此，即学堂监督亦不过上守部章，下承院司命令，按月支领薪金而已。会长坐空名，代内外行文书，更何能于学子有丝毫裨益？”因此他以“资浅望轻”为由拒绝[5]。在南昌，胡思敬早曾建造藏书楼，将之命名为“问影楼”。回省后，他在楼旁新建“退庐”，并自号“退庐居士”，以表达其不涉世事、寄身书海之意。在江西南昌，他“筑室湖滨，辇书二十万卷，尽纳其中”[6]。民国建立后，胡思敬利用房产和一部分藏书开办“江西全省图书馆”，这在当时是一件重要的文化举措。此后，他的藏书逐渐增添，终达四十余万卷之多，为其赢得近代著名藏书家的名望，其藏书之富可与名家李盛铎相媲美。
江西全省图书馆的创办具有公私合办的性质。其正常事业费用，由江西省教育厅支付，藏书则由胡思敬提供。馆舍从问影楼中辟出一部分，胡氏按月收取租金，“以洋楼上下十四间归公，正房租与图书馆，月收租银二十八元”[7]。馆长的人选，名义上由江西省公选产生，实际上这一职位形同虚设，胡对馆内大小事务均有决定权，负责料理江西全省图书馆日常事务的管理员，也由其安排。
江西全省图书馆的创建，在我国书馆界及近现代文化教育史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江西之有图书馆，“以宜丰胡思敬捐书创办为嚆矢”[8]825，可见，其开辟了江西省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先河。其次，其为知识文化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江西全省图书馆的藏书量居全省之冠。十余年后建立的江西省公立图书馆，藏书仅为8 740册，远远逊色于胡氏的图书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图书馆都以平装铅印书为主，而胡的藏书几乎是清一色的古籍线装书，其中不乏明清善本，甚为珍贵。这一时期，图书馆还配合胡氏《豫章丛书》的刊刻，做了大量的工作。
据1912年4月21日《江西民报》记载：“据称新昌前清御史胡思敬，自愿将藏书十余万卷，新建书楼一大所，捐献作江西全省图书馆。”有的学者便以此为依据，认为胡氏创办图书馆是自愿的，然而其实并不然。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胡思敬便回新昌避乱，举家逃离南昌。这期间，其在南昌的房产被军队占用，藏书也多有损失。胡氏返回南昌后，为保全书籍、收回房产，也曾多方求助，四处奔走，但终无济于事。有鉴于此，其利用房产和一部分藏书建立“江西全省图书馆”，供众阅览，并公开开放，以期借公众之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也是很自然的。“仆从省书物多被窃夺，三君子祠亦为人盗典。仲春，来省清理将近半月，陷入重险，几不能自有，乃将书籍、房产悉捐作江西省图书馆，冀藉众力保全”[9]。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言：“去年正月，蔡锐霆到省，即占据三君子祠。遭逢离乱，自知房产、书籍均难保全，不得已，始有捐办图书馆之举”[7]。尽管如此，胡氏此举还是遭到很多清朝遗老的非难，认为其是在与民国政府合作，有失节操大义：“庶三贻书相责，谓不应出与民国交涉，心甚愧之而无辞以对也”[7]。为求得遗老们的谅解，他也曾专门致函，解释说： 去秋兵变时，仆尽弃辎重，挈眷还乡。事后书籍、字画、什物多为人窃去，房屋亦被族人盗典。处乱世多一物即多受一物之累，本可置之度外，聊作达观。奈书籍为一生精力所聚，房屋题曰“新昌三君子祠”，意在表彰先贤，一旦被人攘夺，未免耿耿在心。遂于二月初一日抵省，适值新旧两都督交代之际，孤身远□，事处万难，百计筹谋，始于月之二十日将典主逐出，然已受累不浅矣。山中新觅一行窝，誓将终隐，房产既难遥制，书籍太多亦不能挈以俱行，不得已捐作江西全省图书馆，由紫封等出名，业已批准。乱世以洁身为要，身外之物，浮沉聚散辗转不可知，付之天数而已[10]。
创建图书馆一途，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书籍、房产的归属及保存问题，但毕竟带有与民国政治合作的色彩，在这一点上，即便前清遗老不相责问，着意要与官方划清界限的胡思敬，也难免耿耿于怀。1920年，江西省教育厅计划将全省图书馆隶属于教育厅，将原来的公私合办改为完全公办，并呈报教育部备案。这一计划遭到了胡思敬的断然拒绝，他在与教育厅进行周旋的同时，利用这次机会，向时任江西省长的好友戚扬求助，希望将图书馆收回自办[11]。在戚的帮助下，胡思敬最终如愿以偿。对此，在给同道旧友的信函中，他颇为满意地写道：“图书馆几被乱党据为己物，幸老戚出面调停，始克收回自办，不领公款。”[12]图书馆改为自办后，仍然沿用江西全省图书馆的旧称，并继续对外开放，“以饷江西同志，好古之士而脱身远避，不能枯坐郁郁以终也”[13]。
1922年胡思敬逝世后，接办江西全省图书馆的胡氏后裔将其更名为“江西胡氏私立退庐图书馆”。后该馆为军阀所占据，藏书惨遭浩劫，损失巨大。1927年8月，乱兵撤走，退庐图书馆的书籍一片狼藉。胡氏的同族胡桐庵回到南昌后，用三个月的时间，加以整理，并编成《新昌胡氏问影楼藏书目录》，这时藏书只剩40 450册，96 158卷。至1933年，藏书又减至35 248册[14]。此后，江西地方屡遭变故，在政权更迭之际，人民群众或不免于战火、屠刀，图书文物更随时有遭毁弃和掠夺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几经辗转、已所剩不多的胡氏退庐藏书，终属江西省图书馆，经其清理编目，至今供读者参考使用。
参考文献：
[1]刘廷琛.胡公漱唐行状[M]//闵尔昌.碑传集补：卷十.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
[2]胡思敬.家祭训词[M]//胡思敬.退庐全书·文集.南昌退庐，1924.
[3]魏元旷.副宪胡公神道碑[M]//胡思敬.退庐全书·诗集.南昌退庐，1924.
[4]赵炳麟.送胡唐同年告身南归[M]//赵炳麟.柏严诗存：卷三.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
[5]胡思敬.再答教育会辞会长笺[M]//胡思敬.退庐全书·笺牍[M].南昌退庐刊本，1924.
[6]胡思敬.亡儿骏台哀辞[M]//胡思敬.退庐全书·文集.南昌退庐刊本，1924.
[7]胡思敬.致贺生书[M]//胡思敬.退庐全书·笺牍.南昌退庐刊本，1924.
[8]民国政治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M].上海：开明书店，1934.
[9]胡思敬.覆刘幼云書[M]//胡思敬.退庐全书·笺牍.南昌退庐刊本，1924.
[10]胡思敬.覆喻庶三书[A]，胡思敬.退庐全书·笺牍.南昌退庐刊本，1924.
[11]胡思敬.答戚升淮省长书[M]//.胡思敬.退庐全书·笺牍.南昌退庐刊本，1924.
[12]胡思敬.致陈伯严书[M]//胡思敬.退庐全书·笺牍.南昌退庐刊本，1924.
[13]胡思敬.退庐留书记[M]//胡思敬.退庐全书·文集.南昌退庐刊本，1924.
[14]蔡仲和.江西省会各图书馆概况调查表[M].南昌：江西省立图书馆，1933.
关键词：胡思敬；江西全省图书馆；藏书
中图分类号：K25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140-02
胡思敬（1870—1922），江西新昌人，出身书香门第。在晚清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考功司主事、广东道监察御史等职。为官严于自律，忠于职守，是典型的儒家正人君子式人物。尤其在任职御史期间，他不畏权势，敢于直言进谏，为其博得很大的声望。胡氏所弹劾之人，多为清末主张改革者，但变法者中确也有人政治钻营、经济贪鄙，这种状况，实为近代改革运动中的一大遗憾。在生活方面，胡思敬奉行节俭，安于清贫。时人曾记叙道：“其自奉甚俭，食不重肉，惟购书无倦”[1]671。胡氏还常常告诫家人子弟，要勤俭持家。“谋生之道，首在勤俭”“切不可向人告贷，有伤廉耻”[2]。由此可见，若以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来衡量，胡思敬在道德修养方面确有其可贵之处。然而，胡氏却具有非常守旧的政治立场。20世纪之初，改良维新的观念已经风靡朝野，官员中顽固如胡思敬者实寥寥无几，故而清政府未理睬他保守的政治主张。于是，他毅然辞职，脱离官场，隐退南昌。清朝覆亡后，胡思敬拒不入仕民国，甘为遗民以终老。他避居故里，寄身于著书立说、编刻图书、修缮先贤祠庙等文化事业当中，直至病逝。
胡思敬生平嗜书，性好典籍。时人曾记叙说：“（胡思敬）自以未足于学，日以购书入肆，书常充左右。尤留心先朝熙雍之政，所以为宾服远迩之道，复多交当世有闻之士，以故中外得失，大吏之贤否，近之而宫禁，远之而边陲，皆若得之耳目之前”[3]。“公益肆力于学，日至书肆，搜求经籍，老仆负囊从其后。无所不收，盖亦无所不读，尤精求掌故及郡国中外利病，慨然有志于天下。”[1]663即为当时情景的写照。胡氏不仅阅读和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而且著述颇丰。他的《盐乘》一书，为时人所称赞，而编选、刊刻《豫章丛书》更使其声名昭著。值得一提的是，胡思敬格外留心时政掌故，注重对当代史的编纂，确立了“广搜朝野间事，翔实记载，以为一代信史”[4]的撰史志向。本着这一理念，他撰述、编辑了许多有一定影响力的史学著作，如《戊戌履霜录》《审国病书》《大盗窃国记》《国闻备乘》《王船山〈读通鉴论〉辨正》等等。在政治上，胡思敬终生郁郁不得志，但在史学的天地里，他找到了一个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在对史学的继承过程中，胡氏获得了更為持久的价值和更为深远的影响。
1911年夏，胡思敬辞官回乡，并将藏书全部带出，定居东湖之滨。因其为官时清正刚廉而声名远播，在江西地方乃至全国享有较高的声誉，故而南昌地方政府有意延揽他，多次请他出任教育会会长一职。但胡思敬认为“大局败坏至此，即学堂监督亦不过上守部章，下承院司命令，按月支领薪金而已。会长坐空名，代内外行文书，更何能于学子有丝毫裨益？”因此他以“资浅望轻”为由拒绝[5]。在南昌，胡思敬早曾建造藏书楼，将之命名为“问影楼”。回省后，他在楼旁新建“退庐”，并自号“退庐居士”，以表达其不涉世事、寄身书海之意。在江西南昌，他“筑室湖滨，辇书二十万卷，尽纳其中”[6]。民国建立后，胡思敬利用房产和一部分藏书开办“江西全省图书馆”，这在当时是一件重要的文化举措。此后，他的藏书逐渐增添，终达四十余万卷之多，为其赢得近代著名藏书家的名望，其藏书之富可与名家李盛铎相媲美。
江西全省图书馆的创办具有公私合办的性质。其正常事业费用，由江西省教育厅支付，藏书则由胡思敬提供。馆舍从问影楼中辟出一部分，胡氏按月收取租金，“以洋楼上下十四间归公，正房租与图书馆，月收租银二十八元”[7]。馆长的人选，名义上由江西省公选产生，实际上这一职位形同虚设，胡对馆内大小事务均有决定权，负责料理江西全省图书馆日常事务的管理员，也由其安排。
江西全省图书馆的创建，在我国书馆界及近现代文化教育史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江西之有图书馆，“以宜丰胡思敬捐书创办为嚆矢”[8]825，可见，其开辟了江西省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先河。其次，其为知识文化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江西全省图书馆的藏书量居全省之冠。十余年后建立的江西省公立图书馆，藏书仅为8 740册，远远逊色于胡氏的图书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图书馆都以平装铅印书为主，而胡的藏书几乎是清一色的古籍线装书，其中不乏明清善本，甚为珍贵。这一时期，图书馆还配合胡氏《豫章丛书》的刊刻，做了大量的工作。
据1912年4月21日《江西民报》记载：“据称新昌前清御史胡思敬，自愿将藏书十余万卷，新建书楼一大所，捐献作江西全省图书馆。”有的学者便以此为依据，认为胡氏创办图书馆是自愿的，然而其实并不然。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胡思敬便回新昌避乱，举家逃离南昌。这期间，其在南昌的房产被军队占用，藏书也多有损失。胡氏返回南昌后，为保全书籍、收回房产，也曾多方求助，四处奔走，但终无济于事。有鉴于此，其利用房产和一部分藏书建立“江西全省图书馆”，供众阅览，并公开开放，以期借公众之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也是很自然的。“仆从省书物多被窃夺，三君子祠亦为人盗典。仲春，来省清理将近半月，陷入重险，几不能自有，乃将书籍、房产悉捐作江西省图书馆，冀藉众力保全”[9]。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言：“去年正月，蔡锐霆到省，即占据三君子祠。遭逢离乱，自知房产、书籍均难保全，不得已，始有捐办图书馆之举”[7]。尽管如此，胡氏此举还是遭到很多清朝遗老的非难，认为其是在与民国政府合作，有失节操大义：“庶三贻书相责，谓不应出与民国交涉，心甚愧之而无辞以对也”[7]。为求得遗老们的谅解，他也曾专门致函，解释说： 去秋兵变时，仆尽弃辎重，挈眷还乡。事后书籍、字画、什物多为人窃去，房屋亦被族人盗典。处乱世多一物即多受一物之累，本可置之度外，聊作达观。奈书籍为一生精力所聚，房屋题曰“新昌三君子祠”，意在表彰先贤，一旦被人攘夺，未免耿耿在心。遂于二月初一日抵省，适值新旧两都督交代之际，孤身远□，事处万难，百计筹谋，始于月之二十日将典主逐出，然已受累不浅矣。山中新觅一行窝，誓将终隐，房产既难遥制，书籍太多亦不能挈以俱行，不得已捐作江西全省图书馆，由紫封等出名，业已批准。乱世以洁身为要，身外之物，浮沉聚散辗转不可知，付之天数而已[10]。
创建图书馆一途，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书籍、房产的归属及保存问题，但毕竟带有与民国政治合作的色彩，在这一点上，即便前清遗老不相责问，着意要与官方划清界限的胡思敬，也难免耿耿于怀。1920年，江西省教育厅计划将全省图书馆隶属于教育厅，将原来的公私合办改为完全公办，并呈报教育部备案。这一计划遭到了胡思敬的断然拒绝，他在与教育厅进行周旋的同时，利用这次机会，向时任江西省长的好友戚扬求助，希望将图书馆收回自办[11]。在戚的帮助下，胡思敬最终如愿以偿。对此，在给同道旧友的信函中，他颇为满意地写道：“图书馆几被乱党据为己物，幸老戚出面调停，始克收回自办，不领公款。”[12]图书馆改为自办后，仍然沿用江西全省图书馆的旧称，并继续对外开放，“以饷江西同志，好古之士而脱身远避，不能枯坐郁郁以终也”[13]。
1922年胡思敬逝世后，接办江西全省图书馆的胡氏后裔将其更名为“江西胡氏私立退庐图书馆”。后该馆为军阀所占据，藏书惨遭浩劫，损失巨大。1927年8月，乱兵撤走，退庐图书馆的书籍一片狼藉。胡氏的同族胡桐庵回到南昌后，用三个月的时间，加以整理，并编成《新昌胡氏问影楼藏书目录》，这时藏书只剩40 450册，96 158卷。至1933年，藏书又减至35 248册[14]。此后，江西地方屡遭变故，在政权更迭之际，人民群众或不免于战火、屠刀，图书文物更随时有遭毁弃和掠夺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几经辗转、已所剩不多的胡氏退庐藏书，终属江西省图书馆，经其清理编目，至今供读者参考使用。
参考文献：
[1]刘廷琛.胡公漱唐行状[M]//闵尔昌.碑传集补：卷十.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
[2]胡思敬.家祭训词[M]//胡思敬.退庐全书·文集.南昌退庐，1924.
[3]魏元旷.副宪胡公神道碑[M]//胡思敬.退庐全书·诗集.南昌退庐，1924.
[4]赵炳麟.送胡唐同年告身南归[M]//赵炳麟.柏严诗存：卷三.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
[5]胡思敬.再答教育会辞会长笺[M]//胡思敬.退庐全书·笺牍[M].南昌退庐刊本，1924.
[6]胡思敬.亡儿骏台哀辞[M]//胡思敬.退庐全书·文集.南昌退庐刊本，1924.
[7]胡思敬.致贺生书[M]//胡思敬.退庐全书·笺牍.南昌退庐刊本，1924.
[8]民国政治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M].上海：开明书店，1934.
[9]胡思敬.覆刘幼云書[M]//胡思敬.退庐全书·笺牍.南昌退庐刊本，1924.
[10]胡思敬.覆喻庶三书[A]，胡思敬.退庐全书·笺牍.南昌退庐刊本，1924.
[11]胡思敬.答戚升淮省长书[M]//.胡思敬.退庐全书·笺牍.南昌退庐刊本，1924.
[12]胡思敬.致陈伯严书[M]//胡思敬.退庐全书·笺牍.南昌退庐刊本，1924.
[13]胡思敬.退庐留书记[M]//胡思敬.退庐全书·文集.南昌退庐刊本，1924.
[14]蔡仲和.江西省会各图书馆概况调查表[M].南昌：江西省立图书馆，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