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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史籍的丰厚、庞大，非世界上任何族群所可比拟。重历史、重列祖列宗是中华民族得以永远维系的根本原因。对民族历史的自信，使中国五千年来几度沉沦又几度崛起，这是一个打不垮的、坚强的、生命力永恒的民族。
[关键词]历史学 历史传统 以史为鉴
崇善贬恶，是中国历史学的优秀传统
孔子周游列国，以道之不行而归鲁，乃述而不作，著《春秋》一书，为中国第一部纪年体历史，以记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凡二百四十四年鲁国之历史。孔子著《春秋》的根本目的不只是纪事，更在明鉴。正如郭沫若先生题吾年轻时所作《文姬归汉》云：“圣人作春秋，辞难赞游夏，垂世千百年，褒贬乱贼怕。”郭老又提及史家之气节：“我愿学齐史，笔削不肯假，生死皆以之，用报知己者。”这和文天祥《正气歌》中所歌颂的史家崇高品德出于一辙：“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所以自《春秋》以后的历史学家都遵循着这一崇善贬恶的原则，反是，则其史著不会流传，这是中国历史学的优秀传统。
历史学家进一步将治史的根本原则予以陈明，如唐刘知几《史通》云：“征求异说，采摭群言，明其真伪，反映时变，详今略古。”刘知几反对“妄生穿凿，轻究本原”，对陋儒之“虚美讳饰”、不可征信之处，痛加鞭笞。其所撰史论一百一十八篇，可谓雄谈阔论，于治史之方法论，树立极则，为历代史家所重。可与《史通》比美者，当数宋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规模巨大的编年通史，体例与《春秋》相类，而方法则是一以求实为宗。宋神宗以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该书详记上起周威烈王（战国）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五代）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之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中国史学一般是后朝为前朝纪其本末，所谓隔代撰史。因为不涉本朝，则辨析公正，言史不伪。如房玄龄撰《晋书））、魏征撰《隋史》、欧阳修撰《新唐书》、《新五代史》等。最明显之例，则是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只到公元959年。因赵匡胤于公元960年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欢宴罢节镇，北宋建国，司马光则戛然而止。这是史家一般遵循之道。在这一点上，孔子、司马迁似乎有胆有识，孔子直写到殁前三年之鲁史，而司马迁则一直写到当朝汉武帝，颇有齐史、董狐之胆识。
中国史籍丰厚，史著类型多样
中国史籍的丰厚、庞大，非世界上任何族群所可比拟。而史著类型的多样则是它丰富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历史著作可大分为五类：一日通史，前述之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也。二日纪传史，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班固《汉书》、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晋陈寿《三国志》是也。纪传史又分有表志和无表志两类，《史记》《汉书》《后汉书》为有表志者，《三国志》则无表志。有表志的内容随历史之衍进，也不断扩大，如《汉书》有《食货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后汉书》则更增党锢、方术、列女、孝子。以上四部书习称前四史。三日纪年史，如孔子《春秋》、南宋吕祖谦《大事纪》。四日断代史，除前四史中《史记》而外，二十五史皆为断代史（原为二十四史，1921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柯邵忞所著《新元史》列为正史，与旧有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五日专史，如明末清初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另有两类可为史籍之辅：一曰野史，如《满清野史》、《清稗类钞》；二曰笔记，如南朝宋刘义庆之《世说新语》、唐段成式撰《酉阳杂俎》。
有前述诸史矣，而中国知识分子之孜孜矻矻、朝斯夕斯的精神，又非它国可比。如孔子《春秋》既出，则有正其义者、详其注者随之，春秋末左丘明著《春秋左氏传》，战国时毂梁赤著《春秋毂梁传》（初为口传，成书于西汉），战国时公羊高著《春秋公羊传》（亦成书于西汉）。《春秋》三传（《左氏传》《毂梁传》《公羊传》）既出，历代又有众多博学鸿儒一而再、再而三詳为注疏，成为专门的学问。
中国人治史态度极为严谨
由于中国人特重历史之真实性，可信性，因之历代史官之设，亦为世界最早而绵延不曾中断。史官之职司为：掌管史料、记载史事、撰写史书，这传统所从来远矣，殷称作册，周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秦汉称太史令，掌管文史星历，三国时魏置著作郎，北周称著作上士，唐又以他管兼典史职，称撰修、直管，宋、元、明、清称修撰、编修、检讨，又元、明以后翰林学士兼任史事，故亦有太史之称。清乾隆纪晓岚主编之《四库全书》所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可追溯至魏晋，彼时图书目录即按经、史、子、集分类，这在封建社会是一大创制，几乎可以囊括所有学问。其中包括科技、建筑、方舆、天文、医学，等等，不一而足。普天之下，没有任何国家如此热爱自己的文化，中国不愧为文化大国。
中国史家为一部书之良莠真伪，可以辨析千年以上。古、今文尚书之辨，便是一例。今文尚书为汉文帝时伏生授汉太常使晁错者，伏生为秦博士，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伏生将《尚书》藏于墙壁。几十年后打开，浸蚀蠹腐可想，伏生亦已九十余岁，目已昏花而记忆力惊人，嘱晁错补之，此书原为小篆，而汉时已用隶书，晁错乃以汉隶抄录，称今文尚书。伏生记忆的误差是肯定有的。汉武帝时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以鸟虫篆（即大篆之前之书体）著写，西汉孔安国曾整理过，并为之序。西晋永嘉之乱，今、古文《尚书》俱佚。至东晋之世，梅颐献有孔安国序之《尚书》，一时学界震惊，后人考之为伪。然伪书必有真、伪参杂，不可一概否定。其间有大经学家如刘歆为政治之目的插入伪文是极可能的事。清有陈乔枞者，广搜西汉以来马融、郑玄、以至诸子之说，详加考校，乃使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重见天日，堪称史学奇迹。这部《今文尚书经说考》，清阮元评价甚高，以为陈乔枞“析前人所未析”，其内容广博翔实，后来之辨析者，很难超越此书。
从《尚书》之命运，我们深深感到中国人治史态度的严谨。中国史的准确纪年自公元前841年始。此年国人因周厉王暴虐而起义，共伯和摄行政事，天下归心。自此以后，中国历史纪年从未曾断。当今博儒李学勤等据考古学资料，将准确纪年又向前推移。这将是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伟大工程。中国历史纪年的这种准确性和悠久性，是世界历史学上的奇迹。同样是文明古国的印度，如雅利安之入侵印度，有云为公元前一千二百年者，亦有史家称前二千年者，前后误差达八百年，不亦过乎？这在中国史学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中国史家不会将传说时期如三皇五帝的历史纪年，具体到某确切年代，所以也不会发生印度史的如此疏漏。
重历史、重列祖列宗是中华民族得以永远维系的根本原因。对民族历史的自信，使中国五千年来几度沉沦又几度崛起，这是一个打不垮的、坚强的、生命力永恒的民族。上世纪英国大哲汤因比（《历史研究》作者）说：“如果有轮回，我愿来世变为一只印度的鸟；如果必须变为人，我愿变为一个中国人。”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作者为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
[关键词]历史学 历史传统 以史为鉴
崇善贬恶，是中国历史学的优秀传统
孔子周游列国，以道之不行而归鲁，乃述而不作，著《春秋》一书，为中国第一部纪年体历史，以记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凡二百四十四年鲁国之历史。孔子著《春秋》的根本目的不只是纪事，更在明鉴。正如郭沫若先生题吾年轻时所作《文姬归汉》云：“圣人作春秋，辞难赞游夏，垂世千百年，褒贬乱贼怕。”郭老又提及史家之气节：“我愿学齐史，笔削不肯假，生死皆以之，用报知己者。”这和文天祥《正气歌》中所歌颂的史家崇高品德出于一辙：“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所以自《春秋》以后的历史学家都遵循着这一崇善贬恶的原则，反是，则其史著不会流传，这是中国历史学的优秀传统。
历史学家进一步将治史的根本原则予以陈明，如唐刘知几《史通》云：“征求异说，采摭群言，明其真伪，反映时变，详今略古。”刘知几反对“妄生穿凿，轻究本原”，对陋儒之“虚美讳饰”、不可征信之处，痛加鞭笞。其所撰史论一百一十八篇，可谓雄谈阔论，于治史之方法论，树立极则，为历代史家所重。可与《史通》比美者，当数宋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规模巨大的编年通史，体例与《春秋》相类，而方法则是一以求实为宗。宋神宗以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该书详记上起周威烈王（战国）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五代）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之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中国史学一般是后朝为前朝纪其本末，所谓隔代撰史。因为不涉本朝，则辨析公正，言史不伪。如房玄龄撰《晋书））、魏征撰《隋史》、欧阳修撰《新唐书》、《新五代史》等。最明显之例，则是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只到公元959年。因赵匡胤于公元960年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欢宴罢节镇，北宋建国，司马光则戛然而止。这是史家一般遵循之道。在这一点上，孔子、司马迁似乎有胆有识，孔子直写到殁前三年之鲁史，而司马迁则一直写到当朝汉武帝，颇有齐史、董狐之胆识。
中国史籍丰厚，史著类型多样
中国史籍的丰厚、庞大，非世界上任何族群所可比拟。而史著类型的多样则是它丰富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历史著作可大分为五类：一日通史，前述之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也。二日纪传史，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班固《汉书》、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晋陈寿《三国志》是也。纪传史又分有表志和无表志两类，《史记》《汉书》《后汉书》为有表志者，《三国志》则无表志。有表志的内容随历史之衍进，也不断扩大，如《汉书》有《食货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后汉书》则更增党锢、方术、列女、孝子。以上四部书习称前四史。三日纪年史，如孔子《春秋》、南宋吕祖谦《大事纪》。四日断代史，除前四史中《史记》而外，二十五史皆为断代史（原为二十四史，1921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柯邵忞所著《新元史》列为正史，与旧有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五日专史，如明末清初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另有两类可为史籍之辅：一曰野史，如《满清野史》、《清稗类钞》；二曰笔记，如南朝宋刘义庆之《世说新语》、唐段成式撰《酉阳杂俎》。
有前述诸史矣，而中国知识分子之孜孜矻矻、朝斯夕斯的精神，又非它国可比。如孔子《春秋》既出，则有正其义者、详其注者随之，春秋末左丘明著《春秋左氏传》，战国时毂梁赤著《春秋毂梁传》（初为口传，成书于西汉），战国时公羊高著《春秋公羊传》（亦成书于西汉）。《春秋》三传（《左氏传》《毂梁传》《公羊传》）既出，历代又有众多博学鸿儒一而再、再而三詳为注疏，成为专门的学问。
中国人治史态度极为严谨
由于中国人特重历史之真实性，可信性，因之历代史官之设，亦为世界最早而绵延不曾中断。史官之职司为：掌管史料、记载史事、撰写史书，这传统所从来远矣，殷称作册，周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秦汉称太史令，掌管文史星历，三国时魏置著作郎，北周称著作上士，唐又以他管兼典史职，称撰修、直管，宋、元、明、清称修撰、编修、检讨，又元、明以后翰林学士兼任史事，故亦有太史之称。清乾隆纪晓岚主编之《四库全书》所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可追溯至魏晋，彼时图书目录即按经、史、子、集分类，这在封建社会是一大创制，几乎可以囊括所有学问。其中包括科技、建筑、方舆、天文、医学，等等，不一而足。普天之下，没有任何国家如此热爱自己的文化，中国不愧为文化大国。
中国史家为一部书之良莠真伪，可以辨析千年以上。古、今文尚书之辨，便是一例。今文尚书为汉文帝时伏生授汉太常使晁错者，伏生为秦博士，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伏生将《尚书》藏于墙壁。几十年后打开，浸蚀蠹腐可想，伏生亦已九十余岁，目已昏花而记忆力惊人，嘱晁错补之，此书原为小篆，而汉时已用隶书，晁错乃以汉隶抄录，称今文尚书。伏生记忆的误差是肯定有的。汉武帝时鲁恭王毁坏孔子住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以鸟虫篆（即大篆之前之书体）著写，西汉孔安国曾整理过，并为之序。西晋永嘉之乱，今、古文《尚书》俱佚。至东晋之世，梅颐献有孔安国序之《尚书》，一时学界震惊，后人考之为伪。然伪书必有真、伪参杂，不可一概否定。其间有大经学家如刘歆为政治之目的插入伪文是极可能的事。清有陈乔枞者，广搜西汉以来马融、郑玄、以至诸子之说，详加考校，乃使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重见天日，堪称史学奇迹。这部《今文尚书经说考》，清阮元评价甚高，以为陈乔枞“析前人所未析”，其内容广博翔实，后来之辨析者，很难超越此书。
从《尚书》之命运，我们深深感到中国人治史态度的严谨。中国史的准确纪年自公元前841年始。此年国人因周厉王暴虐而起义，共伯和摄行政事，天下归心。自此以后，中国历史纪年从未曾断。当今博儒李学勤等据考古学资料，将准确纪年又向前推移。这将是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伟大工程。中国历史纪年的这种准确性和悠久性，是世界历史学上的奇迹。同样是文明古国的印度，如雅利安之入侵印度，有云为公元前一千二百年者，亦有史家称前二千年者，前后误差达八百年，不亦过乎？这在中国史学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中国史家不会将传说时期如三皇五帝的历史纪年，具体到某确切年代，所以也不会发生印度史的如此疏漏。
重历史、重列祖列宗是中华民族得以永远维系的根本原因。对民族历史的自信，使中国五千年来几度沉沦又几度崛起，这是一个打不垮的、坚强的、生命力永恒的民族。上世纪英国大哲汤因比（《历史研究》作者）说：“如果有轮回，我愿来世变为一只印度的鸟；如果必须变为人，我愿变为一个中国人。”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作者为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