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转基因之争其实质是技术风险之争。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技术风险思想。他认为现代技术风险具有“人为性”，深刻揭示了技术风险的社会成因，并给出了反思现代化、加强国际合作、完善风险责任机制等制度规避路径。但技术风险的规避，技术自身以及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同样重要，只有民主化的决策制度与技术的“人性化”“生态化”转向以及有效的风险沟通，才能为技术风险的规避提供可能。
关键词： 转基因；技术风险；贝克；风险社会；风险规避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7）02-0070-07
一、“挺转”与“反转”之争
转基因技术诞生之初，社会各界对其发展前景抱有极大的信心，希望它可以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与转基因农作物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其安全性问题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
争论的观点可以分为“挺转派”与“反转派”两派。挺转派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其理由是，转基因食品问世至今并未发生食品安全性事件。另外，他们指出，国际上广泛认同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是实质等同的，所以转基因食品是安全可靠的。转基因食品不仅是安全的，其经济价值也是巨大的，转基因农作物的推广既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同时粮食产量的提升还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粮食短缺问题。在生物技术主宰的未来社会，只有靠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才能在未来的国际发展中抢占先机，所以要加大对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力度。
反转派则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一方面，目标基因在新的遗传环境中将会有怎样的作用还很难预测；另一方面，不能因为现在没有出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事件就片面地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而且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否等同于传统的食品安全性同样难以确定。反转派还认为转基因食品以及转基因产物的市场化，其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与政治利益。而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并没有放在发展与推广转基因技术考虑因素的首位。“政府、专家、媒体等风险沟通主体的失范，某种程度上解构了公众的信任，甚至造成信任危机。”〔1〕此外，反转派还指出，应该对转基因产品加贴标签，既有利于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进行监测，同时还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综上可以看出，“挺转”与“反转”争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以及利益分配问题，但是究其争论的实质就要追溯到转基因技术的风险问题上。无论是转基因技术在技术上的不确定性，抑或转基因农作物在自然环境下的不确定性，还是转基因产物在市场推广后的不可预测性，都可以归为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的风险问题。可能或将要发生的危险、灾难，但并没有真实发生，这就是贝克所说的风险。“挺转”与“反转”之争的实质是后者畏惧转基因技术的潜在风险，担心以政府与专家为主导的“挺转”无法有效地防范与监控风险，导致风险的泛化与扩大化。在风险视阈下对现代技术进行理论研究探讨，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转基因之争。对转基因技术风险的特征、表现形式、形成机制与规避路径的研究，有利于透视“挺转”与“反转”之争的实质，对消除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质疑与深入发展转基因技术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烏尔里希·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与转基因技术风险
（一）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
1.风险社会与技术风险
贝克认为，现代社会已经由工业社会进入到风险社会。所谓风险社会，就是指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活动所引起的全球性风险。贝克认为“不再安全，但还没有毁灭，就是风险概念所要表述的”〔2〕，安东尼·吉登斯指出“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3〕。也就是说，风险就是指那些可能存在的危险或将要发生的灾难，但还没有真实的发生。贝克认为技术风险是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一般都会从技术风险自我转换为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健康风险、政治风险等。”〔4〕贝克指出，现代技术风险与工业社会技术风险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现代技术多以技术系统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而技术系统又是由各分支系统构建而成，各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以技术系统十分复杂。若某一子系统出现故障，可能就会致使其他子系统失灵或整个技术系统失去功能。系统的复杂化，使得现代人对技术的控制力在不断减弱，技术的自主性不断得到提升。这也就意味着，技术在不断地脱离人类，而人类社会对技术的依赖又在不断加强，技术对人的控制趋势越加明显。依附于他物的生存状况使得现代人陷入了新的风险之中，就像拉什说的那样：“极具复杂性的专业系统程序可能会将更多更大的风险及更多更大的不确定性带入这个世界”〔5〕。
现代技术的复杂性带来的是技术后果的不可预测性。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了消除自然界的不确定性，使得外部自然可以为人所控制，但现代技术给人带来确定性的同时，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却又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新风险。现代技术解放了被禁锢于自然中的人，使其获得了自由，技术的不断创新不断地扩展着人的活动与人的认知范围，使得人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更为确定。然而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应用中被不断放大，技术后果的不可预测性更进一步加大了社会风险发生的几率。
第二，跨越时空性与相对隐蔽性。现代技术与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技术也将风险带到了世界各地。与传统风险相比，现代风险在规模与范围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交通运输系统的日渐发达，通信手段的丰富多样，技术重塑了现代人的时空观，打破了原有时空对人的限制。技术极大地提升了人与人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效率，但也将此前的局部风险或个体风险转化为现代全球范围的风险，技术风险不再是少部分人的风险，而是全人类的风险。
现代技术风险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成功地跨越了时空限制。技术潜藏的风险时时刻刻都可能爆发，而且这种风险身处在技术存在的各个角落，极强的隐蔽性使得现代人无法感知它的存在。就像贝克指出的那样：“这个社会在技术上越来越完善，它甚至能够提供越来越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是，与此息息相关的后果和种种危险却是受害人根本无法直觉到的。”〔6〕 第三，极端危害性。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给人类带来的风险将是极端危害性的或者说是灾难性的。技术系统将机器的各个部件联系起来并相互作用；技术系统将整个工业联系起来并生产社会财富，造福人类；技术系统将整个社会的各行各业联系起来，相互支撑，相互影响；技术系统将世界各国联系起来，加强合作，谋求人类美好的未来；技术系统将人类社会带入到风险社会，这种风险将影响着全人类，而这种全球范围的风险一旦爆发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贝克认为现代技术风险爆发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且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无论是富裕或权势的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无法避免技术风险可能带来的危害。“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避它们。”〔7〕
2.现代技术风险责任缺失与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化
（1）责任与责任主体的缺失。现代技术系统的庞大与复杂致使技术风险的责任与责任主体缺失，风险出现了但是没有人承担责任，或者责任人是全体成员。正是在这种责任缺失的情况下，少部分人和组织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忽略其该付的社会责任，无视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总之只要可以获取利益，技术可能带来的可能后果不再是企业考虑的首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对最大利益的追求。正是这种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将现代社会引入技术风险的深渊。而这种非理性的情况也存在于科学家与政府工作人员中，科学家可能是为了个人的声望、地位，有意的夸大技术的益处，低估技术风险，使人对技术的防范心理渐渐削弱甚至消失。贝克在《解毒剂》中提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并在《世界风险社会》中进一步阐述其内涵，其意在指出，现代人被风险问题所困扰，明确的岗位、权责的担当成为现代社会的现实需求，然而，现代社会并没有明确的单位或机构为社会风险负责。“在危险和威胁被认为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它们日益变得无法通过科学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手段来确定证据、原因和赔偿”〔8〕造成了一种有人创造风险，没人承担责任，或者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去定义风险承担者。风险责任主体的缺失带来的却是“集体负责”的奇怪现象，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给人一种错误的暗示，即誰都可以不为其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或者无需独自一人承担责任。而这种社会责任的缺失将会把整个技术社会带入一个无责任的风险社会中，少部分人生产的风险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
（2）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化与技术专家的权力垄断。政治、经济利益成为影响技术决策的重要因素，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化加剧了技术风险。对利益的追求贯穿于整个技术创新的过程乃至技术的应用推广之中，或者说利益是技术创新与推广的目的。例如在社会企业中，一项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虽然受到产品质量、营销战略的影响，但是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是新技术产生与使用的决定因素。技术专家在技术决策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贝克对技术专家的剖析同样到位与深刻。他在《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中指出，技术专家在其所研究领域很有话语优势，成为评判技术的权威人士，而且技术专家对技术的解释成为大多数社会人了解技术的主要渠道，技术专家垄断了技术话语权与技术选择权。随着现代技术的日益复杂，技术专家对技术知识的认知也相对有限，而且技术专家可能受社会政府、企业等利益集团的影响，使得技术专家的言论部分地失去可信度。“在事关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巨大风险与灾难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专家，对那些技术专家来说更是如此，只有对巨大风险和灾难所产生的最初的直觉才是最重要的、最具有核心意义的。技术专家们对事关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巨大风险和灾难而作出的所有预测都是模棱两可的，都是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因此，无论某种可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和灾难是否真的存在，技术专家们的所有这些预测都早已失去了其作为预测的本真意义。”〔9〕
（二）转基因技术风险
1.生态风险
转基因技术又称基因重组技术，是将某种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的意愿经过体外重组后再转入移植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使这个基因能在受体生物内复制、转录、翻译、表达，从而产生出人们所期望的产物或达到某种目的〔10〕。转基因作物作为转基因技术的产物，不确定性、风险性等特性同样存在。转基因作物通过转基因技术引入其他生物的基因，进而替代不良基因，使作物表达理想性状。因此，外源基因的植入与基因结构的重塑以及外源基因在新的遗传环境中将会产生的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潜在的威胁同样不可预测。
生物多样性构造了复杂的生态系统，生物的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决定着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结构的变化。转基因作物作为生态系统的新成员，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给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带来了新的危机。主要表现在：
（1）随着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转基因作物的单一化趋势必然会影响农作物种植的多样性。
（2）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还可能引发“基因漂流”现象，造成基因污染，生物遗传物质遭到改变，基因多样性遭到破坏，进而致使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3）转基因作物所转的基因主要是外源性抗虫、抗除草剂基因。起初，转基因作物对害虫、除草剂的抗御作用明显，但随着生物体自身适应环境能力增强后，害虫和杂草可能具备对特殊功能基因的免疫力，变成“超级害虫”、“超级杂草”，害虫、杂草将会再次成为自然环境的威胁。
2.人类健康风险
转基因作物潜在的生态威胁固然严峻，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视。
（1）食物过敏是由食物中的某种蛋白质所引起，转基因作物所导入的外源基因会在新的遗传环境中产出新的蛋白，若产生的新蛋白含有过敏原，就会引起人的过敏反应。据统计，目前大约有200种主要过敏原，若作物转入基因产生的新蛋白的氨基酸序列与已知的过敏原存在同源性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便会引起过敏反应，因而食用生物基因及新基因的整合可能引起过敏反应或者加重过敏反应〔11〕。 （2）外源性基因的转入可能致使原有基因序列产生缺失或乱码现象，作物的营养结构也可能会因此被转入基因打破，导致营养价值的降低，甚至产生毒性，影响人体健康。抗生素标记基因在转基因作物中的大量使用，经食物进入人体后，可能会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使人体产生耐药性，这样就会致使药效在人体中的作用相应减弱，导致病原无法被消除，加剧了旧病复原的可能性，甚至产生新的传染病〔12〕。
3.基因技术垄断风险
就目前国际情况而言，推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推广与私人公司的利益二者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公司具有雄厚的资金去投资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比如“杜邦（Dupont）、先正达（Syngenta）等生物技术的巨头，这些私人公司基本上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转基因的农作物市场。2007年全球十大种子产业跨国巨头包括Monsanto（美国）、Dupont（美国）、Syngenta（瑞士）、Groupe Limagrain（法国）、Land OLakes（美国）、K WS AG（德国）、Bayer Crop Science（德国）、Sakata（日本）、DLF-Trifolium（丹麦）和Takii（日本），这些跨国公司都是转基因作物技术及产品的主要垄断者；全球十大农药跨国公司也从事与转基因作物相匹配的生物农药生产及贸易”〔13〕。可以说私人企业垄断了整个转基因生物技术及其衍生产业。以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为例，生物技术公司通过研发获得了转基因农作物种子的生产技术并获得相应的专利，实现技术垄断。这就意味着，自此在全球范围内，任何国家的农民种植上述公司产的种子，都要支付高昂的费用，而且时刻面临着侵权的潜在威胁。因此，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所以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否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决定未来世界发展走向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民族问题。
三、规避技术风险的可行路径
（一）贝克规避风险路径探究
1.启蒙与反思现代化
贝克认为现代社会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式不当导致的。“正是由于现有人類社会的工业生产逻辑基本上是自我毁灭式的、掠夺式的，才需要人类透过多方面的思考与实际行动努力去校正当代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社会秩序。”〔14〕而陈旧的工业社会的思维理念以及相对应的安全调控模式，已经很难去应对现代社会高度复杂的风险机制。因此，贝克认为现代风险的解决要依靠现代性的反思，并认为反思现代性将引发新一轮的启蒙，而这次启蒙倡导的精神是自我批评与自我反省。“对我来说，启蒙不是一种历史概念和一系列观念，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批评、自我批评和人性起中心作用。”〔15〕“现代性反思”指的是对现代性创造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毁灭这种繁荣的风险的反思。贝克试图通过自反性的思维来取代工业社会的传统思维模式，重建风险应对机制，并寄希望于在反思的过程中寻求摆脱风险社会的可行路径。
2.加强国际间风险预防合作
贝克指出，风险遍布于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威胁着每一个地球人。若想削弱风险对人类社会的危害，世界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代表全球人利益的政治主体，进而世界各国人民通过这种合作与联系来共同应对潜在的各种风险。“在新的风险社会中，应该建立起双向沟通、双向合作的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民族内部平台，在各民族政府之间突破国界构筑起共同的治理风险的国际网络（如预警灾害通报）和国际间的信任关系。”〔14〕通过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沟通，为应对突如其来的风险做好最为充分的准备。
3.完善社会责任机制
贝克所指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即为现代社会的责任缺失。所以责任意识的提高成为规避技术风险的现实需求。为了提高现代社会的责任意识，首先，技术研发者应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技术开发对人、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与伤害。其次，各国政府应提高责任意识。现代社会政府对技术研发的影响不断加强，只有在以人为本的价值主导下，在维护公众的权力与保证技术合理发展相结合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发挥政府的社会职能，进而降低技术风险发生的概率。同时，贝克还认为对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将风险责任落实到肇事者身上，既可以维护受害者的权益，又可以杜绝肇事者的风险转移。如此一来，责任道德与法律共同作用下的责任机制，能够有效地阻止“利润私人化，风险社会化”的风险弊端。
（二）技术的人性化、生态化与技术决策的民主化
1.技术的“人性化”与“生态化”
技术的价值取向决定技术发展方向，影响着技术风险的种类以及程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归根到底是为了造福人类，然而在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过分的追求资本以及权力，技术成为获取权力与资本的手段。环境日趋恶化，自然灾害频发，非典、禽流感等新生疾病的肆虐，核威胁、核泄漏等核风险的问世都和社会的工业化密切相关，现代工业社会俨然是一个风险社会。生态的改善与“人道主义”的思索成为现代社会新的诉求，技术的人性化与生态化转向是未来技术发展的必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劣化，也应对自身的行为后果负责。因此，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合理地运用技术，调整技术发展的模式，实现技术的生态化成为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现代技术与科学的紧密结合，使技术的发展趋向于复杂化、智能化，技术的非人性化趋势日渐明显。技术的发展不断刷新人类的认知，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人成为技术化的人。技术的特质逐渐改变与影响人的发展，人的主体性在被逐渐弱化，人的潜能遭到了抑制，技术成为人的“主人”，导致现代人性的扭曲与异化。技术的人性化反思有利于改善这一现状。技术的人性化，即技术在创新和发展过程中把人性的需求融入到技术中去，使得新技术既能维护人的主体性、发展人的潜能，还兼备社会发展所需的技术特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2.决策的民主化
决策的民主化是规避技术风险的必要条件。转基因技术之争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一方面是源于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不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与转基因技术的相关技术决策和社会大众之间联系的断裂所导致的，技术决策被认为是技术专家与政府的事。技术潜在的不确定性与神秘性成为公众抵制新技术的根源。“因为不了解，所以不接受”成为现代公众对待新技术的心声。所以技术决策的民主化成为化解公众内心不安与疑惑的必要举措。此外，公众参与技术决策也是把握技术发展方向、加强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
为了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能力与水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意识。由于公众受教育背景不同，对技术决策的参与多有自卑感与无力感，所以要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让公众敢于将自己的想法融入到技术决策中来。
其次，加强技术专家与公众的有效交流。技术专家与公众的交流，既可以科普相关技术的知识，提升公众的科学技术素养，同时也可以加强彼此的了解，为技术决策的民主化打下基础。
3.风险沟通
对基因技术认知的偏差导致了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心理恐慌，所以加强政府、技术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沟通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才能消除社会公众对风险的质疑与恐慌，公众对待风险的认知才会更加客观、理性。技术专家是技术沟通中的关键人物，然而随着技术负效应的不断涌现，公众对专家缺乏信任，而且由于受文化背景、利益导向等因素的影响，专家的技术意见很难深入到公众中去。但是不可否认技术专家有其专业素养，对待技术专家，既不能全盘的否定其言论，也不能过分的依赖其对技术的话语解释。所以公众只有通过风险沟通才能有效地认知与评判技术专家的技术话语。
为了加强技术专家与社会公众的交流，对技术专家形象的再造成为实现专家与公众有效交流的前提条件。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整：第一，技术专家应尊重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并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接、详细地解答公众的疑问；第二，技术专家要做到态度谦恭，用平等的姿态与社会公众进行交流；第三，技术专家还要做到实事求是，对社会公众所咨询的技术问题，要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自身所犯的错误也要坦然承认。只有这样，社会公众才会愿意和技术专家沟通，才会愿意信任技术专家，技术质疑才会在交流中逐渐被消解。
四、小结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风险的成因，并从技术风险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技术风险的跨时空性与隐蔽性、技术风险的极端危害性等方面剖析了技术风险的成因，指出了科学自身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系统的不断复杂化加剧了现代技术风险性。贝克对于技术风险的分析更侧重于技术风险的社会成因即技术风险的外部因素。他指出现代技术风险对人的威胁不断增大，一方面是由于现代社会风险预测以及应对机制仍是传统工业社会的应对模式，已经很难应对现代技术风险，致使了现代社会风险责任主体的不明确，出现了“利润私人化，责任社会化”的奇怪现象；另一方面，他认为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化是技术风险产生的另一大成因。技术专家虽然在相关专业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对技术风险的预测与判断也缺乏依据，此外，技术专家与政府以及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剥夺了社会公众对技术决策的参与权，使社会公众只能被动去接受与顺从技术决策，对于技术风险，公众更是既恐惧又无奈。
在对技术风险的规避的路径探讨上，贝克更注重技术风险的制度规避。通过反思现代化的方式，去寻求摆脱风险的手段与方法，并在此过程中提升公众对技术风险的感知能力。通过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套风险预测系统，并在此基础上联合全球人的力量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类风险。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化导致技术风险的不断扩增，完善风险责任机制是现代社会的现实需求，贝克认为，技术研发者要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各国政府更应该在维护全球人利益的前提下发展技术。与此同时，必要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有利于将风险责任具体到个人，在责任道德与法律的双重约束下，风险的责任机制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潜在的风险有：生态风险、安全风险和技术垄断风险，因此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下去分析认识转基因技术风险更为具体与透彻。基因技术风险是现代技术的典例，对其风险的规避路径的探讨，贝克规避风险路径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以为转基因技术风险的预防与规避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但是对于技术风险的规避，贝克太过于依赖政治制度对技术风险的规避。技术风险问题虽然可以通过制度手段来提供规避的方案，但是技术自身的风险因素的去除同样不可忽视，同时还有社会心理、文化等方面对技术风险的规避同样重要。因此，转基因技术的风险规避路径，既要建立更为民主化的制度，也要积极引导技术的发展走向。技术的人性化与生态化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走向，积极地引导技术发展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尊重自然，构建和谐的自然关系，为技术健康发展提供条件。此外，技术专家与社会公众加强风险交流有利于技术风险的规避与预防。风险交流可以使技术专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只有提升社会公众对技术风险的认知，才能消除公众内心的技术恐慌，才能使其客观、理性地认识技术以及技术风险。倡导公众积极地参与技术决策，让公众的真实需求与想法融入到技术决策中，实现技术决策的民主化、人性化。
参考文献：
〔1〕高 盼.透视“挺转”与“反转”之争——以风险沟通为思考點〔J〕.社会科学论坛，2016，（10）：196.
〔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再思考〔J〕.郗卫东，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47.
〔3〕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8.
〔4〕芭芭拉·亚当，等.风险社会及其超越〔M〕.赵延东，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334.
〔5〕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61.
〔6〕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维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27.
〔7〕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9.
〔8〕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2.
〔9〕乌尔里希·贝克.王武龙，编译.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C〕∥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92.
〔10〕曾北危.转基因生物安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4.
〔11〕王明媛，张 曦，贾俊静，等.国内外转基因食品现状及其利弊分析〔J〕.当代畜牧，2014，（30）：50-53.
〔12〕潘建红.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22.
〔13〕张彩霞.跨国公司农业生物技术垄断、影响及启示〔J〕.生态经济，2010，（3）：78.
〔14〕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50，51.
〔15〕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J〕.刘宁宁，沈天宵，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46.
（责任编辑：陈艳艳）
关键词： 转基因；技术风险；贝克；风险社会；风险规避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7）02-0070-07
一、“挺转”与“反转”之争
转基因技术诞生之初，社会各界对其发展前景抱有极大的信心，希望它可以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与转基因农作物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其安全性问题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
争论的观点可以分为“挺转派”与“反转派”两派。挺转派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其理由是，转基因食品问世至今并未发生食品安全性事件。另外，他们指出，国际上广泛认同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是实质等同的，所以转基因食品是安全可靠的。转基因食品不仅是安全的，其经济价值也是巨大的，转基因农作物的推广既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同时粮食产量的提升还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粮食短缺问题。在生物技术主宰的未来社会，只有靠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才能在未来的国际发展中抢占先机，所以要加大对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力度。
反转派则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一方面，目标基因在新的遗传环境中将会有怎样的作用还很难预测；另一方面，不能因为现在没有出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事件就片面地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而且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否等同于传统的食品安全性同样难以确定。反转派还认为转基因食品以及转基因产物的市场化，其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与政治利益。而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并没有放在发展与推广转基因技术考虑因素的首位。“政府、专家、媒体等风险沟通主体的失范，某种程度上解构了公众的信任，甚至造成信任危机。”〔1〕此外，反转派还指出，应该对转基因产品加贴标签，既有利于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进行监测，同时还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综上可以看出，“挺转”与“反转”争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以及利益分配问题，但是究其争论的实质就要追溯到转基因技术的风险问题上。无论是转基因技术在技术上的不确定性，抑或转基因农作物在自然环境下的不确定性，还是转基因产物在市场推广后的不可预测性，都可以归为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的风险问题。可能或将要发生的危险、灾难，但并没有真实发生，这就是贝克所说的风险。“挺转”与“反转”之争的实质是后者畏惧转基因技术的潜在风险，担心以政府与专家为主导的“挺转”无法有效地防范与监控风险，导致风险的泛化与扩大化。在风险视阈下对现代技术进行理论研究探讨，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转基因之争。对转基因技术风险的特征、表现形式、形成机制与规避路径的研究，有利于透视“挺转”与“反转”之争的实质，对消除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质疑与深入发展转基因技术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烏尔里希·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与转基因技术风险
（一）贝克的技术风险思想
1.风险社会与技术风险
贝克认为，现代社会已经由工业社会进入到风险社会。所谓风险社会，就是指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活动所引起的全球性风险。贝克认为“不再安全，但还没有毁灭，就是风险概念所要表述的”〔2〕，安东尼·吉登斯指出“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3〕。也就是说，风险就是指那些可能存在的危险或将要发生的灾难，但还没有真实的发生。贝克认为技术风险是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一般都会从技术风险自我转换为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健康风险、政治风险等。”〔4〕贝克指出，现代技术风险与工业社会技术风险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现代技术多以技术系统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而技术系统又是由各分支系统构建而成，各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以技术系统十分复杂。若某一子系统出现故障，可能就会致使其他子系统失灵或整个技术系统失去功能。系统的复杂化，使得现代人对技术的控制力在不断减弱，技术的自主性不断得到提升。这也就意味着，技术在不断地脱离人类，而人类社会对技术的依赖又在不断加强，技术对人的控制趋势越加明显。依附于他物的生存状况使得现代人陷入了新的风险之中，就像拉什说的那样：“极具复杂性的专业系统程序可能会将更多更大的风险及更多更大的不确定性带入这个世界”〔5〕。
现代技术的复杂性带来的是技术后果的不可预测性。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了消除自然界的不确定性，使得外部自然可以为人所控制，但现代技术给人带来确定性的同时，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却又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新风险。现代技术解放了被禁锢于自然中的人，使其获得了自由，技术的不断创新不断地扩展着人的活动与人的认知范围，使得人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更为确定。然而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应用中被不断放大，技术后果的不可预测性更进一步加大了社会风险发生的几率。
第二，跨越时空性与相对隐蔽性。现代技术与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技术也将风险带到了世界各地。与传统风险相比，现代风险在规模与范围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交通运输系统的日渐发达，通信手段的丰富多样，技术重塑了现代人的时空观，打破了原有时空对人的限制。技术极大地提升了人与人之间沟通与交流的效率，但也将此前的局部风险或个体风险转化为现代全球范围的风险，技术风险不再是少部分人的风险，而是全人类的风险。
现代技术风险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成功地跨越了时空限制。技术潜藏的风险时时刻刻都可能爆发，而且这种风险身处在技术存在的各个角落，极强的隐蔽性使得现代人无法感知它的存在。就像贝克指出的那样：“这个社会在技术上越来越完善，它甚至能够提供越来越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是，与此息息相关的后果和种种危险却是受害人根本无法直觉到的。”〔6〕 第三，极端危害性。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给人类带来的风险将是极端危害性的或者说是灾难性的。技术系统将机器的各个部件联系起来并相互作用；技术系统将整个工业联系起来并生产社会财富，造福人类；技术系统将整个社会的各行各业联系起来，相互支撑，相互影响；技术系统将世界各国联系起来，加强合作，谋求人类美好的未来；技术系统将人类社会带入到风险社会，这种风险将影响着全人类，而这种全球范围的风险一旦爆发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贝克认为现代技术风险爆发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且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无论是富裕或权势的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无法避免技术风险可能带来的危害。“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使是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也不会逃避它们。”〔7〕
2.现代技术风险责任缺失与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化
（1）责任与责任主体的缺失。现代技术系统的庞大与复杂致使技术风险的责任与责任主体缺失，风险出现了但是没有人承担责任，或者责任人是全体成员。正是在这种责任缺失的情况下，少部分人和组织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忽略其该付的社会责任，无视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总之只要可以获取利益，技术可能带来的可能后果不再是企业考虑的首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对最大利益的追求。正是这种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将现代社会引入技术风险的深渊。而这种非理性的情况也存在于科学家与政府工作人员中，科学家可能是为了个人的声望、地位，有意的夸大技术的益处，低估技术风险，使人对技术的防范心理渐渐削弱甚至消失。贝克在《解毒剂》中提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并在《世界风险社会》中进一步阐述其内涵，其意在指出，现代人被风险问题所困扰，明确的岗位、权责的担当成为现代社会的现实需求，然而，现代社会并没有明确的单位或机构为社会风险负责。“在危险和威胁被认为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它们日益变得无法通过科学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手段来确定证据、原因和赔偿”〔8〕造成了一种有人创造风险，没人承担责任，或者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去定义风险承担者。风险责任主体的缺失带来的却是“集体负责”的奇怪现象，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给人一种错误的暗示，即誰都可以不为其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或者无需独自一人承担责任。而这种社会责任的缺失将会把整个技术社会带入一个无责任的风险社会中，少部分人生产的风险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
（2）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化与技术专家的权力垄断。政治、经济利益成为影响技术决策的重要因素，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化加剧了技术风险。对利益的追求贯穿于整个技术创新的过程乃至技术的应用推广之中，或者说利益是技术创新与推广的目的。例如在社会企业中，一项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虽然受到产品质量、营销战略的影响，但是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是新技术产生与使用的决定因素。技术专家在技术决策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贝克对技术专家的剖析同样到位与深刻。他在《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中指出，技术专家在其所研究领域很有话语优势，成为评判技术的权威人士，而且技术专家对技术的解释成为大多数社会人了解技术的主要渠道，技术专家垄断了技术话语权与技术选择权。随着现代技术的日益复杂，技术专家对技术知识的认知也相对有限，而且技术专家可能受社会政府、企业等利益集团的影响，使得技术专家的言论部分地失去可信度。“在事关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巨大风险与灾难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专家，对那些技术专家来说更是如此，只有对巨大风险和灾难所产生的最初的直觉才是最重要的、最具有核心意义的。技术专家们对事关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巨大风险和灾难而作出的所有预测都是模棱两可的，都是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因此，无论某种可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和灾难是否真的存在，技术专家们的所有这些预测都早已失去了其作为预测的本真意义。”〔9〕
（二）转基因技术风险
1.生态风险
转基因技术又称基因重组技术，是将某种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的意愿经过体外重组后再转入移植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使这个基因能在受体生物内复制、转录、翻译、表达，从而产生出人们所期望的产物或达到某种目的〔10〕。转基因作物作为转基因技术的产物，不确定性、风险性等特性同样存在。转基因作物通过转基因技术引入其他生物的基因，进而替代不良基因，使作物表达理想性状。因此，外源基因的植入与基因结构的重塑以及外源基因在新的遗传环境中将会产生的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潜在的威胁同样不可预测。
生物多样性构造了复杂的生态系统，生物的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决定着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结构的变化。转基因作物作为生态系统的新成员，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给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带来了新的危机。主要表现在：
（1）随着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转基因作物的单一化趋势必然会影响农作物种植的多样性。
（2）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还可能引发“基因漂流”现象，造成基因污染，生物遗传物质遭到改变，基因多样性遭到破坏，进而致使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3）转基因作物所转的基因主要是外源性抗虫、抗除草剂基因。起初，转基因作物对害虫、除草剂的抗御作用明显，但随着生物体自身适应环境能力增强后，害虫和杂草可能具备对特殊功能基因的免疫力，变成“超级害虫”、“超级杂草”，害虫、杂草将会再次成为自然环境的威胁。
2.人类健康风险
转基因作物潜在的生态威胁固然严峻，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视。
（1）食物过敏是由食物中的某种蛋白质所引起，转基因作物所导入的外源基因会在新的遗传环境中产出新的蛋白，若产生的新蛋白含有过敏原，就会引起人的过敏反应。据统计，目前大约有200种主要过敏原，若作物转入基因产生的新蛋白的氨基酸序列与已知的过敏原存在同源性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便会引起过敏反应，因而食用生物基因及新基因的整合可能引起过敏反应或者加重过敏反应〔11〕。 （2）外源性基因的转入可能致使原有基因序列产生缺失或乱码现象，作物的营养结构也可能会因此被转入基因打破，导致营养价值的降低，甚至产生毒性，影响人体健康。抗生素标记基因在转基因作物中的大量使用，经食物进入人体后，可能会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使人体产生耐药性，这样就会致使药效在人体中的作用相应减弱，导致病原无法被消除，加剧了旧病复原的可能性，甚至产生新的传染病〔12〕。
3.基因技术垄断风险
就目前国际情况而言，推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推广与私人公司的利益二者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公司具有雄厚的资金去投资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比如“杜邦（Dupont）、先正达（Syngenta）等生物技术的巨头，这些私人公司基本上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转基因的农作物市场。2007年全球十大种子产业跨国巨头包括Monsanto（美国）、Dupont（美国）、Syngenta（瑞士）、Groupe Limagrain（法国）、Land OLakes（美国）、K WS AG（德国）、Bayer Crop Science（德国）、Sakata（日本）、DLF-Trifolium（丹麦）和Takii（日本），这些跨国公司都是转基因作物技术及产品的主要垄断者；全球十大农药跨国公司也从事与转基因作物相匹配的生物农药生产及贸易”〔13〕。可以说私人企业垄断了整个转基因生物技术及其衍生产业。以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为例，生物技术公司通过研发获得了转基因农作物种子的生产技术并获得相应的专利，实现技术垄断。这就意味着，自此在全球范围内，任何国家的农民种植上述公司产的种子，都要支付高昂的费用，而且时刻面临着侵权的潜在威胁。因此，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所以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否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决定未来世界发展走向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民族问题。
三、规避技术风险的可行路径
（一）贝克规避风险路径探究
1.启蒙与反思现代化
贝克认为现代社会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式不当导致的。“正是由于现有人類社会的工业生产逻辑基本上是自我毁灭式的、掠夺式的，才需要人类透过多方面的思考与实际行动努力去校正当代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社会秩序。”〔14〕而陈旧的工业社会的思维理念以及相对应的安全调控模式，已经很难去应对现代社会高度复杂的风险机制。因此，贝克认为现代风险的解决要依靠现代性的反思，并认为反思现代性将引发新一轮的启蒙，而这次启蒙倡导的精神是自我批评与自我反省。“对我来说，启蒙不是一种历史概念和一系列观念，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批评、自我批评和人性起中心作用。”〔15〕“现代性反思”指的是对现代性创造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毁灭这种繁荣的风险的反思。贝克试图通过自反性的思维来取代工业社会的传统思维模式，重建风险应对机制，并寄希望于在反思的过程中寻求摆脱风险社会的可行路径。
2.加强国际间风险预防合作
贝克指出，风险遍布于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威胁着每一个地球人。若想削弱风险对人类社会的危害，世界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代表全球人利益的政治主体，进而世界各国人民通过这种合作与联系来共同应对潜在的各种风险。“在新的风险社会中，应该建立起双向沟通、双向合作的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民族内部平台，在各民族政府之间突破国界构筑起共同的治理风险的国际网络（如预警灾害通报）和国际间的信任关系。”〔14〕通过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沟通，为应对突如其来的风险做好最为充分的准备。
3.完善社会责任机制
贝克所指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即为现代社会的责任缺失。所以责任意识的提高成为规避技术风险的现实需求。为了提高现代社会的责任意识，首先，技术研发者应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技术开发对人、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与伤害。其次，各国政府应提高责任意识。现代社会政府对技术研发的影响不断加强，只有在以人为本的价值主导下，在维护公众的权力与保证技术合理发展相结合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发挥政府的社会职能，进而降低技术风险发生的概率。同时，贝克还认为对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将风险责任落实到肇事者身上，既可以维护受害者的权益，又可以杜绝肇事者的风险转移。如此一来，责任道德与法律共同作用下的责任机制，能够有效地阻止“利润私人化，风险社会化”的风险弊端。
（二）技术的人性化、生态化与技术决策的民主化
1.技术的“人性化”与“生态化”
技术的价值取向决定技术发展方向，影响着技术风险的种类以及程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归根到底是为了造福人类，然而在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过分的追求资本以及权力，技术成为获取权力与资本的手段。环境日趋恶化，自然灾害频发，非典、禽流感等新生疾病的肆虐，核威胁、核泄漏等核风险的问世都和社会的工业化密切相关，现代工业社会俨然是一个风险社会。生态的改善与“人道主义”的思索成为现代社会新的诉求，技术的人性化与生态化转向是未来技术发展的必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劣化，也应对自身的行为后果负责。因此，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合理地运用技术，调整技术发展的模式，实现技术的生态化成为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现代技术与科学的紧密结合，使技术的发展趋向于复杂化、智能化，技术的非人性化趋势日渐明显。技术的发展不断刷新人类的认知，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人成为技术化的人。技术的特质逐渐改变与影响人的发展，人的主体性在被逐渐弱化，人的潜能遭到了抑制，技术成为人的“主人”，导致现代人性的扭曲与异化。技术的人性化反思有利于改善这一现状。技术的人性化，即技术在创新和发展过程中把人性的需求融入到技术中去，使得新技术既能维护人的主体性、发展人的潜能，还兼备社会发展所需的技术特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2.决策的民主化
决策的民主化是规避技术风险的必要条件。转基因技术之争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一方面是源于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不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与转基因技术的相关技术决策和社会大众之间联系的断裂所导致的，技术决策被认为是技术专家与政府的事。技术潜在的不确定性与神秘性成为公众抵制新技术的根源。“因为不了解，所以不接受”成为现代公众对待新技术的心声。所以技术决策的民主化成为化解公众内心不安与疑惑的必要举措。此外，公众参与技术决策也是把握技术发展方向、加强舆论监督的重要力量。
为了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能力与水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技术决策的意识。由于公众受教育背景不同，对技术决策的参与多有自卑感与无力感，所以要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让公众敢于将自己的想法融入到技术决策中来。
其次，加强技术专家与公众的有效交流。技术专家与公众的交流，既可以科普相关技术的知识，提升公众的科学技术素养，同时也可以加强彼此的了解，为技术决策的民主化打下基础。
3.风险沟通
对基因技术认知的偏差导致了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心理恐慌，所以加强政府、技术专家与公众的风险沟通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才能消除社会公众对风险的质疑与恐慌，公众对待风险的认知才会更加客观、理性。技术专家是技术沟通中的关键人物，然而随着技术负效应的不断涌现，公众对专家缺乏信任，而且由于受文化背景、利益导向等因素的影响，专家的技术意见很难深入到公众中去。但是不可否认技术专家有其专业素养，对待技术专家，既不能全盘的否定其言论，也不能过分的依赖其对技术的话语解释。所以公众只有通过风险沟通才能有效地认知与评判技术专家的技术话语。
为了加强技术专家与社会公众的交流，对技术专家形象的再造成为实现专家与公众有效交流的前提条件。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整：第一，技术专家应尊重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并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接、详细地解答公众的疑问；第二，技术专家要做到态度谦恭，用平等的姿态与社会公众进行交流；第三，技术专家还要做到实事求是，对社会公众所咨询的技术问题，要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自身所犯的错误也要坦然承认。只有这样，社会公众才会愿意和技术专家沟通，才会愿意信任技术专家，技术质疑才会在交流中逐渐被消解。
四、小结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风险的成因，并从技术风险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技术风险的跨时空性与隐蔽性、技术风险的极端危害性等方面剖析了技术风险的成因，指出了科学自身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系统的不断复杂化加剧了现代技术风险性。贝克对于技术风险的分析更侧重于技术风险的社会成因即技术风险的外部因素。他指出现代技术风险对人的威胁不断增大，一方面是由于现代社会风险预测以及应对机制仍是传统工业社会的应对模式，已经很难应对现代技术风险，致使了现代社会风险责任主体的不明确，出现了“利润私人化，责任社会化”的奇怪现象；另一方面，他认为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化是技术风险产生的另一大成因。技术专家虽然在相关专业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对技术风险的预测与判断也缺乏依据，此外，技术专家与政府以及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剥夺了社会公众对技术决策的参与权，使社会公众只能被动去接受与顺从技术决策，对于技术风险，公众更是既恐惧又无奈。
在对技术风险的规避的路径探讨上，贝克更注重技术风险的制度规避。通过反思现代化的方式，去寻求摆脱风险的手段与方法，并在此过程中提升公众对技术风险的感知能力。通过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套风险预测系统，并在此基础上联合全球人的力量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类风险。技术决策的非理性化导致技术风险的不断扩增，完善风险责任机制是现代社会的现实需求，贝克认为，技术研发者要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各国政府更应该在维护全球人利益的前提下发展技术。与此同时，必要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有利于将风险责任具体到个人，在责任道德与法律的双重约束下，风险的责任机制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潜在的风险有：生态风险、安全风险和技术垄断风险，因此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下去分析认识转基因技术风险更为具体与透彻。基因技术风险是现代技术的典例，对其风险的规避路径的探讨，贝克规避风险路径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以为转基因技术风险的预防与规避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但是对于技术风险的规避，贝克太过于依赖政治制度对技术风险的规避。技术风险问题虽然可以通过制度手段来提供规避的方案，但是技术自身的风险因素的去除同样不可忽视，同时还有社会心理、文化等方面对技术风险的规避同样重要。因此，转基因技术的风险规避路径，既要建立更为民主化的制度，也要积极引导技术的发展走向。技术的人性化与生态化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走向，积极地引导技术发展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尊重自然，构建和谐的自然关系，为技术健康发展提供条件。此外，技术专家与社会公众加强风险交流有利于技术风险的规避与预防。风险交流可以使技术专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只有提升社会公众对技术风险的认知，才能消除公众内心的技术恐慌，才能使其客观、理性地认识技术以及技术风险。倡导公众积极地参与技术决策，让公众的真实需求与想法融入到技术决策中，实现技术决策的民主化、人性化。
参考文献：
〔1〕高 盼.透视“挺转”与“反转”之争——以风险沟通为思考點〔J〕.社会科学论坛，2016，（10）：196.
〔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再思考〔J〕.郗卫东，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47.
〔3〕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8.
〔4〕芭芭拉·亚当，等.风险社会及其超越〔M〕.赵延东，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334.
〔5〕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61.
〔6〕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维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27.
〔7〕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9.
〔8〕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2.
〔9〕乌尔里希·贝克.王武龙，编译.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C〕∥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92.
〔10〕曾北危.转基因生物安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4.
〔11〕王明媛，张 曦，贾俊静，等.国内外转基因食品现状及其利弊分析〔J〕.当代畜牧，2014，（30）：50-53.
〔12〕潘建红.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22.
〔13〕张彩霞.跨国公司农业生物技术垄断、影响及启示〔J〕.生态经济，2010，（3）：78.
〔14〕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50，51.
〔15〕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J〕.刘宁宁，沈天宵，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46.
（责任编辑：陈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