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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新常态”与老龄化并存背景下，探讨影响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既对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亦能为各级政府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提供实证支撑。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2016年辽宁省城市老年人养老状况问卷调查数据，结果表明：（1）按照总影响效应大小，正向显著影响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各因素依次为社会支持、健康自评、代际支持、养老服务满意度；（2）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房产状况、收入、退休前单位类型、子女性别、养老方式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亦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户籍、子女数量的影响则不显著。
中图分类号： C913.6； F127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8）01-0089-08
关键词： 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老龄化社会；社会支持；养老服务；社会保障；社区服务
一、研究背景
幸福感是指依据所持的准则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1〕，而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关系到其能否幸福安度晚年。随着中国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部分老年人正面临严重的幸福感危机。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老年人口的自杀率远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其中，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群平均自杀率达20.81/10万①，高出平均水平4倍〔2〕。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呢？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能为老年人幸福感的改善提供有力的实证依据，亦有助于制定更具实效的积极老龄化政策。本文基于2016年在辽宁省范围内的调查数据，探究在经济下滑与老龄化并存背景下，影响城市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以期为政府应对老龄化问题、推进辽宁及东北振兴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学术界多通过各类回归分析探讨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经济状况等个人基本特征〔3～4〕以及家庭关系、社会支持等外界因素〔5～8〕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此外，还有学者研究证明养老模式〔9〕、社区管理〔10〕、再就业〔11〕、城乡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12〕、养老服务资源的便捷程度〔13〕等因素也会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上述研究成果表明，老年人生活的各方面或多或少都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而对于养老服务满意度是否会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尚未有人做过研究。且迄今为止，研究者多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各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然而，各影响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非简单的一对一的影响关系，各因素如何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仍有待探讨。另外，主观幸福感作为一个较抽象的建构，也难以用单个题项来反映，仅凭对单个观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难以得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综合判断。
为弥补相关研究在以上三方面的不足，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旨在突破传统多元回归方法的局限，将学界已达成共识及尚未探究的因素纳入模型，通过探索性路径分析，构建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模型，着重探讨各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并通过计算变量间的效应关系，比较分析各潜变量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以此丰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6年4～6月对辽宁省城市老年人（在辽宁省居住满一年的60周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养老状况进行的问卷调查。依据2015年年末辽宁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879万人〔14〕，允许误差为3%，置信度达到93%，确定所需样本容量为912人。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以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为总体，采用配额方便抽样法，将辽宁省划分为辽西、辽东、辽南、辽北、辽中五个区位②，选取锦州、盘锦、抚顺、本溪、大连、铁岭、沈阳7个城市进行调查。按照人口规模比例计算各区位计划分配样本量③（如表1所示）。在为期三个月的问卷调查中，共发放问卷1013份，回收有效问卷97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54%。
依据2015年辽宁省各区位老年人口数量按照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计算所得。
（二）變量与测量
本研究所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包含主观幸福感、健康自评、代际支持、社会支持、养老服务满意度5个潜变量16个测量指标，选项均采用李克特（Likert）5级量表。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感觉现有生活状态和理想生活状态相吻合后的肯定评价，具有主观性、积极性和综合性等特征〔15〕。本研究采取自陈法，从纵向（与过去生活相比较）、横向（与其他同龄老年人相比较）以及总体评价三个维度设计测量指标。
健康自评是对自身健康状态的主观感受，反映了健康状态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16〕。本研究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状况两方面设计测量指标。
代际支持指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17〕。本研究从老年人获得的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生活照顾支持、情感支持以及承受子女负担状况四方面设计测量指标。
社会支持指来自于家庭成员、朋友、邻居以及其他人提供的帮助〔18〕。本研究采用社会支持的狭义概念④，专指来自于社区、亲戚朋友以及邻居等家庭以外的支持。本研究从社区支持、与亲戚朋友来往、与邻居相处以及从中可获得的情感支持状况四个方面设计测量指标。
养老服务满意度指老年人在接受他人（老伴、子女、社区以及养老院等）提供的照顾或服务后，对其所获得照顾或服务的总体满意程度的评价〔19〕。
本研究从“老年人对当前养老服务满意度”、与期望值差距两方面设计测量指标，模型中各变量的操作化及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
三、数据描述与问卷质量分析
（一）数据描述
本研究受访者的基本特征如表3所示，各类特征老年人涵盖较为广泛，样本具有代表性。
数据为通过SPSS 22.0对样本的基本变量进行描述统计所得结果。 将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测量题项的样本值分别乘以其对应非标准化因子载荷，再除以3，即可得到主观幸福感因子均值。目前辽宁省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均值为3.70。采用不同养老方式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有所不同，家庭养老的城市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均值最高，为3.74；其次为机构养老（3.23）、社区居家养老（3.05）。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养老方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这与陈东、张郁杨基于CHARLS基线数据分析的研究结论一致〔9〕。
（二）问卷质量分析
1.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系数是目前最常用的信度系数，一般认为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以上，则问卷的可靠性较高，而本研究总量表信度系数达到0.827，表明问卷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好。
2.效度分析
选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MLR）对各分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标、各潜变量所属题项的因子载荷系数两方面检验模型的构念效度。本研究因子模型的整体拟合度指标见表4。
数据为运用Mplus 7.4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运算所得结果。
表4结果显示，因子模型的RMSEA为0.044，拟合良好；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为2.936，小于3，表明量表能真实反映观察资料；CFI和TLI分别为0.958和0.947，均大于0.9，符合拟合标准；SRMR为0.034，小于0.08，符合拟合标准。以上拟合指标表明因子模型的整体拟合良好。
各潜变量所属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如表5所示。
数据为运用Mplus 7.4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运算所得结果。
表5结果显示，虽部分题项没有达到大于0.71的理想质量，但只有4个题项因子载荷系数小于0.5，且P值全部为0.000，高度显著，说明潜变量均能被其对应的观测变量较好地诠释出来。总体来看，问卷效度较高，数据整体拟合良好。
四、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一）模型构建
根据各潜变量的相关系数值大小，参考修正指数MI（Modification Index）进行适当修正后，构建了以主观幸福感为中心的影响因素“菱形模型”（如图1所示）。
模型为使用Edraw Mind Map 7.9软件绘制而成。
（二）模型拟合度检验
选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进行参数估计和模型拟合度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数据为运用Mplus 7.4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运算所得结果。
表6结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标准，模型拟合相当好，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模型获得了数据支持。
（三）模型路径分析
模型路径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模型中8条路径关系均通过了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P<0.05）。代际支持、社会支持、健康自评、养老服务运用Mplus 7.4软件进行探索性路径分析所得，借助Edraw Mind Map 7.9软件绘制而成。**、***分别表示在0.01、0.001的水平上显著。
满意度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有直接正向影响。其中，健康自评的直接效应最大（0.437），其次为社会支持（0.221）、养老服务满意度（0.196）、代际支持（0.194）。此外，代际支持、社会支持还会分别通过健康自评、养老服务满意度间接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同时，模型中大部分路径关系（P1、P2、P3、P5、P6、P7、P8）与前人研究成果一致〔3，20～25〕。且通过探索性路径分析发现“健康自评”“养老服务满意度”在代际支持、社会支持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P6→P2，P7→P4，P5→P2，P8→P4）。
（四）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为进一步比较模型中潜在变量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小，本研究考察了它们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就总效应而言，模型中的4个潜变量均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总效应的估计系数可知，代际支持、社会支持、健康自评、养老服务满意度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通过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检验（P<0.05）。其中，社会支持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增加1.610个单位；健康自评、代际支持、养老服务满意度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估计系数分别为0.769、0.556、0.197。
（2）社会支持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由总效应的标准化估计系数可知，社会支持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总影响效应最大（0.484），其次为健康自评（0.437）、代际支持（0.382）、养老服务满意度（0.196）。这可能是因为步入老年后，伴随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水平的下降以及社会交往的减少，老年人靠自身能力很难满足养老需求，于是来自外界的支持状况成为了决定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而在当前城市家庭空巢化、少子化现象严重的背景下，子女与老年人居住空间的分离以及子女生活工作压力的增大削弱了代际支持，使得城市老年人对社会支持的需求日益增强，因为邻居、亲戚朋友、社区等提供的社会支持既能弥补代际支持的不足，亦在改善老年人健康自评、提高养老服务满意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成为了影响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五、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除了模型中变量外，本文还将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究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如表8所示。
表8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房产状况、收入、退休前单位类型、子女性别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P<0.05），而性别、年龄、户籍、子女数量的影响不显著。 不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房产状况的城市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与张伟等〔3〕得出的研究结论一致。进行均值比较发现，处于丧偶、离婚、未婚等境况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明显低于已婚人群。表明配偶在老年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夫妻双方日常生活中的相互扶持与照料，有助于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就文化程度而言，进行均值比较发现，大学专科文化程度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最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最小。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初中以上文化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差异不显著（P>0.05），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与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文化程度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有显著性差异（P<0.05）。这说明以小学文化程度为界限，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低于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同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有房产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高于无房产的城市老年人，说明老年人的房产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对于提高其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
收入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进行均值比较发现⑤，收入在5000元以上/月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最大，500元以下/月的均值最小，且除了收入在2001～3000元/月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不满足随收入下降主观幸福感均值降低的趋势外，其他收入阶层均满足。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收入在2001～3000元/月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收入在1001～2000元/月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差异不显著。因此，收入越高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高，这与邢占军〔26〕得出的研究结论一致。
退休前单位类型不同的城市老年群体间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均值比较结果表明，退休前单位类型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私营企业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高于平均均值，且高于其他单位类型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进行多重比较发现，退休前无工作、灵活就业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私营企业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城市老年人退休前有稳定职业的比无稳定职业的主观幸福感高，体现了养老金及医疗保险待遇在提升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子女性别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进行均值比较发现，只有女儿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最高；其次是儿女双全、只有儿子的城市老年人。这表明女儿在改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当前城市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突出，而女儿在情感慰藉方面的作用胜过儿子的现实情况相符。
此外，性别、年龄、户籍、子女数量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影响，这与何铨、胡宏伟、方黎明、李越等的研究结论〔10，13，6，27〕一致。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探索性路径分析构建了以主观幸福感为中心的影响因素“菱形模型”，揭示了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社会支持、代际支持、健康自评、养老服务满意度对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不仅有直接的增益作用，而且社会支持、代际支持还会通过健康自评、养老服务满意度间接地对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即健康自评、养老服务满意度在代际支持、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通过计算变量间的效应关系发现，各潜变量对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按照总影响效应的大小顺序依次为社会支持、健康自评、代际支持、养老服务满意度。可见，社会支持对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更大。与此同时，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房产状况、收入、退休前单位类型、子女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户籍、子女数量的影响则不显著。此外，养老方式对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亦有显著影响。
（二）对策建议
综合上述影响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本文认为应从政府、社区、子女三方面思考提升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对策。
1.政府应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着力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
鉴于代际支持、社会支持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应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为老年人随配偶或者赡养人迁徙提供条件，为家庭成员照料老年人提供帮助〔28〕。第一，为子女照护年老父母提供制度化的时间支持，如以法律为支撑规定“护理假期”，保障子女照护老年父母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为子女照护年老父母给予适度补贴，如：对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的，给予住房补贴；为承担主要养老责任的子女提供老年服务津贴等。第三，积极倡导“养老敬老”的传统文化，营造全社会尊老爱老的社会氛围。面向社会各阶层宣传和普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引导公民自觉履行赡养义务和承担照料老年人责任，开展深入持久的敬老模范活动。同时，政府应着力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需重点关注经济困难的老年群体，落实养老服务补贴政策，保障困难老年群体有能力享受社会化养老服务。
2.充分发挥社区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沟通与协调作用
首先，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務中心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健康服务中的作用。如：可以通过社区个性化签约家庭医生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咨询、保健知识宣传，建立健康档案、定期组织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等，增强老年人自我保健意识，促进老年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及有效管理。
其次，搭建文化娱乐交流平台，促进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社区可以通过定期组织老年人集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老年人间的相互交流。鉴于配偶在提升老年人幸福感上的重要作用，可考虑为丧偶、离异、未婚老年人搭建联谊相亲平台，帮助其寻找生活伴侣。同时，社区还可通过创办老年大学、开设多样的兴趣课堂，使老年人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和老有所为的满足，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最后，重点帮扶困难老年群体。收入、房产状况是影响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个人因素，由此，社区应重点关注与帮扶经济困难的老年群体，积极为其申请社会救助补贴、改善住房条件等。
3.子女多关心、陪伴父母
代际支持能显著提升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作为子女，不仅要在经济上尽量为父母提供物质生活保障，更要经常问候、看望或陪伴父母，以加强代际之间的情感纽带。此外，儿女应意识到其在提升父母主观幸福感中的重要作用，多抽时间和精力去照料、陪伴父母。
本文分析了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为提升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解释。同时，也为国家积极老龄化政策的推进提供了数据支持。
注释：
①60-64岁、65-69岁、70-74岁、75-79岁、80-84岁、85岁以上的自杀率分别为9.81/10万、12.86/10万、15.85/10万、19.48/10万、25.69/10万、41.19/10万；全年龄段平均自杀率为[（9.81+12.86+15.85+19.48+25.69+41.19）÷6]/10万=20.81/10万。
②辽西包括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盘锦；辽东包括抚顺、本溪、丹东；辽南包括大连、营口；辽北为铁岭；辽中包括沈阳、鞍山、辽阳。
③912人×（各区位老年人口数/879）=辽宁省各区位应分配样本数。
④社会支持的狭义概念不包括来自于子女的代际支持。因为本研究旨在探讨来自“子女”以及“子女以外”的支持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故将代际支持从社会支持中分离出来。
⑤在978个样本中，由于13个人拒绝透露收入，所以仅分析965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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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光雄）
中图分类号： C913.6； F127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8）01-0089-08
关键词： 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老龄化社会；社会支持；养老服务；社会保障；社区服务
一、研究背景
幸福感是指依据所持的准则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1〕，而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关系到其能否幸福安度晚年。随着中国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部分老年人正面临严重的幸福感危机。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老年人口的自杀率远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其中，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群平均自杀率达20.81/10万①，高出平均水平4倍〔2〕。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呢？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能为老年人幸福感的改善提供有力的实证依据，亦有助于制定更具实效的积极老龄化政策。本文基于2016年在辽宁省范围内的调查数据，探究在经济下滑与老龄化并存背景下，影响城市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以期为政府应对老龄化问题、推进辽宁及东北振兴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学术界多通过各类回归分析探讨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经济状况等个人基本特征〔3～4〕以及家庭关系、社会支持等外界因素〔5～8〕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此外，还有学者研究证明养老模式〔9〕、社区管理〔10〕、再就业〔11〕、城乡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12〕、养老服务资源的便捷程度〔13〕等因素也会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上述研究成果表明，老年人生活的各方面或多或少都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而对于养老服务满意度是否会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尚未有人做过研究。且迄今为止，研究者多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各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然而，各影响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非简单的一对一的影响关系，各因素如何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仍有待探讨。另外，主观幸福感作为一个较抽象的建构，也难以用单个题项来反映，仅凭对单个观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难以得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综合判断。
为弥补相关研究在以上三方面的不足，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旨在突破传统多元回归方法的局限，将学界已达成共识及尚未探究的因素纳入模型，通过探索性路径分析，构建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模型，着重探讨各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并通过计算变量间的效应关系，比较分析各潜变量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以此丰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6年4～6月对辽宁省城市老年人（在辽宁省居住满一年的60周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养老状况进行的问卷调查。依据2015年年末辽宁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879万人〔14〕，允许误差为3%，置信度达到93%，确定所需样本容量为912人。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以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为总体，采用配额方便抽样法，将辽宁省划分为辽西、辽东、辽南、辽北、辽中五个区位②，选取锦州、盘锦、抚顺、本溪、大连、铁岭、沈阳7个城市进行调查。按照人口规模比例计算各区位计划分配样本量③（如表1所示）。在为期三个月的问卷调查中，共发放问卷1013份，回收有效问卷97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54%。
依据2015年辽宁省各区位老年人口数量按照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计算所得。
（二）變量与测量
本研究所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包含主观幸福感、健康自评、代际支持、社会支持、养老服务满意度5个潜变量16个测量指标，选项均采用李克特（Likert）5级量表。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感觉现有生活状态和理想生活状态相吻合后的肯定评价，具有主观性、积极性和综合性等特征〔15〕。本研究采取自陈法，从纵向（与过去生活相比较）、横向（与其他同龄老年人相比较）以及总体评价三个维度设计测量指标。
健康自评是对自身健康状态的主观感受，反映了健康状态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16〕。本研究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状况两方面设计测量指标。
代际支持指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17〕。本研究从老年人获得的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生活照顾支持、情感支持以及承受子女负担状况四方面设计测量指标。
社会支持指来自于家庭成员、朋友、邻居以及其他人提供的帮助〔18〕。本研究采用社会支持的狭义概念④，专指来自于社区、亲戚朋友以及邻居等家庭以外的支持。本研究从社区支持、与亲戚朋友来往、与邻居相处以及从中可获得的情感支持状况四个方面设计测量指标。
养老服务满意度指老年人在接受他人（老伴、子女、社区以及养老院等）提供的照顾或服务后，对其所获得照顾或服务的总体满意程度的评价〔19〕。
本研究从“老年人对当前养老服务满意度”、与期望值差距两方面设计测量指标，模型中各变量的操作化及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
三、数据描述与问卷质量分析
（一）数据描述
本研究受访者的基本特征如表3所示，各类特征老年人涵盖较为广泛，样本具有代表性。
数据为通过SPSS 22.0对样本的基本变量进行描述统计所得结果。 将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测量题项的样本值分别乘以其对应非标准化因子载荷，再除以3，即可得到主观幸福感因子均值。目前辽宁省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均值为3.70。采用不同养老方式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有所不同，家庭养老的城市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均值最高，为3.74；其次为机构养老（3.23）、社区居家养老（3.05）。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养老方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这与陈东、张郁杨基于CHARLS基线数据分析的研究结论一致〔9〕。
（二）问卷质量分析
1.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系数是目前最常用的信度系数，一般认为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以上，则问卷的可靠性较高，而本研究总量表信度系数达到0.827，表明问卷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好。
2.效度分析
选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MLR）对各分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标、各潜变量所属题项的因子载荷系数两方面检验模型的构念效度。本研究因子模型的整体拟合度指标见表4。
数据为运用Mplus 7.4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运算所得结果。
表4结果显示，因子模型的RMSEA为0.044，拟合良好；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为2.936，小于3，表明量表能真实反映观察资料；CFI和TLI分别为0.958和0.947，均大于0.9，符合拟合标准；SRMR为0.034，小于0.08，符合拟合标准。以上拟合指标表明因子模型的整体拟合良好。
各潜变量所属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如表5所示。
数据为运用Mplus 7.4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运算所得结果。
表5结果显示，虽部分题项没有达到大于0.71的理想质量，但只有4个题项因子载荷系数小于0.5，且P值全部为0.000，高度显著，说明潜变量均能被其对应的观测变量较好地诠释出来。总体来看，问卷效度较高，数据整体拟合良好。
四、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一）模型构建
根据各潜变量的相关系数值大小，参考修正指数MI（Modification Index）进行适当修正后，构建了以主观幸福感为中心的影响因素“菱形模型”（如图1所示）。
模型为使用Edraw Mind Map 7.9软件绘制而成。
（二）模型拟合度检验
选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进行参数估计和模型拟合度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数据为运用Mplus 7.4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运算所得结果。
表6结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标准，模型拟合相当好，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模型获得了数据支持。
（三）模型路径分析
模型路径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模型中8条路径关系均通过了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P<0.05）。代际支持、社会支持、健康自评、养老服务运用Mplus 7.4软件进行探索性路径分析所得，借助Edraw Mind Map 7.9软件绘制而成。**、***分别表示在0.01、0.001的水平上显著。
满意度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有直接正向影响。其中，健康自评的直接效应最大（0.437），其次为社会支持（0.221）、养老服务满意度（0.196）、代际支持（0.194）。此外，代际支持、社会支持还会分别通过健康自评、养老服务满意度间接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同时，模型中大部分路径关系（P1、P2、P3、P5、P6、P7、P8）与前人研究成果一致〔3，20～25〕。且通过探索性路径分析发现“健康自评”“养老服务满意度”在代际支持、社会支持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P6→P2，P7→P4，P5→P2，P8→P4）。
（四）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为进一步比较模型中潜在变量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小，本研究考察了它们之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就总效应而言，模型中的4个潜变量均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总效应的估计系数可知，代际支持、社会支持、健康自评、养老服务满意度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通过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检验（P<0.05）。其中，社会支持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增加1.610个单位；健康自评、代际支持、养老服务满意度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估计系数分别为0.769、0.556、0.197。
（2）社会支持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由总效应的标准化估计系数可知，社会支持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总影响效应最大（0.484），其次为健康自评（0.437）、代际支持（0.382）、养老服务满意度（0.196）。这可能是因为步入老年后，伴随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水平的下降以及社会交往的减少，老年人靠自身能力很难满足养老需求，于是来自外界的支持状况成为了决定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而在当前城市家庭空巢化、少子化现象严重的背景下，子女与老年人居住空间的分离以及子女生活工作压力的增大削弱了代际支持，使得城市老年人对社会支持的需求日益增强，因为邻居、亲戚朋友、社区等提供的社会支持既能弥补代际支持的不足，亦在改善老年人健康自评、提高养老服务满意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成为了影响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五、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除了模型中变量外，本文还将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究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如表8所示。
表8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房产状况、收入、退休前单位类型、子女性别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P<0.05），而性别、年龄、户籍、子女数量的影响不显著。 不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房产状况的城市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与张伟等〔3〕得出的研究结论一致。进行均值比较发现，处于丧偶、离婚、未婚等境况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明显低于已婚人群。表明配偶在老年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夫妻双方日常生活中的相互扶持与照料，有助于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就文化程度而言，进行均值比较发现，大学专科文化程度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最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最小。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初中以上文化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差异不显著（P>0.05），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与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文化程度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有显著性差异（P<0.05）。这说明以小学文化程度为界限，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低于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同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有房产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高于无房产的城市老年人，说明老年人的房产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对于提高其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
收入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进行均值比较发现⑤，收入在5000元以上/月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最大，500元以下/月的均值最小，且除了收入在2001～3000元/月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不满足随收入下降主观幸福感均值降低的趋势外，其他收入阶层均满足。多重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收入在2001～3000元/月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收入在1001～2000元/月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差异不显著。因此，收入越高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高，这与邢占军〔26〕得出的研究结论一致。
退休前单位类型不同的城市老年群体间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均值比较结果表明，退休前单位类型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私营企业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高于平均均值，且高于其他单位类型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值。进行多重比较发现，退休前无工作、灵活就业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私营企业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城市老年人退休前有稳定职业的比无稳定职业的主观幸福感高，体现了养老金及医疗保险待遇在提升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子女性别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进行均值比较发现，只有女儿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最高；其次是儿女双全、只有儿子的城市老年人。这表明女儿在改善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当前城市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突出，而女儿在情感慰藉方面的作用胜过儿子的现实情况相符。
此外，性别、年龄、户籍、子女数量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影响，这与何铨、胡宏伟、方黎明、李越等的研究结论〔10，13，6，27〕一致。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探索性路径分析构建了以主观幸福感为中心的影响因素“菱形模型”，揭示了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社会支持、代际支持、健康自评、养老服务满意度对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不仅有直接的增益作用，而且社会支持、代际支持还会通过健康自评、养老服务满意度间接地对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即健康自评、养老服务满意度在代际支持、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通过计算变量间的效应关系发现，各潜变量对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按照总影响效应的大小顺序依次为社会支持、健康自评、代际支持、养老服务满意度。可见，社会支持对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积极作用更大。与此同时，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房产状况、收入、退休前单位类型、子女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户籍、子女数量的影响则不显著。此外，养老方式对辽宁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亦有显著影响。
（二）对策建议
综合上述影响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本文认为应从政府、社区、子女三方面思考提升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对策。
1.政府应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着力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
鉴于代际支持、社会支持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应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为老年人随配偶或者赡养人迁徙提供条件，为家庭成员照料老年人提供帮助〔28〕。第一，为子女照护年老父母提供制度化的时间支持，如以法律为支撑规定“护理假期”，保障子女照护老年父母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为子女照护年老父母给予适度补贴，如：对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的，给予住房补贴；为承担主要养老责任的子女提供老年服务津贴等。第三，积极倡导“养老敬老”的传统文化，营造全社会尊老爱老的社会氛围。面向社会各阶层宣传和普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引导公民自觉履行赡养义务和承担照料老年人责任，开展深入持久的敬老模范活动。同时，政府应着力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需重点关注经济困难的老年群体，落实养老服务补贴政策，保障困难老年群体有能力享受社会化养老服务。
2.充分发挥社区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沟通与协调作用
首先，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務中心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健康服务中的作用。如：可以通过社区个性化签约家庭医生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咨询、保健知识宣传，建立健康档案、定期组织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等，增强老年人自我保健意识，促进老年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及有效管理。
其次，搭建文化娱乐交流平台，促进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社区可以通过定期组织老年人集体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老年人间的相互交流。鉴于配偶在提升老年人幸福感上的重要作用，可考虑为丧偶、离异、未婚老年人搭建联谊相亲平台，帮助其寻找生活伴侣。同时，社区还可通过创办老年大学、开设多样的兴趣课堂，使老年人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和老有所为的满足，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最后，重点帮扶困难老年群体。收入、房产状况是影响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个人因素，由此，社区应重点关注与帮扶经济困难的老年群体，积极为其申请社会救助补贴、改善住房条件等。
3.子女多关心、陪伴父母
代际支持能显著提升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作为子女，不仅要在经济上尽量为父母提供物质生活保障，更要经常问候、看望或陪伴父母，以加强代际之间的情感纽带。此外，儿女应意识到其在提升父母主观幸福感中的重要作用，多抽时间和精力去照料、陪伴父母。
本文分析了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为提升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解释。同时，也为国家积极老龄化政策的推进提供了数据支持。
注释：
①60-64岁、65-69岁、70-74岁、75-79岁、80-84岁、85岁以上的自杀率分别为9.81/10万、12.86/10万、15.85/10万、19.48/10万、25.69/10万、41.19/10万；全年龄段平均自杀率为[（9.81+12.86+15.85+19.48+25.69+41.19）÷6]/10万=20.81/10万。
②辽西包括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盘锦；辽东包括抚顺、本溪、丹东；辽南包括大连、营口；辽北为铁岭；辽中包括沈阳、鞍山、辽阳。
③912人×（各区位老年人口数/879）=辽宁省各区位应分配样本数。
④社会支持的狭义概念不包括来自于子女的代际支持。因为本研究旨在探讨来自“子女”以及“子女以外”的支持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故将代际支持从社会支持中分离出来。
⑤在978个样本中，由于13个人拒绝透露收入，所以仅分析965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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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