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涌现了大量跟我国资本市场建设相关的提案、议案，甚至今年政协的“一号提案”以及人大的“一号议案”都是围绕此展开的。这不但体现了资本市场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内地资本市场还很不成熟亟待改进。
　　在众多建言献策中，笔者尤其关注的是一则关于“弥补信息特权漏洞”的提议。
　　部分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三公”原则的要求相比，目前我国股市还有一定差距，尤其是信息披露领域的问题更为明显。只有监管部门、交易所、上市公司等各个层面都树立“三公”意识，我国资本市场才能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代表就诉说了他的股市亲历在2月1 5日，本来处于跌势的上证指数尾盘莫名其妙地拉高。收盘后，才有消息说证监会又批新基金。业内人士认为，正是这个消息刺激了股指尾盘走高。易代表说：“这种重要信息在正式公布之前就有人知道了，并且据此进行了操作，这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很不公平，不能让有关股市的政策信息成为某些人的特权。”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委员也表达了几乎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机构投资者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具有天然的获取信息优势，如何保证政策信息公开而又不提前泄露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对信息十分敏感的市场，股市往往会对一些政策作出很强的反应。如果是影响力较大的政策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出台，则可能产生过度反应。
　　两位专家的意见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中国特色”。在西方成熟资本市场，包括我国香港等地的亚太市场，对内幕信息的监管也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漏洞。比如在前不久新闻集团收购道琼斯内幕交易一案中，部分企业和投行的内幕人士利用这个消息赚取暴利，曾令舆论哗然。但不管事件大小，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内幕信息都是“点对点”，尽量隐蔽。
　　而我们身边的内幕交易的最大特点是大量参与，瓜分利润，甚至毫不避嫌。除了上述的“新基金”发行事件，前不久某上海金融机构要增发，结果市场提前一天就跌停了，甚至网上都有大量帖子预言了这种结果。这种场面，简直令人怀疑是不是“机构”的交易室里都安装有“拉线广播”。难道这就不算“内幕交易”?假如这种事件都不算违规，杭箫钢构简直比窦娥还冤。
　　无独有偶，这种信息特权不仅存在干企业、管理层动向披露上，据最近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调查，甚至大量“交易软件”都存在靠挖消息作卖点的情况。
　　据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金经理说，现在每每调整仓位，都会发现身后有大量资金在跟风操作，调整成本大大增加，而这种消息的源头居然是沪深两地的交易所。
　　交易所靠卖消息挣钱的事情境外也很普遍，但一般而言最详细只提供到券商的清算数据，而不可能直接出售账户或席位数据。以港交所为例，每日提供的付费资讯信息只包括每日最高及最低价、最佳买价及卖价、累计成交量等，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普通软件的行情数据。但内地以基于上交所登记结算中心数据库基础上开发出的产品，其提供的统计数据其中居然包括很多敏感信息，比如每只股票可提供券商基金(D字头账户)、法人(B字头账户)、普通投资者(A字头账户)等分类账户的持仓、交易情况，也可按成交量大小将账户变为机构、大户、中户、散户，再分别统计他们的增减仓情况。
　　“证券交易所应当自觉主动地担当贯彻‘三公’原则的典范，而不是利用其垄断优势不当牟利。”同样为此情景感到担忧的贺强委员这样评价。
　　综上所述，内地资本市场正在崛起大量的“信息特权阶层”，如今划分“大户、中户、散户”已经不完全是按照资金量，还包括投资者拥有的信息优势，这正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一旦此趋势形成，管理层又该管而不管、甚至亲自上阵参与寻租，必将令“政策市”愈演愈烈，也必将令资本市场的投资功能被彻底异化为博弈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资本市场建设时提出的目标之一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有关各方应该对照看看，自己是不是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