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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政商齐心协力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而立足“双统筹”，强化“内外循环”，扎实推动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正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出于这样的考量，由广东省政府、省政协举办的2020年下半年的“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将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会议主题，并由此促成了疫情之下精英企业家与省政府高层领导之间的一次深度对话。
座谈会上，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王珺通报了主题调研情况。14位粤商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就“十四五”期间的重点经济任务和目标踊跃发言。省长马兴瑞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并不时给予积极回应。
笔者作为广东省政协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曾3次参加“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相比以往几届，这次参会的粤商有两个特点：一是高科技型企业较多，这彰显了政府通过科技应对消费升级，和通过科技促进产业升级的决心。会上，企业家们围绕建设数字中心、强化供应链改造、打造外向型企业支持系统、加强广东企业品牌建设、加快产业基础共性技术创新等题目展开对话。而众多科技型企业积极进取的态度，也说明粤商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已具备相当能力和充满必胜信心。二是参会企业中，非广州、非深圳的企业较多。之前几届座谈会都有较多广深企业参加，并由苏志刚、马化腾、王传福、汪建等名企业家领衔。但这一次参与的企业家除少数物流和办公软件等企业来自广深外，其余多来自东莞、佛山，甚至还包括河源等珠三角外的地市。这说明在广深之外，广东其它城市的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广东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有了更多的抓手和着力点。
产业转型升级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仅靠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是做不起来的，必须要有政府政策的支持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在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美国传统上是最倾向于个人主义的，但多数企业认为，在拓展海外市场、吸引资金、吸引和留住人才、提供基础设施、确保信息安全等方面，企业更需政府的支持。像1990年代以来美国产业的科技化升级，就有政府布局信息产业的关键性影响。
具有上百年市场经济经验的美国，其产业升级转型尚需在多个层面获得政府支持，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几十年的国家，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角色显得更为重要。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政府所打造的市场环境，企业能深耕出多深厚的政商关系也很关键：地方政府的支持往往能让企业在招商中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散乱无序、个人化的政商关系不足以承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任。平心而论，政商关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很多并非本质上的问题，而是制度化程度不足所带来的操作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重塑中国政商关系的关键，必然是制度化与规范化，将个人因素替换为企业法人与政府之间的制度性交往，将政商关系纳入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制度化发展之路。
“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应被视为广东省推进政商关系制度化的一个创举。座谈会由省政府、省政协主办，邀请省长、省政府主要组成部门负责人和本省企业家代表，每半年选择一个题目进行沟通，省政府和企业家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和想法进行交流。以往几届座谈会的成功举办，说明以协商民主的方式推动政府和企业的良性互动，其效率和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更重要的是，“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并非孤立的政商沟通案例，而是政商关系制度化建设的组成部分。
打造良性政商关系要走制度化道路
政商关系建设是一个历史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調指出建设中国的政商关系要秉持“亲”“清”原则。在实践中，要实现此种“亲”“清”型良性政商关系，不宜单纯指望官员和企业家的人品和自觉，而要靠具体的制度化建设。立足现实打造制度化的良性政商关系，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搭建科学的政策法律框架，打造“企业友好型”市场环境。民营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企创造了中国60%以上的GDP和80%以上的就业，而民营企业家们最关心的几个问题，包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正常经商活动秩序的维护，为企业发展而进行的融资，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对企业创新精神的鼓励，等等，都需要在政策和法律层面给予直接支持。记得在2019年的“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就提出，希望省政府在本省品牌企业面临知识产权侵权时，能积极保护企业知识产权和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其次，支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民企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和社会环境的支持，而经济发展也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相应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因此，民企需要对社会发展进步负一定的社会责任。过去几年，广东省的民营企业在非公有企业党建工作、精准扶贫、创新发展、创立民族品牌、行业社会体系、参与社会治理、节能环保、关爱员工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前列。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因此政商关系在本质上还体现为公众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关系。企业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有助于企业和政府、公众公开沟通，达成企业家和社会公众之间的良好互动，实际上也是在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塑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再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作用，让企业自律与行业自律结合起来。即在社会力量参与方面，在市场服务社会的专业领域，需要发展更多的行业组织，借助商会、行业协会等的组织协调，形成行业影响力，让产业内的企业协同发展。在广东，诸如深圳服装协会、资本市场协会等行业组织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集群品牌建设、构建行业环保标准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在广东的市场环境下，其实可以鼓励粤商在政府、政协、工商联等不同框架下，在不同层面形成一个个行业自律共同体，让政府无需总是和个别企业沟通具体问题，而是借由行业组织来贯彻政府意图和反映企业需求。由此将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企业自律结合起来，形成更有效率的政商关系。 最后，构建地方政府和企业家高层常规沟通渠道，以解决关键性问题。在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由于面临种种新形势和新问题，所以不太可能完全依赖顶层设计来解决问题，还必须要有地方政府和企业、企业家的高层及常规沟通渠道，这样才能更加灵活应对变化，解决产业升级转型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比如，2018年8月24日颁布的《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所提出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社会保险成本、用地成本、运输成本等十项重大举措，便充分吸纳了当年度的“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成果。
本次座谈会的议题集中于解决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问题，一些关键性举措如建设全省数字中心、扶持高科技企业发展、减免相关税费等都得到了深入探讨，很多提议具备即时可行性。比如，东莞市政协常委、易事特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何思模就建议，要大力发展数字产业，支持数据中心产业发展，同时要重视数字乡村建设，优先安排数字农业农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地，支持和培育壮大农业农村数字产业化主体，等等，这些建议得到了马兴瑞省长肯定和与会代表的赞同。
良性政商关系的制度示范
省政协主席王荣在主持座谈会时指出，“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是广东推进协商民主、创新协商平台的成功探索和实践。在这一协商民主品牌的示范带动下，全省已有17个地市、70个县区建立起政府主要领导与企业家代表在政协面对面协商的机制。这从侧面说明，“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的价值不仅在于关键时刻解决关键问题，更在于将政商关系的制度化建设推向更广阔和更深刻的层面。
值得指出的是，“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和行业协会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其发展前景也就不止于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要更加深入地探索未来制度化政商关系建设，在制度层面作出更多尝试，为更广阔层面的良性的、制度化的政商关系建设给出示范。这也意味着，在制度化政商关系建设方面，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前景广阔。
鼓励粤商勇于尝试、在创新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已从原来的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也在于创新。而企业和企业家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靠政策所创造的创新空间。粤商本来就有“敢为天下先”的传统，在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上，应该鼓励其走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道路，而政府则需要学习先进企业的首创精神，在人才引进、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企业待遇等方面有更大胆的尝试。
加强粤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多层次有机联系。“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是省政府和省政协主导的政商关系沟通举措。实际上，在省、市、县、乡镇等各个层级的地方政府，也应敢想敢试，给予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的企业家更多行业调研空间和参政便利。前者可以发挥企业家作为行业领头羊的作用，后者可以将行业需求和政府政策更有机地结合起来。
加强对于粤商集中反映问题的制度化回应。如，在2018年上半年的“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举办后，根据马兴瑞省长的批示和省政府办公厅的办理意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与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等16个单位，在对本届座谈会提出的13个方面的意见、建议进行研究后，给出了《2018年上半年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为政商关系的制度化打造良好的制度文化和社会氛围。在当前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的情况下，政府更应鼓励企业家进入公益慈善领域，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取得政府和公众更大的信任度，让政商关系助推企业和公众、政府和公众之间关系的改善，以及建立常规的政商关系、政社关系、社商关系的沟通渠道。
建设可传承的政商关系。即加强对企业家二代和年轻一代企业家的培养，使其在制度化、良性的政商关系中获得企业成长的机遇。在这次座谈会上，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开始崭露头角。这些年轻的企业家往往生长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受过国内外先进的教育，对于政商关系的理解和老一辈也迥然不同，而制度化的政商关系建设更加适合新一代的企业家。
作为制度化的政商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功实践了三年的“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不但注重帮助企业解决现实问题，助推行业升级发展，而且在打造“亲”“清”型政商关系方面迈出了制度化解决的关键步伐，可以说是新时代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典范性應用。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而立足“双统筹”，强化“内外循环”，扎实推动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正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出于这样的考量，由广东省政府、省政协举办的2020年下半年的“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将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会议主题，并由此促成了疫情之下精英企业家与省政府高层领导之间的一次深度对话。
座谈会上，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王珺通报了主题调研情况。14位粤商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就“十四五”期间的重点经济任务和目标踊跃发言。省长马兴瑞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并不时给予积极回应。
笔者作为广东省政协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曾3次参加“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相比以往几届，这次参会的粤商有两个特点：一是高科技型企业较多，这彰显了政府通过科技应对消费升级，和通过科技促进产业升级的决心。会上，企业家们围绕建设数字中心、强化供应链改造、打造外向型企业支持系统、加强广东企业品牌建设、加快产业基础共性技术创新等题目展开对话。而众多科技型企业积极进取的态度，也说明粤商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已具备相当能力和充满必胜信心。二是参会企业中，非广州、非深圳的企业较多。之前几届座谈会都有较多广深企业参加，并由苏志刚、马化腾、王传福、汪建等名企业家领衔。但这一次参与的企业家除少数物流和办公软件等企业来自广深外，其余多来自东莞、佛山，甚至还包括河源等珠三角外的地市。这说明在广深之外，广东其它城市的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广东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有了更多的抓手和着力点。
产业转型升级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仅靠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是做不起来的，必须要有政府政策的支持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在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美国传统上是最倾向于个人主义的，但多数企业认为，在拓展海外市场、吸引资金、吸引和留住人才、提供基础设施、确保信息安全等方面，企业更需政府的支持。像1990年代以来美国产业的科技化升级，就有政府布局信息产业的关键性影响。
具有上百年市场经济经验的美国，其产业升级转型尚需在多个层面获得政府支持，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几十年的国家，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角色显得更为重要。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政府所打造的市场环境，企业能深耕出多深厚的政商关系也很关键：地方政府的支持往往能让企业在招商中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散乱无序、个人化的政商关系不足以承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任。平心而论，政商关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很多并非本质上的问题，而是制度化程度不足所带来的操作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重塑中国政商关系的关键，必然是制度化与规范化，将个人因素替换为企业法人与政府之间的制度性交往，将政商关系纳入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制度化发展之路。
“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应被视为广东省推进政商关系制度化的一个创举。座谈会由省政府、省政协主办，邀请省长、省政府主要组成部门负责人和本省企业家代表，每半年选择一个题目进行沟通，省政府和企业家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和想法进行交流。以往几届座谈会的成功举办，说明以协商民主的方式推动政府和企业的良性互动，其效率和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更重要的是，“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并非孤立的政商沟通案例，而是政商关系制度化建设的组成部分。
打造良性政商关系要走制度化道路
政商关系建设是一个历史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調指出建设中国的政商关系要秉持“亲”“清”原则。在实践中，要实现此种“亲”“清”型良性政商关系，不宜单纯指望官员和企业家的人品和自觉，而要靠具体的制度化建设。立足现实打造制度化的良性政商关系，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搭建科学的政策法律框架，打造“企业友好型”市场环境。民营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企创造了中国60%以上的GDP和80%以上的就业，而民营企业家们最关心的几个问题，包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正常经商活动秩序的维护，为企业发展而进行的融资，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对企业创新精神的鼓励，等等，都需要在政策和法律层面给予直接支持。记得在2019年的“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就提出，希望省政府在本省品牌企业面临知识产权侵权时，能积极保护企业知识产权和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其次，支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民企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和社会环境的支持，而经济发展也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相应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因此，民企需要对社会发展进步负一定的社会责任。过去几年，广东省的民营企业在非公有企业党建工作、精准扶贫、创新发展、创立民族品牌、行业社会体系、参与社会治理、节能环保、关爱员工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前列。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因此政商关系在本质上还体现为公众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关系。企业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有助于企业和政府、公众公开沟通，达成企业家和社会公众之间的良好互动，实际上也是在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塑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再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作用，让企业自律与行业自律结合起来。即在社会力量参与方面，在市场服务社会的专业领域，需要发展更多的行业组织，借助商会、行业协会等的组织协调，形成行业影响力，让产业内的企业协同发展。在广东，诸如深圳服装协会、资本市场协会等行业组织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集群品牌建设、构建行业环保标准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在广东的市场环境下，其实可以鼓励粤商在政府、政协、工商联等不同框架下，在不同层面形成一个个行业自律共同体，让政府无需总是和个别企业沟通具体问题，而是借由行业组织来贯彻政府意图和反映企业需求。由此将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企业自律结合起来，形成更有效率的政商关系。 最后，构建地方政府和企业家高层常规沟通渠道，以解决关键性问题。在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由于面临种种新形势和新问题，所以不太可能完全依赖顶层设计来解决问题，还必须要有地方政府和企业、企业家的高层及常规沟通渠道，这样才能更加灵活应对变化，解决产业升级转型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比如，2018年8月24日颁布的《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所提出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社会保险成本、用地成本、运输成本等十项重大举措，便充分吸纳了当年度的“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成果。
本次座谈会的议题集中于解决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问题，一些关键性举措如建设全省数字中心、扶持高科技企业发展、减免相关税费等都得到了深入探讨，很多提议具备即时可行性。比如，东莞市政协常委、易事特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何思模就建议，要大力发展数字产业，支持数据中心产业发展，同时要重视数字乡村建设，优先安排数字农业农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地，支持和培育壮大农业农村数字产业化主体，等等，这些建议得到了马兴瑞省长肯定和与会代表的赞同。
良性政商关系的制度示范
省政协主席王荣在主持座谈会时指出，“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是广东推进协商民主、创新协商平台的成功探索和实践。在这一协商民主品牌的示范带动下，全省已有17个地市、70个县区建立起政府主要领导与企业家代表在政协面对面协商的机制。这从侧面说明，“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的价值不仅在于关键时刻解决关键问题，更在于将政商关系的制度化建设推向更广阔和更深刻的层面。
值得指出的是，“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和行业协会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其发展前景也就不止于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要更加深入地探索未来制度化政商关系建设，在制度层面作出更多尝试，为更广阔层面的良性的、制度化的政商关系建设给出示范。这也意味着，在制度化政商关系建设方面，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前景广阔。
鼓励粤商勇于尝试、在创新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已从原来的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也在于创新。而企业和企业家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靠政策所创造的创新空间。粤商本来就有“敢为天下先”的传统，在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上，应该鼓励其走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道路，而政府则需要学习先进企业的首创精神，在人才引进、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企业待遇等方面有更大胆的尝试。
加强粤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多层次有机联系。“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是省政府和省政协主导的政商关系沟通举措。实际上，在省、市、县、乡镇等各个层级的地方政府，也应敢想敢试，给予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的企业家更多行业调研空间和参政便利。前者可以发挥企业家作为行业领头羊的作用，后者可以将行业需求和政府政策更有机地结合起来。
加强对于粤商集中反映问题的制度化回应。如，在2018年上半年的“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举办后，根据马兴瑞省长的批示和省政府办公厅的办理意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与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等16个单位，在对本届座谈会提出的13个方面的意见、建议进行研究后，给出了《2018年上半年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为政商关系的制度化打造良好的制度文化和社会氛围。在当前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的情况下，政府更应鼓励企业家进入公益慈善领域，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取得政府和公众更大的信任度，让政商关系助推企业和公众、政府和公众之间关系的改善，以及建立常规的政商关系、政社关系、社商关系的沟通渠道。
建设可传承的政商关系。即加强对企业家二代和年轻一代企业家的培养，使其在制度化、良性的政商关系中获得企业成长的机遇。在这次座谈会上，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开始崭露头角。这些年轻的企业家往往生长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受过国内外先进的教育，对于政商关系的理解和老一辈也迥然不同，而制度化的政商关系建设更加适合新一代的企业家。
作为制度化的政商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功实践了三年的“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不但注重帮助企业解决现实问题，助推行业升级发展，而且在打造“亲”“清”型政商关系方面迈出了制度化解决的关键步伐，可以说是新时代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典范性應用。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