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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桂州窑遗址出土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造像及建筑材料，特别是陶塑佛教造像，包括释迦牟尼像、弟子像、武士像，是目前经考古发掘的窑址出土的最大一批佛教造像，是唐代佛教艺术的瑰宝。其中，3号窑的鼎盛当在中唐时期，释迦牟尼佛造像艺术很可能与鉴真有关，停烧当是受唐武宗灭佛事件的影响。
关键词：唐代；桂州窑遗址；佛教造像
中图分类号：K871.43；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6-0074-07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eramic Buddhist Statues
Excavated from the Guizhou Kiln Site
CHEN Xi1 HONG Deshan2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1；
（2.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Numerous Buddhist statues and building materials have been excavated from the site of a kiln in Guizhou， including many ceramic statues of warriors， Sakyamuni Buddha， and his disciples. These pieces comprise the largest group of statues excavated from the kiln site and represent a real treasury of Tang dynasty Buddhist art. Of the kilns at the site， kiln number three was particularly active in the mid-Tang dynasty， the Sakyamuni statue art of the period being associated with the famous monk Jian Zhen from the same dynasty. The making of the statues likely ended as a result of the persecution of Buddhism by Emperor Wu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Tang dynasty； Guizhou kiln site； Buddhist statue
桂州窯遗址，位于今桂林市雁山区柘木镇窑头村委上窑、下窑、窑头村。窑址于1965年发现，分布面积约2平方公里。原有10余座龙窑，1988年发掘了其中3座，命名为1-3号窑，均为斜坡式龙窑。此次发掘，共出土遗物4700余件，主要为民间日用青釉、黄釉陶瓷器和佛教用陶瓷器。1988年发掘之后，3号窑遗址出土的与佛教相关的遗物即引起了发掘者的关注{1}。但因仅有发掘简报面世，受资料的局限，没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讨论，研究工作没能深入开展下去，学界也再无研究成果问世。
桂州窑遗址出土遗物现全部藏于桂林博物馆，因人力所限，发掘报告短期内仍难以出版。为推动桂州窑及桂林地区的佛教文化研究，本文先行将窑址出土的最具特色的、直接与佛教相关的佛教造像资料加以整理，并对3号窑的年代作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对桂林佛教文化的关注。
一 释迦牟尼佛像
桂州窑遗址3号窑共出土释迦佛像18件，较完整者3件，余为残件。
（1）藏品06961号，通高24.2、宽14、厚12.2厘米。胎体中空，无釉。佛像面部丰满，目微闭，高鼻，垂耳，螺发，矮肉髻，着右衽交领“半披式”佛衣，袖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七瓣莲台之上（图一，1；图版一，2）。
（2）藏品06960号，通高24、宽13、厚12.2厘米。胎体中空，无釉。佛像目微闭，高鼻，垂耳，额印一白毫相，螺发，矮肉髻，着右衽交领“半披式”佛衣，袖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七瓣莲台上（图二，12；图版一，1）。
（3）藏品09492号，通高25、宽13.5、厚12.5厘米。形象与06960号相同（图一，3；图版一，5）。
二 弟子像
桂州窑3号窑出土弟子像共48件，有弟子迦叶像、阿难像。迦叶像较完整者2件，阿难头部残像3件。
（一）迦叶像
（1）藏品06959号，通高34.1、宽25、厚22厘米。胎体中空，无釉。光头，浓眉、目微闭，高鼻，垂耳，结跏趺坐，身披袈裟结蝶于胸前，左手置腹前，掌心向上，右手屈指置胸前，成佛手印（图一，5；图版一，3）。
（2）藏品09487号，通高34、宽24、厚21厘米。胎体中空，无釉。光头，斜眉，小眼，高鼻，垂耳，身着褒衣博带式佛衣，左手置于腹前，掌心向下，右手屈指置于胸前（图二，15；图版一，4）。
（二）阿难像
（1）藏品09495号，仅余头部，残高20.5、宽11厘米。头胪中空，耳孔与胪内腔相通。光头，细眼，高鼻，阔嘴，垂耳（图一，2）。
（2）藏品09496号，仅余头部，残高13、宽10厘米。头胪中空，耳孔与胪内腔相通。光头，斜眉，大眼，高鼻，阔嘴，垂耳（图二，11；图版二，2）。
（3）藏品09493号，仅余头部，残高12.2、宽8厘米。头胪中空。光头，目微张，高鼻，垂耳（图二，13；图版二，1）。 三 武士像
桂州窑3号窑出土武士像61件，1号窑出土4件，共65件，均为残件，其中头部残像10件。
（1）藏品09488号，出土时已残损，现已修复，通高32、宽18.5、厚60厘米。造型为板式浮雕，背板为长方形。武士头戴胄，高髻，身披铠甲，两臂有向上飘扬的焰肩，双手持剑于胸前，额刻二道皱纹，双目圆瞪，高鼻，齿外露，形貌凶猛（图一，4；图版一，6）。
（2）藏品09783号，仅余头部，残高9.2、宽7.8厘米。头戴胄，高髻，面部造型夸张，高鼻深目，形貌威武（图二，1；图版二，8）。
（3）藏品09777号，仅余头部，残高7.5、宽7.3厘米。头戴胄，面部造型夸张，高鼻深目，齿外露，面目狰狞（图二，2；图版二，6）。
（4）藏品09780号，仅余面部，残高8、宽5.2厘米。施青黄釉。五官偏上，下颚肥圆，高鼻深目，面目威武（图二，3；图版二，7）。
（5）藏品09776号，仅余头部，残高9.5、宽7.5厘米。头戴胄，高鼻，目圆瞪，齿外露（图二，4；图版二，5）。
（6）藏品09781号，仅余头部，残高7、宽6厘米。面部造型似09776号（图二，5）。
（7）藏品09775号，仅余头部，脸部近圆形，残高4.8、宽4.2厘米。施青黄釉。头戴胄，锯齿状斜眉，斜目，高鼻（图二，6）。
（8）藏品09779号，仅余头部，残高4.5、宽4.1厘米。制作粗糙，五官仅作简单刻画，应为半成品（图二，7）。
（9）藏品09784号，仅余头部，残高8、宽5.5厘米。头戴胄，矮髻，斜眉，鼓眼，高鼻（图二，8）。
（10）藏品09497号，仅余头部，残高8.7、宽7厘米。头戴胄，高髻，瞪眼、高鼻、额刻二道皱纹（图二，15；图版二，3）。
四 桂州窑遗址3号窑的年代探讨
发掘简报认为，桂州窑遗址3座窑的时代，以2号窑的时代最为清晰，地层中有“加右（嘉祐）二年（1057）”、“加右六年（1061）”、“熙宁四年（1071）”纪年瓷器残片。因此，2号窑为北宋时期，其下限在北宋中期；1号窑没有发现纪年材料，依据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推断其创烧于南朝末年，兴于隋，而终于初唐；3号窑第{5}层出土一件有“神”字文的碗足残片，唐代有“神”字年号的，只有武则天的“神功”（697）和中宗李显的“神龙”（705—707），对于这一纪年材料，发掘者谨慎地推断，此件器物的烧造时间当在公元697—705年之间，而并没有据此推断3号窑的年代，而是依据出土遗物与桂林西山、伏波山摩崖造像及西山西庆林寺出土遗物相对比，推断其为唐代中、晚期。
此年代结论值得细究：
其一，发掘的3座窑，1号窑位置相对独立，2、3号窑有叠压关系，属于3号窑的地层为第4、5层，第3层为间隔层，厚40—60厘米，为松软的黄色亚黏土，较纯净，仅夹杂少量2、3号窑的瓷片，且2、3号窑的时代区分是明显的。因此，第3层应是唐、宋两代的间歇层。此间歇层的形成，很可能与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的滅佛事件有关。桂州窑3号窑出土遗物，可见器形者，除日用器及装烧用具，以佛教塑像及建筑构建为大宗，它的停烧与灭佛事件存有逻辑关系是符合情理的，因此其年代下限不会逾过唐武宗会昌年间。
其二，唐武宗灭佛事件对桂州佛教的直接影响有唐代文献为佐证。唐人莫休符在《桂林风土记》中记：
寺在府之西郭郊三里，甫近隐山，旧号西庆林寺，武宗废毁宣宗再崇。峰峦牙张，云林交映，为一府胜游之所。寺有古像，征于碑碣，盖卢舍那佛之所报身也。此地元本荆臻，并无寺宇。因大水漂流巨材至，时有工人操斧斤斫伐，将欲下斫，忽见一位梵僧立在木旁，有曰：“此木有灵，尔宜勿伐。”既而罢去。又有洗蔬者于其上则浮，濯董辛于其上又沈，雅契梵僧之言。由是咸知有灵，遂刻削为僧佛。当则天后临朝之日，梦金人长一丈六尺，乞袈裟。及诏大臣问其事，皆莫能解。旋奏：“陛下既有此梦，乞依梦中造袈裟，悬于国门，以俟符验。”明早，大臣奏：“悬袈裟忘收，已失。”遂诏天下求之，已在桂州卢舍那佛身。至今尊卑归敬，遐迩钦崇。”[2]
此段文献有两点值得注意：武宗毁佛直接波及桂州西庆林寺；西庆林寺的兴盛与武则天有关。关于桂林西庆林寺遗址，在1983年文物普查中，曾进行过考古勘探与试掘，试掘出土的遗物现藏于桂林博物馆，其中亦有陶质武士塑像两件：藏品09501号，仅余头部，残高6.2、宽7厘米。头戴胄，额刻二道皱纹，怒目圆瞪，齿外露（图二，9）；藏品09502号，仅余头部，残高9.1、宽7.5厘米。头戴胄，高髻，高鼻深目（图二，10；图版二，4）。造像艺术特点与桂州窑出土的武士像相同，为桂州窑烧造无疑。下限到初唐的桂州1号窑已开始烧造佛教用品，如武士像（图二，8）、莲花文瓦当等。但从发掘的情况来看，1号窑这类产品数量有限，其规模不能与3号窑相比，显然无法满足桂州初唐以来佛教兴盛的需求。再结合“神”字碗足残片，3号窑与1号窑应是一脉相承的，初唐即已开窑。
其三，发掘简报判断3号窑年代的另一个依据是，出土释迦牟尼塑像衣饰与桂林西山、伏波山中、晚唐摩崖造像相似。但通过实地仔细观察比对，二者还是存在差异的。伏波山中、晚唐摩崖造像主尊佛衣为右袒半披式。而桂州窑出土的保存较为完整的3尊释迦牟尼佛，无一例外都着右衽交领半披式佛衣，此着衣样式与日本唐招提寺鉴真和尚夹苎漆像的右衽交领偏衫衣着非常接近[3]。
鉴真（687—763），生活的时代为盛唐与中唐之交，唐代佛教的律学大师，亦精于寺庙营造、造像艺术及医学，天宝年间，受日本遣唐使之邀，东渡日本传法。鉴真先后六次东渡，第六次才成功到达日本。唐天宝七年（748）春，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因途中遇到风浪，船漂到今海南岛，后从雷州半岛登陆，辗转来到桂州城： 大和上更与二师作方便，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同行人僧祥彦、神仓、光演、顿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荣叡、普照、思託等道俗一十四人，及化得水手一十八人，又余乐相随者，合有三十五人。
……
三日三夜便达雷州，罗州、辨州、象州、白州、偏州、藤州、梧州、桂州等官人、僧道、父老迎送礼拜，供养承事，其事无量，不可言记。始安都督上党公冯古璞等步出城外，五体投地，接足而礼，引入开元寺。初开佛殿，香气满城。城中僧徒擎幢，烧香唱梵，云集寺中。州县官人百姓，填满街衢，礼拜赞叹，日夜不绝。冯都督来自手行食，供养众僧，请大和上受菩萨戒。其所都督七十四州官人、选举试学人，并集此州，随都督受菩萨戒人，其数无量。大和上留住一年。[4]50-66
上文所谓“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即：
海粮……；兼将画五顶像一铺、宝像一铺、金泥像一躯、六扇佛菩萨障子一具、金字《华严经》一部、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金字《大涅槃经》一部、《杂经论章疏》都一百部……袈裟一千千领、褊衫一千对、坐具一千床……僧祥彦、道兴、德清、荣叡、普照、思託等一十七人，玉作人、画师、雕檀、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都百八十五人，同驾一只舟。[4]26
鉴真随船携带佛经、佛衣、工匠东渡日本，目的是往日本传经授法，但船遇风浪，漂到了海南岛，在海南岛留驻一年，后辗转到达桂州城，亦留驻一年。鉴真在两地登坛授戒，讲律度人，舍物建寺，备办的“百物”大部分留在了今海南及桂林两地，其对两地佛教艺术之影响是可以想见的；桂州3号窑大量烧造的佛教艺术品、建筑构建之一部分或与鉴真有关。
有鉴于以上几点，桂州3号窑的时代，应可定在盛唐到中唐时期，其下限以武宗会昌灭佛为界。
结 语
桂林佛教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抗战形势恶化，大批学者内迁桂林，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桂林的文物古迹。如陈志良、罗香林等先贤即对桂林的佛教文化遗迹做了调查研究，为现代研究桂林佛教文化的先驱，学术上的创见泽被当代。桂州窑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特别是3号窑遗址出土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遗物，为研究唐代中前期桂林的佛教艺术，以及桂林佛教文化的源头、内涵及其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材料。
参考文献：
[1]桂林博物馆.广西桂州窑遗址[J].考古学报，1994（4）：499-526.
[2]莫休符.桂林風土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9-10.
[3]费泳.中国佛教艺术中的佛衣样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2：81.
[4]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M].梁明院，校注.扬州：广陵书社，2010：50-66.
关键词：唐代；桂州窑遗址；佛教造像
中图分类号：K871.43；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6-0074-07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eramic Buddhist Statues
Excavated from the Guizhou Kiln Site
CHEN Xi1 HONG Deshan2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1；
（2.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Numerous Buddhist statues and building materials have been excavated from the site of a kiln in Guizhou， including many ceramic statues of warriors， Sakyamuni Buddha， and his disciples. These pieces comprise the largest group of statues excavated from the kiln site and represent a real treasury of Tang dynasty Buddhist art. Of the kilns at the site， kiln number three was particularly active in the mid-Tang dynasty， the Sakyamuni statue art of the period being associated with the famous monk Jian Zhen from the same dynasty. The making of the statues likely ended as a result of the persecution of Buddhism by Emperor Wu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 Tang dynasty； Guizhou kiln site； Buddhist statue
桂州窯遗址，位于今桂林市雁山区柘木镇窑头村委上窑、下窑、窑头村。窑址于1965年发现，分布面积约2平方公里。原有10余座龙窑，1988年发掘了其中3座，命名为1-3号窑，均为斜坡式龙窑。此次发掘，共出土遗物4700余件，主要为民间日用青釉、黄釉陶瓷器和佛教用陶瓷器。1988年发掘之后，3号窑遗址出土的与佛教相关的遗物即引起了发掘者的关注{1}。但因仅有发掘简报面世，受资料的局限，没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讨论，研究工作没能深入开展下去，学界也再无研究成果问世。
桂州窑遗址出土遗物现全部藏于桂林博物馆，因人力所限，发掘报告短期内仍难以出版。为推动桂州窑及桂林地区的佛教文化研究，本文先行将窑址出土的最具特色的、直接与佛教相关的佛教造像资料加以整理，并对3号窑的年代作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对桂林佛教文化的关注。
一 释迦牟尼佛像
桂州窑遗址3号窑共出土释迦佛像18件，较完整者3件，余为残件。
（1）藏品06961号，通高24.2、宽14、厚12.2厘米。胎体中空，无釉。佛像面部丰满，目微闭，高鼻，垂耳，螺发，矮肉髻，着右衽交领“半披式”佛衣，袖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七瓣莲台之上（图一，1；图版一，2）。
（2）藏品06960号，通高24、宽13、厚12.2厘米。胎体中空，无釉。佛像目微闭，高鼻，垂耳，额印一白毫相，螺发，矮肉髻，着右衽交领“半披式”佛衣，袖手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七瓣莲台上（图二，12；图版一，1）。
（3）藏品09492号，通高25、宽13.5、厚12.5厘米。形象与06960号相同（图一，3；图版一，5）。
二 弟子像
桂州窑3号窑出土弟子像共48件，有弟子迦叶像、阿难像。迦叶像较完整者2件，阿难头部残像3件。
（一）迦叶像
（1）藏品06959号，通高34.1、宽25、厚22厘米。胎体中空，无釉。光头，浓眉、目微闭，高鼻，垂耳，结跏趺坐，身披袈裟结蝶于胸前，左手置腹前，掌心向上，右手屈指置胸前，成佛手印（图一，5；图版一，3）。
（2）藏品09487号，通高34、宽24、厚21厘米。胎体中空，无釉。光头，斜眉，小眼，高鼻，垂耳，身着褒衣博带式佛衣，左手置于腹前，掌心向下，右手屈指置于胸前（图二，15；图版一，4）。
（二）阿难像
（1）藏品09495号，仅余头部，残高20.5、宽11厘米。头胪中空，耳孔与胪内腔相通。光头，细眼，高鼻，阔嘴，垂耳（图一，2）。
（2）藏品09496号，仅余头部，残高13、宽10厘米。头胪中空，耳孔与胪内腔相通。光头，斜眉，大眼，高鼻，阔嘴，垂耳（图二，11；图版二，2）。
（3）藏品09493号，仅余头部，残高12.2、宽8厘米。头胪中空。光头，目微张，高鼻，垂耳（图二，13；图版二，1）。 三 武士像
桂州窑3号窑出土武士像61件，1号窑出土4件，共65件，均为残件，其中头部残像10件。
（1）藏品09488号，出土时已残损，现已修复，通高32、宽18.5、厚60厘米。造型为板式浮雕，背板为长方形。武士头戴胄，高髻，身披铠甲，两臂有向上飘扬的焰肩，双手持剑于胸前，额刻二道皱纹，双目圆瞪，高鼻，齿外露，形貌凶猛（图一，4；图版一，6）。
（2）藏品09783号，仅余头部，残高9.2、宽7.8厘米。头戴胄，高髻，面部造型夸张，高鼻深目，形貌威武（图二，1；图版二，8）。
（3）藏品09777号，仅余头部，残高7.5、宽7.3厘米。头戴胄，面部造型夸张，高鼻深目，齿外露，面目狰狞（图二，2；图版二，6）。
（4）藏品09780号，仅余面部，残高8、宽5.2厘米。施青黄釉。五官偏上，下颚肥圆，高鼻深目，面目威武（图二，3；图版二，7）。
（5）藏品09776号，仅余头部，残高9.5、宽7.5厘米。头戴胄，高鼻，目圆瞪，齿外露（图二，4；图版二，5）。
（6）藏品09781号，仅余头部，残高7、宽6厘米。面部造型似09776号（图二，5）。
（7）藏品09775号，仅余头部，脸部近圆形，残高4.8、宽4.2厘米。施青黄釉。头戴胄，锯齿状斜眉，斜目，高鼻（图二，6）。
（8）藏品09779号，仅余头部，残高4.5、宽4.1厘米。制作粗糙，五官仅作简单刻画，应为半成品（图二，7）。
（9）藏品09784号，仅余头部，残高8、宽5.5厘米。头戴胄，矮髻，斜眉，鼓眼，高鼻（图二，8）。
（10）藏品09497号，仅余头部，残高8.7、宽7厘米。头戴胄，高髻，瞪眼、高鼻、额刻二道皱纹（图二，15；图版二，3）。
四 桂州窑遗址3号窑的年代探讨
发掘简报认为，桂州窑遗址3座窑的时代，以2号窑的时代最为清晰，地层中有“加右（嘉祐）二年（1057）”、“加右六年（1061）”、“熙宁四年（1071）”纪年瓷器残片。因此，2号窑为北宋时期，其下限在北宋中期；1号窑没有发现纪年材料，依据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推断其创烧于南朝末年，兴于隋，而终于初唐；3号窑第{5}层出土一件有“神”字文的碗足残片，唐代有“神”字年号的，只有武则天的“神功”（697）和中宗李显的“神龙”（705—707），对于这一纪年材料，发掘者谨慎地推断，此件器物的烧造时间当在公元697—705年之间，而并没有据此推断3号窑的年代，而是依据出土遗物与桂林西山、伏波山摩崖造像及西山西庆林寺出土遗物相对比，推断其为唐代中、晚期。
此年代结论值得细究：
其一，发掘的3座窑，1号窑位置相对独立，2、3号窑有叠压关系，属于3号窑的地层为第4、5层，第3层为间隔层，厚40—60厘米，为松软的黄色亚黏土，较纯净，仅夹杂少量2、3号窑的瓷片，且2、3号窑的时代区分是明显的。因此，第3层应是唐、宋两代的间歇层。此间歇层的形成，很可能与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的滅佛事件有关。桂州窑3号窑出土遗物，可见器形者，除日用器及装烧用具，以佛教塑像及建筑构建为大宗，它的停烧与灭佛事件存有逻辑关系是符合情理的，因此其年代下限不会逾过唐武宗会昌年间。
其二，唐武宗灭佛事件对桂州佛教的直接影响有唐代文献为佐证。唐人莫休符在《桂林风土记》中记：
寺在府之西郭郊三里，甫近隐山，旧号西庆林寺，武宗废毁宣宗再崇。峰峦牙张，云林交映，为一府胜游之所。寺有古像，征于碑碣，盖卢舍那佛之所报身也。此地元本荆臻，并无寺宇。因大水漂流巨材至，时有工人操斧斤斫伐，将欲下斫，忽见一位梵僧立在木旁，有曰：“此木有灵，尔宜勿伐。”既而罢去。又有洗蔬者于其上则浮，濯董辛于其上又沈，雅契梵僧之言。由是咸知有灵，遂刻削为僧佛。当则天后临朝之日，梦金人长一丈六尺，乞袈裟。及诏大臣问其事，皆莫能解。旋奏：“陛下既有此梦，乞依梦中造袈裟，悬于国门，以俟符验。”明早，大臣奏：“悬袈裟忘收，已失。”遂诏天下求之，已在桂州卢舍那佛身。至今尊卑归敬，遐迩钦崇。”[2]
此段文献有两点值得注意：武宗毁佛直接波及桂州西庆林寺；西庆林寺的兴盛与武则天有关。关于桂林西庆林寺遗址，在1983年文物普查中，曾进行过考古勘探与试掘，试掘出土的遗物现藏于桂林博物馆，其中亦有陶质武士塑像两件：藏品09501号，仅余头部，残高6.2、宽7厘米。头戴胄，额刻二道皱纹，怒目圆瞪，齿外露（图二，9）；藏品09502号，仅余头部，残高9.1、宽7.5厘米。头戴胄，高髻，高鼻深目（图二，10；图版二，4）。造像艺术特点与桂州窑出土的武士像相同，为桂州窑烧造无疑。下限到初唐的桂州1号窑已开始烧造佛教用品，如武士像（图二，8）、莲花文瓦当等。但从发掘的情况来看，1号窑这类产品数量有限，其规模不能与3号窑相比，显然无法满足桂州初唐以来佛教兴盛的需求。再结合“神”字碗足残片，3号窑与1号窑应是一脉相承的，初唐即已开窑。
其三，发掘简报判断3号窑年代的另一个依据是，出土释迦牟尼塑像衣饰与桂林西山、伏波山中、晚唐摩崖造像相似。但通过实地仔细观察比对，二者还是存在差异的。伏波山中、晚唐摩崖造像主尊佛衣为右袒半披式。而桂州窑出土的保存较为完整的3尊释迦牟尼佛，无一例外都着右衽交领半披式佛衣，此着衣样式与日本唐招提寺鉴真和尚夹苎漆像的右衽交领偏衫衣着非常接近[3]。
鉴真（687—763），生活的时代为盛唐与中唐之交，唐代佛教的律学大师，亦精于寺庙营造、造像艺术及医学，天宝年间，受日本遣唐使之邀，东渡日本传法。鉴真先后六次东渡，第六次才成功到达日本。唐天宝七年（748）春，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因途中遇到风浪，船漂到今海南岛，后从雷州半岛登陆，辗转来到桂州城： 大和上更与二师作方便，造舟、买香药，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同行人僧祥彦、神仓、光演、顿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荣叡、普照、思託等道俗一十四人，及化得水手一十八人，又余乐相随者，合有三十五人。
……
三日三夜便达雷州，罗州、辨州、象州、白州、偏州、藤州、梧州、桂州等官人、僧道、父老迎送礼拜，供养承事，其事无量，不可言记。始安都督上党公冯古璞等步出城外，五体投地，接足而礼，引入开元寺。初开佛殿，香气满城。城中僧徒擎幢，烧香唱梵，云集寺中。州县官人百姓，填满街衢，礼拜赞叹，日夜不绝。冯都督来自手行食，供养众僧，请大和上受菩萨戒。其所都督七十四州官人、选举试学人，并集此州，随都督受菩萨戒人，其数无量。大和上留住一年。[4]50-66
上文所谓“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载所备”，即：
海粮……；兼将画五顶像一铺、宝像一铺、金泥像一躯、六扇佛菩萨障子一具、金字《华严经》一部、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金字《大涅槃经》一部、《杂经论章疏》都一百部……袈裟一千千领、褊衫一千对、坐具一千床……僧祥彦、道兴、德清、荣叡、普照、思託等一十七人，玉作人、画师、雕檀、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都百八十五人，同驾一只舟。[4]26
鉴真随船携带佛经、佛衣、工匠东渡日本，目的是往日本传经授法，但船遇风浪，漂到了海南岛，在海南岛留驻一年，后辗转到达桂州城，亦留驻一年。鉴真在两地登坛授戒，讲律度人，舍物建寺，备办的“百物”大部分留在了今海南及桂林两地，其对两地佛教艺术之影响是可以想见的；桂州3号窑大量烧造的佛教艺术品、建筑构建之一部分或与鉴真有关。
有鉴于以上几点，桂州3号窑的时代，应可定在盛唐到中唐时期，其下限以武宗会昌灭佛为界。
结 语
桂林佛教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抗战形势恶化，大批学者内迁桂林，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桂林的文物古迹。如陈志良、罗香林等先贤即对桂林的佛教文化遗迹做了调查研究，为现代研究桂林佛教文化的先驱，学术上的创见泽被当代。桂州窑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特别是3号窑遗址出土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遗物，为研究唐代中前期桂林的佛教艺术，以及桂林佛教文化的源头、内涵及其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材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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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休符.桂林風土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9-10.
[3]费泳.中国佛教艺术中的佛衣样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2：81.
[4]唐大和上东征传校注[M].梁明院，校注.扬州：广陵书社，2010：5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