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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新年已过，我却仍然处于回顾之中。现把2011年我在香港观赏过的最值得回忆的音乐会和影片，略作交代，愿在此与读者共享。
2011年我听的音乐会远超过其他表演艺术，除此之外，电影——特别是老电影，看得也很多。
也许这两种兴趣是不合潮流的，然而几天前的下午，在库布里克（Kubrick） 咖啡店碰到三个年轻人，萍水相逢，竟然谈了三个小时，谈的全是老电影；且又交了一群“马勒仔”，每逢有马勒的音乐会必到，完后大家对乐曲和指挥品头论足，不亦乐乎，原来香港也有不少古典音乐和老电影迷，虽属小众，但吾道不孤。谁说香港是文化沙漠？
灵魂飞上天
2011年是马勒年（他逝世100周年纪念）。我本来就是一个马勒迷，所以最值得回忆的节目，是香港管弦乐团演奏我最心爱的马勒作品《大地之歌》（9月11至12日）。
这一次演出，可说是完全到位，两位歌唱家把曲中情绪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的“惜别”长达半个钟头，女中音米歇尔?德?扬（Michelle de Young）唱得令我感动万分。港乐总监迪华特（Edo de Waart）指挥的三场柴可夫斯基音乐会（6月底）虽然卖座，却没有新意，反而是他在艺术节献上的冷门节目：策姆林斯基（Zemlinsky）的《抒情交响乐》令我念念难忘，这首足可与《大地之歌》比美，而且歌词也来自东方：泰戈尔的爱情诗，然而据闻票房不佳。
另一场令我念念不忘的马勒音乐会是马勒室内交响乐团演奏的《第四交响曲》。我并不太欣赏指挥丹尼尔?哈丁（Daniel Harding）的诠释，但乐队奏得实在出神入化，到了最后乐章，我的灵魂早已飞上天了！相较之下，后来访港的维也纳爱乐却不见得那么精彩或精致。名气大，票价贵，但并不能保证场场都有水准。可惜我未能到台北或北京去恭聆柏林爱乐演奏的马勒《第九交响曲》，据说甚为出色。
令我获益更丰的当然是每年春天的香港艺术节，2011年的节目甚为精彩，乐迷们公认西西莉娅?巴托丽（Cecilia Bartoli）的两场演唱会（2月22日至24日）实在令人“叹为听止”，我在节目单上不觉写下不少英文（以备写乐评之用）: captivating（迷人）、pure magic（富有魔力）、bellissima（美极了）! 除此之外，名指挥家里卡尔多?夏伊（Riccardo Chailly）领导的莱比锡布叶大厅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以雷霆万钧之势，一气呵成，此曲难得（在现场）几回闻，只有第一流的乐团才能胜任。
香港的音乐节目之丰，不下于任何大都市，对我这个老乐迷而言，实在有福了。
为老友站台
2011年的香港电影乏善可陈，竞相制作大部头的武侠片，令人厌倦。香港特色尽失，只有继承警匪传统的《窃听风云》差强人意，因为剧本编得比较完整。
老套的类型拍多了，也有山穷水尽之时，只有等待创新。许鞍华的得奖片《桃姐》尚未公演，我有幸看了试映，感觉不错。令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一部“不合时宜”的“纪录戏剧片”——《大同》，以康有为流浪瑞典为故事，展现了崭新视野，令我震撼。该片导演陈耀成是香港人，现居纽约，是一个另类的学者型艺术家。
香港的纪录片无法和大陆相比，不料台湾异军突起，在11月中登陆香港，连演六部作家纪录片，总名叫《他们在岛屿写作》，我看了以王文兴为主角的《寻找背海的人》，并为老友站台。难得有如此敬重作家的电影，看得令我感动。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恐怕文学无此福气！
新出炉的好莱坞西片，也乏善可陈，过目即忘，只有两部影片使我回味无穷，但似乎都和老电影有关。伍迪?艾伦的新作《情迷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本身就是在怀旧，将海明威早年流浪巴黎的经验（在他的名作《流动的飨宴》有生动的描述）再现，却从伍迪的化身——也是一个美国作家的午夜奇遇带我们进入那一个早已失去“现代主义”的年代，让我也回到大学时代的《现代文学》杂志。为此片我特别写了一篇文章。
另一部是《生命树》（The Tree of Life），乃鬼才导演特伦斯?马利克（Terrence Malick）十年磨一剑的新作，内中有长达十多分钟描写地球起源的段落，与故事内容不完全相关，但实在拍得好，不亚于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冒险记》。这两位导演都是好莱坞的异数，不管成绩如何，我是每片必看。《生命树》不见得是马利克的最佳作品，但依然与众不同。
也许我依然还是电影导演“作家论”的忠实信徒，但好的通俗片照样喜欢。最近看了一部印度片《Three Idiots》（《作死不离三兄弟》），此片几乎包罗了印度通俗影片所有的元素，但内容严肃，主题正是多年来人文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否真的在社会和家庭压力下变得唯利是图，不顾个人兴趣？求学目的何在？片中三个“傻瓜”其实不傻，导演更聪明，他绝对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并没有故意反抗现实的规范和功利的价值系统，却能玩观众情绪于指掌之上，既插科打诨又言之有理，带出真正主题。此片应在各中学轮流公演，或可激励学生为自己的前途作打算。
2011年春，香港电影节放映了不少难得看到的“大师级”影片，我只看了两部：《里斯本密语》（拉乌?卢易兹导演）和《都灵老马》（贝拉?塔尔导演），都是难得一见的“奇片”，也是当今一般导演拍不出来的诡异之作。前者像是葡萄牙的历史演义，又像“肥皂剧”，后者则不厌其烦地描述一个意大利农夫和他女儿最后七天人间地狱似的生活，沉闷不堪，却引人入胜！此类影片恐怕只能在影展中看到。住在香港也算有幸了，在别的城市——如北京和上海——大概无此福气。
（作者系学者、作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2011年我听的音乐会远超过其他表演艺术，除此之外，电影——特别是老电影，看得也很多。
也许这两种兴趣是不合潮流的，然而几天前的下午，在库布里克（Kubrick） 咖啡店碰到三个年轻人，萍水相逢，竟然谈了三个小时，谈的全是老电影；且又交了一群“马勒仔”，每逢有马勒的音乐会必到，完后大家对乐曲和指挥品头论足，不亦乐乎，原来香港也有不少古典音乐和老电影迷，虽属小众，但吾道不孤。谁说香港是文化沙漠？
灵魂飞上天
2011年是马勒年（他逝世100周年纪念）。我本来就是一个马勒迷，所以最值得回忆的节目，是香港管弦乐团演奏我最心爱的马勒作品《大地之歌》（9月11至12日）。
这一次演出，可说是完全到位，两位歌唱家把曲中情绪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的“惜别”长达半个钟头，女中音米歇尔?德?扬（Michelle de Young）唱得令我感动万分。港乐总监迪华特（Edo de Waart）指挥的三场柴可夫斯基音乐会（6月底）虽然卖座，却没有新意，反而是他在艺术节献上的冷门节目：策姆林斯基（Zemlinsky）的《抒情交响乐》令我念念难忘，这首足可与《大地之歌》比美，而且歌词也来自东方：泰戈尔的爱情诗，然而据闻票房不佳。
另一场令我念念不忘的马勒音乐会是马勒室内交响乐团演奏的《第四交响曲》。我并不太欣赏指挥丹尼尔?哈丁（Daniel Harding）的诠释，但乐队奏得实在出神入化，到了最后乐章，我的灵魂早已飞上天了！相较之下，后来访港的维也纳爱乐却不见得那么精彩或精致。名气大，票价贵，但并不能保证场场都有水准。可惜我未能到台北或北京去恭聆柏林爱乐演奏的马勒《第九交响曲》，据说甚为出色。
令我获益更丰的当然是每年春天的香港艺术节，2011年的节目甚为精彩，乐迷们公认西西莉娅?巴托丽（Cecilia Bartoli）的两场演唱会（2月22日至24日）实在令人“叹为听止”，我在节目单上不觉写下不少英文（以备写乐评之用）: captivating（迷人）、pure magic（富有魔力）、bellissima（美极了）! 除此之外，名指挥家里卡尔多?夏伊（Riccardo Chailly）领导的莱比锡布叶大厅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以雷霆万钧之势，一气呵成，此曲难得（在现场）几回闻，只有第一流的乐团才能胜任。
香港的音乐节目之丰，不下于任何大都市，对我这个老乐迷而言，实在有福了。
为老友站台
2011年的香港电影乏善可陈，竞相制作大部头的武侠片，令人厌倦。香港特色尽失，只有继承警匪传统的《窃听风云》差强人意，因为剧本编得比较完整。
老套的类型拍多了，也有山穷水尽之时，只有等待创新。许鞍华的得奖片《桃姐》尚未公演，我有幸看了试映，感觉不错。令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一部“不合时宜”的“纪录戏剧片”——《大同》，以康有为流浪瑞典为故事，展现了崭新视野，令我震撼。该片导演陈耀成是香港人，现居纽约，是一个另类的学者型艺术家。
香港的纪录片无法和大陆相比，不料台湾异军突起，在11月中登陆香港，连演六部作家纪录片，总名叫《他们在岛屿写作》，我看了以王文兴为主角的《寻找背海的人》，并为老友站台。难得有如此敬重作家的电影，看得令我感动。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恐怕文学无此福气！
新出炉的好莱坞西片，也乏善可陈，过目即忘，只有两部影片使我回味无穷，但似乎都和老电影有关。伍迪?艾伦的新作《情迷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本身就是在怀旧，将海明威早年流浪巴黎的经验（在他的名作《流动的飨宴》有生动的描述）再现，却从伍迪的化身——也是一个美国作家的午夜奇遇带我们进入那一个早已失去“现代主义”的年代，让我也回到大学时代的《现代文学》杂志。为此片我特别写了一篇文章。
另一部是《生命树》（The Tree of Life），乃鬼才导演特伦斯?马利克（Terrence Malick）十年磨一剑的新作，内中有长达十多分钟描写地球起源的段落，与故事内容不完全相关，但实在拍得好，不亚于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冒险记》。这两位导演都是好莱坞的异数，不管成绩如何，我是每片必看。《生命树》不见得是马利克的最佳作品，但依然与众不同。
也许我依然还是电影导演“作家论”的忠实信徒，但好的通俗片照样喜欢。最近看了一部印度片《Three Idiots》（《作死不离三兄弟》），此片几乎包罗了印度通俗影片所有的元素，但内容严肃，主题正是多年来人文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否真的在社会和家庭压力下变得唯利是图，不顾个人兴趣？求学目的何在？片中三个“傻瓜”其实不傻，导演更聪明，他绝对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并没有故意反抗现实的规范和功利的价值系统，却能玩观众情绪于指掌之上，既插科打诨又言之有理，带出真正主题。此片应在各中学轮流公演，或可激励学生为自己的前途作打算。
2011年春，香港电影节放映了不少难得看到的“大师级”影片，我只看了两部：《里斯本密语》（拉乌?卢易兹导演）和《都灵老马》（贝拉?塔尔导演），都是难得一见的“奇片”，也是当今一般导演拍不出来的诡异之作。前者像是葡萄牙的历史演义，又像“肥皂剧”，后者则不厌其烦地描述一个意大利农夫和他女儿最后七天人间地狱似的生活，沉闷不堪，却引人入胜！此类影片恐怕只能在影展中看到。住在香港也算有幸了，在别的城市——如北京和上海——大概无此福气。
（作者系学者、作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