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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有两个妹妹，作为爷爷的孙女，我便有了两个姑奶奶。一个是大姑奶，一个是二姑奶。
新中国成立前，做小生意的曾祖父带着一家人进城时，大姑奶和二姑奶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进了城，顺势就嫁给了城里人。大姑奶嫁到了世代经商的陶家，做了太太;二姑奶嫁给一名铁路扳道工，做了小市民。
新中国成立后，陶家没落了，生活日渐拮据。日子过得不顺心，大姑奶常跑回娘家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诉苦。
二姑奶却日渐荣光。每次来我家，总是在几个姑姑簇拥下隆重登场，俨然成了杨家的主心骨。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寒冷的冬季，大姑老爷从人家挂在房檐下冻得硬邦邦的野兔身上找到灵感。第二天，就在院里垒灶支锅，凭着幼时老厨子摆弄风干兔肉的记忆，唤来大姑奶一起摆弄起风干兔肉来。直到兔肉的味道由淡到浓，由薄到厚，由稀到稠，几十种调料与兔肉契合浸润得分毫不差，有了当年老厨子做的味道，大姑奶将兔肉头是头、腿是腿地分割好，刷上明亮的小磨香油，推起一辆儿子幼时坐的小推车，装了个玻璃罩，来到离家不远的红光电影院门口，扯起全市第一家“陶记风干兔肉”的招幌。
物以稀为贵。在当年连猪肉都吃不起的年代，“陶记风干兔肉”奇货可居，靠几个老主顾，竟慢慢地活下来，成了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味道。
不久，爱动脑子的大姑老爷，不知又从哪儿学会了制作凉粉的技艺，只是又苦了瘦小的大姑奶，她每天扎着围裙围着大锅台呼呼拉风箱，在一大锅水即将烧开时，将绿豆淀粉化匀，掂着一根长木棒边倒边搅，抡勺盛盆。锅见了底，满锅壁还糊着一层白乎乎、黏糊糊的胶状物质，风一吹，锅壁干燥、绷紧、撕裂，卷起一片片凉粉锅巴。这些往往被扔的东西，都被大姑奶奶收好接济了娘家哥。
就这样，大姑奶家卖兔肉，又卖凉粉，没几年便发了家。再遇什么年节，大姑奶、大姑老爷来我家时，手里总是拎着大包小包的点心。
大姑老爷脸上刮着炫耀的春风，还没进院儿，就扯起嗓子喊我弟弟的名字，然后，像一股旋风般旋进屋内，把弟弟吓得哇哇大哭，他却仰头大笑，又悻悻走到鸡窝前，拧开铁丝，将公鸡母鸡们放出来，他在后边哄撵着，鸡乱飞乱跳乱叫，满院子灰尘滚滚，乌烟瘴气。
爷爷纹丝不动地坐在八仙桌旁的圈椅里，他用手指蘸着一碗清水在桌上画着小鸟，嘴里不停地叩着牙齿，用耳朵观察着院里动静。大姑老爷进门，爷爷笑盈盈地站起迎接，保持着做哥哥的矜持。大姑奶显然感到哥哥强压的不满和表面温和的严肃气氛，每次从院里出来，还没等拐过弯儿，就狠狠地甩开喝得满脸通红的大姑老爷的手，大步流星自顾自地向前走了。
眼见着两个儿子长大了，大姑老爷将制作风干兔肉的手艺向儿子手里一交，自己真正做起了“老爷”。每天晌午，阳光暖和起来后，就吆喝儿子左手端一个比人头还大的一茶缸浓茶水，右手提溜着一把藤椅走在前边，他则迈着方步哼着《秦雪梅吊孝》里“商郎、商郎”的戏词，晃晃悠悠跟在后边，来到小街西头那棵椿树下，一屁股将肥硕的身子装进藤椅里。或闭目养神，或压着藤椅“吱吱、嘎嘎”乱响，与几个屁股下垫着碎砖头的老头儿下棋。他大声调侃着指责着，巨大的优越感让大姑老爷的阔少遗风无处遁形。
小时候，奶奶常拉着我的手去大姑奶家走亲戚。中午吃饭时，常常想当然地盼着吃上兔肉，但这个愿望却连着几次落空。满桌子的菜，兔肉却不见半块。眼看着上了汤，饭场马上结束，再次感到吃兔肉无望的我，便“嘤嘤”哭起来。正笑吟吟的大姑奶将笑容收住，有些责怪地剜了大姑老爷一眼，跑进里屋拿出一个精致的塑料压花盒子，取出几块糖塞进我的手里，我一把将糖扔在地上。这时，奶奶说话了：“小孩子吃啥兔肉！明儿给你买！”我拖着哭腔：“前几天还说给我买冰棍呢，你买了吗？”奶奶一脸尴尬。
回家路上，自觉丢了面子的奶奶，在远处传来的文峰塔清脆悦耳的铃铛声中，把我整个人提溜着、拽着、拖着。我的两条小腿儿不管怎么快速倒腾也跟不上她的步子，我哭喊着去拽她的衣襟，奶奶回头狠劲扳开我的手指头，用下次不带我上大姑奶家吓唬我。一听奶奶的“威胁”，瞬间哭声便止。小小年纪，也嫌贫爱富，大姑奶奶家散落在窗台上、衣架上不起眼角落的1 分、2 分或5 分硬币对我是个极大的吸引，收集这些不同年份的硬币向弟弟炫耀是我最快乐的事。从此，再去大姑奶奶家，绝口不再提风干兔肉的事。
一晃儿，就上了初中。跟同学看琼瑶剧《情深深雨濛濛》，从电影院出来，一眼便看到那个熟悉的“陶记风干兔肉”的小摊，以及坐在寒风里佝偻成一团的大姑奶奶，她头发乱糟糟的，像团灰雾般被风拉得很长。看着大姑奶奶苍老的身影，心里一阵酸楚，我做贼似的赶忙用围巾把大半张脸裹住闪进人群，隐没在茫茫黑夜里。
静静地走在小巷深处，大姑奶皱巴巴的“风干兔肉”的叫卖声飞过几条街不断地轰炸着我的耳鼓。那句满是沧桑意味的“风干兔肉，陶家风干兔肉”的叫卖声充满我的耳鼓，堵在我的心口。想想这么晚了，为卖掉那几块小小的风干兔肉，大姑奶奶还蜷缩在寒风里。我突然对自己的行为生出深深的不安。我想，世事沧桑，由于眼界及格局的高下，看似真情实感的傷疤有时可能是种偏见和自虐。
不知何时，在邻人们家家节衣缩食过日子时，陶家对花钱没了概念。两个儿子不睡到日上三竿绝不起床，晚上也不正经出摊了，几十年积下的名号，以及在那块招牌上附着的无形资产，在大姑老爷去世后，竟没人要，没人扛了。
一天深夜，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传来，头缠着绷带的大姑奶冲进院子号啕大哭：老大找下的媳妇不吃葱，她忘了，大儿子便将啤酒瓶砸过来。老二整天喝酒滋事……第二天，一向做事沉稳的爷爷将大姑奶送回家，让她端坐在太师椅上，将两个醉醺醺的外甥从床上揪起来，命他们给大姑奶磕头。看着两个像患了软骨病的儿子，她哭自己命苦，又心疼俩儿子挨了打，哭着哭着，突然上气不接下气，身子后仰断了气。
姑奶奶出殡的头天晚上，奶奶把我领到躺在门板上的大姑奶奶遗体边，让我伸出手，又把大姑奶奶冰冷的手放在我手心里蹭了几下，我慌忙躲闪着。
“你大姑奶奶亲，挨挨她的手，保证你一辈子握笔不出手汗！”奶奶对我说。
一个寂寂的下午，突然想起大姑奶来，便专程从城东跑到城西，“吱吜”一声推开大门，走进那个萧条、寂寞的院子。环顾四周，靠着西墙，那个熬制凉粉的巨大锅台还在，只是锅没了，空留下布满蜘蛛网的黑洞及几捧炭灰，烟熏成黑色的墙上大铁钩还在，铁钩上挂着的半根绳子和半根锈铁丝，正随风“当、当”地一下一下拍打着墙面。
一切如旧，只是人去屋空。慢慢地走上台阶，走到紧紧锁闭的屋门前，隔着门缝往里看，只见满屋都是东倒西歪的破损家具，散发着一股阴冷的霉味气息。那个少了一条腿的小方凳子，印着我哭着闹着要吃风干兔肉的身影。
这时，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人行色匆匆地进到院儿里，一见落寞得像电线杆似的杵在那儿的我，他吓了一跳，大声质问：“你找谁？”被他这样一问，我也吓了一跳，竟一时语塞，慌乱中应了句：“找我大姑奶！”
“谁是你大姑奶？这屋早没人啦！出去！出去！”说着，不由分说，把我当小偷般撵出院子。
然后，“咣当”一声，将我关在摇滚与霓虹正疯狂聒噪的街上！
新中国成立前，做小生意的曾祖父带着一家人进城时，大姑奶和二姑奶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进了城，顺势就嫁给了城里人。大姑奶嫁到了世代经商的陶家，做了太太;二姑奶嫁给一名铁路扳道工，做了小市民。
新中国成立后，陶家没落了，生活日渐拮据。日子过得不顺心，大姑奶常跑回娘家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诉苦。
二姑奶却日渐荣光。每次来我家，总是在几个姑姑簇拥下隆重登场，俨然成了杨家的主心骨。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寒冷的冬季，大姑老爷从人家挂在房檐下冻得硬邦邦的野兔身上找到灵感。第二天，就在院里垒灶支锅，凭着幼时老厨子摆弄风干兔肉的记忆，唤来大姑奶一起摆弄起风干兔肉来。直到兔肉的味道由淡到浓，由薄到厚，由稀到稠，几十种调料与兔肉契合浸润得分毫不差，有了当年老厨子做的味道，大姑奶将兔肉头是头、腿是腿地分割好，刷上明亮的小磨香油，推起一辆儿子幼时坐的小推车，装了个玻璃罩，来到离家不远的红光电影院门口，扯起全市第一家“陶记风干兔肉”的招幌。
物以稀为贵。在当年连猪肉都吃不起的年代，“陶记风干兔肉”奇货可居，靠几个老主顾，竟慢慢地活下来，成了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味道。
不久，爱动脑子的大姑老爷，不知又从哪儿学会了制作凉粉的技艺，只是又苦了瘦小的大姑奶，她每天扎着围裙围着大锅台呼呼拉风箱，在一大锅水即将烧开时，将绿豆淀粉化匀，掂着一根长木棒边倒边搅，抡勺盛盆。锅见了底，满锅壁还糊着一层白乎乎、黏糊糊的胶状物质，风一吹，锅壁干燥、绷紧、撕裂，卷起一片片凉粉锅巴。这些往往被扔的东西，都被大姑奶奶收好接济了娘家哥。
就这样，大姑奶家卖兔肉，又卖凉粉，没几年便发了家。再遇什么年节，大姑奶、大姑老爷来我家时，手里总是拎着大包小包的点心。
大姑老爷脸上刮着炫耀的春风，还没进院儿，就扯起嗓子喊我弟弟的名字，然后，像一股旋风般旋进屋内，把弟弟吓得哇哇大哭，他却仰头大笑，又悻悻走到鸡窝前，拧开铁丝，将公鸡母鸡们放出来，他在后边哄撵着，鸡乱飞乱跳乱叫，满院子灰尘滚滚，乌烟瘴气。
爷爷纹丝不动地坐在八仙桌旁的圈椅里，他用手指蘸着一碗清水在桌上画着小鸟，嘴里不停地叩着牙齿，用耳朵观察着院里动静。大姑老爷进门，爷爷笑盈盈地站起迎接，保持着做哥哥的矜持。大姑奶显然感到哥哥强压的不满和表面温和的严肃气氛，每次从院里出来，还没等拐过弯儿，就狠狠地甩开喝得满脸通红的大姑老爷的手，大步流星自顾自地向前走了。
眼见着两个儿子长大了，大姑老爷将制作风干兔肉的手艺向儿子手里一交，自己真正做起了“老爷”。每天晌午，阳光暖和起来后，就吆喝儿子左手端一个比人头还大的一茶缸浓茶水，右手提溜着一把藤椅走在前边，他则迈着方步哼着《秦雪梅吊孝》里“商郎、商郎”的戏词，晃晃悠悠跟在后边，来到小街西头那棵椿树下，一屁股将肥硕的身子装进藤椅里。或闭目养神，或压着藤椅“吱吱、嘎嘎”乱响，与几个屁股下垫着碎砖头的老头儿下棋。他大声调侃着指责着，巨大的优越感让大姑老爷的阔少遗风无处遁形。
小时候，奶奶常拉着我的手去大姑奶家走亲戚。中午吃饭时，常常想当然地盼着吃上兔肉，但这个愿望却连着几次落空。满桌子的菜，兔肉却不见半块。眼看着上了汤，饭场马上结束，再次感到吃兔肉无望的我，便“嘤嘤”哭起来。正笑吟吟的大姑奶将笑容收住，有些责怪地剜了大姑老爷一眼，跑进里屋拿出一个精致的塑料压花盒子，取出几块糖塞进我的手里，我一把将糖扔在地上。这时，奶奶说话了：“小孩子吃啥兔肉！明儿给你买！”我拖着哭腔：“前几天还说给我买冰棍呢，你买了吗？”奶奶一脸尴尬。
回家路上，自觉丢了面子的奶奶，在远处传来的文峰塔清脆悦耳的铃铛声中，把我整个人提溜着、拽着、拖着。我的两条小腿儿不管怎么快速倒腾也跟不上她的步子，我哭喊着去拽她的衣襟，奶奶回头狠劲扳开我的手指头，用下次不带我上大姑奶家吓唬我。一听奶奶的“威胁”，瞬间哭声便止。小小年纪，也嫌贫爱富，大姑奶奶家散落在窗台上、衣架上不起眼角落的1 分、2 分或5 分硬币对我是个极大的吸引，收集这些不同年份的硬币向弟弟炫耀是我最快乐的事。从此，再去大姑奶奶家，绝口不再提风干兔肉的事。
一晃儿，就上了初中。跟同学看琼瑶剧《情深深雨濛濛》，从电影院出来，一眼便看到那个熟悉的“陶记风干兔肉”的小摊，以及坐在寒风里佝偻成一团的大姑奶奶，她头发乱糟糟的，像团灰雾般被风拉得很长。看着大姑奶奶苍老的身影，心里一阵酸楚，我做贼似的赶忙用围巾把大半张脸裹住闪进人群，隐没在茫茫黑夜里。
静静地走在小巷深处，大姑奶皱巴巴的“风干兔肉”的叫卖声飞过几条街不断地轰炸着我的耳鼓。那句满是沧桑意味的“风干兔肉，陶家风干兔肉”的叫卖声充满我的耳鼓，堵在我的心口。想想这么晚了，为卖掉那几块小小的风干兔肉，大姑奶奶还蜷缩在寒风里。我突然对自己的行为生出深深的不安。我想，世事沧桑，由于眼界及格局的高下，看似真情实感的傷疤有时可能是种偏见和自虐。
不知何时，在邻人们家家节衣缩食过日子时，陶家对花钱没了概念。两个儿子不睡到日上三竿绝不起床，晚上也不正经出摊了，几十年积下的名号，以及在那块招牌上附着的无形资产，在大姑老爷去世后，竟没人要，没人扛了。
一天深夜，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传来，头缠着绷带的大姑奶冲进院子号啕大哭：老大找下的媳妇不吃葱，她忘了，大儿子便将啤酒瓶砸过来。老二整天喝酒滋事……第二天，一向做事沉稳的爷爷将大姑奶送回家，让她端坐在太师椅上，将两个醉醺醺的外甥从床上揪起来，命他们给大姑奶磕头。看着两个像患了软骨病的儿子，她哭自己命苦，又心疼俩儿子挨了打，哭着哭着，突然上气不接下气，身子后仰断了气。
姑奶奶出殡的头天晚上，奶奶把我领到躺在门板上的大姑奶奶遗体边，让我伸出手，又把大姑奶奶冰冷的手放在我手心里蹭了几下，我慌忙躲闪着。
“你大姑奶奶亲，挨挨她的手，保证你一辈子握笔不出手汗！”奶奶对我说。
一个寂寂的下午，突然想起大姑奶来，便专程从城东跑到城西，“吱吜”一声推开大门，走进那个萧条、寂寞的院子。环顾四周，靠着西墙，那个熬制凉粉的巨大锅台还在，只是锅没了，空留下布满蜘蛛网的黑洞及几捧炭灰，烟熏成黑色的墙上大铁钩还在，铁钩上挂着的半根绳子和半根锈铁丝，正随风“当、当”地一下一下拍打着墙面。
一切如旧，只是人去屋空。慢慢地走上台阶，走到紧紧锁闭的屋门前，隔着门缝往里看，只见满屋都是东倒西歪的破损家具，散发着一股阴冷的霉味气息。那个少了一条腿的小方凳子，印着我哭着闹着要吃风干兔肉的身影。
这时，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人行色匆匆地进到院儿里，一见落寞得像电线杆似的杵在那儿的我，他吓了一跳，大声质问：“你找谁？”被他这样一问，我也吓了一跳，竟一时语塞，慌乱中应了句：“找我大姑奶！”
“谁是你大姑奶？这屋早没人啦！出去！出去！”说着，不由分说，把我当小偷般撵出院子。
然后，“咣当”一声，将我关在摇滚与霓虹正疯狂聒噪的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