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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科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上，永定河引水渠由此经过。不远处的小区里，就是水文水资源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的家。
虽然从自家小区到办公室只有几百米，王浩还是在办公室放了一张折叠床。“困了就睡觉，醒了就做事，吃饭也是就近在食堂吃一点。”谈及科研安排，王浩说，时不我待。
67岁的王浩一直在和水打交道，进入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工作，他一干就是40年，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各大江河湖泊。
关注“水问题”——南水北调
东线和中线，哪个先上？
截至今年6月21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306亿立方米，惠及四省市6700万左右人口。这一规模宏大的调水工程，是人水和谐理念的生动实践。当年，南水北调工程启动全面论证时，王浩参与了研究、论证和规划。
“当时专家们对先上东线还是先上中线进行了讨论。”王浩回忆，“东线有利的方面在于，沿途自南到北的一系列湖泊具备调蓄能力;京杭大运河也可以适当拓宽，工程难度小、保险系数高。”
“东线的水质比不上中线，需要提水，运行费也比较高。中线的好处是覆盖面广，受益区大，缺点就是没有调蓄能力。”王浩说，“我们主张先上哪个都行，两条线并行作业，哪个先通都行，最后我们的方案被采纳，工期也只相差一年。”
看似折中的方案，其实是经过反复讨论、充分论证才得到的“解”。水文水资源研究经常要面临“两难”甚至“多难”选择。
当前我国的水资源总量大，人均少，时空分布不均匀，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匹配，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系统退化等新老水问题叠加，极端和突发事件等“非常规水问题”也有上升趋势。这些问题症结何在？
王浩认为，不论“水问题”的表现形式如何，其原因都可归结为流域水循环所导致的失衡问题。
供给有限、需求旺盛，既要保证生产生活，又要兼顾生态平衡……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王浩系统提出“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在水利、环保、林业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
摸清“水家底”——伊犁考察，
摸黑起早走800多公里
王浩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大河，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当属上世纪90年代在西部做水资源综合规划的经历。
当时，塔里木河、额尔齐斯河、伊犁河流域以及天山北坡17条年径流量超过1亿立方米的河流，都需要做水资源规划。
新疆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1/6，但水资源仅为全国总量的3%。如何帮助新疆高效合理地利用水资源？沉甸甸的责任压在了王浩肩上。1993～1995年期间，王浩每4个月才回北京一趟，剩下的时间基本上都“扎”在新疆。
“路程太远，经费又紧张，住在当地能专心研究。”王浩说得轻描淡写，但出野外着实是件苦差事。“当时伊犁没有机场，从乌鲁木齐开车过去要走800多公里，路也不好，我们早上摸黑起来，晚上也要天黑了才能到。”他回忆。
1994年10月底的一天，王浩和研究团队路过果子沟、即将进入伊犁河流域时，突遇暴风雪，道路全部被积雪覆盖。为了节省燃油，一行人硬是在车里冻了一宿，第二天中午才把车开出去。
1996～2000年，王浩继续担任西北水资源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主持西北6个省份的水資源承载能力与合理配置研究，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水资源规划基础。
有水才有生态系统，有水才能有人。西北生态脆弱区的景象深深印刻在王浩的脑海里，这也让他对生态流域建设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认为，要解决我国的水问题，生态流域的建设和保护十分重要，“要通过一系列调控措施实现良性的水循环，使水与人类社会相适应。”
多年的科研生涯中，王浩经常一年有200多天出差在外。如今年过花甲，他仍然经常奔波在一线。“中国这么大，只有多跑跑，才能把我们的水家底摸清。”他说。
瞄准“水需求”——研究
海绵城市，解决城市内涝问题
哪里有需求，就向哪个方向发力。比如，有的城市经常发生内涝，王浩就提出了以“一片天对一片地”为核心的海绵城市建设模式。
“城市水问题的本质是城市水循环的失衡，海绵城市建设就是要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城市良性水循环，使水与人类社会相适应。”对此，王浩将海绵城市科学内涵概括为“洪涝海绵化、黑臭清洁化、雨水资源化”三个方面——通过海绵化设施降低并延缓洪峰极值，减少城市的雨洪积水;加强点源污染控制和面源污染防治，同时开展水生态修复;把雨水视为资源，尽可能把更多的雨水滞留在当地，补充生态用水和社会经济用水。
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是王浩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治学原则。他提醒，要防止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搞“一刀切”，不同地域的城市应当采用不同的策略。
谈及学习水利专业的初心，王浩说：“水利是个苦专业，但既然干了这行，就要干出一番事业，个人目标要和国家需求紧密结合。”
40年来，王浩用自己扎实的研究推动着水文水资源学科的发展。如今，他的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我国水资源科技保障的中坚力量。他们也和王浩一样，活跃在祖国的江河湖泊之畔、城市农村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