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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就像被挂在了一条不断运行的链条上，猛地停下来，心里会觉得慌。
——黄渤
“我们导演团队每一个人内心都是很真诚的向真向善，而且他们会从心底去热爱这些普通的、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中国人，想去了解他们的那种渴望。”
——金磊（《中国好声音》总导演）
小东突然把他生猛的作品朝我们扔过来，生活在他笔下就好像一坨屎，真实极了。
——陈丹青
与许多靠绯闻和炒作赚取曝光率的明星不同，黄渤，用一部部实打实的作品维持观众对自己的熟悉度，与此同时，他在许多新的领域做出尝试，进一步开拓了自己未来的演艺事业。在“末日危临”前的娱乐圈，《泰囧》当下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是对黄渤这样一直踏实前行的演员的最好奖赏。
——范氿维（本刊记者）
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得了（茅奖）可以买西红柿，不得，吃茄子也很好。锦上添花而已。
——刘震云
我们今年拍了两万集，大部分片子拍完之后根本没进电视台，播都没播就完蛋了，这就是巨大的浪费。如果把浪费掉的成本都拿来，拍合适数量的电视剧，可以把每部戏的预算提高到三倍。中国连战斗机都出口了，可我们的电视剧还没有一个进入美国或者欧洲主流频道，我们得坐下来好好讨论这事儿。
——郑晓龙
谁办展览谁高兴，总是会有观众的，这其实是对艺术家蛮激励的事情。至于你指望艺术有多么高级，多么让人惊艳，这个有点抱的希望太多了，都是日常生活，和处在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家，不见得每天都能创造奇迹。
——刘小东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想要进军巴黎，中国为时尚而痴迷，就像所有经济正在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这种现象是惊人的。就像30年前人们曾目睹的日本设计师风潮，涌现出山本耀司、三宅一生等众多日本设计师。但是在今天，如果想要取得成功，需要打开眼界，开辟新的时尚领域，不能只是一味地强调民族或民俗。
——Didier Grumbach（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主席）
Masha Ma一个人带着设计稿和订单回北京，每天穿着至少七厘米以上的高跟鞋和贴身的水绿色裙子，到南城几十个人的服装工厂，严阵以待地教工人怎么按要求锁边钉扣子，一个不留神，工人就能把边给扎歪了。她说，要蹲到地上，一点一点教他们按要求做工艺。然后，在晚上八点出现在MAO或者D-22，和一帮北京小青年喝酒到午夜。
——叶滢（时尚写手）
刘震云
一辈子就干一件事
年度作家
出道伊始，刘震云就通过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作新写实小说的主力作家。从《一地鸡毛》中认为家里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的小林，到《我不是潘金莲》中上访20年只为纠正一句话的李雪莲，刘震云用一贯幽默的态度保持着对现实的敏感，完成着身为作家的责任—描摹出更真实的生活。而《一九四二》则让他把一个作家的责任推进到电影圈。
刘震云 ，著名作家。1958年5月生于河南，种过地，当过兵，1978年参加高考，以河南省文科高考状元的身份进入北大中文系就读。代表作品有《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一句顶一万句》，其中《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刘震云屡次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前30位，2012年以280万版税收入列作家富豪榜第19位。今年，刘震云推出首部女性视角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同时，由其小说《温故1942》改编而成的电影《一九四二》也于今年年底上映。
这一年的作家很风光。
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掀起一股“莫言热”。围绕着他发生的林林总总像是几个荒诞的故事。莫言开玩笑说想用750万人民币的奖金在北京买套房，潘石屹立马跳出来问他有没有户口。有人干脆建议开发一个“莫言盘”，小区门口必然有莫言老师的雕像一个，会栽种红高粱若干；走进小区，小溪流水，每到傍晚一片蛙鸣；小区正中心，一定要有一个“S”形性感美女雕像，上题四个大字“丰乳肥臀”，这场景会不会变成现实？希望大力推动地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高密市一定动过念头。
而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筹备18年的电影《一九四二》也于今年上映。有人说，诺奖之后，莫言在左，刘震云在右，刘震云不置可否。他在苦难中发掘的刘氏幽默，通过电影成为这个时代最受关注的悲喜剧。
刘震云早就写过关于房子的荒诞故事。《一地鸡毛》里的小林愁房子，那时候房子是权力的问题，按级别、工龄分房，而现在房子完全变成了金钱的问题。
金钱在文学圈也发生了转移。这一年，制榜人吴怀尧首次推出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网络作家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分别以3300万元、2100万元、1800万元的版税收入（近五年）排在三甲位置。网络文学从最初的论坛发帖，到现在的商业模式，走过了10年。网络作家获得的收益也在今年迎来一个爆发点，成为一个又一个隐形富豪。
电商忙着利用纸质书做促销，打价格战，但是文学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有超过160万人在起点中文网上写小说，其中年入百万的作家超过30人。作为网络作家首富，唐家三少保持着平均每天写一万字、107个月不断更的纪录。而作为其他影视作品、游戏的源头，文学的活跃引领了下游的潮流。
韩寒和郭敬明依然是最具品牌效应的青年作家。前者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方韩大战”之后，依然无损形象，推出app“ONE·一个”，正式上线不到24个小时，就登上 App Store 中国区免费榜第一名。而郭敬明在带领旗下众多作者致富之后，也进军影视，以导演和编剧的双重身份启动青春电影《小时代》。
毫无疑问，文学依然很重要。就如杯子和水一样，就算有一天没有了纸质书，文学本身依然不可或缺。就像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末日，有人选择大吃大喝，有人选择去看电影，也有人愿意举办一场末日诗会，探讨一些幽微的问题。 这一年的年度作家我们选择刘震云，不仅因为他在文学上的成功，同时因其精彩的“客串”，最大限度的扩展了文学的价值，让人们吃了一口甜食之后，开始深思这浮华背后的荒诞现实。
刘震云以“真实”为由拒绝了服装编辑的安排。他身上的对襟上衣是拍照标配。他拒绝摆拍，表示“想当然的在书房里拍一位作家，还不如在羊群里拍。”但是真把他拉到羊群里呢？“为了拍照去一趟内蒙古，我可不干，太麻烦。”
今天下午，刘震云接受了9家媒体的采访。
直到晚上7点半才喝上一口热汤的他询问华谊的工作人员，“国立他们呢？”，得到的答案是所有嘉宾都已结束工作，只剩下他一个。
你很难知道他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得意抑或是厌倦，“我不习惯这种生活，但悲剧也并不只发生在我身上。一部电影上映，作者频繁接受媒体采访，讲些车轱辘话。这也是应该尽的义务，你不说谁说呢？”
电影《一九四二》的上映让刘震云的声誉再次达到一个高峰。这部筹备了18年的全明星灾难大片由他的中篇小说《温故1942》改编而成，编剧是他自己。刘震云是整件事情的源头，20世纪90年代，他写出了这个故事，而王朔把书推荐给了冯小刚，从此冯小刚逢人便说，念念不忘。
作为中国最知名也最成功的当代作家之一，刘震云和影视缘分不浅。他的代表作《一地鸡毛》《手机》等都曾被改编成影视剧，引起轰动。作为制片人，还推出过国内首部“作家电影”《我叫刘跃进》。但他始终认为，自己不是编剧，离影视圈很远，只是有几个朋友恰好是导演。
而作为作家，刘震云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稳定的写作水准。在去年凭借《一句顶一万句》获茅盾文学奖之后，又在今年推出了新作《我不是潘金莲》，故事中有上访，截访，超生，假离婚，一贯的贴近现实。
在刘震云看来，一个作家的责任在于对生活提出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如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一样，比人们之前的见解更接近事物的本质。30年前，他写过《一地鸡毛》，后来被冯小刚拍成电视剧，由陈道明和徐帆主演。里面的小林觉得自己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这样的逻辑一直延续到电影《温故1942》，甚至被放大到更大的悖反：究竟是300万灾民的性命重要还是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更重要？历史书选择了后者，而刘震云决定还原前者，把“小节”变成“大局”，倾听芝麻长成西瓜的声音。接下来，刘震云希望能续写小林的故事，那个文静的小公务员，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又在琐碎的生活中收获了怎样的起伏。
刘震云和冯小刚是和“1942”这个故事渊源最深的两个人。在新版《温故1942》的书封上印着一行小标题：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
刘震云为冯小刚编剧，冯小刚则为刘震云的新书作序。20年前，小刘和小冯通过王朔介绍，相识结缘。2000年新年的一个晚上，饺子就酒，几杯下肚，小刘郑重对小冯说：我今天来，是想把《温故1942》交给兄长，此事我愿意与兄长共进退。
有人曾问过刘震云，他和冯小刚之间，算是《一句顶一万句》里那种“说得着的人”吗？
刘震云回答，“我觉得应该是。比如说，大家不是说有事想起谁来了，往往是没事的时候说‘今天晚上在一块吃饭吧，反正也没事儿。’这个就说‘那行啊，那就一块吃饭。’有时候会把王朔叫来，就一块包个饺子，弄一两个凉菜……”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曾有人翻出一张陈年旧照，上面有四个人：莫言，张艺谋，姜文和巩俐，是在拍《红高粱》时的照片。当年四个人都很青涩，而现在，皆成业内大腕。
文学和影视有时是亲家，彼此成就，刘震云和冯小刚之间的缘分也是如此。
冯小刚曾经说过，自己能有今天，是因为“上帝他老人家派来了一位又一位使者”。在这些“使者”中，刘震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冯小刚与王朔创办好梦公司拍摄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刘震云编剧的《一地鸡毛》。拍完之后，冯小刚明白了“新现实主义”：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一切不露声色，于无形之中势不可挡。后来，他们又合作了《手机》，同样风靡一时。
刘震云不认为自己是个编剧，不过是偶尔客串，改编自己的作品。他觉得自己和影视圈唯一的联系就是几位朋友，“我合作的导演并不多。我曾说过，我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人，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合作。我就跟目光长远、合作起来又非常愉快的人合作。什么叫愉快呢，就是大家都能够让这一个事情发酵、使它成长，同时又都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我估计大部分人看一件事，先看锅里有没有他的，没他的份，就走了。”
《一九四二》是个费工夫的项目。刘震云强调，这部片子严格来说不是编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温故1942》本不适合被拍成电影，一部调查题的小说，不提供电影需要的种种要素：完整的故事，男主角和女主角，小说里都没有。“开过好几次论证会，专家众口一词，说不适合。但是小刚不断的提这个事，我觉得小刚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他是个伟大的导演。为什么只有小刚一个人想要把它改成电影呢？想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人疯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是他看到了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小刚跟我说，他特别喜欢这部小说的味道，其中的幽默感觉。用严肃的态度来拍严肃的灾难，不需要，这样的影片太多了，比如《辛德勒名单》。但是幽默的就少见了，电影元素可以在这种态度下找到。”
刘震云和冯小刚用最笨的办法进行60年之后的再一次调查，到了河南、山西、陕西、重庆，沿着灾民当年的逃难路线采访，找到了许多当事人，拍摄了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灾民走过的路线走一遍，白修德的路线，日本人进攻的路线，委员长和宗教的路线也走一遍，在走的过程中，电影中的人物迎面而来。”
刘震云觉得，一个作品有自己的命运，各方面条件的结合也都有自己的命运。电影的推出让这段被大部分人遗忘的灾难史得以重现。
电影一开始是个疑问句：“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指的是哪一年？”而在此之后，人们记住了1942年河南的300万灾民，电影成为文学的延伸。在刘震云看来，这是自己的运气，“文学能不能通过电影延伸，关键是碰到了谁。要碰到有的导演，可能就短路，要碰到小刚，就不是延伸的问题，可能有点像文学作品坐上了一个火箭，升到很高的地位，大家看到了。并不是每个导演都这样。” 去年刘震云凭借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获茅盾文学奖时，正在菜市场买菜，犹豫究竟是买西红柿还是买茄子，他一边纳闷西红柿怎么这么贵的同时，接到了出版人打来的电话，听闻自己获奖了，奖金比过去有提高，他当即决定买西红柿，中午吃了一碗鸡蛋西红柿面。
刘震云并非天天买菜，也有宝马车，写字的收入可以上作家富豪榜，但是他喜欢讲这些生活琐事，是调侃，也是他作品中缭绕不散的烟火气息，“你买菜不犹豫吗？西红柿为什么这么贵啊，你总要想一想。当然，那些结婚花几百万的人不用考虑。”
刘震云不觉得茅盾文学奖有多么重要，“第一，不报不重要，报了也不重要，第二，得了不重要，不得也不重要。因为这对我的作品没有影响。得了也行，不得也不会多沮丧。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得了可以买西红柿，不得，吃茄子也很好。锦上添花而已。”
刘震云的书好卖。不像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获奖之后才成为畅销书。当年《一地鸡毛》的首印量是20万，到《一句顶一万句》是40万，《我不是潘金莲》已经是50万。而且《我不是潘金莲》上市才一个多月，就已加印了10万册。按刘的预估，下本书首印就会是60万、70万。
刘震云也有知名度，是那种可以媲美明星的焦点效应。刘震云曾对媒体表示，“一个作家比一个明星的名气大，这是应该的。因为这个名气首先不起源于我，别的作者也比别的明星名气大。比如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是梁朝伟写的，曹雪芹的名气比梁朝伟也大，他创造虚构的人物也比梁朝伟大，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传播的范围也比梁朝伟和刘嘉玲要广泛得多。”
小时候刘震云想在镇上当厨子，守着炉火，特别温暖。第二个理想是到乡村戏班敲梆子，月光下清脆嘹亮。第三个理想是当乡村教员，在孩子朗朗读书声中想自己的心事。前三种职业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留在外祖母身边。上大学把他推上了第四条道路，成为了一名作家。
但是这些又有什么不同呢？
刘震云觉得未必是读过书的人是知识分子，有些不识字的人，见识特别深远。比如他的一位舅舅。“他在我们村里赶马车，方圆几十里，再调皮的牲口放到他手里，马上就变成一只温顺的猫。我13岁那年，他跟我有一场特别深刻的谈话。他说，你觉得你聪明吗？我说不太聪明。他又问我，你笨不笨？我说，我也不笨。他说，世界上就怕这种人，要不你聪明，要不你是个傻子，都会生活得非常幸福，像你这种既不聪明又不笨、不上不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难混。我问他，那我的一生应该怎么规划？他说，你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我跟你一样，也是个不聪明也不笨的人，所以我一辈子就赶马车。我记住了这句话，直到现在为止，我就干一件事，就是‘编瞎话’。”
有人说刘震云是中国最绕的人，他不认同，“是事情背后的理比较绕，费脑筋而已。”
新书《我不是潘金莲》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句子，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其实是什么，句子简单，但背后的逻辑绕了三圈，像是在拧麻花。刘震云让这些本来藏着的内心想法开枝散叶，把一个小故事变成了长篇。
故事主人公李雪莲原本想解决的就是芝麻大的事情。她和丈夫为了生第二个小孩，假离婚，谁知离婚之后，丈夫跟了别的女人，成了真离婚。她要告丈夫甚至自己，纠正假离婚这件事情。这本来是她跟丈夫的事，很快变成了她跟法院的事，接着变成她跟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的事，她一路上访，最后闹到北京，闹到了人民大会堂。因为她的事情，各级官员阴差阳错地全被撤了职。政治的逻辑、社会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全插到家务事中去了。本来一桩芝麻大的事情，变成了西瓜，一切都无法收拾。
但这还不算完。李雪莲的故事只是序言。小说的正文，没有李雪莲，只有因为她而被撤职的前县长史为民。刘震云认为，老史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如果说李雪莲是用严肃对抗荒诞，老史就是用荒诞对抗荒诞。春运期间，当老史在北京火车站因为买不到火车票回家打麻将时，急中生智，举起一块要上访的牌子，结果，他被两个协警一路护送回了老家，连火车票都省了。老史看透了这一切，他反弹琵琶，用了“西瓜变芝麻”的办法，把复杂变成了简单。
这本书刘震云写了2年。一开始并没有史为民的故事，但他觉得只有李雪莲的故事，结构缺乏力度，他偶然在微博上看到一则笑话，讲春运的时候一个人回不了家，举一个牌子上访就回去了。“所以生活不用观察，生活不用体验，写作没有那么复杂。难道我们现在谈话不是素材吗？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生活的包围和经过之中，挣脱还来不及呢。”
评论家张颐武赞赏这种结构，“我建议正文拿去得鲁迅文学奖，把前面序言的拿去得茅盾文学奖。”而在刘震云看来，当一个人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时候，20年毫无结果，而用荒诞的态度来对待严肃的时候，马上达到了目的。对比起来，出现了第三个荒诞的结果，产生了结构的力量和对比的力量。
评论界喜欢给刘震云的作品贴上乡土和底层的标签，刘震云不认同。“我写的不是底层人民，我写的都是我喜欢的人。一句话，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李雪莲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人，别人认为不重要的，她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她能把一只蚂蚁变成大象，把一个个人事件，变成社会事件、国家事件，你说她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是不是民族英雄？”
和刘震云交谈你很难有严肃的感觉，他似乎总在举重若轻的调侃，想方设法把一件事情变得不那么重要。在给书起名字的时候，刘震云曾经提议《严肃》，出版社马上批评，称他的这个想法很不严肃。有人说只要把“潘金莲”和“刘震云”这两个名字摆在一起就挺好，他就同意了。
刘震云觉得作品的名字对作品不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人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不能和出版社讨论的。”
而至于《我不是潘金莲》能不能拍成电影，目前还不得而知。刘震云表示，“写小说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拍电影是制片公司、导演、电影局等共同决定的事。但我期待它能够拍成电影。如果能拍成电影的话，将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要拍成电影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有见识的导演。” 1个最享受的时刻
每天都有一个特别享受的时刻，就是每天清早跑步的时候 。
1件最关心的世事
想不起来。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不止1个，很多。
1个计划
特别想写《鸡毛飞过30年》。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有一个很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早上6：30起来跑步。
黄渤
得给别人留口饭
年度演员
2012年可命名为“黄渤年”，电影、话剧、金马奖主持人、导演，多元化的尝试让黄渤四处开花，《痞子英雄》完成了他的“小人物进化”，《泰囧》票房一路高歌。只要有黄渤的地方，就有小人物的喜怒悲欢。这个与绯闻绝缘的明星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娱乐”。
黄渤 ，中国著名男演员、金马影帝。早年曾有过驻唱歌手、舞蹈教练、影视配音等多种工作经历。2006年因《疯狂的石头》一举成名，2009年凭借《斗牛》成为金马影帝。
被末日流言笼罩的娱乐圈，今年并不平静。
从年初燃起战火的“方韩大战”，到3月份的甄子丹与赵文卓互相炮轰，甚至引得舒淇隔空中枪退出微博，再到六六微博斗“小三”，挽回婚姻。微博上的明星骂战已经成为常态。这边厢，潘粤明与董洁离婚翻脸，在微博上互发声明指责对方，那边厢，黄秋生与罗志祥一语不合，又引粉丝在微博上互攻。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有微博的地方就会有骂战，微博显然已经成为许多明星水深火热的“角斗场”。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明星的素质也在微博这个短平快的社交网络中被无限放大。2012年，在微博上栽了跟头的明星不在少数。
根据《2012中国微博蓝皮书》显示，经过5年的培育期，目前微博用户总量约为3.27亿，中国微博市场用户规模已基本稳定和成熟。但比起微博规模上的狂飙突进，微博上的社会道德伦理还未建构完成。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做出调查，61.6%的受访者直言，名人的微博骂战是在牺牲公众对社会的感受和社会底线，来博取眼球和个人商业利益。因此，微博发言的底线在何处许多人尚不明晰，尤其是对握有话语权和关注度的明星们来说，怎样利用好微博突然成了一门新的学问。
当然，也有明星在微博上如鱼得水，姚晨、谢娜均是靠微博推动事业的代表。早就因为“咆哮帝”而在微博上广泛传播的马景涛，微博甫开，便吸引了上万关注。未来，微博的效用与影响力必然越来越大，但如何利用微博这把双刃剑，相信明星们的学费还得继续交下去。
随着新生代娱乐明星步入适婚年龄，今年的明星恋爱婚姻戏码也演得特别多。许多明星排着队公布恋情：杨幂与刘恺威、冯绍峰与倪妮、赵又廷与高圆圆、再加上李晨送给张馨予以“召唤神龙”的定情信物石头心，让人猜测是否明星们也赶着在“末日”来临之前把自己“嫁”出去。从新生代明星恋情公布引起的关注度来看，新生代明星们正加紧上位步伐，而许多人感叹大陆娱乐明星青黄不接的状况，也在今年因为这些新鲜血液的输入而有所缓解。
而从作品上看，今年也是新生代明星爆发的一年，除了陈坤、黄晓明、周迅、范冰冰等年轻一代的一哥一姐继续坚挺以外，杨幂、倪妮、赵又廷等人也都有新作品亮相。新一代偶像群体的建设已经接近完成，但未来是否有能力扛鼎中国电影，还需看个人的造化。
与许多靠绯闻和炒作赚取曝光率的明星不同，黄渤用一部部实打实的作品维持观众对自己的熟悉度，与此同时，他在许多新的领域做出尝试，进一步开拓了自己未来的演艺事业。在“末日危临”前的娱乐圈，《泰囧》当下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是对黄渤这样一直踏实前行的娱乐明星的最好奖赏。
在拍《痞子英雄》的时候，黄渤跟好哥们儿赵又廷打了个赌：到今年底俩人什么戏都不接，然后大家一起去挪威好好玩一趟。赌注是什么？100万。
到年底的时候，黄渤接到了赵又廷的电话，赵又廷在电话那头说：“我都忙完了，没事儿了。哥，我把卡号给你，如果你要不去的话，请直接把款打到我卡里。”
黄渤只能耍赖，“当初咱们也没说币种，我打100万越南盾给你啊。”
在黄渤讲这个段子之前，记者刚刚提的问题是明年是否有一个具体的计划，黄渤回答得很快：旅游、放假。但刚一出口，又立马摇头，“没用，订了计划也没用。”
早在年中的时候，就有媒体称今年为“黄渤年”，如果我们把黄渤今年的所作所为列成一个清单，那么这个清单不但长得要命，其中的内容也丰富得令人咋舌。除却《痞子英雄》《杀生》《黄金大劫案》《泰囧》这几部有他参演并已经上映的电影以外，他还主演了孟京辉执导的话剧《活着》以及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民兵葛二蛋》，未来还有《大话西游之除魔传奇》（后略为《除魔传奇》）《厨子戏子痞子》《第101次求婚》等影片即将上映。不仅如此，黄渤今年还自编自导了一部微电影《特殊服务》；给一部动画片角色配音；出了自己的第二首个人单曲；在刚刚结束的金马奖颁奖礼上，黄渤与曾宝仪搭档主持，成为在台湾难得一见的内地主持面孔。
干的事情多且杂，无怪乎黄渤戏称自己是“卖大力丸的”。面对记者“一周会有一天休息吗”的提问，黄渤哈哈一乐：“你太客气了。”然后掐着指头算起来，“从去年八月份一直到今年金马奖之前，我一天都没休息过。”一直到金马奖之前，台湾媒体帮助他组织了一次环岛行，黄渤才从忙碌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当然，一天也没有休息的说法多少有些夸张，但黄渤说自己就像被挂在一条不断运行的链条上，猛地停下来，心里会觉得慌。有一天早上醒来，他心里琢磨今天要干吗来着。给公司打去电话，公司说今天没事儿。再给组里打一个，有什么安排吗？没有。需要见什么人吗？也不需要。黄渤挂完电话，在屋子里溜达来溜达去，面对突如其来的空闲时光，他显然已经茫然失措了。 这一年的忙碌自然也会有收获，黄渤自认为最大的收获就是让自己的脑子变得更清醒了。这种清醒有着两层意思，一个是对自己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另一个是在处理事情的态度上变得更加成熟。
比如出演孟京辉执导的话剧《活着》，在黄渤看来，就是一次从既有状态中剥离，认清自己的机会。他把出演话剧的过程称之为“反刍”，就是将曾经吸收过的东西，经过舞台一遍遍地推敲，重新吸收看似消化过的东西，发现其实还有很多“养分”，产生出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解。
“我特别希望找到能否定自己的导演。”黄渤说当自己身上带有“影帝光环”之后，现在演戏已经没有太多人说不，大家过度相信自己，甚至产生了依赖。这促使他急于从这种惯性中跳出来，这也是当初接演《活着》的最大考虑。“余华跟孟京辉，怎么想都想不到一块儿，这戏怎么排啊？” 但正因为《活着》的不确定性太大了，才让黄渤觉得兴奋，吸引他加入其中。
“话剧是一个可以不断推翻重来的过程，这是在影视表演中不可能体验到的。”当然，这种不断推翻重来也伴随着数次崩溃。黄渤描述与孟京辉的合作是“痛并快乐着”。他告诉我们，有一段时间票已经全部售出，但之前排练好的戏却被完全推翻，黄渤几乎完全崩溃，有时候闭着眼睛回想起刚才演的一段，自己都想吐。黄渤说每当这时候，总是能突然看到孟导一张“赖皮”似的笑脸。“没事，太好了！我跟你讲，这不算崩溃，早着呢，照我说这以后还得乱。”有时候演了一段自己不喜欢的戏，孟导却过来拍他肩膀：“太牛逼了！你不觉得吗？”黄渤老实回答：“不觉得。”“再演就觉得了。”“那怎么弄？”“我不知道，你再走走戏。”
从今年9月开始，话剧版《活着》正式在北京、杭州、苏州等多个城市进行了首轮公演，几乎每个城市的票在开演前几个月就已售罄。黄渤说自己的信心在演了几场之后就足了，因为观众的反应摆在那里，票房还可能作假，观众随着剧中人物命运而起伏的心情却是实打实的。黄渤也与他的搭档袁泉以及导演孟京辉一起，被媒体冠以“舞台梦之队”的称号。
回归电影界，黄渤又出演了《泰囧》和周星驰执导的《除魔传奇》，这也是他认为今年演得最为过瘾的两部戏。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泰囧》还未上映，黄渤预言《泰囧》很可能成为一匹“小黑马”，事实验证了黄渤的预言。《泰囧》上映之后，三日内票房破亿（1.29亿），在12月15日当天，又取得了8700万的单日近亿票房。这部没有3D特效，没有IMAX，投资约为3000万的中成本电影，业内人士已经将其票房期待值定到了6亿元。
如果说《泰囧》算是黄渤奉献给大家的意外惊喜，那么《除魔传奇》则早已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尤其是在星爷光环的笼罩之下，再加上1994年上映的《大话西游》已经随着时间被塑造成为经典，所有人都很好奇，黄渤的演出是否会突破周星驰的既定模式，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孙悟空。
一开始，黄渤其实并没有想过接演这部电影，因为他不想去挑战《大话西游》，也觉得没有必要。因此当周星驰找到他的时候，他回绝道：“你的台阶给得太高了，我腿短跨不上去。”可周星驰又反复找了他好几次，最后问他：“黄先生，如果你来做这个人物，你想怎么做？”因为黄渤之前已经看过剧本，心里也有了既定的想法，就大体跟周星驰说了一遍。没想到周星驰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好啊，你的想法比我的好，你来演吧。”而当黄渤演完一段之后，周星驰往往会先夸一句不错，接着又说：“不过，你看我们这样好不好？”这样反复几次，黄渤的表演其实又回到了周星驰的路子上去了。不过黄渤说回头想想，觉得周星驰的想法跟设计都是对的，因为自己一开始还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如果大家都无厘头，非得在里面插一个现实主义的表演也会觉得很奇怪，所以后来就索性按照周星驰的玩法来吧。
黄渤觉得真正收获最多的，是学习到周星驰的创作方法，因为拥有自己工作室的黄渤已经不愿意把自己单纯的定义为演员，当记者问到黄渤在工作室里的身份的时候，他身边的助理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他是我们工作室的产品。”黄渤立马接过话头，“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产品，就像宜家家居，是品牌，也是产品。”
现在这个产品产量惊人，他手头上已经有五个电影长片的想法，一个文艺片、一个爱情悬疑、一个末日题材，还有两个纯喜剧。虽然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可他依旧保持着随时记录下点子的习惯。今年，他先用一部微电影小试牛刀，自己担任导演和编剧制作了《特殊服务》。接下来，他还打算拍一部十七八分钟的短片，名字就叫《2B青年的不醉人生》，由于他希望整部片子一个镜头运动着拍下来，因此还特意把摄像设备做了一番改造。黄渤说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它完全可以任由自己的想法和创意无限制的发挥。
想转行做导演吗？问及，黄渤再一次显露出爱开玩笑的一面，他一副着急否认的样子， “没，没往这儿走（做导演），你还得给人留口饭呐。”接着做出一副捶胸顿足的样子，“我的天呐，我都说了些什么？”
想着给别人“留口饭”的黄渤，希望未来也能给自己做做减法，他知道这种忙碌状态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但凡跟艺术沾点边的事，都是闲出来的。你一定得有工夫琢磨，一直马不停蹄不是一个好的事儿。”但在他结合了“文艺青年”、“普通青年”、“2B青年”的头脑里，还有很多想法还未实现。也许有一天，他一拍脑门，就开了一家做手绘的小店。
事实上，他已经开始这样干了。
1个最享受的时刻
放假，就是跟大家谈论我们后边要去哪儿玩时，美好的设想。
1件最关心的世事
十八大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对今年来说，最欣赏的是李安。
1个计划
旅游，放假。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今年我在台湾买了一台潜水的照相机，不贵，一共一万三千多新台币，换算过来也就三千多人民币。但我没有想到那么好，功能非常强大。 郑晓龙
体制人的使命
年度电视人
中国电视剧事业的第一批拓荒人，本身就是一部20多年的中国电视发展史，有人评价：如果没有郑晓龙，冯小刚可能还在工会里画板报、布置会场；赵宝刚还在首钢当工人。他没停在功劳簿上，不满于粗制滥造的穿越剧而再度出手，《甄嬛传》大热，为古装戏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标准。
郑晓龙 ，导演、编剧，1984年至今，他先后担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原北京电视制片厂）主管生产的副主任、主任，生产出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第一部长篇室内剧《渴望》、第一部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第一部全程在海外拍摄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第一部编年史风格的电视剧《一年又一年》。
这一年的中国电视剧，除了《后宫甄嬛传》，大可用“平淡”二字形容。
小波澜当然不少，爱情戏依然热闹，《爱情公寓III》《北京爱情故事》，捧红了新一代小花旦，哪怕彼此“长”得太像，让年长的观众有点不太好辨认；相较内地爱情的热烈，台湾出产的一部《我可能不会爱你》却以清新之气红了一把；家庭伦理戏依然红火，《宝贝妈妈宝贝女》《金太郎的幸福生活》，因为成本低廉难碰红线，未来这种戏还会继续红火下去；主打行业牌的电视剧开始出现，譬如《心术》《后厨》，但有多少是打着行业招牌走老路，尚未可知，但不可否认，电视剧渐渐成为一个需要智力的产品，这也是《北京青年》被骂的原因：不是你给一个“重走青春”的理由，我就可以接受富二代变“深漂”的桥段。最匪夷所思的是，已有《后宫甄嬛传》珠玉在前，造型诡异情节狗血雷声阵阵的《轩辕剑》为什么还要继续存在下去？
也许这就是电视剧这一受众数量最多的媒介造下的迷局：多种重口味，无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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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也是在这里—郑晓龙在胡同里的工作室，芭蕉树、流水红鲤旁边，跟《人民日报》提及《后宫甄嬛传》的一篇文章较劲，郑晓龙提高了声音：“跟我提历史真实，你懂文艺的真实吗？我这是文艺，不是历史，我也没有说过《甄嬛传》是历史戏啊！他们无知无识浅薄才说出这种无知无识浅薄的话来。”
《后宫甄嬛传》正火，那篇文章一出，诸多骂声或者幸灾乐祸，郑晓龙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他依然和每天一样午睡到下午两点多，然后在芭蕉树下泡茶、跟各路人马谈事儿。他一个人足以讲述20多年的中国电视发展史，对这些小小纷扰，他有骂人的底气。
对电视界，他常有“拨乱反正”的气魄，投拍《后宫甄嬛传》就来源于此，他看不惯那些大行其道的穿越小说，永远是一个现代女孩穿越回了古代，被N个皇子同时爱上，在后宫中左右逢源大搞恋爱，“我们中国的女同志也应该有尊严吧。”郑晓龙说，而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则有女性自我觉知的色彩，这使得他希望借由一部自己从未涉足过的古装戏，来打破少女们的白日梦，塑造真实的帝王形象：他们只想绵延子嗣，跟浓得化不开的专一深情没什么关系。
等流潋紫写完已是2010年，郑晓龙的选角遭到一片骂声，小说粉丝笃信演了不少穿越戏的杨幂和佟丽娅合适，郑晓龙选择孙俪，因为她靠近年轻时候的甄嬛，同时郑晓龙相信她可以做到角色的变化，“孙俪最大的成功就是之前之后的反差，反差成功了，观众就认可了她的全部表演。”
郑晓龙的这段话被此后疯狂的收视率印证。孙俪虽然拍完就在家怀孕生子，却因为这部戏在复出之后跃身内地一线女星行列，其他几个主演如蔡少芬，拍完这部戏身价暴涨；蒋欣、斓曦等演员此前并不惹眼，凭这部戏获得颇高人气，在有的戏直接成为女一号。郑晓龙对《后宫甄嬛传》的“捧角”功夫得意，“一部好戏才能出一批人”。
有人说，《后宫甄嬛传》是“宫斗戏终结者”，郑晓龙说，它对那些乱七八糟的戏是一个警醒，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标准，“一方面总局在限制宫斗戏，另一方面，就算没有限制，观众提高了品位，你还那么粗制滥造下去，不是自掘坟墓吗？”
站在年末回望《后宫甄嬛传》引发的收视狂潮，郑晓龙同意它呼应了当下社会的某种诉求，就像他直接参与的《渴望》，“和当时人们渴望真情、讨厌虚伪的政治的社会氛围有很大关系”；《北京人在纽约》“正好赶上出国潮，许多人在思考自己到底追求什么”；《金婚》“在一段时间的混乱之后，呼应了人们对婚姻回归单纯、从一而终的愿望”，而《后宫甄嬛传》则是“对那些拿封建社会当背景、往里头塞现代爱情故事的粗制滥造穿越剧的一种批判”，它让人看到，一个古装戏可以拍得故事合理、制作精良，同时提供一种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思考。
郑晓龙看历史一直有批判色彩，《康熙王朝》片尾曲里的“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的观点是他最不赞同的。“很多片子说古代比现代好，古代怎么能比现代好呢？中世纪的落后和黑暗是非常恐怖的，就是应该被彻底打倒，尤其现在有很多封建余毒，影视剧更应该客观表现历史人物。”
《后宫甄嬛传》让从没有拍过古装戏的郑晓龙有了对古装戏的自信，“很多人拍片根本不考虑历史观价值观，觉得只要挣钱就行，但其实你把观念树立正确了反而更挣钱；那些一开始就奔着钱去的很可能挣不着钱。影视剧是商品也是精神产品，它要求创造者有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还要在人格上有一点自我要求。”他举今年盛行的主旋律影视剧做例子，“他们不用考虑票房，都是国家拿钱出来，这没问题，问题是要做好。什么是好？不是说获奖、挣钱或者被某个领导夸奖，而是能被历史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作品。”
这是体制中人郑晓龙的思考方式及思考趋向：他的言谈中大量出现“历史”和“价值”两个词，作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任，他的一言一行都有“使命”的意味。“能被历史留下的作品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对当时的时代有认识价值，二是对时代有批判价值，通过批判，引导观众看到善良、正直、催发人的同情心，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作品，表现了人性的光辉。在此基础上再谈有特色的语言、鲜明的人物和与众不同的架构。”
以此标准来考量2012年的中国电视界，成绩显然平淡，平淡下则蕴藏着危险。这一年出品的电视剧数量超过两万集，比去年增加五六千集，市场陷入疯狂。相比之下，美国每年的电视剧出品量是三千多集，中国的出品量是它的五到六倍，“我们的时间也是一天24小时。就光算新片不算重播，中央台那几个播电视剧的频道合起来每年也不过需要两千多集；加上各省卫视，国家规定一天播两集，就算它们一天播三集，也不过一千多集；再加上那些不上星的、白天播的、边缘台站的，至多七八千集就够用了，可是我们今年拍了两万集，大部分片子拍完之后根本没进电视台，播都没播就完蛋了，这就是巨大的浪费。”郑晓龙说。 如果能把浪费掉的成本都拿来，拍合适数量的电视剧，可以把每部戏的预算提高到三倍，也许我们出好片子的几率会大一些。如今的中国可以出口战斗机，电视剧却还没有一部进入欧美主流频道，郑晓龙说，得坐下来好好讨论讨论这事儿，“怎么提高质量？怎么解放思想？”
这又是一个宏大的思考。
不久，他的《新编辑部故事》就要播出，据说这会是个“重口味喜剧”，将后现代、无厘头一网打尽，和21年前的《编辑部的故事》相比，它更HIGH也更民生，择校、买房、啃老、上市，连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都提到了，“我们提前半年演了‘末日’那天的故事，如果明年你能看到，就说明末日已经过去了。”郑晓龙说，但当然，他是笃信历史仍将继续、明朝更胜今朝的。
1个最享受的时刻
一个是《甄嬛传》播出的时候，好多朋友给我打电话，都是说话直言不讳的圈里人，说觉得这片子挺好的，我很享受；另一个是把《新编辑部的故事》剪完，看着它觉得特别来劲，也很享受。
1件最关心的世事
十八大，千军万马都在等十八大，等它为今后的中国发展方向定调子，也为我们下一步的文艺创作定调子。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严江征，我的战友，现在是中国探险家协会的主席，他非常正直、非常有精神追求。
1个计划
把手里的事做完，然后开始着手下面的几个戏，譬如《金婚III》《编辑部故事》贺岁电影。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运动，每天早上走路，快步走一个半小时；拍《后宫甄嬛传》之前我还把烟戒了，现在觉得状态很好，得活的健康、有精神。
王中军
天下明星入吾彀中
年度行业领军人物
2012年，在王中军的带领下，华谊兄弟出品了六部电影，更创造出《画皮2》的票房奇迹。今年华谊兄弟的动作频繁，大手笔的“H计划”引起了业界的强烈关注，《画皮2》打破国产电影票房纪录，而冯小刚的新作《一九四二》也吸引了无数的目光。2012年，王中军带领华谊兄弟，继续影响着中国电影的格局和进程。
王中军 ，作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中军是中国电影界当之无愧的大佬。他曾揣着10万美元回国创业，在偶然接触电影行业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一手打造出国内第一家创业板上市成功的民营影视制作公司。
中国电影正经历着世界影史上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的阶段，票房增速迅猛，院线的全国性布局也逐渐架构完成，而作为中国电影的生产方，影视公司也掀起了向资本靠拢的潮涌之势。
从今年11月份开始，中影与上影两家国有公司加入了等候上市审查的队伍，而在之前，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华策影视等影视制作公司早已做出上市选择，前年年底，博纳影业登陆纳斯达克，成为中国首家海外上市的影视公司。这一上市热潮如今愈燃愈烈，影视公司对资本的迅速靠拢，也显示出中国电影市场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对资本的饥饿状态。而上市之后，影视公司也要慢慢学会如何操弄资本的游戏。比如今年受到《一九四二》的影响，华谊就有了股价跌停的惨痛教训。
电影行业在政策上的好消息源源不断，《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在抓紧考察推进中，在广播电视这个领域里，电影也将是国家从法律层面进行扶助的首个产业。这对于如中影、华谊这样的影视制作公司来说肯定是重大利好，然而正处于“黄金发展期”的中国电影业，在产业发展上却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各大影视公司都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建立全产业链的工作上来。中影、华谊等都在今年建立了自己的下游院线，而小马奔腾在今年9月收购了好莱坞特效公司数字王国，拥有了世界顶尖的特效技术。“做产业链最全的传媒公司”不但是小马奔腾的口号，也是国内几乎所有影视公司的野心所在。
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资本的游戏。
“中国（电影）半壁江山，十年来出自于华谊。”王中军描述华谊兄弟对中国电影界贡献时说，“将来很难再有一个公司，国家的半壁明星都出自其门下。”
曾经梦想是当一名画家的王中军，现在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与华谊兄弟牢牢的绑在一起。在谈到现在的梦想时，他说道：“现在的王中军跟二十年前的王中军不一样，过去王中军是一个个体，现在我跟华谊是不可分的，这个公司好我就好，我觉得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公司安全、没有重大伤害的向前发展，这可能是我的梦想。”过去的梦想更多变成了现在的爱好，在他自建的2000平米的欧式别墅里，随处可见他收藏的油画。而每到春拍和秋拍的时节，王中军也总会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去欣赏所有拍卖会的预展。在《一九四二》上映前夕，王中军甚至亲自上阵，为“华谊兄弟公益集资电影院”画画，共为打工子弟免费电影院筹得400万元。
在新一辈富人阶层中，王中军恐怕是与媒体打交道非常频繁的一位，因为他做的是娱乐业，在他手下，是一个依靠媒体和民众关注度生存的影视公司。但对于王中军来说，今年华谊兄弟并不平静，在媒体上也出现了许多争论和质疑的言论。《一九四二》上映次日，华谊兄弟股票便因其首日票房远低预期而跌停，再加上媒体曝出“13亿元资金逃荒”，以及在《一九四二》上映前，华谊兄弟停发362家影院密钥的传闻，使得华谊兄弟不得不出面发表公开声明专门澄清。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一九四二》的票房不如预期，但王中军却认为“这是设置标准的问题，我认为非常理想”，并且他表示这部电影将是一部“长尾电影”，后期可能很有劲。对于王中军与冯小刚这对创造过许多票房奇迹的黄金组合来说，他们互相成就了各自的事业。对冯小刚，王中军从不吝于赞誉，他曾直言：“冯小刚是公司核心竞争产品。”但这种“冯氏依赖症”毕竟不利于公司的良性发展。为此，华谊兄弟也在今年开展了导演再造的“H计划”，在一口气签下的10名导演中，既有徐克这样功成名就的国际大导，也有乌尔善、钮承泽、冯德伦这样特点各异，充满活力的年轻导演。这样对导演大包大揽的大手笔在国内电影界并不多见，这也体现出华谊兄弟希望摆脱“冯氏依赖症”的努力，可以想象，如果今年没有新锐导演乌尔善的《画皮2》为华谊兄弟压阵，那么华谊兄弟前三个季度的财务报表肯定不如现在这样好看。 他回到老家东北金城，画了20多幅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老家朋友们，一边是近乡情怯，一边是故乡的消失，彼此的境遇也都同或不同。“都变了，我们的记忆都喂狗了，没有东西可以证明我们曾活过。”他小心翼翼地处理着和过去的关系，“现在我有点名气了，我很怕这些哥们儿把我当回事。”他在甘肃天水混迹于马贩子中，在西藏他画青藏铁路，然后是新疆采玉人。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喜欢画劳动的人，因为这些人真实不装。他也因此屡屡被媒体称为有定力，是坚持在大时代边上的写生人——“大时代在喧嚣，他在边上写生”。而他自己不这么认为。“所谓坚持，说明有问题了才这么坚持，说坚持也显得太苦了。其实没什么问题，你喜欢，你热爱，不知不觉就那样做着，由衷的喜欢是常态。如果不喜欢，靠坚持人能坚持多久呢？”
他只不过实地写生，画得简单直白，而越简单，往往越有力量。陈丹青说，“小东突然把他生猛的作品朝我们扔过来，生活在他笔下就好像一坨屎，真实极了。”
这几年艺术品拍卖市场火爆，收藏者把他以前的画拿出来，拍到很高的价，这些数字和利益其实早就与他没什么直接关系了，不过他觉得这给了他别的东西。“被人认可给了我很大信心，以前我画得很封闭，不敢放弃，面面俱到，现在连背景都敢省略。”而金钱量化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量化人的价值，也很可怕，“人们就像登上高速火车，我尽量不跟着这火车跑。”
他的工作室位于798艺术区最深处的地方，但仍然远离不了这里的喧闹，躲避不了举着小旗慕名而来的旅游观光团。但在他看来这也是好事，过去这里清静，最近这些年艺术火了，这里画廊和工作室又集中，大家都愿意来看看热闹遛遛弯儿。等哪天没有人关心当代艺术了，大家便会怀念这个时期，就像现在怀念20世纪80年代，那个难得的自发的时期。
他自言就连他自己，也很爱凑热闹，“哪个电影宣传得热，我也会去电影院看，如果现在大家都在说一个话剧，那我也去剧场里看。”前几天他还去看了郭德纲相声。这一年他都没怎么在国内待，春天在奥地利做了一个展览，6月到9月在新疆，之后就去了意大利做展览，刚回到北京，眼见这一年也将要过去了。他对这一年艺术圈的状况没什么直观的感受，“我也无非是通过一些媒体报道来了解的，每年不都这样嘛，差不多吧。”至于他所做的事情所能产生的影响，他也觉得这得由别人来评价：“就自然发展呗，谁办展览谁高兴，总是会有观众的，这其实是对艺术家蛮激励的事情。至于你指望艺术有多高级，多让人惊艳，这个有点抱的希望太多了，都是日常生活，和处在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家，不见得每天都能创造奇迹。”
临近年终，各种名目的评选此起彼伏，他最近也屡屡穿着很得体地遵命去领奖，加之马上就要开幕的新展览，他自嘲今年曝光度非常高，“确实有点过分，老露面也会招人烦”。有时他的无奈是这样的：“人家需要我，我能派上用场，做人嘛，总要随和一点。”
1个最享受的时刻
抛掉“最”字，人就活得轻松了。
1件最关心的世事
中国最高领导人开始说普通话了，带着京腔听着舒服，这是从毛到现在第一个。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这种问题真是……
1个计划
把我明年1月份的展览顺利地做好。我关心的都非常具体，比如画怎么还没运过来，能不能完成。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读书，最近老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和冯唐的《不二》。
张一白
去趟长江商学院
年度商业价值人物
头脑清晰，只按自己道理出牌，善于在一个中小成本的预算里做出大片格局的作品。被好莱坞大片围攻时，监制的《黄金大劫案》票房1.6亿，不赔反赚；商学院被妖魔时，他即将毕业且号称欣赏王石；在导演纷纷表示“要纯粹”的时候，身兼小马奔腾副总裁；然后放下生意，开拍贺岁片……把人生玩得团团转。
张一白 ，导演、监制、北京小马奔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被媒体称为第六代导演。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98年执导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捧红了徐静蕾、李亚鹏等一批青春偶像。2002年拍完电影处女作《开往春天的地铁》，然后静默长达三年，其间拍过广告、MTV，给电视剧做过监制。2006年爆发，导演电影《夜·上海》《好奇害死猫》《少年》等。
年初，中国提高了引进大片的比例，上半年大量好莱坞大片船坚炮利，国产电影几乎全军覆没。4月23日，《黄金大劫案》与《泰坦尼克号》《超级战舰》《复仇者联盟》直接遭遇，1.6亿的票房成绩，没有赔本，反而赚了。
早在十几年前，他做MV导演的时候，看了《真实的谎言》，第一次了解特效的厉害。当时有人拍着胸脯说，能做出这种效果，白费了张一白最大的一笔MV制作费。“我在做MV和广告期间，已经对特效制作挺失望的。我知道我们可能有钱买得起设备，买得起软件，但后来我才明白人家一部电影都是一个工厂，一个车间，几十人、上百人来做这件事情，而我们就一台机器，几个人吭哧弄，那是两回事。”张一白认为中国电影的特技需要一剂强心针，否则永远在低端运作。行业里各种所谓3D，假3D，伪3D的出现，在消耗着高技术的概念，消耗着这种技术含量的信誉。“早晚有一天我们会为此买单的，只有国外无数大片所积累下的专利、技术和人才引进来，才可以不用怕。”
在张一白眼里，小马今年在电影方面的动作其实还只是战略布局，一切都在在为明年的几部大片筹备铺路。公司在电影产业的格局和规模都将越来越大，预期的投入产出比也越来越大。张一白认为这是中国电影制作市场一个战略性的行动，在未来的冲撞时期，电影进入大工业时代，需要大制作和超豪华的视听效果。
张一白觉得自己没干什么事儿，前半年没有拿出作为电影导演的新作品，接近年底才着手开拍2013年春节的贺岁电影。但是他作为监制的《黄金大劫案》在好莱坞大片的前后夹攻下取得1.6亿的票房，成为上半年寥寥可数的盈利国产片之一；他所在的小马奔腾收购了美国顶级特效公司—数字王国。2012年对张一白来说并不算最累，在媒体前面显得消停了一些。这一年他从单一的导演身份，转向多元化的导演和企业管理者多面手，同时做着电影项目的推手、监制和电影的宣传营销，还介入企业管理，同时也没放弃自己计划中的拍摄项目。 跟单纯做导演相比，张一白觉得“全盘掌握一件事情更有乐趣。如同我今年干的另一件事情，我去读了在网络上很红的长江商学院，它是对我人生和视野的一次开拓，让我对人生的体验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
做《杜拉拉升职记》的过程中，因为要融资和营销，张一白接触到很多的人，生意人，他发现，自己对他们传达的那些商业上的技能一点就通，一听就明白。交了一些商人朋友之后，发现他们的人生故事也很有意思和价值。正好2011年初，小马奔腾正式邀请张一白加入。以上种种，让他下定决定去学习。外界少有人知道张一白即将从长江商学院毕业，他开玩笑地说真希望商学院像外界传得那样，可是没有。“我们同学在一起都说都没遇到过，挺遗憾的。”他在商学院唯一收获到的就是知识，所有这些知识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彼时张一白已经做完了《杜拉拉升职记》和《爱进行到底》的宣传、发行和营销。他用商学院的理论对照自己之前的实践，得出的结论是，“我好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在我都没学过这些知识时，我的想法跟老师讲的居然挺一样的。” 在中国第六代导演里，从商业运作角度来说，张一白绝对算有头脑的。“读商学院的阶段是把我感性的体验上升到一种理性的归纳，当我重新回来再做《黄金大劫案》的时候，我已经是在一种规律的，一种知识体系下去做这件事情。可以说做《黄金大劫案》是有知识体系在支持我。”
“当我知道了生意该怎么做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把它当成生意了。”重新回来做这件事情的张一白，觉得能够吸引自己的是一个有创意的事业。比如说在《黄金大劫案》中，把导演宁浩的形象做成海报，“这样的创意不是商业能告诉你的，它是你的感性思维和你的形象思维所给你带来的创意。”
今年的电影市场形势残酷，年底更是强片林立，“扛下来站住了的是英雄，撤了的也是英雄，总之在电影市场，识时务者为英雄也。”张一白为2012年中国的电影行业列出了关键词：残酷，自high和勇敢。“残酷的形势始终像利刃一样悬在我们的头上，但电影这个行业本身的眼球性，让大家一窝蜂地把别人的成功当成自己的成功，把别人的胜利当成自己的胜利，大家都在自high，却不知道在这背后的残忍。这种残酷的处境在未来愈发严峻。电影业要继续走，需要我们既勇敢又智慧，既要有艺术的追求，还要有对商业价值的追求。”提到电影保护月，他觉得中国电影早晚有一天必须割断这个脐带，“从经济来说，中国社会走到今天，正在以比较快的速度赶超西方社会，我觉得电影也不会例外，至少中国电影市场每年以30%—40%的增长率在增长，这是电影史上没有过的景象，没有过的速度。市场必然带来生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信心，如果我们一味的依赖于这种保护的话，实际上是劣币在驱逐良币。让一些劣质产品在这个市场得以残喘。”
当了副总裁，张一白却显得很轻松地说：“做了副总裁就更想当导演了。”没有时间？ “把平时玩的时间拿来做副总裁，把创作的时间还是留给创作。”
1个最享受的时刻
还没来得及享受。
1件最关心的世事是什么
十八大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王石
1个计划
拍一部不接地气的电影。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手机拍照，发在微信上。它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也在训练我视觉上的表达力。大家都觉得我应该出画册了，但没有出版商来找我。
李玉
不拍电影我会变坏
年度电影人
《二次曝光》给中国电影贡献了一种新的类型：幻觉电影，且全片未改通过审查。从被禁到一刀未剪，李玉用自己的经历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创作与审查之间，对立和妥协之间，有对话和谅解的可能，也似乎堵死一批影人动辄归咎审查的口水路。
这一年，中国电影显露了它的财与才。
年中《画皮2》狂揽过7亿票房，为中国大片时代再添浓重一笔，也开了一个恶劣的头：伪3D泛滥。中国电影票房早已过了百亿大关，但如何赚钱，许多人似乎还没摸到真正的办法。一些导演在操弄过商业之后进入了新阶段：重拾使命与责任，但碍于才华、态度与刻意要避开的审查制度，成绩不尽如人意。也许“才”的趋向不应该是打着重现历史的旗号、渲染残酷与伤痛，而是老老实实讲一个故事、叫观众高兴高兴，这也是年末《泰囧》火爆的原因。在疯狂的“财”与不着边的“才”之外，中国电影在这一年显示出更丰富的可能：《白鹿原》虽然引发各种惋惜、质疑或恶评，但王全安仍提供了一个非宏大叙述的、指向个人的版本，对两个时代的对照有其价值；娄烨不完全归来，《浮城谜事》很“小”，却读懂了多维的当下中国；《二次曝光》有缺陷，但为中国电影奉献了新的类型……这些与那些，让我们对2013年的中国电影怀有更高期待。
李玉坐进没有水的玻璃缸里，POSE摆得很娴熟。电影行业越来越明星化，导演们也未能免俗地总要去走红地毯，尤其女导演—尤其她又长了一张五官精致、非常上镜的脸。今年因为《二次曝光》，李玉跟主演范冰冰一起上了不少杂志封面，经过无数闪光灯轰炸，但在这个“导演的感觉”和那个“导演的派头”之间，她又常露出小儿女的气质来。
采访时她又显出另一面：直接，鲜明，没有余地。“我不喜欢记者一上来就问我，‘二次曝光’是什么意思？电影你已经看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理解、想法都贡献出来，你反而要问我是什么意思？”她宁愿盯着对方问想法，“有个记者说她一直在哭，她小时候也有不愉快的经历，这个片子把她的不愉快洗刷掉了；也可能有人看完之后觉得特傻逼，没关系，只要是出自真心的判断。结果是复杂而不可预料的，这是电影的魅力。”片子上映之后她看到网上很多人抱怨“看不懂”，但抱怨的同时把故事讲了一遍，“说这是恐怖片，他能感到恐怖，已经在懂了”；还有人说这是个大烂片，因为看完之后连续三天做噩梦。“有国外观众告诉我，这个电影最让人恐惧的是，它是一面镜子，你可能没经历过它的故事，但看完，你发现你和局中人一样，也丢失了自己。”一个影评人告诉她，自己每天的任务就是被邀请来看电影，看完跟人聊一聊也就过去了，但《二次曝光》让他看完之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想生气又不知道生谁的气，就像置身车中，路上的颠簸干扰着他。 “干扰”，正是李玉想要达到的目的。“为什么我一直不拍古装片，因为我还没有到那种拍古装片也能打扰到现代人心思的境界。我不为娱乐大众，对沉重型题材也没有做好准备，对人的心灵有更大兴趣。 我拍电影就是因为我想打扰到你的人生，让你开始思考自己。而且这个打扰是重口味的，像一个拳头击中你而非一个柔软的手掌抚慰你。有的电影，如《我的兄弟姐妹》，让观众在稀里哗啦的哭声里得到释放；但我的电影，总是在最后让你发现：没有路。我相信有的灵魂无法拯救，有的心灵走到深处是无解的。”
她一直承认黑暗的存在，哪怕如今“正能量”是最红的词儿，“我对两个词很谨慎，一个是‘奋斗’，一个是‘正能量’。‘奋斗’把人放入一种主流价值系统，到一定程度就是自我丢失；‘正能量’是一种‘事事有解’的宣传口径，否则支撑人活下去的力量到底在哪儿？但我总想把所谓正能量剥开，让你看到真相。”
真相以一种终结者的面目隐藏在李玉的电影里，一些镜头的缝隙中似乎能看到它不怀好意的笑。想要看看2007年中国人的状态，最好看看《苹果》，那里有赤裸的展示，只是这个赤裸，给李玉带来了“即刻下片”的麻烦。
《苹果》让她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她也有委屈和压抑，但内心以己为荣，“因为我觉得自己没错，真的是为了反映中国表达中国，所以面对外界，跟自己的对抗会大一些。”到了《观音山》，她做了一个决定：既然要继续在中国做导演，那就要让自己变得更聪明。最初的剧本是一个关于颠覆列车、以死拯救、最终看到爱的故事，但没有通过审查，消息传达下来，她和制片人方励坐了20分钟，决定拍一个诗一样的电影：依然有被抛弃的情感，但颠覆列车变成了修庙—这也成为李玉之于审查最好的隐喻。写《二次曝光》的剧本时，她提醒自己不要先自我审查，但脑子里已经有了那根筋。送审时她也担心它的命运，因为故事依然很“冲”，但最后完整通过。
这是个不错的结果，但对李玉来说，这是个持续数年的、痛苦的决定。她想拍汪精卫，想拍江青，但她拍不了。没有绝对的自由，她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给观众以打扰。同时，她也感受到另一种逼仄：《观音山》在三月上映，对电影市场来说那是个清淡的时节，《二次曝光》则定在了国庆档，李玉第一次体察到市场上的厮杀，通行的规则是尔虞我诈。“竞争一激烈，就发现口水多了，别人的小动作多了，我们团队的宣传底线是不伤害任何其他电影，但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循这个准则。”那段时间她置身风口浪尖，有些朋友疑心是她在炒作，“我对外界一直是我行我素的，但朋友的误解让我觉得沮丧。”范冰冰说了一句，“现在我们拼的就是心态，自己过好就行了。”李玉记得那天是在上海，说完这句，她们又吃起了大闸蟹，聊起了电影，开心起来。“过去我不会年度总结，但今年会有一些感慨。最牛的是，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变的东西，譬如道德、善良和内心的追求，我都没有变，同时该成长的部分我也在成长。快四十岁了，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定性，我希望自己还有修复和成长的能力。”
大多数时间，李玉并不热衷谈论自己的经历，但在某个长篇访谈里，她提到自己的童年，天性敏感，看到父母吵架，躲在房门后哭。母亲后来不再跟父亲争吵，但伤害像种子在内心生下，“我会经常因为自己的想象而泪流满面，这使得我对世间的一切既爱又冷漠。会用特别强烈的方式来抵抗内心的脆弱。”至今李玉仍不愿意拍自己的经历，“我对那个时候的自己，有一种很深沉的感情。”
许多中国导演一辈子其实都在拍同一部电影，某种程度上，李玉也是，她的电影里最重要的是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她的主人公和主流世界总有距离，且根本没有靠近的打算，宁愿面目模糊的生活—只不过在每个100分钟的片段里套上了截然不同的、离奇的外壳。“我自己的过去，不是能否触碰的问题，而是面对时能否真实的问题，可能我越想接近它离得越远。我宁愿述说奇特的黑暗的故事，它们就像一个幽深的隧道，穿过隧道，让人发现希望的光芒。”她提到韩国导演金基德，“他的许多故事开始时特别不堪，看到最后你发现这个导演心里有很大的爱。我觉得导演内心一定要有一些痛苦、脆弱和穿越不了的东西，才能成为艺术家，但很多中国导演没有，他们太强大了，不管电影拍得如何都活得很好，个个有房有车，理直气壮。”金基德在《阿里郎》的纪录片里问自己，你为什么拍不出电影来了？你知道原因吗？“可能没有一个中国导演愿意面对公众质问自己这个问题，只敢躲到角落恐慌。”但这种直面自己的尖锐与勇气，正是李玉所看重的。
有的导演说，电影让他得到心灵的平静；李玉说，电影为她提供出口：“如果不拍出来，我会去做坏事。”最近她又在重看美剧《嗜血法官》，主角白天是个法官，晚上将那些钻法律空子的恶人杀掉。“他有黑暗的部分，但这个黑暗是为了保护正义，这才是正能量！”这个片子李玉看了多遍，类似的精神她也想在自己的电影中探讨，譬如，中国到底是否应该废除死刑。“很多官员推崇废弃死刑，是因为这样贪腐也不能致死，可以用各种方式逃脱。当我听到这个，有种黑暗心理，觉得不该废除死刑，而对老百姓犯下的过失则不该过刑。我想问的是：法律到底由哪些人制定？如果观众看完能思考如果自己制定法律将会如何处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她没有想过，这样的片子会不会赚钱，虽然《观音山》票房8000万，《二次曝光》票房1.15亿，她已经成为“最赚钱的文艺片导演”，但她说，“所谓‘亿元俱乐部’，都是扯淡。我是可大可小的，现在让我做一个小成本的，只要是我真正想拍的，也可以。”前段时间有数个制片方找到她，都是上亿的资金，剧本写好了，演员阵容搭好了，就等她上马，但她都推掉了。“在这方面我很谨慎小心。我今年38岁，如果能拍到60岁，按两年一部的速度，也就十来部戏了，如果因为那是一个简单的、上亿的爱情片我就用掉一个指标，没有意义。”她有一个“must do”的电影名单，计划把它们一部部拍下去，在那些间隙里，她宁愿“浪费时间”，在家看看书，带妈妈去海边休休假，或者跟无名的朋友聊聊天，在告别的时刻热络地让对方带走一些大枣。“我越来越发现，内心越简单的人越强大，杂念太多，只得面临一个非常软弱的自我。”李玉说，有段时间她觉得末日来了，当她用沉默把它度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一切豁然开朗，现在我有足够的力量去迎接下一年。” 1个最享受的时刻
电影《少年派》上映之前，我在看那本小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老虎，就像除去心中的恶和欲望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如何去驾驭它、和它相处，而不是去灭掉它—我突然对自己的这一年都有了一种通透的感觉。
1件最关心的世事是什么
一是奥巴马当选，当时我在美国，我最喜欢的总统又连任了！二是中国领导人换届，我们希望中国更好，这个愿望部分寄托在他们身上。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韩寒。他太真了。我说一句他的“好话”都会掉粉，有些“公知”还取消了对我的关注。我相信他欣赏他，在境遇最不好的时候还能以幽默的方式看待世界。朋友说我是韩寒的“脑残粉”，我承认。
1个计划
把《光荣日》拍成电影，喜欢它自由的气息，但改编起来难度很大。二是想拍一个关于复仇、暗杀的故事。过去我都是以女性的眼光看待女性，男性在我的视角中是被忽视的，现在我想以女性的眼光看待男性。
徐昂
推小门 走窄路
年度戏剧人
陈道明、何冰、徐昂，三个男人一台戏，成就了2012年最热的话剧——《喜剧的忧伤》，导演徐昂是最年轻的一位，在这个普遍劳苦的时代，他愿意提供笑声，“因为笑是一件重要的事，它让人在下坠中依然保持体面”。徐昂所做的，就是给人“一件舒服又有毛刺的衣裳”。
徐昂 ，34岁，北京人艺导演，代表作有《我爱桃花》《情人》《女仆》《操场》等，2012年，第一台大剧场话剧《喜剧的忧伤》大热。
这一年，剧场里常常发出笑声。
让人笑的戏的确在增多，不管是喜剧还是闹剧。北京人艺因为其历史悠久气魄宏大而显得一枝独秀，为了庆祝自己六十岁生日，搬出了诸多家当：先是过了一遍《家》《日出》《雷雨》等经典剧目，再是《甲子园》《窝头会馆》等原创剧目，《哈姆雷特》《推销员之死》透露出了解读西方经典的新意，《喜剧的忧伤》则在本土化之后，为这个时代做了有笑也有思的总结。宏大之外，各处的小剧场也没闲着，陈佩斯的大道喜剧院落户世纪剧院小剧场，票房口碑借不错，陈又开班授课，以陈的功力，这为喜剧的后续发展有不小贡献；都市白领爱情戏依然红火，《桃色办公室》《撒娇女王》都有不错成绩。
导演徐昂说，喜剧多了，说明路子对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群的轻浮，而是因为笑声带着一种软化作用，“社会都已经这样了，何必给人添堵呢？”
采访徐昂那天，有官员参观人艺，封路。徐昂带着我们一路弯绕去排练厅。穿过后台的时候，听陈道明声如洪钟，台下欢呼声、掌声鹊起。
这是《喜剧的忧伤》的第二轮演出，之前开票两小时上万张票被抢购一空，创造了近年来戏剧票房神话。徐昂是这部剧的导演，刚刚34岁，喜欢把自己捯饬得光鲜精致，脸上兼有骄傲和坦诚。
晚上八点的排练厅在承纳一天喧嚣后显出倦意，但一抬头，墙上“戏比天大”那四个大字足以叫人立时警醒。徐昂谈起他没有经历过、但何冰总向他讲起的人艺老故事：那是人艺的演员都住在一起，如今排练厅旁边用作办公、休息的房间其时都是宿舍，演员们同吃同住同排练，台上是戏台下是闹，于是之家里炖排骨，这些人闻着香味儿就去了，吃完在锅里放块板砖就走。“结果就是台下没有芥蒂台上没有大小，人和人坦诚相见，这种熟悉对戏剧特别重要。”他把这种熟悉也归结为《喜剧的忧伤》二轮演出更受欢迎的原因，“演到前天，道哥说，觉得稳定点了，上台没什么大事了。”陈道明和何冰，两个在不同领域都颇有建树的演员，终于在舞台上能够信任彼此。
一轮演出下来，陈道明、何冰和徐昂三人成了朋友，徐昂觉得这对戏挺好，“不用再看着他的光环说话，而是跟他本人说话，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除了朋友，这部戏带给他更深的笃定。他说起《圣经》中的一句话，如何才能走到上帝身边？须要推小门，走窄路，带着孩提般的微笑。“你想想这里头，已经选择了窄门小路，还得孩提微笑—不能鸡贼。”对陈道明、何冰来说，选择这部只有两个人演的话剧已经是窄门，许多更赚钱的影视剧他们都推掉了；具体到表演中，他们依然愿意选择“小路”：“好的演员会用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但许多演员一碰到开不开的锁就要换钥匙或者踹门拆墙，譬如有些‘大咖’演着演着就要删剧本，因为他发现面前有堵墙。但写过剧本的人会明白，最了解故事内在逻辑的一定是编剧，演员说不合理，往往是不能理解其中关系，但也正是这种障碍是编剧蓄意为之，希望跨越它来显示智慧或幽默。坚持只用一把钥匙打开锁的演员，会更少地利用文本、更多地利用自己。在这部戏里，陈道明和何冰就一直努力找到那把钥匙。”
徐昂说，文字于他是内容，演员则是第一形式，陈道明和何冰的这次出演，让他认定自己找到优异的第一形式。“这两个人作为非常有名望的艺术家，他们的心理状态我本来觉得没法揣测，毕竟最初看到的都是他们的光环和毁誉，但真正接触之后，发现这就是俩男孩，心理年龄远远小于真实年龄。”—孩提般的微笑，在这两个“大咖”身上，依然存在。
《喜剧的忧伤》票房上佳，他宁愿承认这是自己“蒙”上了，因为显得“不鸡贼”，其实这都是玩笑，最好的结果，是他“对世界更有信心了”，他相信最朴素的真理早就存在，每过几十年上百年，有人用当时的语言精准的把它翻译出来，就成了时代的智者。现在，徐昂觉得自己看到了这个时代智的存在。
这种“智”以笑声为衣衫，“我是个非常贪恋笑声的人，就是小丑型人格，特别想逗大家开心，就怕场面尴尬，眼看着要掉下去了我就老想往上托，伤人不伤包袱。”徐昂出身于商人家庭，在乎“别人给了什么还要还别人点什么”，热衷都市生活，用朋友刘治治的话说，“隔几天看不到商场化妆品柜台的贼光就不舒服”，他也试过去野外度假，待上一天就受不了。他没有兴趣荒野求生，就喜欢每个人都穿得漂漂亮亮坐在屋子里，幽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那是人类进入高级文明之后的产物。古希腊时人们穿袍子，演悲剧，活得非常认真，但当文明走到某个巅峰，就开始被嘲讽、解构，就出现了幽默，文明开始下跌，此时的人们最好穿着裤子—继续穿着袍子，就要露出屁股了。 《喜剧的忧伤》之后，来找徐昂谈事儿的人多了起来，晚上七点，演员候场、观众开始入场的时候，他常常要去接待各路来访者：记者、可能的合作者，“我总得去招呼一下吧？道哥和冰哥就开我玩笑：你看，又去演导演了。”也许他以后会有更多的时间和场合需要“演导演”，已经有制片方找上门来，商量执导电影的事，相较戏剧导演，电影导演是个风光许多的活计。
“要说名利对我没有吸引力，那是假的，但这东西—我还真想试试它能把我害成什么样。有种说法叫‘爱惜羽毛’，我不是特爱惜。”他那种实在没人贬损就贬损自己的劲头又上来了，“一般的名利还害不了我呢。”到底他如何继续拿作品娱人，且看明年分解。
1个最享受的时刻
11月28日，那天正好我生日，《喜剧的忧伤》在天津演出，结束了一片掌声欢呼声，我们闪到一边把舞台留给道哥，让他享受回到家乡的喜悦，当时他眼泪有点控制不住了，我用手机把这一段都给拍下来了。
1件最关心的世事
十八大，那段时间感觉一切都停顿了，就等着新文件新精神。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观世音。
1个计划
拍一部探讨法律公正性的电影。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长板，有天朋友带来玩，我也试了试，挺有意思，感觉有点像小时候，又可以在街上待着了，而不是一直在屋子里玩，挺没劲的。
Masha Ma
我准备好了
年度时尚设计师
2009和2010年，获得了CCDC中国时装设计创意邀请赛最佳国际革新奖。2012年3月7日在巴黎时装周上发布了其秋冬成衣系列，成为迄今为止在巴黎时装周上以个人品牌成功亮相的最年轻的中国设计师。代表了中国年轻一代设计师独有的思考能力和享受生活的态度。
Masha Ma ，时装设计师。2000年，前往英国留学，相继在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设计学院获得女装设计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成为最近五年第一个进入在伦敦时装周举行的圣马丁时装设计硕士课程毕业媒体秀的中国（大陆）学生。2009年3月入围世界著名FASHION FRINGE比赛，成为其有史以来唯一入围决赛的中国服装设计师。
2012年4月，在巴黎十三区的时尚设计中心，一边是Cristobal Balenciaga，一边是Rei Kawakubo的Comme des Gar？？ons。在这两个展览之间，有殷亦晴的新工作室。这位年轻的华裔法国设计师因为被安插在Galliera博物馆的两位大师展位之间而感到兴奋不已。27岁的殷亦晴正是时尚圈这些中国新面孔中的一位。今年1月份，她在巴黎的第二次高级定制时装秀引起了轰动。她用丝绸做出令人惊奇的褶皱，这为她在巴黎诸多时尚天才中间开辟出一席之地。同时，她也改变了大众对中国设计的过时看法，特别是关于仿制或者如同电影《花样年华》般的异国风情。“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想要进军巴黎，”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主席Didier Grumbach说，“中国为时尚而痴迷，就像所有经济正在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这种现象是惊人的。就像30年前人们曾目睹的日本设计师风潮，涌现出山本耀司、三宅一生等众多日本设计师。但是在今天，如果想要取得成功，需要打开眼界，开辟新的时尚领域，不能只是一味地强调民族或民俗。”这些新一代的华人设计师都非常了解时尚帝国的规则：不会因为他们出生在北京，就在设计的服装上饰有龙虎以博人眼球。刘凌和孙大为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两位从中国北方来的设计师带来的就是巴黎式的优雅，他们把重新演绎过的巴黎式的优雅注入了他们自己的品牌。“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对时尚产生了兴趣，逐渐地，这个国家也就会向西方开放”。China in Paris时尚活动的组织者赵倩女士说。“许多消费者原先只注意奢侈品牌，中国在奢侈品领域的消费位居全球第二；而在今天，人们会寻找更有创造力的品牌，因为他们渴望新的事物。中国要让全世界都关注自己国家这些年轻有位的设计奇才。”
中国正在成为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对于越来越多的独立设计师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时期，但是他们中间只有一小部分人的作品能变成真正的品牌。
16岁离开北京，赴伦敦学习，2008年获得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设计学院女装设计学士学位。在伦敦举办过三次女装发布会以后，受邀登上了法国时装公会的官方日程表。从此，这位年轻的设计师就要在伦敦、巴黎、北京和上海分配她的时间了，特别是在上海的工作室里，她绘制出了大部分作品的草图。
她从来没说过她的中文名，圈子里圈子外的人都叫她Masha Ma。她在学校里已经开始给品牌做设计，创立之初便意识到要做品牌─一个奢侈品品牌。因此除了自己和造型设计师之外，团队里另一个人便是公关。她同时在中国和欧洲两地做市场，而脑子里也装着两种时区的工作制。她在上海和巴黎两地设有工作室，如果在中国，Masha Ma五点就得开始处理巴黎办公室发来的邮件，不到晚上十点不会下班，有时一连七天都是如此。欧洲和中国市场需求差异甚大，除了肤色身高不同，中国人的身材多扁而宽，而欧洲人的身材圆而窄，同一个款式在颜色和剪裁上都要做调整。有时候中国市场还会多推30至40款新设计。以她参加伦敦时装周的经验看，“欧洲和中国时装产业的一个重要差别是他们把时装周和买手系统连接起来，时装周时间固定，这意味着所有设计师都必须按照这个时间表来做事，竞争更激烈，也更容易形成系统性的工作。”时尚写手叶滢曾经这么描述Masha Ma：她一个人带着设计稿和订单回北京，每天穿着至少七厘米的高跟鞋和贴身的水绿色裙子，到南城几十个人的服装工厂，严阵以待地教工人怎么按照要求锁边钉扣子，一不留神，工人就能把边给扎歪了。她说，要蹲到地上，一点一点教他们按要求做工艺。然后，在晚上八点出现在MAO或者D-22，和一帮北京小青年喝酒到午夜。
她的日程表永远有一大串事情：6月28日在中国发布副牌Masha Ma Studio，这个品牌针对相对年轻的消费者，主线比较冷峻、高雅，价位也比较高，单价在1000元至2万不等，副品牌色彩斑斓，价位在1000至3000元。她希望明确主线和副线在价位和风格的区别，建立起设计部门和更稳定的企业架构。Masha Ma的商业计划已经做到2020年，用她的话说，关键是要从一个设计师转型成一个品牌。“要完成这个转型，最重要的是要有企业架构和系统化的运作，产品好坏和风格很难区分，大多数设计师做得都差不多，但成为独立品牌就不一样。”未来，她会开发箱包和首饰配件，到2020年的时候会推出男装系列，再以后可能会有香水。 2012年秋，Masha Ma从伦敦时装周挪到巴黎时装周，这期的主题取自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故事《夜莺与玫瑰》，听起来有数不清的缠绵悱恻。不过，在一堆时尚、荣耀、上流……的关键词之外，Masha Ma也会吐槽：“学过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更多的是体力活，不是那么优雅的一个工种。”
1个最享受的时刻
作品在时装周发布的时候。每一季的作品都是和工作室的成员通过几个月努力完成的。最后将作品呈现给大家的短短十五分钟，也是我和观众一起享受成果的时刻。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小时候的绘画导师。带给我的影响很深。无论是对艺术的理解，还是表达与开拓，导师都给了我极大的启蒙。
1个计划
希望在未来几年，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Masha Ma摩登，别致，充满女人味的现代女性形象。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work hard， play hard，不断地充实自我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
金磊
综艺进入大片时代
年度团队
《中国好声音》团队
《中国好声音》团队在总导演金磊的带领下，创造了2012年娱乐节目收视神话。成功运营让《中国好声音》顺利成为一门“中国好生意”，在中国综艺节目步入大片时代的浪潮中，金磊带领的团队成为先锋，但这并非金磊团队的唯一诉求，他们更大的野心是把“好声音”做成一场运动，一场振兴中国流行音乐的运动。
金磊 ，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总导演，SMG新娱乐总监。2007年任《加油！好男儿》总导演，2009年任百集家庭才艺选秀《欢聚世博全家都来赛》总导演。
在《中国好声音》播出之前，暑期档的内地选秀类节目大多不温不火，由于观众对各式选秀节目已经产生审美疲劳，选秀节目进入瓶颈期，曾经的“选秀掌门”湖南卫视宣布缺席今年的选秀节目之战，更使今年的选秀节目显出几分疲态。与此同时，在去年风光无限的相亲类节目迅速降温；同质化的跟风之作充斥荧屏；没能诞生出一档能够接管观众视线的大热节目，这些都让内地电视娱乐节目显得门庭冷落。
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到去年10月下旬正式下发的“限娱令”的影响，省级卫视综艺娱乐节目的播出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脱颖而出》《一站到底》等一系列进一步细分观众的综艺节目中，再难以出现一台具有统治力的代表性节目。购买海外成功模式版权成为近两年综艺节目的制作趋势。昂贵的版权费和不菲的制作成本，都让这些“洋节目”有别于过去娱乐节目相对粗糙的制作水平。中国综艺节目进入“大片时代”。
“好声音”曾被认为是今年娱乐节目市场中杀出的一匹黑马，但它的成功自然有其必然性。媒体人梅子笑认为，现在来定义《中国好声音》还为时过早，但来自这个夏天的社会反响证实，在国内的娱乐节目生态圈中，像《超级女声》一样“脱形变相”山寨其他热门节目的选秀已经远远跟不上观众的需求，“超女时代”过去已成事实。
金磊所在的灿星制作，位于上海一条繁华的街道，它隶属于星空卫视，在《中国好声音》之前，人们更多是凭借《中国达人秀》认识了这个名字。
《中国达人秀》与《中国好声音》的标识牌并排陈列在一起，装饰了灿星制作前台的背景墙。随着《中国好声音》第一季落下帷幕，金磊团队在“好声音”的工作告一段落，目前他们正全力制作接档的《中国达人秀》第四季。在等候采访的过程中，一位“达人秀”的年轻导演正打电话邀请候选选手来参加节目，对方听闻来意之后，立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同时拥有两档也许是目前电视荧幕上最火爆的真人秀节目，金磊无疑已经成为电视界最具话语权的导演之一。这个被同事调侃为“能力越来越大，头发越来越少”的“话事人”有着在电视人身上时常见到的瘦削身材，那多半是由于作息不规律，长时间熬夜留下的特征。他同时也有着非常清晰的思路和丰富的语言表达，即便采访中途被工作电话打断，他也能轻易地接着之前的话继续说下去。
金磊麾下的团队成员几乎都是年轻人，这是电视人的另一个特征。在这个特殊的行业里，一副正在走上坡路的身体被视为入行的前提，即便是已经升任总导演和副总裁的金磊，脸上也看不到丝毫疲态。在结束采访之后，金磊便马不停蹄地跟团队成员一起开下一期“达人秀”的策划会，一边准备拍摄的摄影师只能事先布好光，然后再请金磊插空进行拍摄。
《中国好声音》从制作到后期再到宣传，一共需要七个团队通力配合。其中既有核心的导演、后期制作、技术以及制片团队，也有专门的艺人管理团队和选手管理团队，用来对接导师和学员，保证他们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处于最佳状态。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宣传团队则包揽了“好声音”的所有宣传任务。金磊坦陈，在“好声音”播出期间，团队成员几乎都是“一天当三天用”，因为“Voice”这个强大的模式，是中国做电视这么多年都没有触及到的理念，因此需要更新很多认知。理论上，这种调整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这些时间他们等不起。
一个最明显的认知更新，是在“好声音”的现场录制上。杜昉介绍说过去国内的综艺节目大多采取导播制，现场架设12部摄像机，从这12部摄像机拍摄到的内容中进行切换。而“好声音”的模式方规定现场必须拥有27个机位，确保现场能够“无死角”的被记录下来。这意味着现场摄像人员要比过去多出一倍多，后期剪辑的工作量则更是增长了不止一倍。金磊告诉我们，平均每个选手的外景拍摄量都需要近150个小时的素材带，再加上一期“好声音”需要的准备时间，从选手反复试音、选歌、与乐队排练，大概要花掉三个星期，一期“好声音”的制作时间与工作量，是过去真人秀节目所无法想象的。
自然，在这些大幅增长的工作量背后，是节目制作成本的大幅提高。金磊称“好声音”第一季的投资投入已经超过八千万。曾被媒体热炒的从英国专门空运过来的转椅，身价高达八十万元，现场所用的音响系统，光一套音响就花掉2000万元左右。在金磊眼中，这些都是不能打折扣，不能省钱的“标准”。 为了让导师们在节目中全情投入，节目团队特地请教了外国专家，最后专门拨出一支艺人管理团队，在每个学员唱完之后，暂停五分钟供导师们休息，艺人管理团队的人员则陪导师们聊天，让导师在放松的同时保持状态。这种对细节的注重也反映在对观众的安抚上，由于“好声音”录制耗费的时间极长，每次录制都超过十个小时，以至于要有上下半场两拨观众。团队还设置了一个专门人员，用来给观众分发奖品，安抚他们不耐烦的情绪。
金磊认为，还有一种标准更为重要，那是将“好声音”与同类型节目区分开来的核心标准：“有好嗓子、爱唱歌的人，这个在中国其实并不缺少，很多比赛都有，你凭什么把这个做成跟所有节目都不一样？这是我们团队要去琢磨、反复推敲的。”在经过反复讨论之后，“好声音”团队最后将这一标准确立为传递出某一种质感和厚度的共鸣。
在选手的选择上，“好声音”学员的身份形形色色：有在西北航天工业的科研人，也有普通的家庭主妇；有刚刚踏入大学的年轻学生，也有北漂经历了许多曲折辛酸的，还有80后在默默奋斗，要跟爱人一起筑个小巢的。金磊说节目团队希望能够让选手们成为这个社会各个侧面的缩影，去体现和挖掘人内心那种很真挚的本源的力量，“我们导演团队每一个人内心都是很真诚的向真向善，而且他们会从心底去热爱这些普通的、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中国人，想去了解他们的那种渴望。”正是有了价值观的契合，金磊领衔的导演团队才有可能精准的判定每个选手要在这个节目中传递什么；如何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塑造出一个鲜活的人；他的歌声、梦想、情感，最终要引向什么方向，表达什么样的共鸣。金磊认为这其实是“好声音”团队最难处理，也是最下工夫的地方。“我们始终觉得，真人秀节目不是简单的偶像选秀，偶像选秀是去寻找最终产业链条上的一件商品，（它们）宣扬的是一夜成名，一张白纸能够突然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但是像‘好声音’和‘达人秀’这样的节目，是要做给全观众群看的，要影响最主流的人群。”金磊说他们团队希望将“好声音”做成一档发现自己的节目，就像一面镜子，要让所有的观众都能从这面镜子中照见自己。
2012年7月13日，“好声音”在浙江卫视播出第一期，便达到了1.5%的收视率，第二期跃至2.71%，到9月30日的“巅峰时刻”，则创下了高达6.109收视率的奇迹。这匹从低迷的选秀节目和多元化综艺节目中杀出一条血路的黑马，成为这个暑期最火热的话题。但金磊对“好声音”的成功一点也不意外，在“好声音”策划之初，他就坚信，只要能够吃透“The Voice”的强大模式，“好声音”就不存在失败的可能。但商业上的成功并非金磊带领的“好声音”团队的唯一诉求，他们更大的野心是把“好声音”做成一场运动，一场振兴中国流行音乐的运动。
“如果不是一帮热爱音乐的年轻团队，是做不出这个节目的。”金磊说他们团队想要通过“达人秀”与“好声音”这两档节目传递出一个信念，唤回中国人文化的自信感，而“好声音”是音乐领域里一个很好的尝试。金磊认为，音乐是最有力量的文化表达和传播的形式，但由于中国流行乐比较畸形的现状，导致音乐行业已经进入非常低谷，甚至步入沼泽的地步。金磊说，他们团队希望通过“好声音”提出重新振兴中国流行音乐的想法；为这个行业重新制定新的规则和标准；高举真正的音乐知识版权，注重真正的知识和创造；通过三年或五年的时间，用一档节目，为中国流行音乐真正地做一点推动。而大受好评的《中国好声音》第一季，正是这个宏伟目标的一个小的宣言。
这场在音乐行业掀起的“运动”最终效果如何，还需拭目以观，但在中国综艺节目步入大片时代的这场“运动”中，金磊带领的团队已经是见证人、当事者，并且正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金磊相信，通过自己和这个团队的话语权和执行力，未来一定会做出更有影响力的节目。
“因为我们这群人是不可复制的。”金磊说。
1个最享受的时刻
八万人体育场总决赛的时候，梁博唱响《我爱你中国》
1件最关心的世事
不说“十八大”都过意不去了。
1个计划
做五场世界巡演。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打太极。
——黄渤
“我们导演团队每一个人内心都是很真诚的向真向善，而且他们会从心底去热爱这些普通的、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中国人，想去了解他们的那种渴望。”
——金磊（《中国好声音》总导演）
小东突然把他生猛的作品朝我们扔过来，生活在他笔下就好像一坨屎，真实极了。
——陈丹青
与许多靠绯闻和炒作赚取曝光率的明星不同，黄渤，用一部部实打实的作品维持观众对自己的熟悉度，与此同时，他在许多新的领域做出尝试，进一步开拓了自己未来的演艺事业。在“末日危临”前的娱乐圈，《泰囧》当下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是对黄渤这样一直踏实前行的演员的最好奖赏。
——范氿维（本刊记者）
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得了（茅奖）可以买西红柿，不得，吃茄子也很好。锦上添花而已。
——刘震云
我们今年拍了两万集，大部分片子拍完之后根本没进电视台，播都没播就完蛋了，这就是巨大的浪费。如果把浪费掉的成本都拿来，拍合适数量的电视剧，可以把每部戏的预算提高到三倍。中国连战斗机都出口了，可我们的电视剧还没有一个进入美国或者欧洲主流频道，我们得坐下来好好讨论这事儿。
——郑晓龙
谁办展览谁高兴，总是会有观众的，这其实是对艺术家蛮激励的事情。至于你指望艺术有多么高级，多么让人惊艳，这个有点抱的希望太多了，都是日常生活，和处在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家，不见得每天都能创造奇迹。
——刘小东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想要进军巴黎，中国为时尚而痴迷，就像所有经济正在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这种现象是惊人的。就像30年前人们曾目睹的日本设计师风潮，涌现出山本耀司、三宅一生等众多日本设计师。但是在今天，如果想要取得成功，需要打开眼界，开辟新的时尚领域，不能只是一味地强调民族或民俗。
——Didier Grumbach（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主席）
Masha Ma一个人带着设计稿和订单回北京，每天穿着至少七厘米以上的高跟鞋和贴身的水绿色裙子，到南城几十个人的服装工厂，严阵以待地教工人怎么按要求锁边钉扣子，一个不留神，工人就能把边给扎歪了。她说，要蹲到地上，一点一点教他们按要求做工艺。然后，在晚上八点出现在MAO或者D-22，和一帮北京小青年喝酒到午夜。
——叶滢（时尚写手）
刘震云
一辈子就干一件事
年度作家
出道伊始，刘震云就通过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作新写实小说的主力作家。从《一地鸡毛》中认为家里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的小林，到《我不是潘金莲》中上访20年只为纠正一句话的李雪莲，刘震云用一贯幽默的态度保持着对现实的敏感，完成着身为作家的责任—描摹出更真实的生活。而《一九四二》则让他把一个作家的责任推进到电影圈。
刘震云 ，著名作家。1958年5月生于河南，种过地，当过兵，1978年参加高考，以河南省文科高考状元的身份进入北大中文系就读。代表作品有《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一句顶一万句》，其中《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刘震云屡次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前30位，2012年以280万版税收入列作家富豪榜第19位。今年，刘震云推出首部女性视角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同时，由其小说《温故1942》改编而成的电影《一九四二》也于今年年底上映。
这一年的作家很风光。
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掀起一股“莫言热”。围绕着他发生的林林总总像是几个荒诞的故事。莫言开玩笑说想用750万人民币的奖金在北京买套房，潘石屹立马跳出来问他有没有户口。有人干脆建议开发一个“莫言盘”，小区门口必然有莫言老师的雕像一个，会栽种红高粱若干；走进小区，小溪流水，每到傍晚一片蛙鸣；小区正中心，一定要有一个“S”形性感美女雕像，上题四个大字“丰乳肥臀”，这场景会不会变成现实？希望大力推动地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高密市一定动过念头。
而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筹备18年的电影《一九四二》也于今年上映。有人说，诺奖之后，莫言在左，刘震云在右，刘震云不置可否。他在苦难中发掘的刘氏幽默，通过电影成为这个时代最受关注的悲喜剧。
刘震云早就写过关于房子的荒诞故事。《一地鸡毛》里的小林愁房子，那时候房子是权力的问题，按级别、工龄分房，而现在房子完全变成了金钱的问题。
金钱在文学圈也发生了转移。这一年，制榜人吴怀尧首次推出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网络作家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分别以3300万元、2100万元、1800万元的版税收入（近五年）排在三甲位置。网络文学从最初的论坛发帖，到现在的商业模式，走过了10年。网络作家获得的收益也在今年迎来一个爆发点，成为一个又一个隐形富豪。
电商忙着利用纸质书做促销，打价格战，但是文学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有超过160万人在起点中文网上写小说，其中年入百万的作家超过30人。作为网络作家首富，唐家三少保持着平均每天写一万字、107个月不断更的纪录。而作为其他影视作品、游戏的源头，文学的活跃引领了下游的潮流。
韩寒和郭敬明依然是最具品牌效应的青年作家。前者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方韩大战”之后，依然无损形象，推出app“ONE·一个”，正式上线不到24个小时，就登上 App Store 中国区免费榜第一名。而郭敬明在带领旗下众多作者致富之后，也进军影视，以导演和编剧的双重身份启动青春电影《小时代》。
毫无疑问，文学依然很重要。就如杯子和水一样，就算有一天没有了纸质书，文学本身依然不可或缺。就像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末日，有人选择大吃大喝，有人选择去看电影，也有人愿意举办一场末日诗会，探讨一些幽微的问题。 这一年的年度作家我们选择刘震云，不仅因为他在文学上的成功，同时因其精彩的“客串”，最大限度的扩展了文学的价值，让人们吃了一口甜食之后，开始深思这浮华背后的荒诞现实。
刘震云以“真实”为由拒绝了服装编辑的安排。他身上的对襟上衣是拍照标配。他拒绝摆拍，表示“想当然的在书房里拍一位作家，还不如在羊群里拍。”但是真把他拉到羊群里呢？“为了拍照去一趟内蒙古，我可不干，太麻烦。”
今天下午，刘震云接受了9家媒体的采访。
直到晚上7点半才喝上一口热汤的他询问华谊的工作人员，“国立他们呢？”，得到的答案是所有嘉宾都已结束工作，只剩下他一个。
你很难知道他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得意抑或是厌倦，“我不习惯这种生活，但悲剧也并不只发生在我身上。一部电影上映，作者频繁接受媒体采访，讲些车轱辘话。这也是应该尽的义务，你不说谁说呢？”
电影《一九四二》的上映让刘震云的声誉再次达到一个高峰。这部筹备了18年的全明星灾难大片由他的中篇小说《温故1942》改编而成，编剧是他自己。刘震云是整件事情的源头，20世纪90年代，他写出了这个故事，而王朔把书推荐给了冯小刚，从此冯小刚逢人便说，念念不忘。
作为中国最知名也最成功的当代作家之一，刘震云和影视缘分不浅。他的代表作《一地鸡毛》《手机》等都曾被改编成影视剧，引起轰动。作为制片人，还推出过国内首部“作家电影”《我叫刘跃进》。但他始终认为，自己不是编剧，离影视圈很远，只是有几个朋友恰好是导演。
而作为作家，刘震云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稳定的写作水准。在去年凭借《一句顶一万句》获茅盾文学奖之后，又在今年推出了新作《我不是潘金莲》，故事中有上访，截访，超生，假离婚，一贯的贴近现实。
在刘震云看来，一个作家的责任在于对生活提出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如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一样，比人们之前的见解更接近事物的本质。30年前，他写过《一地鸡毛》，后来被冯小刚拍成电视剧，由陈道明和徐帆主演。里面的小林觉得自己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这样的逻辑一直延续到电影《温故1942》，甚至被放大到更大的悖反：究竟是300万灾民的性命重要还是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更重要？历史书选择了后者，而刘震云决定还原前者，把“小节”变成“大局”，倾听芝麻长成西瓜的声音。接下来，刘震云希望能续写小林的故事，那个文静的小公务员，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又在琐碎的生活中收获了怎样的起伏。
刘震云和冯小刚是和“1942”这个故事渊源最深的两个人。在新版《温故1942》的书封上印着一行小标题：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
刘震云为冯小刚编剧，冯小刚则为刘震云的新书作序。20年前，小刘和小冯通过王朔介绍，相识结缘。2000年新年的一个晚上，饺子就酒，几杯下肚，小刘郑重对小冯说：我今天来，是想把《温故1942》交给兄长，此事我愿意与兄长共进退。
有人曾问过刘震云，他和冯小刚之间，算是《一句顶一万句》里那种“说得着的人”吗？
刘震云回答，“我觉得应该是。比如说，大家不是说有事想起谁来了，往往是没事的时候说‘今天晚上在一块吃饭吧，反正也没事儿。’这个就说‘那行啊，那就一块吃饭。’有时候会把王朔叫来，就一块包个饺子，弄一两个凉菜……”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曾有人翻出一张陈年旧照，上面有四个人：莫言，张艺谋，姜文和巩俐，是在拍《红高粱》时的照片。当年四个人都很青涩，而现在，皆成业内大腕。
文学和影视有时是亲家，彼此成就，刘震云和冯小刚之间的缘分也是如此。
冯小刚曾经说过，自己能有今天，是因为“上帝他老人家派来了一位又一位使者”。在这些“使者”中，刘震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冯小刚与王朔创办好梦公司拍摄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刘震云编剧的《一地鸡毛》。拍完之后，冯小刚明白了“新现实主义”：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一切不露声色，于无形之中势不可挡。后来，他们又合作了《手机》，同样风靡一时。
刘震云不认为自己是个编剧，不过是偶尔客串，改编自己的作品。他觉得自己和影视圈唯一的联系就是几位朋友，“我合作的导演并不多。我曾说过，我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人，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合作。我就跟目光长远、合作起来又非常愉快的人合作。什么叫愉快呢，就是大家都能够让这一个事情发酵、使它成长，同时又都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我估计大部分人看一件事，先看锅里有没有他的，没他的份，就走了。”
《一九四二》是个费工夫的项目。刘震云强调，这部片子严格来说不是编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温故1942》本不适合被拍成电影，一部调查题的小说，不提供电影需要的种种要素：完整的故事，男主角和女主角，小说里都没有。“开过好几次论证会，专家众口一词，说不适合。但是小刚不断的提这个事，我觉得小刚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他是个伟大的导演。为什么只有小刚一个人想要把它改成电影呢？想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个人疯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是他看到了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小刚跟我说，他特别喜欢这部小说的味道，其中的幽默感觉。用严肃的态度来拍严肃的灾难，不需要，这样的影片太多了，比如《辛德勒名单》。但是幽默的就少见了，电影元素可以在这种态度下找到。”
刘震云和冯小刚用最笨的办法进行60年之后的再一次调查，到了河南、山西、陕西、重庆，沿着灾民当年的逃难路线采访，找到了许多当事人，拍摄了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灾民走过的路线走一遍，白修德的路线，日本人进攻的路线，委员长和宗教的路线也走一遍，在走的过程中，电影中的人物迎面而来。”
刘震云觉得，一个作品有自己的命运，各方面条件的结合也都有自己的命运。电影的推出让这段被大部分人遗忘的灾难史得以重现。
电影一开始是个疑问句：“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指的是哪一年？”而在此之后，人们记住了1942年河南的300万灾民，电影成为文学的延伸。在刘震云看来，这是自己的运气，“文学能不能通过电影延伸，关键是碰到了谁。要碰到有的导演，可能就短路，要碰到小刚，就不是延伸的问题，可能有点像文学作品坐上了一个火箭，升到很高的地位，大家看到了。并不是每个导演都这样。” 去年刘震云凭借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获茅盾文学奖时，正在菜市场买菜，犹豫究竟是买西红柿还是买茄子，他一边纳闷西红柿怎么这么贵的同时，接到了出版人打来的电话，听闻自己获奖了，奖金比过去有提高，他当即决定买西红柿，中午吃了一碗鸡蛋西红柿面。
刘震云并非天天买菜，也有宝马车，写字的收入可以上作家富豪榜，但是他喜欢讲这些生活琐事，是调侃，也是他作品中缭绕不散的烟火气息，“你买菜不犹豫吗？西红柿为什么这么贵啊，你总要想一想。当然，那些结婚花几百万的人不用考虑。”
刘震云不觉得茅盾文学奖有多么重要，“第一，不报不重要，报了也不重要，第二，得了不重要，不得也不重要。因为这对我的作品没有影响。得了也行，不得也不会多沮丧。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得了可以买西红柿，不得，吃茄子也很好。锦上添花而已。”
刘震云的书好卖。不像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获奖之后才成为畅销书。当年《一地鸡毛》的首印量是20万，到《一句顶一万句》是40万，《我不是潘金莲》已经是50万。而且《我不是潘金莲》上市才一个多月，就已加印了10万册。按刘的预估，下本书首印就会是60万、70万。
刘震云也有知名度，是那种可以媲美明星的焦点效应。刘震云曾对媒体表示，“一个作家比一个明星的名气大，这是应该的。因为这个名气首先不起源于我，别的作者也比别的明星名气大。比如像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不是梁朝伟写的，曹雪芹的名气比梁朝伟也大，他创造虚构的人物也比梁朝伟大，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传播的范围也比梁朝伟和刘嘉玲要广泛得多。”
小时候刘震云想在镇上当厨子，守着炉火，特别温暖。第二个理想是到乡村戏班敲梆子，月光下清脆嘹亮。第三个理想是当乡村教员，在孩子朗朗读书声中想自己的心事。前三种职业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留在外祖母身边。上大学把他推上了第四条道路，成为了一名作家。
但是这些又有什么不同呢？
刘震云觉得未必是读过书的人是知识分子，有些不识字的人，见识特别深远。比如他的一位舅舅。“他在我们村里赶马车，方圆几十里，再调皮的牲口放到他手里，马上就变成一只温顺的猫。我13岁那年，他跟我有一场特别深刻的谈话。他说，你觉得你聪明吗？我说不太聪明。他又问我，你笨不笨？我说，我也不笨。他说，世界上就怕这种人，要不你聪明，要不你是个傻子，都会生活得非常幸福，像你这种既不聪明又不笨、不上不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难混。我问他，那我的一生应该怎么规划？他说，你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我跟你一样，也是个不聪明也不笨的人，所以我一辈子就赶马车。我记住了这句话，直到现在为止，我就干一件事，就是‘编瞎话’。”
有人说刘震云是中国最绕的人，他不认同，“是事情背后的理比较绕，费脑筋而已。”
新书《我不是潘金莲》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句子，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其实是什么，句子简单，但背后的逻辑绕了三圈，像是在拧麻花。刘震云让这些本来藏着的内心想法开枝散叶，把一个小故事变成了长篇。
故事主人公李雪莲原本想解决的就是芝麻大的事情。她和丈夫为了生第二个小孩，假离婚，谁知离婚之后，丈夫跟了别的女人，成了真离婚。她要告丈夫甚至自己，纠正假离婚这件事情。这本来是她跟丈夫的事，很快变成了她跟法院的事，接着变成她跟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的事，她一路上访，最后闹到北京，闹到了人民大会堂。因为她的事情，各级官员阴差阳错地全被撤了职。政治的逻辑、社会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全插到家务事中去了。本来一桩芝麻大的事情，变成了西瓜，一切都无法收拾。
但这还不算完。李雪莲的故事只是序言。小说的正文，没有李雪莲，只有因为她而被撤职的前县长史为民。刘震云认为，老史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如果说李雪莲是用严肃对抗荒诞，老史就是用荒诞对抗荒诞。春运期间，当老史在北京火车站因为买不到火车票回家打麻将时，急中生智，举起一块要上访的牌子，结果，他被两个协警一路护送回了老家，连火车票都省了。老史看透了这一切，他反弹琵琶，用了“西瓜变芝麻”的办法，把复杂变成了简单。
这本书刘震云写了2年。一开始并没有史为民的故事，但他觉得只有李雪莲的故事，结构缺乏力度，他偶然在微博上看到一则笑话，讲春运的时候一个人回不了家，举一个牌子上访就回去了。“所以生活不用观察，生活不用体验，写作没有那么复杂。难道我们现在谈话不是素材吗？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生活的包围和经过之中，挣脱还来不及呢。”
评论家张颐武赞赏这种结构，“我建议正文拿去得鲁迅文学奖，把前面序言的拿去得茅盾文学奖。”而在刘震云看来，当一个人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严肃的时候，20年毫无结果，而用荒诞的态度来对待严肃的时候，马上达到了目的。对比起来，出现了第三个荒诞的结果，产生了结构的力量和对比的力量。
评论界喜欢给刘震云的作品贴上乡土和底层的标签，刘震云不认同。“我写的不是底层人民，我写的都是我喜欢的人。一句话，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李雪莲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人，别人认为不重要的，她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她能把一只蚂蚁变成大象，把一个个人事件，变成社会事件、国家事件，你说她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是不是民族英雄？”
和刘震云交谈你很难有严肃的感觉，他似乎总在举重若轻的调侃，想方设法把一件事情变得不那么重要。在给书起名字的时候，刘震云曾经提议《严肃》，出版社马上批评，称他的这个想法很不严肃。有人说只要把“潘金莲”和“刘震云”这两个名字摆在一起就挺好，他就同意了。
刘震云觉得作品的名字对作品不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关键人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不能和出版社讨论的。”
而至于《我不是潘金莲》能不能拍成电影，目前还不得而知。刘震云表示，“写小说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拍电影是制片公司、导演、电影局等共同决定的事。但我期待它能够拍成电影。如果能拍成电影的话，将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要拍成电影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有见识的导演。” 1个最享受的时刻
每天都有一个特别享受的时刻，就是每天清早跑步的时候 。
1件最关心的世事
想不起来。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不止1个，很多。
1个计划
特别想写《鸡毛飞过30年》。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有一个很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早上6：30起来跑步。
黄渤
得给别人留口饭
年度演员
2012年可命名为“黄渤年”，电影、话剧、金马奖主持人、导演，多元化的尝试让黄渤四处开花，《痞子英雄》完成了他的“小人物进化”，《泰囧》票房一路高歌。只要有黄渤的地方，就有小人物的喜怒悲欢。这个与绯闻绝缘的明星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娱乐”。
黄渤 ，中国著名男演员、金马影帝。早年曾有过驻唱歌手、舞蹈教练、影视配音等多种工作经历。2006年因《疯狂的石头》一举成名，2009年凭借《斗牛》成为金马影帝。
被末日流言笼罩的娱乐圈，今年并不平静。
从年初燃起战火的“方韩大战”，到3月份的甄子丹与赵文卓互相炮轰，甚至引得舒淇隔空中枪退出微博，再到六六微博斗“小三”，挽回婚姻。微博上的明星骂战已经成为常态。这边厢，潘粤明与董洁离婚翻脸，在微博上互发声明指责对方，那边厢，黄秋生与罗志祥一语不合，又引粉丝在微博上互攻。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有微博的地方就会有骂战，微博显然已经成为许多明星水深火热的“角斗场”。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明星的素质也在微博这个短平快的社交网络中被无限放大。2012年，在微博上栽了跟头的明星不在少数。
根据《2012中国微博蓝皮书》显示，经过5年的培育期，目前微博用户总量约为3.27亿，中国微博市场用户规模已基本稳定和成熟。但比起微博规模上的狂飙突进，微博上的社会道德伦理还未建构完成。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做出调查，61.6%的受访者直言，名人的微博骂战是在牺牲公众对社会的感受和社会底线，来博取眼球和个人商业利益。因此，微博发言的底线在何处许多人尚不明晰，尤其是对握有话语权和关注度的明星们来说，怎样利用好微博突然成了一门新的学问。
当然，也有明星在微博上如鱼得水，姚晨、谢娜均是靠微博推动事业的代表。早就因为“咆哮帝”而在微博上广泛传播的马景涛，微博甫开，便吸引了上万关注。未来，微博的效用与影响力必然越来越大，但如何利用微博这把双刃剑，相信明星们的学费还得继续交下去。
随着新生代娱乐明星步入适婚年龄，今年的明星恋爱婚姻戏码也演得特别多。许多明星排着队公布恋情：杨幂与刘恺威、冯绍峰与倪妮、赵又廷与高圆圆、再加上李晨送给张馨予以“召唤神龙”的定情信物石头心，让人猜测是否明星们也赶着在“末日”来临之前把自己“嫁”出去。从新生代明星恋情公布引起的关注度来看，新生代明星们正加紧上位步伐，而许多人感叹大陆娱乐明星青黄不接的状况，也在今年因为这些新鲜血液的输入而有所缓解。
而从作品上看，今年也是新生代明星爆发的一年，除了陈坤、黄晓明、周迅、范冰冰等年轻一代的一哥一姐继续坚挺以外，杨幂、倪妮、赵又廷等人也都有新作品亮相。新一代偶像群体的建设已经接近完成，但未来是否有能力扛鼎中国电影，还需看个人的造化。
与许多靠绯闻和炒作赚取曝光率的明星不同，黄渤用一部部实打实的作品维持观众对自己的熟悉度，与此同时，他在许多新的领域做出尝试，进一步开拓了自己未来的演艺事业。在“末日危临”前的娱乐圈，《泰囧》当下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是对黄渤这样一直踏实前行的娱乐明星的最好奖赏。
在拍《痞子英雄》的时候，黄渤跟好哥们儿赵又廷打了个赌：到今年底俩人什么戏都不接，然后大家一起去挪威好好玩一趟。赌注是什么？100万。
到年底的时候，黄渤接到了赵又廷的电话，赵又廷在电话那头说：“我都忙完了，没事儿了。哥，我把卡号给你，如果你要不去的话，请直接把款打到我卡里。”
黄渤只能耍赖，“当初咱们也没说币种，我打100万越南盾给你啊。”
在黄渤讲这个段子之前，记者刚刚提的问题是明年是否有一个具体的计划，黄渤回答得很快：旅游、放假。但刚一出口，又立马摇头，“没用，订了计划也没用。”
早在年中的时候，就有媒体称今年为“黄渤年”，如果我们把黄渤今年的所作所为列成一个清单，那么这个清单不但长得要命，其中的内容也丰富得令人咋舌。除却《痞子英雄》《杀生》《黄金大劫案》《泰囧》这几部有他参演并已经上映的电影以外，他还主演了孟京辉执导的话剧《活着》以及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民兵葛二蛋》，未来还有《大话西游之除魔传奇》（后略为《除魔传奇》）《厨子戏子痞子》《第101次求婚》等影片即将上映。不仅如此，黄渤今年还自编自导了一部微电影《特殊服务》；给一部动画片角色配音；出了自己的第二首个人单曲；在刚刚结束的金马奖颁奖礼上，黄渤与曾宝仪搭档主持，成为在台湾难得一见的内地主持面孔。
干的事情多且杂，无怪乎黄渤戏称自己是“卖大力丸的”。面对记者“一周会有一天休息吗”的提问，黄渤哈哈一乐：“你太客气了。”然后掐着指头算起来，“从去年八月份一直到今年金马奖之前，我一天都没休息过。”一直到金马奖之前，台湾媒体帮助他组织了一次环岛行，黄渤才从忙碌的状态中挣脱出来。
当然，一天也没有休息的说法多少有些夸张，但黄渤说自己就像被挂在一条不断运行的链条上，猛地停下来，心里会觉得慌。有一天早上醒来，他心里琢磨今天要干吗来着。给公司打去电话，公司说今天没事儿。再给组里打一个，有什么安排吗？没有。需要见什么人吗？也不需要。黄渤挂完电话，在屋子里溜达来溜达去，面对突如其来的空闲时光，他显然已经茫然失措了。 这一年的忙碌自然也会有收获，黄渤自认为最大的收获就是让自己的脑子变得更清醒了。这种清醒有着两层意思，一个是对自己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另一个是在处理事情的态度上变得更加成熟。
比如出演孟京辉执导的话剧《活着》，在黄渤看来，就是一次从既有状态中剥离，认清自己的机会。他把出演话剧的过程称之为“反刍”，就是将曾经吸收过的东西，经过舞台一遍遍地推敲，重新吸收看似消化过的东西，发现其实还有很多“养分”，产生出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解。
“我特别希望找到能否定自己的导演。”黄渤说当自己身上带有“影帝光环”之后，现在演戏已经没有太多人说不，大家过度相信自己，甚至产生了依赖。这促使他急于从这种惯性中跳出来，这也是当初接演《活着》的最大考虑。“余华跟孟京辉，怎么想都想不到一块儿，这戏怎么排啊？” 但正因为《活着》的不确定性太大了，才让黄渤觉得兴奋，吸引他加入其中。
“话剧是一个可以不断推翻重来的过程，这是在影视表演中不可能体验到的。”当然，这种不断推翻重来也伴随着数次崩溃。黄渤描述与孟京辉的合作是“痛并快乐着”。他告诉我们，有一段时间票已经全部售出，但之前排练好的戏却被完全推翻，黄渤几乎完全崩溃，有时候闭着眼睛回想起刚才演的一段，自己都想吐。黄渤说每当这时候，总是能突然看到孟导一张“赖皮”似的笑脸。“没事，太好了！我跟你讲，这不算崩溃，早着呢，照我说这以后还得乱。”有时候演了一段自己不喜欢的戏，孟导却过来拍他肩膀：“太牛逼了！你不觉得吗？”黄渤老实回答：“不觉得。”“再演就觉得了。”“那怎么弄？”“我不知道，你再走走戏。”
从今年9月开始，话剧版《活着》正式在北京、杭州、苏州等多个城市进行了首轮公演，几乎每个城市的票在开演前几个月就已售罄。黄渤说自己的信心在演了几场之后就足了，因为观众的反应摆在那里，票房还可能作假，观众随着剧中人物命运而起伏的心情却是实打实的。黄渤也与他的搭档袁泉以及导演孟京辉一起，被媒体冠以“舞台梦之队”的称号。
回归电影界，黄渤又出演了《泰囧》和周星驰执导的《除魔传奇》，这也是他认为今年演得最为过瘾的两部戏。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泰囧》还未上映，黄渤预言《泰囧》很可能成为一匹“小黑马”，事实验证了黄渤的预言。《泰囧》上映之后，三日内票房破亿（1.29亿），在12月15日当天，又取得了8700万的单日近亿票房。这部没有3D特效，没有IMAX，投资约为3000万的中成本电影，业内人士已经将其票房期待值定到了6亿元。
如果说《泰囧》算是黄渤奉献给大家的意外惊喜，那么《除魔传奇》则早已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尤其是在星爷光环的笼罩之下，再加上1994年上映的《大话西游》已经随着时间被塑造成为经典，所有人都很好奇，黄渤的演出是否会突破周星驰的既定模式，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孙悟空。
一开始，黄渤其实并没有想过接演这部电影，因为他不想去挑战《大话西游》，也觉得没有必要。因此当周星驰找到他的时候，他回绝道：“你的台阶给得太高了，我腿短跨不上去。”可周星驰又反复找了他好几次，最后问他：“黄先生，如果你来做这个人物，你想怎么做？”因为黄渤之前已经看过剧本，心里也有了既定的想法，就大体跟周星驰说了一遍。没想到周星驰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好啊，你的想法比我的好，你来演吧。”而当黄渤演完一段之后，周星驰往往会先夸一句不错，接着又说：“不过，你看我们这样好不好？”这样反复几次，黄渤的表演其实又回到了周星驰的路子上去了。不过黄渤说回头想想，觉得周星驰的想法跟设计都是对的，因为自己一开始还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如果大家都无厘头，非得在里面插一个现实主义的表演也会觉得很奇怪，所以后来就索性按照周星驰的玩法来吧。
黄渤觉得真正收获最多的，是学习到周星驰的创作方法，因为拥有自己工作室的黄渤已经不愿意把自己单纯的定义为演员，当记者问到黄渤在工作室里的身份的时候，他身边的助理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他是我们工作室的产品。”黄渤立马接过话头，“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产品，就像宜家家居，是品牌，也是产品。”
现在这个产品产量惊人，他手头上已经有五个电影长片的想法，一个文艺片、一个爱情悬疑、一个末日题材，还有两个纯喜剧。虽然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可他依旧保持着随时记录下点子的习惯。今年，他先用一部微电影小试牛刀，自己担任导演和编剧制作了《特殊服务》。接下来，他还打算拍一部十七八分钟的短片，名字就叫《2B青年的不醉人生》，由于他希望整部片子一个镜头运动着拍下来，因此还特意把摄像设备做了一番改造。黄渤说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它完全可以任由自己的想法和创意无限制的发挥。
想转行做导演吗？问及，黄渤再一次显露出爱开玩笑的一面，他一副着急否认的样子， “没，没往这儿走（做导演），你还得给人留口饭呐。”接着做出一副捶胸顿足的样子，“我的天呐，我都说了些什么？”
想着给别人“留口饭”的黄渤，希望未来也能给自己做做减法，他知道这种忙碌状态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但凡跟艺术沾点边的事，都是闲出来的。你一定得有工夫琢磨，一直马不停蹄不是一个好的事儿。”但在他结合了“文艺青年”、“普通青年”、“2B青年”的头脑里，还有很多想法还未实现。也许有一天，他一拍脑门，就开了一家做手绘的小店。
事实上，他已经开始这样干了。
1个最享受的时刻
放假，就是跟大家谈论我们后边要去哪儿玩时，美好的设想。
1件最关心的世事
十八大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对今年来说，最欣赏的是李安。
1个计划
旅游，放假。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今年我在台湾买了一台潜水的照相机，不贵，一共一万三千多新台币，换算过来也就三千多人民币。但我没有想到那么好，功能非常强大。 郑晓龙
体制人的使命
年度电视人
中国电视剧事业的第一批拓荒人，本身就是一部20多年的中国电视发展史，有人评价：如果没有郑晓龙，冯小刚可能还在工会里画板报、布置会场；赵宝刚还在首钢当工人。他没停在功劳簿上，不满于粗制滥造的穿越剧而再度出手，《甄嬛传》大热，为古装戏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标准。
郑晓龙 ，导演、编剧，1984年至今，他先后担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原北京电视制片厂）主管生产的副主任、主任，生产出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第一部长篇室内剧《渴望》、第一部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第一部全程在海外拍摄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第一部编年史风格的电视剧《一年又一年》。
这一年的中国电视剧，除了《后宫甄嬛传》，大可用“平淡”二字形容。
小波澜当然不少，爱情戏依然热闹，《爱情公寓III》《北京爱情故事》，捧红了新一代小花旦，哪怕彼此“长”得太像，让年长的观众有点不太好辨认；相较内地爱情的热烈，台湾出产的一部《我可能不会爱你》却以清新之气红了一把；家庭伦理戏依然红火，《宝贝妈妈宝贝女》《金太郎的幸福生活》，因为成本低廉难碰红线，未来这种戏还会继续红火下去；主打行业牌的电视剧开始出现，譬如《心术》《后厨》，但有多少是打着行业招牌走老路，尚未可知，但不可否认，电视剧渐渐成为一个需要智力的产品，这也是《北京青年》被骂的原因：不是你给一个“重走青春”的理由，我就可以接受富二代变“深漂”的桥段。最匪夷所思的是，已有《后宫甄嬛传》珠玉在前，造型诡异情节狗血雷声阵阵的《轩辕剑》为什么还要继续存在下去？
也许这就是电视剧这一受众数量最多的媒介造下的迷局：多种重口味，无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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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也是在这里—郑晓龙在胡同里的工作室，芭蕉树、流水红鲤旁边，跟《人民日报》提及《后宫甄嬛传》的一篇文章较劲，郑晓龙提高了声音：“跟我提历史真实，你懂文艺的真实吗？我这是文艺，不是历史，我也没有说过《甄嬛传》是历史戏啊！他们无知无识浅薄才说出这种无知无识浅薄的话来。”
《后宫甄嬛传》正火，那篇文章一出，诸多骂声或者幸灾乐祸，郑晓龙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他依然和每天一样午睡到下午两点多，然后在芭蕉树下泡茶、跟各路人马谈事儿。他一个人足以讲述20多年的中国电视发展史，对这些小小纷扰，他有骂人的底气。
对电视界，他常有“拨乱反正”的气魄，投拍《后宫甄嬛传》就来源于此，他看不惯那些大行其道的穿越小说，永远是一个现代女孩穿越回了古代，被N个皇子同时爱上，在后宫中左右逢源大搞恋爱，“我们中国的女同志也应该有尊严吧。”郑晓龙说，而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则有女性自我觉知的色彩，这使得他希望借由一部自己从未涉足过的古装戏，来打破少女们的白日梦，塑造真实的帝王形象：他们只想绵延子嗣，跟浓得化不开的专一深情没什么关系。
等流潋紫写完已是2010年，郑晓龙的选角遭到一片骂声，小说粉丝笃信演了不少穿越戏的杨幂和佟丽娅合适，郑晓龙选择孙俪，因为她靠近年轻时候的甄嬛，同时郑晓龙相信她可以做到角色的变化，“孙俪最大的成功就是之前之后的反差，反差成功了，观众就认可了她的全部表演。”
郑晓龙的这段话被此后疯狂的收视率印证。孙俪虽然拍完就在家怀孕生子，却因为这部戏在复出之后跃身内地一线女星行列，其他几个主演如蔡少芬，拍完这部戏身价暴涨；蒋欣、斓曦等演员此前并不惹眼，凭这部戏获得颇高人气，在有的戏直接成为女一号。郑晓龙对《后宫甄嬛传》的“捧角”功夫得意，“一部好戏才能出一批人”。
有人说，《后宫甄嬛传》是“宫斗戏终结者”，郑晓龙说，它对那些乱七八糟的戏是一个警醒，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标准，“一方面总局在限制宫斗戏，另一方面，就算没有限制，观众提高了品位，你还那么粗制滥造下去，不是自掘坟墓吗？”
站在年末回望《后宫甄嬛传》引发的收视狂潮，郑晓龙同意它呼应了当下社会的某种诉求，就像他直接参与的《渴望》，“和当时人们渴望真情、讨厌虚伪的政治的社会氛围有很大关系”；《北京人在纽约》“正好赶上出国潮，许多人在思考自己到底追求什么”；《金婚》“在一段时间的混乱之后，呼应了人们对婚姻回归单纯、从一而终的愿望”，而《后宫甄嬛传》则是“对那些拿封建社会当背景、往里头塞现代爱情故事的粗制滥造穿越剧的一种批判”，它让人看到，一个古装戏可以拍得故事合理、制作精良，同时提供一种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思考。
郑晓龙看历史一直有批判色彩，《康熙王朝》片尾曲里的“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的观点是他最不赞同的。“很多片子说古代比现代好，古代怎么能比现代好呢？中世纪的落后和黑暗是非常恐怖的，就是应该被彻底打倒，尤其现在有很多封建余毒，影视剧更应该客观表现历史人物。”
《后宫甄嬛传》让从没有拍过古装戏的郑晓龙有了对古装戏的自信，“很多人拍片根本不考虑历史观价值观，觉得只要挣钱就行，但其实你把观念树立正确了反而更挣钱；那些一开始就奔着钱去的很可能挣不着钱。影视剧是商品也是精神产品，它要求创造者有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还要在人格上有一点自我要求。”他举今年盛行的主旋律影视剧做例子，“他们不用考虑票房，都是国家拿钱出来，这没问题，问题是要做好。什么是好？不是说获奖、挣钱或者被某个领导夸奖，而是能被历史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作品。”
这是体制中人郑晓龙的思考方式及思考趋向：他的言谈中大量出现“历史”和“价值”两个词，作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任，他的一言一行都有“使命”的意味。“能被历史留下的作品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对当时的时代有认识价值，二是对时代有批判价值，通过批判，引导观众看到善良、正直、催发人的同情心，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作品，表现了人性的光辉。在此基础上再谈有特色的语言、鲜明的人物和与众不同的架构。”
以此标准来考量2012年的中国电视界，成绩显然平淡，平淡下则蕴藏着危险。这一年出品的电视剧数量超过两万集，比去年增加五六千集，市场陷入疯狂。相比之下，美国每年的电视剧出品量是三千多集，中国的出品量是它的五到六倍，“我们的时间也是一天24小时。就光算新片不算重播，中央台那几个播电视剧的频道合起来每年也不过需要两千多集；加上各省卫视，国家规定一天播两集，就算它们一天播三集，也不过一千多集；再加上那些不上星的、白天播的、边缘台站的，至多七八千集就够用了，可是我们今年拍了两万集，大部分片子拍完之后根本没进电视台，播都没播就完蛋了，这就是巨大的浪费。”郑晓龙说。 如果能把浪费掉的成本都拿来，拍合适数量的电视剧，可以把每部戏的预算提高到三倍，也许我们出好片子的几率会大一些。如今的中国可以出口战斗机，电视剧却还没有一部进入欧美主流频道，郑晓龙说，得坐下来好好讨论讨论这事儿，“怎么提高质量？怎么解放思想？”
这又是一个宏大的思考。
不久，他的《新编辑部故事》就要播出，据说这会是个“重口味喜剧”，将后现代、无厘头一网打尽，和21年前的《编辑部的故事》相比，它更HIGH也更民生，择校、买房、啃老、上市，连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都提到了，“我们提前半年演了‘末日’那天的故事，如果明年你能看到，就说明末日已经过去了。”郑晓龙说，但当然，他是笃信历史仍将继续、明朝更胜今朝的。
1个最享受的时刻
一个是《甄嬛传》播出的时候，好多朋友给我打电话，都是说话直言不讳的圈里人，说觉得这片子挺好的，我很享受；另一个是把《新编辑部的故事》剪完，看着它觉得特别来劲，也很享受。
1件最关心的世事
十八大，千军万马都在等十八大，等它为今后的中国发展方向定调子，也为我们下一步的文艺创作定调子。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严江征，我的战友，现在是中国探险家协会的主席，他非常正直、非常有精神追求。
1个计划
把手里的事做完，然后开始着手下面的几个戏，譬如《金婚III》《编辑部故事》贺岁电影。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运动，每天早上走路，快步走一个半小时；拍《后宫甄嬛传》之前我还把烟戒了，现在觉得状态很好，得活的健康、有精神。
王中军
天下明星入吾彀中
年度行业领军人物
2012年，在王中军的带领下，华谊兄弟出品了六部电影，更创造出《画皮2》的票房奇迹。今年华谊兄弟的动作频繁，大手笔的“H计划”引起了业界的强烈关注，《画皮2》打破国产电影票房纪录，而冯小刚的新作《一九四二》也吸引了无数的目光。2012年，王中军带领华谊兄弟，继续影响着中国电影的格局和进程。
王中军 ，作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中军是中国电影界当之无愧的大佬。他曾揣着10万美元回国创业，在偶然接触电影行业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一手打造出国内第一家创业板上市成功的民营影视制作公司。
中国电影正经历着世界影史上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的阶段，票房增速迅猛，院线的全国性布局也逐渐架构完成，而作为中国电影的生产方，影视公司也掀起了向资本靠拢的潮涌之势。
从今年11月份开始，中影与上影两家国有公司加入了等候上市审查的队伍，而在之前，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华策影视等影视制作公司早已做出上市选择，前年年底，博纳影业登陆纳斯达克，成为中国首家海外上市的影视公司。这一上市热潮如今愈燃愈烈，影视公司对资本的迅速靠拢，也显示出中国电影市场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对资本的饥饿状态。而上市之后，影视公司也要慢慢学会如何操弄资本的游戏。比如今年受到《一九四二》的影响，华谊就有了股价跌停的惨痛教训。
电影行业在政策上的好消息源源不断，《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在抓紧考察推进中，在广播电视这个领域里，电影也将是国家从法律层面进行扶助的首个产业。这对于如中影、华谊这样的影视制作公司来说肯定是重大利好，然而正处于“黄金发展期”的中国电影业，在产业发展上却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各大影视公司都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建立全产业链的工作上来。中影、华谊等都在今年建立了自己的下游院线，而小马奔腾在今年9月收购了好莱坞特效公司数字王国，拥有了世界顶尖的特效技术。“做产业链最全的传媒公司”不但是小马奔腾的口号，也是国内几乎所有影视公司的野心所在。
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资本的游戏。
“中国（电影）半壁江山，十年来出自于华谊。”王中军描述华谊兄弟对中国电影界贡献时说，“将来很难再有一个公司，国家的半壁明星都出自其门下。”
曾经梦想是当一名画家的王中军，现在已经将自己的命运与华谊兄弟牢牢的绑在一起。在谈到现在的梦想时，他说道：“现在的王中军跟二十年前的王中军不一样，过去王中军是一个个体，现在我跟华谊是不可分的，这个公司好我就好，我觉得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公司安全、没有重大伤害的向前发展，这可能是我的梦想。”过去的梦想更多变成了现在的爱好，在他自建的2000平米的欧式别墅里，随处可见他收藏的油画。而每到春拍和秋拍的时节，王中军也总会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去欣赏所有拍卖会的预展。在《一九四二》上映前夕，王中军甚至亲自上阵，为“华谊兄弟公益集资电影院”画画，共为打工子弟免费电影院筹得400万元。
在新一辈富人阶层中，王中军恐怕是与媒体打交道非常频繁的一位，因为他做的是娱乐业，在他手下，是一个依靠媒体和民众关注度生存的影视公司。但对于王中军来说，今年华谊兄弟并不平静，在媒体上也出现了许多争论和质疑的言论。《一九四二》上映次日，华谊兄弟股票便因其首日票房远低预期而跌停，再加上媒体曝出“13亿元资金逃荒”，以及在《一九四二》上映前，华谊兄弟停发362家影院密钥的传闻，使得华谊兄弟不得不出面发表公开声明专门澄清。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一九四二》的票房不如预期，但王中军却认为“这是设置标准的问题，我认为非常理想”，并且他表示这部电影将是一部“长尾电影”，后期可能很有劲。对于王中军与冯小刚这对创造过许多票房奇迹的黄金组合来说，他们互相成就了各自的事业。对冯小刚，王中军从不吝于赞誉，他曾直言：“冯小刚是公司核心竞争产品。”但这种“冯氏依赖症”毕竟不利于公司的良性发展。为此，华谊兄弟也在今年开展了导演再造的“H计划”，在一口气签下的10名导演中，既有徐克这样功成名就的国际大导，也有乌尔善、钮承泽、冯德伦这样特点各异，充满活力的年轻导演。这样对导演大包大揽的大手笔在国内电影界并不多见，这也体现出华谊兄弟希望摆脱“冯氏依赖症”的努力，可以想象，如果今年没有新锐导演乌尔善的《画皮2》为华谊兄弟压阵，那么华谊兄弟前三个季度的财务报表肯定不如现在这样好看。 他回到老家东北金城，画了20多幅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老家朋友们，一边是近乡情怯，一边是故乡的消失，彼此的境遇也都同或不同。“都变了，我们的记忆都喂狗了，没有东西可以证明我们曾活过。”他小心翼翼地处理着和过去的关系，“现在我有点名气了，我很怕这些哥们儿把我当回事。”他在甘肃天水混迹于马贩子中，在西藏他画青藏铁路，然后是新疆采玉人。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喜欢画劳动的人，因为这些人真实不装。他也因此屡屡被媒体称为有定力，是坚持在大时代边上的写生人——“大时代在喧嚣，他在边上写生”。而他自己不这么认为。“所谓坚持，说明有问题了才这么坚持，说坚持也显得太苦了。其实没什么问题，你喜欢，你热爱，不知不觉就那样做着，由衷的喜欢是常态。如果不喜欢，靠坚持人能坚持多久呢？”
他只不过实地写生，画得简单直白，而越简单，往往越有力量。陈丹青说，“小东突然把他生猛的作品朝我们扔过来，生活在他笔下就好像一坨屎，真实极了。”
这几年艺术品拍卖市场火爆，收藏者把他以前的画拿出来，拍到很高的价，这些数字和利益其实早就与他没什么直接关系了，不过他觉得这给了他别的东西。“被人认可给了我很大信心，以前我画得很封闭，不敢放弃，面面俱到，现在连背景都敢省略。”而金钱量化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量化人的价值，也很可怕，“人们就像登上高速火车，我尽量不跟着这火车跑。”
他的工作室位于798艺术区最深处的地方，但仍然远离不了这里的喧闹，躲避不了举着小旗慕名而来的旅游观光团。但在他看来这也是好事，过去这里清静，最近这些年艺术火了，这里画廊和工作室又集中，大家都愿意来看看热闹遛遛弯儿。等哪天没有人关心当代艺术了，大家便会怀念这个时期，就像现在怀念20世纪80年代，那个难得的自发的时期。
他自言就连他自己，也很爱凑热闹，“哪个电影宣传得热，我也会去电影院看，如果现在大家都在说一个话剧，那我也去剧场里看。”前几天他还去看了郭德纲相声。这一年他都没怎么在国内待，春天在奥地利做了一个展览，6月到9月在新疆，之后就去了意大利做展览，刚回到北京，眼见这一年也将要过去了。他对这一年艺术圈的状况没什么直观的感受，“我也无非是通过一些媒体报道来了解的，每年不都这样嘛，差不多吧。”至于他所做的事情所能产生的影响，他也觉得这得由别人来评价：“就自然发展呗，谁办展览谁高兴，总是会有观众的，这其实是对艺术家蛮激励的事情。至于你指望艺术有多高级，多让人惊艳，这个有点抱的希望太多了，都是日常生活，和处在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家，不见得每天都能创造奇迹。”
临近年终，各种名目的评选此起彼伏，他最近也屡屡穿着很得体地遵命去领奖，加之马上就要开幕的新展览，他自嘲今年曝光度非常高，“确实有点过分，老露面也会招人烦”。有时他的无奈是这样的：“人家需要我，我能派上用场，做人嘛，总要随和一点。”
1个最享受的时刻
抛掉“最”字，人就活得轻松了。
1件最关心的世事
中国最高领导人开始说普通话了，带着京腔听着舒服，这是从毛到现在第一个。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这种问题真是……
1个计划
把我明年1月份的展览顺利地做好。我关心的都非常具体，比如画怎么还没运过来，能不能完成。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读书，最近老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和冯唐的《不二》。
张一白
去趟长江商学院
年度商业价值人物
头脑清晰，只按自己道理出牌，善于在一个中小成本的预算里做出大片格局的作品。被好莱坞大片围攻时，监制的《黄金大劫案》票房1.6亿，不赔反赚；商学院被妖魔时，他即将毕业且号称欣赏王石；在导演纷纷表示“要纯粹”的时候，身兼小马奔腾副总裁；然后放下生意，开拍贺岁片……把人生玩得团团转。
张一白 ，导演、监制、北京小马奔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被媒体称为第六代导演。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98年执导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捧红了徐静蕾、李亚鹏等一批青春偶像。2002年拍完电影处女作《开往春天的地铁》，然后静默长达三年，其间拍过广告、MTV，给电视剧做过监制。2006年爆发，导演电影《夜·上海》《好奇害死猫》《少年》等。
年初，中国提高了引进大片的比例，上半年大量好莱坞大片船坚炮利，国产电影几乎全军覆没。4月23日，《黄金大劫案》与《泰坦尼克号》《超级战舰》《复仇者联盟》直接遭遇，1.6亿的票房成绩，没有赔本，反而赚了。
早在十几年前，他做MV导演的时候，看了《真实的谎言》，第一次了解特效的厉害。当时有人拍着胸脯说，能做出这种效果，白费了张一白最大的一笔MV制作费。“我在做MV和广告期间，已经对特效制作挺失望的。我知道我们可能有钱买得起设备，买得起软件，但后来我才明白人家一部电影都是一个工厂，一个车间，几十人、上百人来做这件事情，而我们就一台机器，几个人吭哧弄，那是两回事。”张一白认为中国电影的特技需要一剂强心针，否则永远在低端运作。行业里各种所谓3D，假3D，伪3D的出现，在消耗着高技术的概念，消耗着这种技术含量的信誉。“早晚有一天我们会为此买单的，只有国外无数大片所积累下的专利、技术和人才引进来，才可以不用怕。”
在张一白眼里，小马今年在电影方面的动作其实还只是战略布局，一切都在在为明年的几部大片筹备铺路。公司在电影产业的格局和规模都将越来越大，预期的投入产出比也越来越大。张一白认为这是中国电影制作市场一个战略性的行动，在未来的冲撞时期，电影进入大工业时代，需要大制作和超豪华的视听效果。
张一白觉得自己没干什么事儿，前半年没有拿出作为电影导演的新作品，接近年底才着手开拍2013年春节的贺岁电影。但是他作为监制的《黄金大劫案》在好莱坞大片的前后夹攻下取得1.6亿的票房，成为上半年寥寥可数的盈利国产片之一；他所在的小马奔腾收购了美国顶级特效公司—数字王国。2012年对张一白来说并不算最累，在媒体前面显得消停了一些。这一年他从单一的导演身份，转向多元化的导演和企业管理者多面手，同时做着电影项目的推手、监制和电影的宣传营销，还介入企业管理，同时也没放弃自己计划中的拍摄项目。 跟单纯做导演相比，张一白觉得“全盘掌握一件事情更有乐趣。如同我今年干的另一件事情，我去读了在网络上很红的长江商学院，它是对我人生和视野的一次开拓，让我对人生的体验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
做《杜拉拉升职记》的过程中，因为要融资和营销，张一白接触到很多的人，生意人，他发现，自己对他们传达的那些商业上的技能一点就通，一听就明白。交了一些商人朋友之后，发现他们的人生故事也很有意思和价值。正好2011年初，小马奔腾正式邀请张一白加入。以上种种，让他下定决定去学习。外界少有人知道张一白即将从长江商学院毕业，他开玩笑地说真希望商学院像外界传得那样，可是没有。“我们同学在一起都说都没遇到过，挺遗憾的。”他在商学院唯一收获到的就是知识，所有这些知识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彼时张一白已经做完了《杜拉拉升职记》和《爱进行到底》的宣传、发行和营销。他用商学院的理论对照自己之前的实践，得出的结论是，“我好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在我都没学过这些知识时，我的想法跟老师讲的居然挺一样的。” 在中国第六代导演里，从商业运作角度来说，张一白绝对算有头脑的。“读商学院的阶段是把我感性的体验上升到一种理性的归纳，当我重新回来再做《黄金大劫案》的时候，我已经是在一种规律的，一种知识体系下去做这件事情。可以说做《黄金大劫案》是有知识体系在支持我。”
“当我知道了生意该怎么做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把它当成生意了。”重新回来做这件事情的张一白，觉得能够吸引自己的是一个有创意的事业。比如说在《黄金大劫案》中，把导演宁浩的形象做成海报，“这样的创意不是商业能告诉你的，它是你的感性思维和你的形象思维所给你带来的创意。”
今年的电影市场形势残酷，年底更是强片林立，“扛下来站住了的是英雄，撤了的也是英雄，总之在电影市场，识时务者为英雄也。”张一白为2012年中国的电影行业列出了关键词：残酷，自high和勇敢。“残酷的形势始终像利刃一样悬在我们的头上，但电影这个行业本身的眼球性，让大家一窝蜂地把别人的成功当成自己的成功，把别人的胜利当成自己的胜利，大家都在自high，却不知道在这背后的残忍。这种残酷的处境在未来愈发严峻。电影业要继续走，需要我们既勇敢又智慧，既要有艺术的追求，还要有对商业价值的追求。”提到电影保护月，他觉得中国电影早晚有一天必须割断这个脐带，“从经济来说，中国社会走到今天，正在以比较快的速度赶超西方社会，我觉得电影也不会例外，至少中国电影市场每年以30%—40%的增长率在增长，这是电影史上没有过的景象，没有过的速度。市场必然带来生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信心，如果我们一味的依赖于这种保护的话，实际上是劣币在驱逐良币。让一些劣质产品在这个市场得以残喘。”
当了副总裁，张一白却显得很轻松地说：“做了副总裁就更想当导演了。”没有时间？ “把平时玩的时间拿来做副总裁，把创作的时间还是留给创作。”
1个最享受的时刻
还没来得及享受。
1件最关心的世事是什么
十八大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王石
1个计划
拍一部不接地气的电影。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手机拍照，发在微信上。它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也在训练我视觉上的表达力。大家都觉得我应该出画册了，但没有出版商来找我。
李玉
不拍电影我会变坏
年度电影人
《二次曝光》给中国电影贡献了一种新的类型：幻觉电影，且全片未改通过审查。从被禁到一刀未剪，李玉用自己的经历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创作与审查之间，对立和妥协之间，有对话和谅解的可能，也似乎堵死一批影人动辄归咎审查的口水路。
这一年，中国电影显露了它的财与才。
年中《画皮2》狂揽过7亿票房，为中国大片时代再添浓重一笔，也开了一个恶劣的头：伪3D泛滥。中国电影票房早已过了百亿大关，但如何赚钱，许多人似乎还没摸到真正的办法。一些导演在操弄过商业之后进入了新阶段：重拾使命与责任，但碍于才华、态度与刻意要避开的审查制度，成绩不尽如人意。也许“才”的趋向不应该是打着重现历史的旗号、渲染残酷与伤痛，而是老老实实讲一个故事、叫观众高兴高兴，这也是年末《泰囧》火爆的原因。在疯狂的“财”与不着边的“才”之外，中国电影在这一年显示出更丰富的可能：《白鹿原》虽然引发各种惋惜、质疑或恶评，但王全安仍提供了一个非宏大叙述的、指向个人的版本，对两个时代的对照有其价值；娄烨不完全归来，《浮城谜事》很“小”，却读懂了多维的当下中国；《二次曝光》有缺陷，但为中国电影奉献了新的类型……这些与那些，让我们对2013年的中国电影怀有更高期待。
李玉坐进没有水的玻璃缸里，POSE摆得很娴熟。电影行业越来越明星化，导演们也未能免俗地总要去走红地毯，尤其女导演—尤其她又长了一张五官精致、非常上镜的脸。今年因为《二次曝光》，李玉跟主演范冰冰一起上了不少杂志封面，经过无数闪光灯轰炸，但在这个“导演的感觉”和那个“导演的派头”之间，她又常露出小儿女的气质来。
采访时她又显出另一面：直接，鲜明，没有余地。“我不喜欢记者一上来就问我，‘二次曝光’是什么意思？电影你已经看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理解、想法都贡献出来，你反而要问我是什么意思？”她宁愿盯着对方问想法，“有个记者说她一直在哭，她小时候也有不愉快的经历，这个片子把她的不愉快洗刷掉了；也可能有人看完之后觉得特傻逼，没关系，只要是出自真心的判断。结果是复杂而不可预料的，这是电影的魅力。”片子上映之后她看到网上很多人抱怨“看不懂”，但抱怨的同时把故事讲了一遍，“说这是恐怖片，他能感到恐怖，已经在懂了”；还有人说这是个大烂片，因为看完之后连续三天做噩梦。“有国外观众告诉我，这个电影最让人恐惧的是，它是一面镜子，你可能没经历过它的故事，但看完，你发现你和局中人一样，也丢失了自己。”一个影评人告诉她，自己每天的任务就是被邀请来看电影，看完跟人聊一聊也就过去了，但《二次曝光》让他看完之后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想生气又不知道生谁的气，就像置身车中，路上的颠簸干扰着他。 “干扰”，正是李玉想要达到的目的。“为什么我一直不拍古装片，因为我还没有到那种拍古装片也能打扰到现代人心思的境界。我不为娱乐大众，对沉重型题材也没有做好准备，对人的心灵有更大兴趣。 我拍电影就是因为我想打扰到你的人生，让你开始思考自己。而且这个打扰是重口味的，像一个拳头击中你而非一个柔软的手掌抚慰你。有的电影，如《我的兄弟姐妹》，让观众在稀里哗啦的哭声里得到释放；但我的电影，总是在最后让你发现：没有路。我相信有的灵魂无法拯救，有的心灵走到深处是无解的。”
她一直承认黑暗的存在，哪怕如今“正能量”是最红的词儿，“我对两个词很谨慎，一个是‘奋斗’，一个是‘正能量’。‘奋斗’把人放入一种主流价值系统，到一定程度就是自我丢失；‘正能量’是一种‘事事有解’的宣传口径，否则支撑人活下去的力量到底在哪儿？但我总想把所谓正能量剥开，让你看到真相。”
真相以一种终结者的面目隐藏在李玉的电影里，一些镜头的缝隙中似乎能看到它不怀好意的笑。想要看看2007年中国人的状态，最好看看《苹果》，那里有赤裸的展示，只是这个赤裸，给李玉带来了“即刻下片”的麻烦。
《苹果》让她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她也有委屈和压抑，但内心以己为荣，“因为我觉得自己没错，真的是为了反映中国表达中国，所以面对外界，跟自己的对抗会大一些。”到了《观音山》，她做了一个决定：既然要继续在中国做导演，那就要让自己变得更聪明。最初的剧本是一个关于颠覆列车、以死拯救、最终看到爱的故事，但没有通过审查，消息传达下来，她和制片人方励坐了20分钟，决定拍一个诗一样的电影：依然有被抛弃的情感，但颠覆列车变成了修庙—这也成为李玉之于审查最好的隐喻。写《二次曝光》的剧本时，她提醒自己不要先自我审查，但脑子里已经有了那根筋。送审时她也担心它的命运，因为故事依然很“冲”，但最后完整通过。
这是个不错的结果，但对李玉来说，这是个持续数年的、痛苦的决定。她想拍汪精卫，想拍江青，但她拍不了。没有绝对的自由，她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给观众以打扰。同时，她也感受到另一种逼仄：《观音山》在三月上映，对电影市场来说那是个清淡的时节，《二次曝光》则定在了国庆档，李玉第一次体察到市场上的厮杀，通行的规则是尔虞我诈。“竞争一激烈，就发现口水多了，别人的小动作多了，我们团队的宣传底线是不伤害任何其他电影，但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循这个准则。”那段时间她置身风口浪尖，有些朋友疑心是她在炒作，“我对外界一直是我行我素的，但朋友的误解让我觉得沮丧。”范冰冰说了一句，“现在我们拼的就是心态，自己过好就行了。”李玉记得那天是在上海，说完这句，她们又吃起了大闸蟹，聊起了电影，开心起来。“过去我不会年度总结，但今年会有一些感慨。最牛的是，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变的东西，譬如道德、善良和内心的追求，我都没有变，同时该成长的部分我也在成长。快四十岁了，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定性，我希望自己还有修复和成长的能力。”
大多数时间，李玉并不热衷谈论自己的经历，但在某个长篇访谈里，她提到自己的童年，天性敏感，看到父母吵架，躲在房门后哭。母亲后来不再跟父亲争吵，但伤害像种子在内心生下，“我会经常因为自己的想象而泪流满面，这使得我对世间的一切既爱又冷漠。会用特别强烈的方式来抵抗内心的脆弱。”至今李玉仍不愿意拍自己的经历，“我对那个时候的自己，有一种很深沉的感情。”
许多中国导演一辈子其实都在拍同一部电影，某种程度上，李玉也是，她的电影里最重要的是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她的主人公和主流世界总有距离，且根本没有靠近的打算，宁愿面目模糊的生活—只不过在每个100分钟的片段里套上了截然不同的、离奇的外壳。“我自己的过去，不是能否触碰的问题，而是面对时能否真实的问题，可能我越想接近它离得越远。我宁愿述说奇特的黑暗的故事，它们就像一个幽深的隧道，穿过隧道，让人发现希望的光芒。”她提到韩国导演金基德，“他的许多故事开始时特别不堪，看到最后你发现这个导演心里有很大的爱。我觉得导演内心一定要有一些痛苦、脆弱和穿越不了的东西，才能成为艺术家，但很多中国导演没有，他们太强大了，不管电影拍得如何都活得很好，个个有房有车，理直气壮。”金基德在《阿里郎》的纪录片里问自己，你为什么拍不出电影来了？你知道原因吗？“可能没有一个中国导演愿意面对公众质问自己这个问题，只敢躲到角落恐慌。”但这种直面自己的尖锐与勇气，正是李玉所看重的。
有的导演说，电影让他得到心灵的平静；李玉说，电影为她提供出口：“如果不拍出来，我会去做坏事。”最近她又在重看美剧《嗜血法官》，主角白天是个法官，晚上将那些钻法律空子的恶人杀掉。“他有黑暗的部分，但这个黑暗是为了保护正义，这才是正能量！”这个片子李玉看了多遍，类似的精神她也想在自己的电影中探讨，譬如，中国到底是否应该废除死刑。“很多官员推崇废弃死刑，是因为这样贪腐也不能致死，可以用各种方式逃脱。当我听到这个，有种黑暗心理，觉得不该废除死刑，而对老百姓犯下的过失则不该过刑。我想问的是：法律到底由哪些人制定？如果观众看完能思考如果自己制定法律将会如何处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她没有想过，这样的片子会不会赚钱，虽然《观音山》票房8000万，《二次曝光》票房1.15亿，她已经成为“最赚钱的文艺片导演”，但她说，“所谓‘亿元俱乐部’，都是扯淡。我是可大可小的，现在让我做一个小成本的，只要是我真正想拍的，也可以。”前段时间有数个制片方找到她，都是上亿的资金，剧本写好了，演员阵容搭好了，就等她上马，但她都推掉了。“在这方面我很谨慎小心。我今年38岁，如果能拍到60岁，按两年一部的速度，也就十来部戏了，如果因为那是一个简单的、上亿的爱情片我就用掉一个指标，没有意义。”她有一个“must do”的电影名单，计划把它们一部部拍下去，在那些间隙里，她宁愿“浪费时间”，在家看看书，带妈妈去海边休休假，或者跟无名的朋友聊聊天，在告别的时刻热络地让对方带走一些大枣。“我越来越发现，内心越简单的人越强大，杂念太多，只得面临一个非常软弱的自我。”李玉说，有段时间她觉得末日来了，当她用沉默把它度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一切豁然开朗，现在我有足够的力量去迎接下一年。” 1个最享受的时刻
电影《少年派》上映之前，我在看那本小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老虎，就像除去心中的恶和欲望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如何去驾驭它、和它相处，而不是去灭掉它—我突然对自己的这一年都有了一种通透的感觉。
1件最关心的世事是什么
一是奥巴马当选，当时我在美国，我最喜欢的总统又连任了！二是中国领导人换届，我们希望中国更好，这个愿望部分寄托在他们身上。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韩寒。他太真了。我说一句他的“好话”都会掉粉，有些“公知”还取消了对我的关注。我相信他欣赏他，在境遇最不好的时候还能以幽默的方式看待世界。朋友说我是韩寒的“脑残粉”，我承认。
1个计划
把《光荣日》拍成电影，喜欢它自由的气息，但改编起来难度很大。二是想拍一个关于复仇、暗杀的故事。过去我都是以女性的眼光看待女性，男性在我的视角中是被忽视的，现在我想以女性的眼光看待男性。
徐昂
推小门 走窄路
年度戏剧人
陈道明、何冰、徐昂，三个男人一台戏，成就了2012年最热的话剧——《喜剧的忧伤》，导演徐昂是最年轻的一位，在这个普遍劳苦的时代，他愿意提供笑声，“因为笑是一件重要的事，它让人在下坠中依然保持体面”。徐昂所做的，就是给人“一件舒服又有毛刺的衣裳”。
徐昂 ，34岁，北京人艺导演，代表作有《我爱桃花》《情人》《女仆》《操场》等，2012年，第一台大剧场话剧《喜剧的忧伤》大热。
这一年，剧场里常常发出笑声。
让人笑的戏的确在增多，不管是喜剧还是闹剧。北京人艺因为其历史悠久气魄宏大而显得一枝独秀，为了庆祝自己六十岁生日，搬出了诸多家当：先是过了一遍《家》《日出》《雷雨》等经典剧目，再是《甲子园》《窝头会馆》等原创剧目，《哈姆雷特》《推销员之死》透露出了解读西方经典的新意，《喜剧的忧伤》则在本土化之后，为这个时代做了有笑也有思的总结。宏大之外，各处的小剧场也没闲着，陈佩斯的大道喜剧院落户世纪剧院小剧场，票房口碑借不错，陈又开班授课，以陈的功力，这为喜剧的后续发展有不小贡献；都市白领爱情戏依然红火，《桃色办公室》《撒娇女王》都有不错成绩。
导演徐昂说，喜剧多了，说明路子对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群的轻浮，而是因为笑声带着一种软化作用，“社会都已经这样了，何必给人添堵呢？”
采访徐昂那天，有官员参观人艺，封路。徐昂带着我们一路弯绕去排练厅。穿过后台的时候，听陈道明声如洪钟，台下欢呼声、掌声鹊起。
这是《喜剧的忧伤》的第二轮演出，之前开票两小时上万张票被抢购一空，创造了近年来戏剧票房神话。徐昂是这部剧的导演，刚刚34岁，喜欢把自己捯饬得光鲜精致，脸上兼有骄傲和坦诚。
晚上八点的排练厅在承纳一天喧嚣后显出倦意，但一抬头，墙上“戏比天大”那四个大字足以叫人立时警醒。徐昂谈起他没有经历过、但何冰总向他讲起的人艺老故事：那是人艺的演员都住在一起，如今排练厅旁边用作办公、休息的房间其时都是宿舍，演员们同吃同住同排练，台上是戏台下是闹，于是之家里炖排骨，这些人闻着香味儿就去了，吃完在锅里放块板砖就走。“结果就是台下没有芥蒂台上没有大小，人和人坦诚相见，这种熟悉对戏剧特别重要。”他把这种熟悉也归结为《喜剧的忧伤》二轮演出更受欢迎的原因，“演到前天，道哥说，觉得稳定点了，上台没什么大事了。”陈道明和何冰，两个在不同领域都颇有建树的演员，终于在舞台上能够信任彼此。
一轮演出下来，陈道明、何冰和徐昂三人成了朋友，徐昂觉得这对戏挺好，“不用再看着他的光环说话，而是跟他本人说话，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除了朋友，这部戏带给他更深的笃定。他说起《圣经》中的一句话，如何才能走到上帝身边？须要推小门，走窄路，带着孩提般的微笑。“你想想这里头，已经选择了窄门小路，还得孩提微笑—不能鸡贼。”对陈道明、何冰来说，选择这部只有两个人演的话剧已经是窄门，许多更赚钱的影视剧他们都推掉了；具体到表演中，他们依然愿意选择“小路”：“好的演员会用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但许多演员一碰到开不开的锁就要换钥匙或者踹门拆墙，譬如有些‘大咖’演着演着就要删剧本，因为他发现面前有堵墙。但写过剧本的人会明白，最了解故事内在逻辑的一定是编剧，演员说不合理，往往是不能理解其中关系，但也正是这种障碍是编剧蓄意为之，希望跨越它来显示智慧或幽默。坚持只用一把钥匙打开锁的演员，会更少地利用文本、更多地利用自己。在这部戏里，陈道明和何冰就一直努力找到那把钥匙。”
徐昂说，文字于他是内容，演员则是第一形式，陈道明和何冰的这次出演，让他认定自己找到优异的第一形式。“这两个人作为非常有名望的艺术家，他们的心理状态我本来觉得没法揣测，毕竟最初看到的都是他们的光环和毁誉，但真正接触之后，发现这就是俩男孩，心理年龄远远小于真实年龄。”—孩提般的微笑，在这两个“大咖”身上，依然存在。
《喜剧的忧伤》票房上佳，他宁愿承认这是自己“蒙”上了，因为显得“不鸡贼”，其实这都是玩笑，最好的结果，是他“对世界更有信心了”，他相信最朴素的真理早就存在，每过几十年上百年，有人用当时的语言精准的把它翻译出来，就成了时代的智者。现在，徐昂觉得自己看到了这个时代智的存在。
这种“智”以笑声为衣衫，“我是个非常贪恋笑声的人，就是小丑型人格，特别想逗大家开心，就怕场面尴尬，眼看着要掉下去了我就老想往上托，伤人不伤包袱。”徐昂出身于商人家庭，在乎“别人给了什么还要还别人点什么”，热衷都市生活，用朋友刘治治的话说，“隔几天看不到商场化妆品柜台的贼光就不舒服”，他也试过去野外度假，待上一天就受不了。他没有兴趣荒野求生，就喜欢每个人都穿得漂漂亮亮坐在屋子里，幽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那是人类进入高级文明之后的产物。古希腊时人们穿袍子，演悲剧，活得非常认真，但当文明走到某个巅峰，就开始被嘲讽、解构，就出现了幽默，文明开始下跌，此时的人们最好穿着裤子—继续穿着袍子，就要露出屁股了。 《喜剧的忧伤》之后，来找徐昂谈事儿的人多了起来，晚上七点，演员候场、观众开始入场的时候，他常常要去接待各路来访者：记者、可能的合作者，“我总得去招呼一下吧？道哥和冰哥就开我玩笑：你看，又去演导演了。”也许他以后会有更多的时间和场合需要“演导演”，已经有制片方找上门来，商量执导电影的事，相较戏剧导演，电影导演是个风光许多的活计。
“要说名利对我没有吸引力，那是假的，但这东西—我还真想试试它能把我害成什么样。有种说法叫‘爱惜羽毛’，我不是特爱惜。”他那种实在没人贬损就贬损自己的劲头又上来了，“一般的名利还害不了我呢。”到底他如何继续拿作品娱人，且看明年分解。
1个最享受的时刻
11月28日，那天正好我生日，《喜剧的忧伤》在天津演出，结束了一片掌声欢呼声，我们闪到一边把舞台留给道哥，让他享受回到家乡的喜悦，当时他眼泪有点控制不住了，我用手机把这一段都给拍下来了。
1件最关心的世事
十八大，那段时间感觉一切都停顿了，就等着新文件新精神。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观世音。
1个计划
拍一部探讨法律公正性的电影。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长板，有天朋友带来玩，我也试了试，挺有意思，感觉有点像小时候，又可以在街上待着了，而不是一直在屋子里玩，挺没劲的。
Masha Ma
我准备好了
年度时尚设计师
2009和2010年，获得了CCDC中国时装设计创意邀请赛最佳国际革新奖。2012年3月7日在巴黎时装周上发布了其秋冬成衣系列，成为迄今为止在巴黎时装周上以个人品牌成功亮相的最年轻的中国设计师。代表了中国年轻一代设计师独有的思考能力和享受生活的态度。
Masha Ma ，时装设计师。2000年，前往英国留学，相继在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设计学院获得女装设计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成为最近五年第一个进入在伦敦时装周举行的圣马丁时装设计硕士课程毕业媒体秀的中国（大陆）学生。2009年3月入围世界著名FASHION FRINGE比赛，成为其有史以来唯一入围决赛的中国服装设计师。
2012年4月，在巴黎十三区的时尚设计中心，一边是Cristobal Balenciaga，一边是Rei Kawakubo的Comme des Gar？？ons。在这两个展览之间，有殷亦晴的新工作室。这位年轻的华裔法国设计师因为被安插在Galliera博物馆的两位大师展位之间而感到兴奋不已。27岁的殷亦晴正是时尚圈这些中国新面孔中的一位。今年1月份，她在巴黎的第二次高级定制时装秀引起了轰动。她用丝绸做出令人惊奇的褶皱，这为她在巴黎诸多时尚天才中间开辟出一席之地。同时，她也改变了大众对中国设计的过时看法，特别是关于仿制或者如同电影《花样年华》般的异国风情。“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想要进军巴黎，”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主席Didier Grumbach说，“中国为时尚而痴迷，就像所有经济正在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这种现象是惊人的。就像30年前人们曾目睹的日本设计师风潮，涌现出山本耀司、三宅一生等众多日本设计师。但是在今天，如果想要取得成功，需要打开眼界，开辟新的时尚领域，不能只是一味地强调民族或民俗。”这些新一代的华人设计师都非常了解时尚帝国的规则：不会因为他们出生在北京，就在设计的服装上饰有龙虎以博人眼球。刘凌和孙大为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两位从中国北方来的设计师带来的就是巴黎式的优雅，他们把重新演绎过的巴黎式的优雅注入了他们自己的品牌。“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对时尚产生了兴趣，逐渐地，这个国家也就会向西方开放”。China in Paris时尚活动的组织者赵倩女士说。“许多消费者原先只注意奢侈品牌，中国在奢侈品领域的消费位居全球第二；而在今天，人们会寻找更有创造力的品牌，因为他们渴望新的事物。中国要让全世界都关注自己国家这些年轻有位的设计奇才。”
中国正在成为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对于越来越多的独立设计师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时期，但是他们中间只有一小部分人的作品能变成真正的品牌。
16岁离开北京，赴伦敦学习，2008年获得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设计学院女装设计学士学位。在伦敦举办过三次女装发布会以后，受邀登上了法国时装公会的官方日程表。从此，这位年轻的设计师就要在伦敦、巴黎、北京和上海分配她的时间了，特别是在上海的工作室里，她绘制出了大部分作品的草图。
她从来没说过她的中文名，圈子里圈子外的人都叫她Masha Ma。她在学校里已经开始给品牌做设计，创立之初便意识到要做品牌─一个奢侈品品牌。因此除了自己和造型设计师之外，团队里另一个人便是公关。她同时在中国和欧洲两地做市场，而脑子里也装着两种时区的工作制。她在上海和巴黎两地设有工作室，如果在中国，Masha Ma五点就得开始处理巴黎办公室发来的邮件，不到晚上十点不会下班，有时一连七天都是如此。欧洲和中国市场需求差异甚大，除了肤色身高不同，中国人的身材多扁而宽，而欧洲人的身材圆而窄，同一个款式在颜色和剪裁上都要做调整。有时候中国市场还会多推30至40款新设计。以她参加伦敦时装周的经验看，“欧洲和中国时装产业的一个重要差别是他们把时装周和买手系统连接起来，时装周时间固定，这意味着所有设计师都必须按照这个时间表来做事，竞争更激烈，也更容易形成系统性的工作。”时尚写手叶滢曾经这么描述Masha Ma：她一个人带着设计稿和订单回北京，每天穿着至少七厘米的高跟鞋和贴身的水绿色裙子，到南城几十个人的服装工厂，严阵以待地教工人怎么按照要求锁边钉扣子，一不留神，工人就能把边给扎歪了。她说，要蹲到地上，一点一点教他们按要求做工艺。然后，在晚上八点出现在MAO或者D-22，和一帮北京小青年喝酒到午夜。
她的日程表永远有一大串事情：6月28日在中国发布副牌Masha Ma Studio，这个品牌针对相对年轻的消费者，主线比较冷峻、高雅，价位也比较高，单价在1000元至2万不等，副品牌色彩斑斓，价位在1000至3000元。她希望明确主线和副线在价位和风格的区别，建立起设计部门和更稳定的企业架构。Masha Ma的商业计划已经做到2020年，用她的话说，关键是要从一个设计师转型成一个品牌。“要完成这个转型，最重要的是要有企业架构和系统化的运作，产品好坏和风格很难区分，大多数设计师做得都差不多，但成为独立品牌就不一样。”未来，她会开发箱包和首饰配件，到2020年的时候会推出男装系列，再以后可能会有香水。 2012年秋，Masha Ma从伦敦时装周挪到巴黎时装周，这期的主题取自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故事《夜莺与玫瑰》，听起来有数不清的缠绵悱恻。不过，在一堆时尚、荣耀、上流……的关键词之外，Masha Ma也会吐槽：“学过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更多的是体力活，不是那么优雅的一个工种。”
1个最享受的时刻
作品在时装周发布的时候。每一季的作品都是和工作室的成员通过几个月努力完成的。最后将作品呈现给大家的短短十五分钟，也是我和观众一起享受成果的时刻。
1个最欣赏的在世中国人
小时候的绘画导师。带给我的影响很深。无论是对艺术的理解，还是表达与开拓，导师都给了我极大的启蒙。
1个计划
希望在未来几年，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Masha Ma摩登，别致，充满女人味的现代女性形象。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work hard， play hard，不断地充实自我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
金磊
综艺进入大片时代
年度团队
《中国好声音》团队
《中国好声音》团队在总导演金磊的带领下，创造了2012年娱乐节目收视神话。成功运营让《中国好声音》顺利成为一门“中国好生意”，在中国综艺节目步入大片时代的浪潮中，金磊带领的团队成为先锋，但这并非金磊团队的唯一诉求，他们更大的野心是把“好声音”做成一场运动，一场振兴中国流行音乐的运动。
金磊 ，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总导演，SMG新娱乐总监。2007年任《加油！好男儿》总导演，2009年任百集家庭才艺选秀《欢聚世博全家都来赛》总导演。
在《中国好声音》播出之前，暑期档的内地选秀类节目大多不温不火，由于观众对各式选秀节目已经产生审美疲劳，选秀节目进入瓶颈期，曾经的“选秀掌门”湖南卫视宣布缺席今年的选秀节目之战，更使今年的选秀节目显出几分疲态。与此同时，在去年风光无限的相亲类节目迅速降温；同质化的跟风之作充斥荧屏；没能诞生出一档能够接管观众视线的大热节目，这些都让内地电视娱乐节目显得门庭冷落。
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到去年10月下旬正式下发的“限娱令”的影响，省级卫视综艺娱乐节目的播出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脱颖而出》《一站到底》等一系列进一步细分观众的综艺节目中，再难以出现一台具有统治力的代表性节目。购买海外成功模式版权成为近两年综艺节目的制作趋势。昂贵的版权费和不菲的制作成本，都让这些“洋节目”有别于过去娱乐节目相对粗糙的制作水平。中国综艺节目进入“大片时代”。
“好声音”曾被认为是今年娱乐节目市场中杀出的一匹黑马，但它的成功自然有其必然性。媒体人梅子笑认为，现在来定义《中国好声音》还为时过早，但来自这个夏天的社会反响证实，在国内的娱乐节目生态圈中，像《超级女声》一样“脱形变相”山寨其他热门节目的选秀已经远远跟不上观众的需求，“超女时代”过去已成事实。
金磊所在的灿星制作，位于上海一条繁华的街道，它隶属于星空卫视，在《中国好声音》之前，人们更多是凭借《中国达人秀》认识了这个名字。
《中国达人秀》与《中国好声音》的标识牌并排陈列在一起，装饰了灿星制作前台的背景墙。随着《中国好声音》第一季落下帷幕，金磊团队在“好声音”的工作告一段落，目前他们正全力制作接档的《中国达人秀》第四季。在等候采访的过程中，一位“达人秀”的年轻导演正打电话邀请候选选手来参加节目，对方听闻来意之后，立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同时拥有两档也许是目前电视荧幕上最火爆的真人秀节目，金磊无疑已经成为电视界最具话语权的导演之一。这个被同事调侃为“能力越来越大，头发越来越少”的“话事人”有着在电视人身上时常见到的瘦削身材，那多半是由于作息不规律，长时间熬夜留下的特征。他同时也有着非常清晰的思路和丰富的语言表达，即便采访中途被工作电话打断，他也能轻易地接着之前的话继续说下去。
金磊麾下的团队成员几乎都是年轻人，这是电视人的另一个特征。在这个特殊的行业里，一副正在走上坡路的身体被视为入行的前提，即便是已经升任总导演和副总裁的金磊，脸上也看不到丝毫疲态。在结束采访之后，金磊便马不停蹄地跟团队成员一起开下一期“达人秀”的策划会，一边准备拍摄的摄影师只能事先布好光，然后再请金磊插空进行拍摄。
《中国好声音》从制作到后期再到宣传，一共需要七个团队通力配合。其中既有核心的导演、后期制作、技术以及制片团队，也有专门的艺人管理团队和选手管理团队，用来对接导师和学员，保证他们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处于最佳状态。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宣传团队则包揽了“好声音”的所有宣传任务。金磊坦陈，在“好声音”播出期间，团队成员几乎都是“一天当三天用”，因为“Voice”这个强大的模式，是中国做电视这么多年都没有触及到的理念，因此需要更新很多认知。理论上，这种调整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这些时间他们等不起。
一个最明显的认知更新，是在“好声音”的现场录制上。杜昉介绍说过去国内的综艺节目大多采取导播制，现场架设12部摄像机，从这12部摄像机拍摄到的内容中进行切换。而“好声音”的模式方规定现场必须拥有27个机位，确保现场能够“无死角”的被记录下来。这意味着现场摄像人员要比过去多出一倍多，后期剪辑的工作量则更是增长了不止一倍。金磊告诉我们，平均每个选手的外景拍摄量都需要近150个小时的素材带，再加上一期“好声音”需要的准备时间，从选手反复试音、选歌、与乐队排练，大概要花掉三个星期，一期“好声音”的制作时间与工作量，是过去真人秀节目所无法想象的。
自然，在这些大幅增长的工作量背后，是节目制作成本的大幅提高。金磊称“好声音”第一季的投资投入已经超过八千万。曾被媒体热炒的从英国专门空运过来的转椅，身价高达八十万元，现场所用的音响系统，光一套音响就花掉2000万元左右。在金磊眼中，这些都是不能打折扣，不能省钱的“标准”。 为了让导师们在节目中全情投入，节目团队特地请教了外国专家，最后专门拨出一支艺人管理团队，在每个学员唱完之后，暂停五分钟供导师们休息，艺人管理团队的人员则陪导师们聊天，让导师在放松的同时保持状态。这种对细节的注重也反映在对观众的安抚上，由于“好声音”录制耗费的时间极长，每次录制都超过十个小时，以至于要有上下半场两拨观众。团队还设置了一个专门人员，用来给观众分发奖品，安抚他们不耐烦的情绪。
金磊认为，还有一种标准更为重要，那是将“好声音”与同类型节目区分开来的核心标准：“有好嗓子、爱唱歌的人，这个在中国其实并不缺少，很多比赛都有，你凭什么把这个做成跟所有节目都不一样？这是我们团队要去琢磨、反复推敲的。”在经过反复讨论之后，“好声音”团队最后将这一标准确立为传递出某一种质感和厚度的共鸣。
在选手的选择上，“好声音”学员的身份形形色色：有在西北航天工业的科研人，也有普通的家庭主妇；有刚刚踏入大学的年轻学生，也有北漂经历了许多曲折辛酸的，还有80后在默默奋斗，要跟爱人一起筑个小巢的。金磊说节目团队希望能够让选手们成为这个社会各个侧面的缩影，去体现和挖掘人内心那种很真挚的本源的力量，“我们导演团队每一个人内心都是很真诚的向真向善，而且他们会从心底去热爱这些普通的、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中国人，想去了解他们的那种渴望。”正是有了价值观的契合，金磊领衔的导演团队才有可能精准的判定每个选手要在这个节目中传递什么；如何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塑造出一个鲜活的人；他的歌声、梦想、情感，最终要引向什么方向，表达什么样的共鸣。金磊认为这其实是“好声音”团队最难处理，也是最下工夫的地方。“我们始终觉得，真人秀节目不是简单的偶像选秀，偶像选秀是去寻找最终产业链条上的一件商品，（它们）宣扬的是一夜成名，一张白纸能够突然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但是像‘好声音’和‘达人秀’这样的节目，是要做给全观众群看的，要影响最主流的人群。”金磊说他们团队希望将“好声音”做成一档发现自己的节目，就像一面镜子，要让所有的观众都能从这面镜子中照见自己。
2012年7月13日，“好声音”在浙江卫视播出第一期，便达到了1.5%的收视率，第二期跃至2.71%，到9月30日的“巅峰时刻”，则创下了高达6.109收视率的奇迹。这匹从低迷的选秀节目和多元化综艺节目中杀出一条血路的黑马，成为这个暑期最火热的话题。但金磊对“好声音”的成功一点也不意外，在“好声音”策划之初，他就坚信，只要能够吃透“The Voice”的强大模式，“好声音”就不存在失败的可能。但商业上的成功并非金磊带领的“好声音”团队的唯一诉求，他们更大的野心是把“好声音”做成一场运动，一场振兴中国流行音乐的运动。
“如果不是一帮热爱音乐的年轻团队，是做不出这个节目的。”金磊说他们团队想要通过“达人秀”与“好声音”这两档节目传递出一个信念，唤回中国人文化的自信感，而“好声音”是音乐领域里一个很好的尝试。金磊认为，音乐是最有力量的文化表达和传播的形式，但由于中国流行乐比较畸形的现状，导致音乐行业已经进入非常低谷，甚至步入沼泽的地步。金磊说，他们团队希望通过“好声音”提出重新振兴中国流行音乐的想法；为这个行业重新制定新的规则和标准；高举真正的音乐知识版权，注重真正的知识和创造；通过三年或五年的时间，用一档节目，为中国流行音乐真正地做一点推动。而大受好评的《中国好声音》第一季，正是这个宏伟目标的一个小的宣言。
这场在音乐行业掀起的“运动”最终效果如何，还需拭目以观，但在中国综艺节目步入大片时代的这场“运动”中，金磊带领的团队已经是见证人、当事者，并且正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金磊相信，通过自己和这个团队的话语权和执行力，未来一定会做出更有影响力的节目。
“因为我们这群人是不可复制的。”金磊说。
1个最享受的时刻
八万人体育场总决赛的时候，梁博唱响《我爱你中国》
1件最关心的世事
不说“十八大”都过意不去了。
1个计划
做五场世界巡演。
1个推荐给读者的新事物或生活方式
打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