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信哲中年拿来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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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几乎每个少女心中都藏着一个张信哲,他不是最红的、
  不是最帅的,但一定是最温柔的,有时他显得没有个性,只会用最大的耐心体现无尽的爱。但如今,
  发行了最新专辑《空出来的时间》的张信哲说,他其实绝非无个性无底线的温柔,他正在经历一场
  “中年叛逆”,在偶尔的疯狂和漫长的寂寞里经历着想要的生活。
  撰文 | 本刊记者 张莹莹
  跌宕起伏的背水一战
  我上大学的时候,台湾校园民谣正流行,虽然不似如今的选秀那么热火朝天,但校园民谣赛场的舞台下也往往聚集了许多唱片公司猎头,我就是在一次比赛上被滚石唱片看中,签约成了歌手。
  那段时间滚石签了不少歌手,我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没有想过“我要做明星”或者“我要赚大钱”,就是喜欢唱歌,想要做一份和音乐有关的工作。现在想来自己蛮踏实的,进公司先问“能不能到制作部打工”;上了一年多的班,赶上滚石出年度合辑,想要捧的新人都会出现在里面,我很幸运地在其中发了单曲;又赶上潘越云出专辑,文案是“阿潘和十个男人”,十首歌找十个男人对唱,但把滚石搜罗了一遍也只找到九个男艺人,所以你细心的话会发现那是个“文不对题”的专辑,我也被推上去,和李宗盛、罗大佑、陈升、张洪量等一起和阿潘合唱,这之后我才开始有自己的唱片。
  那一年我经历了诸多跌宕:因为当时流行的是很男人很粗犷的声线,我的声音完全不被看好,跟李宗盛大哥熟了之后他跟我讲,当时我的DEMO给他们,他们都不听,直接扔到垃圾桶。后来我到了滚石的子公司巨石唱片,老板是古典音乐出身,他可以接受我的声音,才有了我的第一张专辑。但我的处境依然不妙:拍封面照,我站在镜头前手足无措,被摄影师指着鼻子骂,“你长这个样子,叫我怎么做”;公司老板曾经直接告诉我父亲,我能唱出来的机会不大;第一首歌播出,公司的策略是“只听声音不要现身”,电台放了两个月,歌红了,没办法才让我露脸。
  这张专辑大卖,公司大跌眼镜,到年底我就要去当兵,所以加班加点,3月份发完第一张唱片,9月就发第二张,到了11月再发一张,中间还串了两个电影和一个电视剧,每天都要工作。一下子爆红了,我也开始膨胀,但还好这个势头被及时遏制:进了军队我依然什么都不是,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会直言不讳地提醒我,再红,你在滚石依然是新人,前面有那么多红而踏实的榜样。现在想想,我很庆幸那段膨胀期被极大压缩,让我这一路都走得平实,有普通人的快乐。
  服完兵役回来,我觉得世界都变了,“四大天王”突然崛起,港星开始“入侵”台湾,而我太久没有声音,几乎快被人遗忘了,公司的眼光也不对了。那时我下定决心,用一年的时间赌一回,拒绝一切商演和社会活动,好好唱歌。
  不赌也没有办法,因为当时生活很拮据,之前的唱片版税为父母还债还没还完,跟朋友吃饭我总是掏钱最慢的那个,有人说我小气,这么红了还不肯请客,其实我每天都在计算今天能花多少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收入。一年之后,《爱如潮水》发行,第一个月没有反响,第二个月后开始突然大卖,也许这就是背水一战带来的好运。
  我算是一个敏感的人,每次进录音棚之前都多花一点时间去揣摩歌的情境,尽量把自己的情绪也拿出来放在歌里。今年我入行33年,发了34张专辑,这些年我唱歌的经验,就是情绪比技巧更重要,一些可以让人接受的瑕疵也是另一种完美,尤其情歌,太炫技反而容易让感情失去真挚与厚重,偶尔的瑕疵甚至会成为你的加分项。
  求得自由,宁愿风险
  和巨石唱片约满,老板想要为我出精选集,我突然想,做歌手最终得到的是什么呢?难道就是发一张片赚一点钱再发一张再赚一点?“轮回”之中没有什么是自己的,那时我就萌生了自己做公司的想法,做出来的,好坏都是自己的,而不是画饼充饥。
  从专辑《宽容》开始,我参与到制作中去。2004年,我主动跟唱片公司提出解约,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和经纪公司。最初做公司,我对自己也没什么信心,那段时间不停有唱片公司倒闭、重组的消息,几乎每个月我都要换一批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考虑如何跟他们相处。这让我很头大,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而对未来又看不清晰—心情时常像个下岗工人。
  终于公司慢慢地做稳定了,我做出了新专辑《逃生》。这张专辑发行一个月后,汶川地震发生了,我每天关注地震的消息,看到那么多人挣扎在生死之间,那么多人抛下自身安危去救援,觉得我的那些所谓烦恼,相比之下简直太小太小,能在天灾人祸中死里逃生,我没有理由不对未来坦然和充满希冀。
  现在我是一个独立音乐人,把东西做好了,再去跟对我有兴趣、有想法的公司合作,无需受到对方的管理。唱片公司受到的限制很多,尤其在当下实体销量减少的情况下,他们变得越发保守,但如今没有人能够说什么才是潮流,我因此也有了更多空间去创作自己喜欢的音乐。虽然风险是没有了唱片公司的保障,一切都要自己来,但我宁愿如此,也不希望把时间浪费在适应新的人事和环境上。
  对我来说,最幸福的时光不是唱片最好卖的日子,而是现在。唱片好卖的同时,我要做许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应付许多复杂的制度与关系;但现在我有自己的经纪公司、音乐团队,能够主控自己的方向。而每当我想要放缓工作、享受生活的时候,我也能拥有自由安排自己时间的权力。
  空出来的时间拿来生活
  唱了这么多年歌,我发现音乐是一件较劲的事,必须把许多强烈的、庞大的感情浓缩到四五分钟之内,长期以往看问题的视角也越来越窄。后来我开始尝试影视剧和舞台剧,一个角色也许只出现几分钟,但你需要了解它过往的全部人生,把那几分钟无限地延展、丰富,和音乐的“浓缩”正好相反,我希望借此有更开阔的思维方式。
  真正开始成为一个演员,是在2001年和周迅拍摄《烟雨红颜》。那之前我特意到电影学院进修了一段时间,但第一场戏,我一出场大家都笑了,虽然是20世纪30年代的造型,但大家一眼觉得:这还是歌手张信哲。拍的过程中我也经常出岔子,经常只顾着演,忘了注意机位、灯光等因素,而周迅非常专业,她看到我的脸变黑就会拉我一把让我站在灯光下,或者她觉得是自己挡住了我的光,避一下。
  这部戏和之后的《明明》让我学到了很多,到了电影《不完全恋人》,我误打误撞地做起了制片人,因为当时没有人要投资,索性我自己来投资好了。我卖掉了十几件古董,希望让人知道我不是抱着玩票的心态来拍电影的。后来这部电影入选东京影展,站在台上我的腿一直在抖—那种激动,比我发唱片要强烈得多。
  之后我又参演了电影《我和你》,这几年兴趣多放在舞台剧上,在台湾我有自己的剧团,出品了《花季未了》和《露露听我说》这几部舞台作品,都已经过几轮巡演,票房很好。但我更看重钱之外的收获:它扩张了我演艺的疆界,为我之后的工作带来经验。未来我想做音乐剧,这是音乐发展的一种形式,它在华人市场还是很新的模式,可以吸引许多人去参与。
  这些年,被称为“情歌王子”也好,“歌坛常青树”也好,我仍自觉是小人物,只在台上做艺人,下了台,衣食住行样样自己来,喜欢宅在家里,出门饿了常吃路边摊,它好吃我为什么不去吃,谁说一定要端架子去吃大餐厅?我跟许多路边摊老板都成了朋友。当然我也享受精致的物质,但人生的自由,在于享受,而不是被享受绑架。
  两年前,做《幸福觉哲》20周年演唱会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唱了二十年了,年轻的时候为了各种期待,拼了命工作,所谓年少轻狂都与我无关,但现在年纪到了,我觉得更要“计较”时间,去过真正的生活。
  现在我开始去做一些以前不会去做的事情,譬如开轻航机,飞到一千米左右的高度俯瞰大地。我和一帮朋友在台湾花莲飞,早上飞过海岸山脉去看日出,下午飞到海岸山脉和中央山脉之间的平原,顺势飞到台东,沿途追逐候鸟,非常有趣。我也会和几个朋友开车四处寻宝,扩充我的收藏规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出门飙车,我喜欢那种速度感以及“不知道去哪里”的心情,它会盖住当下的焦虑。
  这就是我所谓的“空出来的时间”,在歌里我唱,“正好拿来寂寞”。我和寂寞很熟,它未必是一个人孤独的状态,而是一个人心中任何人都无法理解和进入的区域,我并不强求自己一定要找到另一人来理解和分享它,有时候你只能对它妥协。
  进入中年,我反而觉得自己有更多未知需要去面对,这些歌也许不能给听者提供答案,但它们是我思考的结果,起码可以陪他们渡过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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