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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劳动社会主义中，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其具体内涵却少有相关文章进行阐述。因此，本文从作者的角度解释了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内涵，尝试寻找能够对其定量测度的指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了判断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的标准-提出了“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帕累托改进”。接着，从制度、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与教育两方面，阐述如何促进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最后，举例思考了个体的劳动者素质技能与劳动报酬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保障这一合理关系。
【关键词】：劳动者素质技能 身体素质 技术素质 文化素质 “帕累托改进”
引言
近三十年，中国的法律、政策虽然依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但并未坚持以劳动为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而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普世价值”的“GDP主义”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为这理念，中国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GDP主义将生产力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因此GDP主义经济学家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口头禅，但这有其局限性，在涉及经济与教育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刘永佶，2004）其原因在于GDP主义经济学家将GDP等同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增加GDP，而劳动社会主义与GDP主义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发展生产力，而是在于什么是生产力，又如何才能发展生产力。但劳动社会主义将生产力归结为劳动者素质技能的社会表现，生产力的发展根本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在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在制度上确立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规定劳动者的所有权和各种权利，在经济矛盾的各个层次都把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作为根本。
既然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是根本，那么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是劳动者素质技能。在刘永佶的劳动社会主义中，劳动者素质技能一直未给出清晰的定义，导致如何判断劳动者素质技能是否提高也成为了一个问题。本文即是对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内涵、影响因素、促进方向做一个探讨。
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内涵
劳动者素质技能由身体素质、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三个方面构成。其中直接作用并体现为生产力的是技能素质，同时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也很重要，三者是有机统一的。
（一）身体素质
最基础的是身体素质，它包括人生理构成的各项指标、健康状况、体能、寿命等，是技能素质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提高身体素质，不仅是提高和发挥素质技能的基础，也是从需求对生产的促进。身体素质的涵义清晰，也容易理解。通过一系列的相关指标，身体素质技能是否提高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存在的问题仅仅是选择哪些测量指标。每年，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都要发布《国民体质监测报告》，涉及了形态、机能、体能三个大类的测试指标，分别对幼儿、成年人和老年测试；同时，还有补充的询问指标。通过类似报告，我们基本能够判断出国民的身体素质情况，能知道国民身体素质究竟是提高还是下降。
（二）技术素质
技术素质与身体素质分别代表人的脑力和体力，在生产中，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各所占比重有所不同（刘永佶，2004）。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脑力勞动的比重逐步加大，技术素质已成为现代劳动者素质中的主体内容。发达国家中，以德国、美国、日本的工业最为发达，其背后就是国民技能素质作为支撑。
技术素质包括受教育程度、知识、各方面的技能。技术素质某种程度上是显性、可测，很多技能掌握与否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测量指标、数据都已有大量现成，其中受教育程度可以通过文盲率、每十万人所受各种文化教育人口数（大学文化、中学文化、小学文化程度）等直接考察。而技能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是职业资格证书，二是可以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学生占高中段学生总数百分比、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人数这两个数据来判断，其百分比越高、人数越多越说明劳动者技术素质高。
（三）文化素质
文化素质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主导他形成并发挥技能素质的主动因素。文化素质核心应该涉及到行为的正确态度、精神、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反映了对人格的要求，是比知识和能力更高、更深层次。文化素质核心是非具象、非显性、内在的、不可衡量的。因为其特性，很难用某种指标来衡量，本文思路是从其具体化的对利益和权利的认知来考虑。举例来说，在前些年的时候，发生了深圳富士康的职工自杀与广州本田的罢工。两者虽然都是对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残酷剥削、压迫的反抗，却有本质区别：富士康工人的自杀是消极的反抗，本田工人则是积极的反抗。造成两者之间区别，就在文化精神素质上。富士康自杀工人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和力量，而本田工人则是意识到了罢工是拥有劳动力所有权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是在被雇佣的情况下维护自己利益的必要手段，正是雇佣劳动者在罢工和游行示威中所体现的文化精神素质，主导者他们提高和发挥身体素质、技能素质，并由此创造了工业文明和生产力发展。因此，可以尝试将劳动者对权利与权益的认知作为文化素质的核心体现，并依此设计多维度的参考指标。在李连江的《当代中国的权利意识与规则意识》中，其指标中变量包含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个人的政治知识、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等，虽然其中包含了明显的资本主义意识，但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社会主义起到参考作用。权利与权益意识的复杂程度、非显性、内在性导致在设立测量指标的难度极高，仍需要有识之士对该方面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二、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帕累托改进”
正如前文所说，劳动者素质技能由多个方面共同组成，在判断劳动者素质技能是否提高时就出现了问题：当受教育程度上升，而身体素质下降时，劳动者素质技能应该算是提高还是下降？或者是将身体素质、技术素质、文化素质赋予不同的权重，设计出某一公式，通过计算来评价？
以上设想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劳动者素质技能最终体现在劳动者上，其背后代表者劳动者的一系列权益，而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技术素质三者是有机统一的。社会不能在提升其中一方面时而以另外一方面为代价，正如学生学习成绩提高而不能以身体健康下降为代价。因此，这里借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的思想作为判断标准。 “帕累托改进”指的是在某种经济情况下，如果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或交换，至少能提高一部分任的福利或满足程度而不会降低所有其他人的福利或满足程度。借用其思想，“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帕累托改进”指的是在至少能提高素质技能的一方面而不会降低其他方面。从大跨度的时间来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封建社会而言是一个巨大进步，生产力也有一个巨大的提升。毋庸置疑，劳动者素质技能有了巨大提升：具体到身体素质上，劳动者健康状况、体能、寿命都是改善的；技术素质上，劳动者掌握的通用技能、教育程度都明显提高；文化素质上，劳动者有了公民意识，从依附于地主到自由，意识到了人身权、公民权、劳动力所有权、民主权等基本权利。可以发现，劳动者素质技能在三方面都有了巨大提高，而不是仅仅有一方面或两方面改善，所以，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提高是符合前文所说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帕累托改进”的。
三、个体劳动者素质技能与个体劳动报酬的关系
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劳动力素质技能在不断的提高。同时，随着社会的分工，劳动力素质技能不断分化，不同的劳动者掌握者不同的技能，如农民通过耕作的能力来获取劳动报酬，织女通过织布技能来获取劳动报酬。特别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劳动者素质技能有了极大提高，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也在不断增加，从以前的食不果腹，到享受丰富的物质。从上面的实例，以及按照一般社会认知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多数人都会认同个人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应该与个体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呈正相关。
到了现代社会，一个人可能通过大学的学习，加上工作后多年的实习经验，才能对某一领域有一定了解。但科技的发展速度，但劳动者因为年龄、时间等因素，很难再去学习新的技能，不得不面临失业的风险。如钢铁厂的炼钢工人，他们通过多年经验的积累，掌握了炼钢的技术技能，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去产能的要求，部分炼钢工人的工资下降，甚至下岗。在这种情况中，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其劳动报酬确有了显著下降。
除此，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机器人普及，一个新的现象出现，即少数人劳动就取代了过去大部分人的劳动。多余的劳动者失去了劳动的机会，其劳动报酬直接没有了。
作为一个劳动者，我们都会觉得这两者是不合理的。第一种情况是劳动者素质技能未变，但劳动报酬降低。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中，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即需求下降影响了工人的报酬。第二种情况是劳动者素质技能未变，但直接丧失了劳动权。这两者都是与前文结论相反的例子，之所有这两种情况，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学成为了主流，劳动者知识单纯的作为劳动力资源参与了生产，忽视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要想解决这种不合理，劳动者需要利用现有的人身权、公民权、劳动力所有权、民主权为基础，提高自身的素质技能，尤其是强调文化素质的主导作用，使劳动者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和权利，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斗争得来的权利是不够的，进一步要掌握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成熟的劳动公有制和真正的民主制，只有那时，劳动者才能成为社会的主体，这些不合理的现象才能得到解决。
四、如何促进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
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无疑是社會发展的重点，下一步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促进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
（一）从制度、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入手
要想对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与发挥起到促进作用，就需要确立和保证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不仅是体现于劳动者个体，更体现于劳动者总体对制度、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决定与制约，从而全面、系统地为劳动者提高和发挥素质技能提供必要条件。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改造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同时克服非均衡趋利机制的弊端。在经营管理方面，将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作为经营管理的核心与原则。强化在职培训，注重新技术的学习，使企业就成为学习和创新的企业。
（二）从教育方面入手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人生的重要环节，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经全面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大部分地区已经了实现了“普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40%，人的少年到青少年时期基本上都是在学校教育中进行的。因此，从身体素质、技能素质到文化素质的培养，都与教育密切相关尤其是技术素质、文化素质，几乎都是经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
现在中国的教育却受到了GDP主义的影响，在教育产业化下，学生成为学校赚钱的工具，无休止的考试成为了主要形式。学校的功能似乎不再是将受教育培养成一个现代人，而是成为一个淘汰机制，将人划分为不同等级。因此，社会急需对教育的改革。教育改革的首要环节，就是确立劳动者是社会主体，对受教育者的培养应该以提高其素质技能为目标。学校不是一个产业，而是培养社会主体的事业。政府应该将教育放在第一要务上来，要拨付足够的教育经费和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逐步将义务教育的年限从九年到十二年。在中小学阶段，取消所谓的重点学校，让孩子都能在基本公平的教育条件下学习。对课程进行改革，以及现在的“考试”升学制度，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让受教育的孩子能够发现并发挥其特长，为其特长的发展提供必要条件，由此培养现代经济所需要的各种人才。要注重身体素质、技能素质、文化素质的全面发展，同时要主义启发、培养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使之具有作为社会主体的基本观念，以此主动地培养技能素质，加强身体素质，成为合格、优秀的现代劳动者。（刘永佶，2012）
【参考文献】
【1】刘永佶. 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是经济发展的根本[J]. 民族教育研究， 2004， 15（3）：5-9.
【2】姚蕾. 国民体育素质培育与学校体育改革[J]. 体育科学， 2003， 23（3）：18-22.
【3】陈宇. 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回顾与前瞻[J]. 教育与职业， 2004（1）：17-19.
【4】李连江， 段海燕. 当代中国的权利意识与规则意识[J]. 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 2014（1）.
作者简介：王德曜（1992--），男，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金融市场
【关键词】：劳动者素质技能 身体素质 技术素质 文化素质 “帕累托改进”
引言
近三十年，中国的法律、政策虽然依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但并未坚持以劳动为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而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普世价值”的“GDP主义”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为这理念，中国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GDP主义将生产力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因此GDP主义经济学家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口头禅，但这有其局限性，在涉及经济与教育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刘永佶，2004）其原因在于GDP主义经济学家将GDP等同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增加GDP，而劳动社会主义与GDP主义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发展生产力，而是在于什么是生产力，又如何才能发展生产力。但劳动社会主义将生产力归结为劳动者素质技能的社会表现，生产力的发展根本是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在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在制度上确立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规定劳动者的所有权和各种权利，在经济矛盾的各个层次都把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作为根本。
既然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是根本，那么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是劳动者素质技能。在刘永佶的劳动社会主义中，劳动者素质技能一直未给出清晰的定义，导致如何判断劳动者素质技能是否提高也成为了一个问题。本文即是对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内涵、影响因素、促进方向做一个探讨。
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内涵
劳动者素质技能由身体素质、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三个方面构成。其中直接作用并体现为生产力的是技能素质，同时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也很重要，三者是有机统一的。
（一）身体素质
最基础的是身体素质，它包括人生理构成的各项指标、健康状况、体能、寿命等，是技能素质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提高身体素质，不仅是提高和发挥素质技能的基础，也是从需求对生产的促进。身体素质的涵义清晰，也容易理解。通过一系列的相关指标，身体素质技能是否提高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存在的问题仅仅是选择哪些测量指标。每年，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都要发布《国民体质监测报告》，涉及了形态、机能、体能三个大类的测试指标，分别对幼儿、成年人和老年测试；同时，还有补充的询问指标。通过类似报告，我们基本能够判断出国民的身体素质情况，能知道国民身体素质究竟是提高还是下降。
（二）技术素质
技术素质与身体素质分别代表人的脑力和体力，在生产中，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各所占比重有所不同（刘永佶，2004）。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脑力勞动的比重逐步加大，技术素质已成为现代劳动者素质中的主体内容。发达国家中，以德国、美国、日本的工业最为发达，其背后就是国民技能素质作为支撑。
技术素质包括受教育程度、知识、各方面的技能。技术素质某种程度上是显性、可测，很多技能掌握与否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测量指标、数据都已有大量现成，其中受教育程度可以通过文盲率、每十万人所受各种文化教育人口数（大学文化、中学文化、小学文化程度）等直接考察。而技能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是职业资格证书，二是可以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学生占高中段学生总数百分比、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人数这两个数据来判断，其百分比越高、人数越多越说明劳动者技术素质高。
（三）文化素质
文化素质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主导他形成并发挥技能素质的主动因素。文化素质核心应该涉及到行为的正确态度、精神、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反映了对人格的要求，是比知识和能力更高、更深层次。文化素质核心是非具象、非显性、内在的、不可衡量的。因为其特性，很难用某种指标来衡量，本文思路是从其具体化的对利益和权利的认知来考虑。举例来说，在前些年的时候，发生了深圳富士康的职工自杀与广州本田的罢工。两者虽然都是对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残酷剥削、压迫的反抗，却有本质区别：富士康工人的自杀是消极的反抗，本田工人则是积极的反抗。造成两者之间区别，就在文化精神素质上。富士康自杀工人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利和力量，而本田工人则是意识到了罢工是拥有劳动力所有权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是在被雇佣的情况下维护自己利益的必要手段，正是雇佣劳动者在罢工和游行示威中所体现的文化精神素质，主导者他们提高和发挥身体素质、技能素质，并由此创造了工业文明和生产力发展。因此，可以尝试将劳动者对权利与权益的认知作为文化素质的核心体现，并依此设计多维度的参考指标。在李连江的《当代中国的权利意识与规则意识》中，其指标中变量包含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个人的政治知识、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等，虽然其中包含了明显的资本主义意识，但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社会主义起到参考作用。权利与权益意识的复杂程度、非显性、内在性导致在设立测量指标的难度极高，仍需要有识之士对该方面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二、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帕累托改进”
正如前文所说，劳动者素质技能由多个方面共同组成，在判断劳动者素质技能是否提高时就出现了问题：当受教育程度上升，而身体素质下降时，劳动者素质技能应该算是提高还是下降？或者是将身体素质、技术素质、文化素质赋予不同的权重，设计出某一公式，通过计算来评价？
以上设想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劳动者素质技能最终体现在劳动者上，其背后代表者劳动者的一系列权益，而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技术素质三者是有机统一的。社会不能在提升其中一方面时而以另外一方面为代价，正如学生学习成绩提高而不能以身体健康下降为代价。因此，这里借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的思想作为判断标准。 “帕累托改进”指的是在某种经济情况下，如果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或交换，至少能提高一部分任的福利或满足程度而不会降低所有其他人的福利或满足程度。借用其思想，“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帕累托改进”指的是在至少能提高素质技能的一方面而不会降低其他方面。从大跨度的时间来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封建社会而言是一个巨大进步，生产力也有一个巨大的提升。毋庸置疑，劳动者素质技能有了巨大提升：具体到身体素质上，劳动者健康状况、体能、寿命都是改善的；技术素质上，劳动者掌握的通用技能、教育程度都明显提高；文化素质上，劳动者有了公民意识，从依附于地主到自由，意识到了人身权、公民权、劳动力所有权、民主权等基本权利。可以发现，劳动者素质技能在三方面都有了巨大提高，而不是仅仅有一方面或两方面改善，所以，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提高是符合前文所说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帕累托改进”的。
三、个体劳动者素质技能与个体劳动报酬的关系
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劳动力素质技能在不断的提高。同时，随着社会的分工，劳动力素质技能不断分化，不同的劳动者掌握者不同的技能，如农民通过耕作的能力来获取劳动报酬，织女通过织布技能来获取劳动报酬。特别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劳动者素质技能有了极大提高，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也在不断增加，从以前的食不果腹，到享受丰富的物质。从上面的实例，以及按照一般社会认知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多数人都会认同个人所获得的劳动报酬应该与个体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呈正相关。
到了现代社会，一个人可能通过大学的学习，加上工作后多年的实习经验，才能对某一领域有一定了解。但科技的发展速度，但劳动者因为年龄、时间等因素，很难再去学习新的技能，不得不面临失业的风险。如钢铁厂的炼钢工人，他们通过多年经验的积累，掌握了炼钢的技术技能，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去产能的要求，部分炼钢工人的工资下降，甚至下岗。在这种情况中，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其劳动报酬确有了显著下降。
除此，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机器人普及，一个新的现象出现，即少数人劳动就取代了过去大部分人的劳动。多余的劳动者失去了劳动的机会，其劳动报酬直接没有了。
作为一个劳动者，我们都会觉得这两者是不合理的。第一种情况是劳动者素质技能未变，但劳动报酬降低。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中，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即需求下降影响了工人的报酬。第二种情况是劳动者素质技能未变，但直接丧失了劳动权。这两者都是与前文结论相反的例子，之所有这两种情况，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学成为了主流，劳动者知识单纯的作为劳动力资源参与了生产，忽视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要想解决这种不合理，劳动者需要利用现有的人身权、公民权、劳动力所有权、民主权为基础，提高自身的素质技能，尤其是强调文化素质的主导作用，使劳动者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和权利，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斗争得来的权利是不够的，进一步要掌握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成熟的劳动公有制和真正的民主制，只有那时，劳动者才能成为社会的主体，这些不合理的现象才能得到解决。
四、如何促进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
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无疑是社會发展的重点，下一步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促进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
（一）从制度、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入手
要想对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与发挥起到促进作用，就需要确立和保证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不仅是体现于劳动者个体，更体现于劳动者总体对制度、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决定与制约，从而全面、系统地为劳动者提高和发挥素质技能提供必要条件。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改造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同时克服非均衡趋利机制的弊端。在经营管理方面，将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作为经营管理的核心与原则。强化在职培训，注重新技术的学习，使企业就成为学习和创新的企业。
（二）从教育方面入手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人生的重要环节，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经全面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大部分地区已经了实现了“普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40%，人的少年到青少年时期基本上都是在学校教育中进行的。因此，从身体素质、技能素质到文化素质的培养，都与教育密切相关尤其是技术素质、文化素质，几乎都是经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
现在中国的教育却受到了GDP主义的影响，在教育产业化下，学生成为学校赚钱的工具，无休止的考试成为了主要形式。学校的功能似乎不再是将受教育培养成一个现代人，而是成为一个淘汰机制，将人划分为不同等级。因此，社会急需对教育的改革。教育改革的首要环节，就是确立劳动者是社会主体，对受教育者的培养应该以提高其素质技能为目标。学校不是一个产业，而是培养社会主体的事业。政府应该将教育放在第一要务上来，要拨付足够的教育经费和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逐步将义务教育的年限从九年到十二年。在中小学阶段，取消所谓的重点学校，让孩子都能在基本公平的教育条件下学习。对课程进行改革，以及现在的“考试”升学制度，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让受教育的孩子能够发现并发挥其特长，为其特长的发展提供必要条件，由此培养现代经济所需要的各种人才。要注重身体素质、技能素质、文化素质的全面发展，同时要主义启发、培养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使之具有作为社会主体的基本观念，以此主动地培养技能素质，加强身体素质，成为合格、优秀的现代劳动者。（刘永佶，2012）
【参考文献】
【1】刘永佶. 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是经济发展的根本[J]. 民族教育研究， 2004， 15（3）：5-9.
【2】姚蕾. 国民体育素质培育与学校体育改革[J]. 体育科学， 2003， 23（3）：18-22.
【3】陈宇. 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回顾与前瞻[J]. 教育与职业， 2004（1）：17-19.
【4】李连江， 段海燕. 当代中国的权利意识与规则意识[J]. 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 2014（1）.
作者简介：王德曜（1992--），男，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