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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不是令人追逐的大众明星，她们没有惊艳的妖娆外表，她们在摄影圈里同男人一样摸爬滚打,却做得如清风拂袖……
这些女子，选择了摄影这个更适合男人的职业，却也做得红红火火，让人羡慕；对于她们，摄影的艰辛和不易是共同的，但快乐却是丰富多彩的。
20岁的女人最勇敢，30岁的女人浪漫成熟，到了40岁，就会变得圆润有味。这里将讲述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几位女摄影人，讲述她们的故事，展示她们的作品，探讨她们在摄影发展中的角色、地位 ……
我的前世今生 王小慧 摄
女人从不缺乏感性
王小慧有很多自拍像，就连车祸清醒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拍下自己受伤的样子，她把它称为“视觉日记”。她在《我的视觉日记》中写到：“女人情感世界特别丰富，触角敏锐，细腻柔美，常常带有诗性。女性的感觉常常大大超过男性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她们的思维也常可能在‘男人性别停止的地方’开始延伸”。
王小慧说，她正试着让自己更理性些，日常看书也会选择看些理性的内容，学着理性的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因此，《我的前世今生》虽然依旧是自拍像，但却完全不是凭感觉，而是从观念的角度出发，并在拍摄中一步步完善起来。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是我自拍系列的一个延续。但是，与之不同的是，这里并不是对我个人生活的写照，而是对女性命运的思考—这是中国女人百年生活的意象，我在每个年代找到自己：历史在我身上流逝，浓缩为影像的瞬间变幻。”
零度，西瓜 刘一青 摄
就当作者已死好了
看过刘一青影像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一件无处不在的事暗自破坏着稳定，那就是眼睛。那些眼睛，青头一的眼睛，照片里青少年的眼睛，有的看着别处，有的茫无焦点，其实是看着自己（姜纬）”。然而，青头一却这样说：
“哈，那个……我觉得，当你看我的照片的时候，可以当我是不存在的，其实当作者已死好了。
不过，我喜欢看别人对我作品的阐释。不管它是怎么样的，都很有趣。我自己的状态，其实就是无所事事，有时偶尔会看到和自己状态相似的人。那时就会觉得世界真奇妙。”
外界和我弗搭界
人们说刘一青的影像是“私摄影”，因为她之前的很多照片，常常有“性的暗示”，对此，刘一青不屑一顾，她说自己只是做纪录的人，外界赋予的头衔和她没有关系。
“我的这些照片，就是纪录吧。纪实摄影家？我没听说过，陆元敏算吗？其他的摄影人，我还知道刘铮，他人不错。我不知道呢。传统意义上的纪录是什么？
纪录会有不同么？这大概就是我的纪录嘛。至于心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大概就是我的影像中那样。我喜欢一个人，但也喜欢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照片中有很多都是和朋友一起玩时拍摄的。”
娟子 镜头的魔法
她是众多时尚品牌、时尚活动的首选摄影师她“阅人无数”，将无数明星大腕操控于股掌之间 VOGUE杂志，会因为她的一幅作品，而改变当期整本杂志的风格她从一个人到一家公司，打造出自己的时尚品牌—大雅风尚她是时尚摄影师—娟子
大雅风尚的影棚里，有一面“魔镜”，站在镜前，常人也会显得窈窕，更不用说是天生丽质的明星了。然而，就算是自信的明星，在面对某些拍摄时，也会有所顾虑，每当这时，影棚中就会留下娟子单独同拍摄对象交谈，她用言语和真诚说服对方、协助对象达到“我所要的状态”。就是在这个影棚里，娟子让以知性闻名的杨澜流露出了女人的慵懒；让不够自信的柯蓝绽露出了自己的古怪精灵；让对“身体”有束缚意识的明星坦然地在“粉红丝带”的拍摄中展示自己健康美丽的身体。
“一个好的时尚摄影师，不应只会玩弄相机，还应有敏捷的才思，要能同拍摄对象沟通，要充分考虑对方的性格、内心、职业，并在最短的时间抓住被拍者的状态；一组好的时尚照片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要明确地传达时尚的概念、时代的特征、摄影师的风格。”
自信·感性
VOGUE杂志曾约娟子为Dior拍摄一组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时装大片。VOGUE建议娟子在故宫中拍摄，因为那是最具符号性的中国建筑。然而自信的娟子没有接受，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剪纸中获得了灵感，把一片片火红的民间瑰宝幻化成盛开的蕾丝。拍摄让VOGUE非常惊喜，也是因为这组照片，当期的VOGUE对整本杂志的风格进行了调整。
“和视觉相关的工作，需要一定的天分和灵感。我自己天生就具有判断力，知道什么是美的，无论是做服装设计、美术或是摄影。
我做摄影，只是喜欢，是否是第一无所谓。我的自信，不是来自别人承认与否，而是来自我内心的肯定。只要我的感受能力、感应能力都表达出来了，就可以了。我是感性的，也许女人天生就与男人不同。同样是拍女人，男性摄影师会关注身段、胸部；而女人则会关注微笑、脖子、锁骨、手指。”
王瑶 感谢摄影
她气质如兰，外柔内刚
她是我国第一位“荷赛”女得主
她5岁拿相机，11岁获中国新闻最高奖
2007年她获得了“影响我们生活方式的华人女性”称号
她是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瑶
王瑶高瘦而纤弱，常常让人联想到“弱柳拂风”，但作为摄影记者，她必须像男人那样去战斗。
像男人那样去战斗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我有幸成为国内第一个到一线采访的女摄影记者。一个多月的采访期，头不梳脸不洗，每天最多只休息3个小时。由于记者班车不方便，只能背着几十斤的器材步行辗转于十几个赛场。四十多度的高温，走在路上，看着赛场明明就在眼前可就是怎么也走不到，泪水常常在眼眶内打转。拍摄时，因为跪的时间太长，膝盖被化纤地毯刺出了鲜血。每天几十个胶卷冲出来后，要在铺满一地的底片中马上找到获奖画面，扫描并发回国内。比赛接近尾声时，疲累的只能坐在地上的男记者们看着我还在工作，都开玩笑要我帮他们拍摄。”
周馨 相机就是我的嘴和笔
她学习社会学7年，却将摄影作为了职业
她本是为了获得一本参赛作品全集而投稿，却获得了2006“荷赛”二等奖
她说自己不善言谈，但她的影像充满了灵性
她是纪实摄影师——周馨
周馨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意想不到”：2006年，她给“荷赛”投稿只是为了得到一本获奖作品集，因为荷赛有规定，投稿人都会获得一部当年的获奖作品集，结果，她获得了那年的艺术娱乐类二等奖。本科四年主修经济社会学，研究生三年主修应用社会学，找工作的时候却选了和专业毫不沾边的摄影记者。凭着女性的细腻，她展现与众不同的视角，也是因此，她拍下了那张 “荷赛”获奖作品《泰国民众纪念印尼大海啸死难者》。
我是纪实摄影师
“有别于艺术摄影，对于纪实摄影师和摄影记者而言，是否是女性摄影师或者男性摄影师，就影像本身而言，差别不大，因为纪实摄影往往关注的是被摄对象，而不是拍摄者，很少有人在看纪实照片的时候会去想这是不是女性摄影师拍摄的。有人说，女摄影师拍的东西可能更细腻、更有感情，而实际上，我觉得不少男摄影师在细腻上一点不输女性。所以就纪实摄影而言，仅仅以是否细腻来区别女性摄影师意义不大。
我是摄影记者，是纪实摄影师，最早的时候，我也喜欢拍风光片糖水片，因为很美，但我后来发现现实中的人和事更能打动我，他们的表情，他们背后的故事，那些不可重复的瞬间，一切都是有血有肉的，充满未知的，这些东西更能吸引我。特别在我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后，那些画面背后的故事和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不是个善于说话和写字的人，相机就是我的嘴和笔，告诉别人那些曾经感动我、并有着时代印记的人间万象。”
生活在大都市 周馨 摄
爱好不会死亡
爱好和职业总是充满矛盾，对此，周馨有自己的想法：既然不得不拍，那就要从无聊中找有聊，从平凡中找特别。每次拍摄都尽可能找到兴趣点，爱好就不会因为变成职业而死亡。在她拍摄的《生活在大都市》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中很深的关于城市人在迷茫、空洞、不甘心中寻找自己位置的焦虑，而这些，是在报纸上无法发表的。
“2007年荷赛大师班布置了以“脆弱”为题的作业，而我选择了上海这个大都市和生活在里面的人作为我自己解释“脆弱”一题的切入口。我想到之前我拍摄的上海年轻人，他们的生存状态、情绪、对身份认同的缺失都可以理解为一种“脆弱”，但我并不想局限于此，我希望将这种情绪扩大到更大的范围来看，就是城市和人的关系。上海是充满着钢筋水泥的森林，人口众多，节奏快速，到处都是工地，每一天城市都在变化着。许多人来到这里希望寻找更好的生活和工作，追寻自己的梦想。但是城市越大，人越渺小；楼越高，人的压力越大，人创造了城市却不能控制城市，人们越来越孤独、迷茫、找不到方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不知道身在何处、将去何方。每天生活在拥挤都市中的人离自然越来越远，慢慢被同化、符号化、客体化。在人变得越来越脆弱的同时城市也变得越来越脆弱。”
科索沃遇难母子的画像 黄文 摄
不做一座桥，就做一只船
无论是通过媒体上有关报道来了解黄文，还是在现场真实地感受黄文，开心地笑、流畅地表达、干练地组织都是她留给人们的印象，这种真实的感觉让人们看到，她在享受这种沟通、联络的过程。
“我为摄影而生，但不是为照相而生。既然选择了，就会在这个行业中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角色。作市场分析师，是目前自己在这个行业所能做到的最大化、最优秀的事情。虽然我在拍照方面低能，但我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我的使命是沟通—让大家互相了解、互相交流、互相欣赏。能够为国内外摄影事业的沟通交流做出自己的努力，哪怕只是做个小小的翻译，我都会感到幸福的不得了，再累也不怕。
我们这一代人，是过渡的一代：一只脚踩在胶片时代，一只脚踏进了数字时代；一只脚留在传统媒体，一只脚迈向多媒体时代；我们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而今又跨入了市场经济时代。过渡，需要船和桥梁，如果不能做一座桥，那就先作一只船。我想，这就是我的终极归宿。”
没有忧伤就会缺乏思考
面对面的时候，在外人看来风风火火的黄文，竟然会有深深的忧伤。
“骨子里内向的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被社会化，所以人们看到的总是我开朗外向的一面。但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变得很忧伤。一个人缺少了开朗，就会失去交际的自我保护能力；而如果缺少疼痛和忧伤，就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知识分子最珍贵的品格就是独立性。面对新事物，要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去观察，这种新的视角有可能不正确，但却为别人提供了最珍贵的‘他者眼光’，这，恰恰是目前中国摄影界最最需要的。”
摄影中的“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
她们的身体经验、个体经验，是否能够置换成影像有效地表达出来，是否为人类的文明、文化进程提供有价值的视觉文本，这是女性摄影的价值所在。
当我扛着枪炮冲出去试图把男人放倒的时候，却发现，只要抛个媚眼就可以得到世界……
现在很少有女摄影师真正来关注自己，关注女性的影像。
女性的身份优势使她们在工作中更容易接近、更容易获取影像资源。
女性主义的自觉，要看能否在当代男女的权利结构里找到自己的定位，能否把握好自己的内心、摆放好自己的位置，自己把自己解放出来。
身为男人，他们眼中的女摄影师是什么样的？摄影评论家刘树勇、鲍昆，同黄文一起，从男人、女人各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女性摄影。
在无锡的一阵风 刘一青 摄
从影像价值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视角没有本质的分别。我们现在来谈女性摄影，无论她们注重自己的身体经验、个体经验，还是去和男性一样关注社会的、公共的经验表达，最终还是要看她们是否能够将这些经验置换成卓越的影像呈现出来，是否为人类的文明、文化进程提供一个有效的文本，这才是女性摄影的价值所在。
刘树勇：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女性在1949年后，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西方女权运动一直想达到的状态：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拥有和男性同样的职业和独立的身份，拥有家庭财产的主导权，甚至拥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尽管这种状态主要还是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上个世纪无数西方女权运动企图达到的一个结果。
但是，有一个转向值得关注，那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的“女权主义”逐渐发生了一些转变。此前，“女权主义”倡导者们更多地从男女的性别身份差异入手，来谋求达成女性社会及文化身份的平等，言辞激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对抗姿态。但是，七、八十年代以后，“女权主义”倡导者们不再将女性谋求社会地位的革命看成是一场永无休止的两性战争。特别是同性恋问题进入公共视野之后，“女权主义”倡导者们已经看到了单纯强调性别差异和性别对抗以及寻求男女平等的简单化弊端。所以“后女权主义”倡导者们开始更多地注重谋求社会公共资源的无差别化分配，要求各个领域对公众开放，强调女性解放自我，将自然属性的性别差异和独特优势发挥出来。她们甚至认为，女性有自身的优势和长处，不一定要像男性那样去工作，去占有权力，去追求所谓的平等。女性的社会及文化身份不一定要通过简单的性别对抗来确认和达成。作为女性，可以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和策略，得到自己想要的。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当我扛着枪炮冲出去试图把男人放到的时候，却发现，只要抛个媚眼就可以得到世界……”
鲍昆：这让人想到了王小慧和她的影像，她的影像更像是一种策略，一种经营手段，比如把自己不幸的经历转换为影像，以此来感动观者，或者通过将自己的形象放置于作品中，淋漓尽致的展示着艺术家的那种自恋。
黄文：王小慧内心有非常深刻的东西，很多人在观看她的作品时，会和她一起疼，甚至心疼她，这恰恰是她需要的，所以她在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式小女人”的角色。而另一位女摄影师—艾米，则根本不把外界、男权当回事。她把自己最私密的部分公众化，其实非常具有挑衅、挑战意味。她真的非常任性，把“男权中心”的那种将女人当作被观看者的道貌岸然狠狠击碎了！所以，社会道德共识不会宽容艾米这样的人、这样的影像，因为她的东西不给大家留面子：女人的身体被她这样随意地暴露，而男人所有的伪装也都被她毫不留情地撕掉。
湖上的鸟巢 刘一青 摄
失落天使 王小慧 摄
这些女子，选择了摄影这个更适合男人的职业，却也做得红红火火，让人羡慕；对于她们，摄影的艰辛和不易是共同的，但快乐却是丰富多彩的。
20岁的女人最勇敢，30岁的女人浪漫成熟，到了40岁，就会变得圆润有味。这里将讲述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几位女摄影人，讲述她们的故事，展示她们的作品，探讨她们在摄影发展中的角色、地位 ……
我的前世今生 王小慧 摄
女人从不缺乏感性
王小慧有很多自拍像，就连车祸清醒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拍下自己受伤的样子，她把它称为“视觉日记”。她在《我的视觉日记》中写到：“女人情感世界特别丰富，触角敏锐，细腻柔美，常常带有诗性。女性的感觉常常大大超过男性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她们的思维也常可能在‘男人性别停止的地方’开始延伸”。
王小慧说，她正试着让自己更理性些，日常看书也会选择看些理性的内容，学着理性的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因此，《我的前世今生》虽然依旧是自拍像，但却完全不是凭感觉，而是从观念的角度出发，并在拍摄中一步步完善起来。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是我自拍系列的一个延续。但是，与之不同的是，这里并不是对我个人生活的写照，而是对女性命运的思考—这是中国女人百年生活的意象，我在每个年代找到自己：历史在我身上流逝，浓缩为影像的瞬间变幻。”
零度，西瓜 刘一青 摄
就当作者已死好了
看过刘一青影像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一件无处不在的事暗自破坏着稳定，那就是眼睛。那些眼睛，青头一的眼睛，照片里青少年的眼睛，有的看着别处，有的茫无焦点，其实是看着自己（姜纬）”。然而，青头一却这样说：
“哈，那个……我觉得，当你看我的照片的时候，可以当我是不存在的，其实当作者已死好了。
不过，我喜欢看别人对我作品的阐释。不管它是怎么样的，都很有趣。我自己的状态，其实就是无所事事，有时偶尔会看到和自己状态相似的人。那时就会觉得世界真奇妙。”
外界和我弗搭界
人们说刘一青的影像是“私摄影”，因为她之前的很多照片，常常有“性的暗示”，对此，刘一青不屑一顾，她说自己只是做纪录的人，外界赋予的头衔和她没有关系。
“我的这些照片，就是纪录吧。纪实摄影家？我没听说过，陆元敏算吗？其他的摄影人，我还知道刘铮，他人不错。我不知道呢。传统意义上的纪录是什么？
纪录会有不同么？这大概就是我的纪录嘛。至于心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大概就是我的影像中那样。我喜欢一个人，但也喜欢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照片中有很多都是和朋友一起玩时拍摄的。”
娟子 镜头的魔法
她是众多时尚品牌、时尚活动的首选摄影师她“阅人无数”，将无数明星大腕操控于股掌之间 VOGUE杂志，会因为她的一幅作品，而改变当期整本杂志的风格她从一个人到一家公司，打造出自己的时尚品牌—大雅风尚她是时尚摄影师—娟子
大雅风尚的影棚里，有一面“魔镜”，站在镜前，常人也会显得窈窕，更不用说是天生丽质的明星了。然而，就算是自信的明星，在面对某些拍摄时，也会有所顾虑，每当这时，影棚中就会留下娟子单独同拍摄对象交谈，她用言语和真诚说服对方、协助对象达到“我所要的状态”。就是在这个影棚里，娟子让以知性闻名的杨澜流露出了女人的慵懒；让不够自信的柯蓝绽露出了自己的古怪精灵；让对“身体”有束缚意识的明星坦然地在“粉红丝带”的拍摄中展示自己健康美丽的身体。
“一个好的时尚摄影师，不应只会玩弄相机，还应有敏捷的才思，要能同拍摄对象沟通，要充分考虑对方的性格、内心、职业，并在最短的时间抓住被拍者的状态；一组好的时尚照片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要明确地传达时尚的概念、时代的特征、摄影师的风格。”
自信·感性
VOGUE杂志曾约娟子为Dior拍摄一组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时装大片。VOGUE建议娟子在故宫中拍摄，因为那是最具符号性的中国建筑。然而自信的娟子没有接受，而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剪纸中获得了灵感，把一片片火红的民间瑰宝幻化成盛开的蕾丝。拍摄让VOGUE非常惊喜，也是因为这组照片，当期的VOGUE对整本杂志的风格进行了调整。
“和视觉相关的工作，需要一定的天分和灵感。我自己天生就具有判断力，知道什么是美的，无论是做服装设计、美术或是摄影。
我做摄影，只是喜欢，是否是第一无所谓。我的自信，不是来自别人承认与否，而是来自我内心的肯定。只要我的感受能力、感应能力都表达出来了，就可以了。我是感性的，也许女人天生就与男人不同。同样是拍女人，男性摄影师会关注身段、胸部；而女人则会关注微笑、脖子、锁骨、手指。”
王瑶 感谢摄影
她气质如兰，外柔内刚
她是我国第一位“荷赛”女得主
她5岁拿相机，11岁获中国新闻最高奖
2007年她获得了“影响我们生活方式的华人女性”称号
她是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瑶
王瑶高瘦而纤弱，常常让人联想到“弱柳拂风”，但作为摄影记者，她必须像男人那样去战斗。
像男人那样去战斗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我有幸成为国内第一个到一线采访的女摄影记者。一个多月的采访期，头不梳脸不洗，每天最多只休息3个小时。由于记者班车不方便，只能背着几十斤的器材步行辗转于十几个赛场。四十多度的高温，走在路上，看着赛场明明就在眼前可就是怎么也走不到，泪水常常在眼眶内打转。拍摄时，因为跪的时间太长，膝盖被化纤地毯刺出了鲜血。每天几十个胶卷冲出来后，要在铺满一地的底片中马上找到获奖画面，扫描并发回国内。比赛接近尾声时，疲累的只能坐在地上的男记者们看着我还在工作，都开玩笑要我帮他们拍摄。”
周馨 相机就是我的嘴和笔
她学习社会学7年，却将摄影作为了职业
她本是为了获得一本参赛作品全集而投稿，却获得了2006“荷赛”二等奖
她说自己不善言谈，但她的影像充满了灵性
她是纪实摄影师——周馨
周馨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意想不到”：2006年，她给“荷赛”投稿只是为了得到一本获奖作品集，因为荷赛有规定，投稿人都会获得一部当年的获奖作品集，结果，她获得了那年的艺术娱乐类二等奖。本科四年主修经济社会学，研究生三年主修应用社会学，找工作的时候却选了和专业毫不沾边的摄影记者。凭着女性的细腻，她展现与众不同的视角，也是因此，她拍下了那张 “荷赛”获奖作品《泰国民众纪念印尼大海啸死难者》。
我是纪实摄影师
“有别于艺术摄影，对于纪实摄影师和摄影记者而言，是否是女性摄影师或者男性摄影师，就影像本身而言，差别不大，因为纪实摄影往往关注的是被摄对象，而不是拍摄者，很少有人在看纪实照片的时候会去想这是不是女性摄影师拍摄的。有人说，女摄影师拍的东西可能更细腻、更有感情，而实际上，我觉得不少男摄影师在细腻上一点不输女性。所以就纪实摄影而言，仅仅以是否细腻来区别女性摄影师意义不大。
我是摄影记者，是纪实摄影师，最早的时候，我也喜欢拍风光片糖水片，因为很美，但我后来发现现实中的人和事更能打动我，他们的表情，他们背后的故事，那些不可重复的瞬间，一切都是有血有肉的，充满未知的，这些东西更能吸引我。特别在我成为一名摄影记者后，那些画面背后的故事和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不是个善于说话和写字的人，相机就是我的嘴和笔，告诉别人那些曾经感动我、并有着时代印记的人间万象。”
生活在大都市 周馨 摄
爱好不会死亡
爱好和职业总是充满矛盾，对此，周馨有自己的想法：既然不得不拍，那就要从无聊中找有聊，从平凡中找特别。每次拍摄都尽可能找到兴趣点，爱好就不会因为变成职业而死亡。在她拍摄的《生活在大都市》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中很深的关于城市人在迷茫、空洞、不甘心中寻找自己位置的焦虑，而这些，是在报纸上无法发表的。
“2007年荷赛大师班布置了以“脆弱”为题的作业，而我选择了上海这个大都市和生活在里面的人作为我自己解释“脆弱”一题的切入口。我想到之前我拍摄的上海年轻人，他们的生存状态、情绪、对身份认同的缺失都可以理解为一种“脆弱”，但我并不想局限于此，我希望将这种情绪扩大到更大的范围来看，就是城市和人的关系。上海是充满着钢筋水泥的森林，人口众多，节奏快速，到处都是工地，每一天城市都在变化着。许多人来到这里希望寻找更好的生活和工作，追寻自己的梦想。但是城市越大，人越渺小；楼越高，人的压力越大，人创造了城市却不能控制城市，人们越来越孤独、迷茫、找不到方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不知道身在何处、将去何方。每天生活在拥挤都市中的人离自然越来越远，慢慢被同化、符号化、客体化。在人变得越来越脆弱的同时城市也变得越来越脆弱。”
科索沃遇难母子的画像 黄文 摄
不做一座桥，就做一只船
无论是通过媒体上有关报道来了解黄文，还是在现场真实地感受黄文，开心地笑、流畅地表达、干练地组织都是她留给人们的印象，这种真实的感觉让人们看到，她在享受这种沟通、联络的过程。
“我为摄影而生，但不是为照相而生。既然选择了，就会在这个行业中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角色。作市场分析师，是目前自己在这个行业所能做到的最大化、最优秀的事情。虽然我在拍照方面低能，但我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我的使命是沟通—让大家互相了解、互相交流、互相欣赏。能够为国内外摄影事业的沟通交流做出自己的努力，哪怕只是做个小小的翻译，我都会感到幸福的不得了，再累也不怕。
我们这一代人，是过渡的一代：一只脚踩在胶片时代，一只脚踏进了数字时代；一只脚留在传统媒体，一只脚迈向多媒体时代；我们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而今又跨入了市场经济时代。过渡，需要船和桥梁，如果不能做一座桥，那就先作一只船。我想，这就是我的终极归宿。”
没有忧伤就会缺乏思考
面对面的时候，在外人看来风风火火的黄文，竟然会有深深的忧伤。
“骨子里内向的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被社会化，所以人们看到的总是我开朗外向的一面。但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变得很忧伤。一个人缺少了开朗，就会失去交际的自我保护能力；而如果缺少疼痛和忧伤，就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知识分子最珍贵的品格就是独立性。面对新事物，要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去观察，这种新的视角有可能不正确，但却为别人提供了最珍贵的‘他者眼光’，这，恰恰是目前中国摄影界最最需要的。”
摄影中的“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
她们的身体经验、个体经验，是否能够置换成影像有效地表达出来，是否为人类的文明、文化进程提供有价值的视觉文本，这是女性摄影的价值所在。
当我扛着枪炮冲出去试图把男人放倒的时候，却发现，只要抛个媚眼就可以得到世界……
现在很少有女摄影师真正来关注自己，关注女性的影像。
女性的身份优势使她们在工作中更容易接近、更容易获取影像资源。
女性主义的自觉，要看能否在当代男女的权利结构里找到自己的定位，能否把握好自己的内心、摆放好自己的位置，自己把自己解放出来。
身为男人，他们眼中的女摄影师是什么样的？摄影评论家刘树勇、鲍昆，同黄文一起，从男人、女人各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女性摄影。
在无锡的一阵风 刘一青 摄
从影像价值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视角没有本质的分别。我们现在来谈女性摄影，无论她们注重自己的身体经验、个体经验，还是去和男性一样关注社会的、公共的经验表达，最终还是要看她们是否能够将这些经验置换成卓越的影像呈现出来，是否为人类的文明、文化进程提供一个有效的文本，这才是女性摄影的价值所在。
刘树勇：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女性在1949年后，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西方女权运动一直想达到的状态：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拥有和男性同样的职业和独立的身份，拥有家庭财产的主导权，甚至拥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尽管这种状态主要还是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上个世纪无数西方女权运动企图达到的一个结果。
但是，有一个转向值得关注，那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的“女权主义”逐渐发生了一些转变。此前，“女权主义”倡导者们更多地从男女的性别身份差异入手，来谋求达成女性社会及文化身份的平等，言辞激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对抗姿态。但是，七、八十年代以后，“女权主义”倡导者们不再将女性谋求社会地位的革命看成是一场永无休止的两性战争。特别是同性恋问题进入公共视野之后，“女权主义”倡导者们已经看到了单纯强调性别差异和性别对抗以及寻求男女平等的简单化弊端。所以“后女权主义”倡导者们开始更多地注重谋求社会公共资源的无差别化分配，要求各个领域对公众开放，强调女性解放自我，将自然属性的性别差异和独特优势发挥出来。她们甚至认为，女性有自身的优势和长处，不一定要像男性那样去工作，去占有权力，去追求所谓的平等。女性的社会及文化身份不一定要通过简单的性别对抗来确认和达成。作为女性，可以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和策略，得到自己想要的。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当我扛着枪炮冲出去试图把男人放到的时候，却发现，只要抛个媚眼就可以得到世界……”
鲍昆：这让人想到了王小慧和她的影像，她的影像更像是一种策略，一种经营手段，比如把自己不幸的经历转换为影像，以此来感动观者，或者通过将自己的形象放置于作品中，淋漓尽致的展示着艺术家的那种自恋。
黄文：王小慧内心有非常深刻的东西，很多人在观看她的作品时，会和她一起疼，甚至心疼她，这恰恰是她需要的，所以她在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式小女人”的角色。而另一位女摄影师—艾米，则根本不把外界、男权当回事。她把自己最私密的部分公众化，其实非常具有挑衅、挑战意味。她真的非常任性，把“男权中心”的那种将女人当作被观看者的道貌岸然狠狠击碎了！所以，社会道德共识不会宽容艾米这样的人、这样的影像，因为她的东西不给大家留面子：女人的身体被她这样随意地暴露，而男人所有的伪装也都被她毫不留情地撕掉。
湖上的鸟巢 刘一青 摄
失落天使 王小慧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