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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初步完成工业化和初步建成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后，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就不仅仅是一种被动适应。
日前，美国主导的西方七国（G7）首脑会议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志摩召开。
二战结束以来的70余年间，美国尽管在经济领域的主导权受到过欧洲和日本的挑战，但整体而言，凭借其超强的国家综合竞争力还是较为稳固地把持着由其主导设计的国际政经秩序，包括40多年前建立的G7机制。
然而，形势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G7：依然攥在美国人手中的一张牌
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志摩地区举行的G7峰会5月27日通过首脑宣言，决定在世界经济、国际难民等方面加强合作。
G7诞生40余年来，其存在的价值主要是致力于维护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但是，说G7完全是一个充满狭隘集团利益的自私平台，也有失公允。毕竟其在促进全球化、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反恐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因此，G7的存在与发展客观上确实有助于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协作与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
可以说，G7是因应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国际担保力量出现真空的一种机制化填补，是用力过度的美国，通过机制化的集团体系掌控全球政经与安全秩序的制度安排。当然，在这个集团里面，美国不得不把一小部分权力让给盟国。
对G7领袖美国而言，其对盟国的定位是帮助美国分担国际义务的重量级配角，但决不能挑战美国的王座地位。
世人注意到，坐拥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地位的日本，曾于上世纪80年代试图挑战美国的超级经济强国地位，但一纸“广场协议”最终摧垮了日本的金融雄心;诞生于世纪之交的欧元本有资格充当美元制衡者的角色，但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欧洲大概没有想到，美国只是聪明地发动了一场规模并不大的科索沃战争，就使欧元跌宕起伏。
一句话，美国根本不希望G7其他成员国脱离自己的控制，一旦出现这种苗头，美国肯定会运用各种力量工具进行打压。就在G7峰会召开之前，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警告日本不要干预汇率。早前，美国甚至将日本列入汇率政策“监视名单”中，以防止日本做出令美国意外的事。
但无论美国如何强势，走下坡路已成事实，美国脚底下的土壤似乎越来越软。
美国的自我修复与惯性张力
美国真的陷入帝国衰落期了吗？这是包括奥巴马、希拉里抑或特朗普在内的政治人物以及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等资深战略家们一直犯嘀咕的高难度命题。
尽管内心纠结，即将告别八年任期的奥巴马仍不停对精英和民众喊话：美国还可领导世界100年。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国已经称霸世界70余载，而从近现代史300余年来的帝国演变生命周期来看，能够撑足100年已殊为不易。
遥想当年强大到寂寞的大英帝国，是何等的权倾世界，再看看今日退居英伦三岛的二流大国现状，只能说，帝国雄心敌不过趋势变迁。今天，英国吵着闹着要脱离欧盟，既是英国人精明处世的惯性表演，或许还有博取关注的内在因素。
相较之下，美国依然是超级强权，但其毕竟不是天外来客，它究竟能否在22世纪继续统领世界，这恐怕是比预测谁能在22世纪初称霸世界足坛难度大得多的命题。
那个时候，G7会否成为历史记忆，估计已不重要。
所谓趋势变迁往往夹杂着可怕的不确定性，偏偏美国人对趋势变迁一向极为敏感。
差不多已成为政治家活化石的布热津斯基早在几年前就担心，美国会否在某一天失去超级大国地位，而金融直觉高度敏感的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则不时警告，如果美国一再犯错，其作为全球体系担保人的角色难免不保。同样，被视为高盛帮核心代表人物的前财长保尔森，这些年来为了保住美国的首席金融强国地位，也可谓殚精竭虑。
体系变迁往往是由一系列的事件引起的。
当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破产进而引爆这场迄今仍余毒难消的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美元体系被炸开一个如今差不多弥合的裂口，伴随着美国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出台以及最近几年开始的强势美元周期，世人看到的是一个力量使用明显过度的帝国，为了维护核心利益而不断调整金融工具组合。
不过，谁也不能低估帝国的自我修复能力与惯性张力，掌握着核心金融信息与全球资产定价权的美国，依然具有在短期内启动全球财富大挪移的能力，依然可以让人民币和卢布跌宕起伏。
未来30年，实力决定国际空间
包括美国在内的G7最为担心的还是中国全方位的崛起。
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史来看，一旦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基本建成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新兴大国们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就不仅仅局限于对既有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小修小补，而是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尤其是去年7月21日在上海正式开业，表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并不愿意被长期锁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框架内，并已经有能力向国际社会提供金融公共产品。
众所周知，今日全球金融体系的最后担保人依然是美国，而其保持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力，除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显而易见的机制化霸权体系之外，其背后蕴藏的则是美国直到今天依然独有的一项特殊优势，即密布全球的海上力量投送与打击体系、柔性商业干预和无形的金融控制体系。
换言之，美国自1944年以来所扮演的全球经济体系最后担保人角色，所依仗的主要有两个力量工具：武力和金融。前者蕴含的是对高科技领先优势的长期把持，后者则是强大制造业、全球贸易高边疆和金融定价权的有效整合。
因此，现代金融绝不仅仅表现为银行、证券、债券和货币的体系化存在，它是对一国科技、产出、创意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由于在上述综合竞争领域存在某些软肋，加上地缘政治的约束，最终无法成长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担保人。
实力成长决定国家行为空间，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史来看，中国在初步完成工业化和初步建成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后，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就不仅仅是一种被动适应。
以金砖银行、亚投行为代表的跨区域制度安排，标志着主要新兴经济体通过主动创设并拓展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多边合作平台，以国际共识、对话机制和多边协议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取利益，在积极提升既有全球经济分工体系话语权的同时，也在尝试参与承担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担保人的角色。
这个时间跨度，大约需要30年。
日前，美国主导的西方七国（G7）首脑会议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志摩召开。
二战结束以来的70余年间，美国尽管在经济领域的主导权受到过欧洲和日本的挑战，但整体而言，凭借其超强的国家综合竞争力还是较为稳固地把持着由其主导设计的国际政经秩序，包括40多年前建立的G7机制。
然而，形势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G7：依然攥在美国人手中的一张牌
G7诞生40余年来，其存在的价值主要是致力于维护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但是，说G7完全是一个充满狭隘集团利益的自私平台，也有失公允。毕竟其在促进全球化、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反恐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因此，G7的存在与发展客观上确实有助于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协作与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
可以说，G7是因应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国际担保力量出现真空的一种机制化填补，是用力过度的美国，通过机制化的集团体系掌控全球政经与安全秩序的制度安排。当然，在这个集团里面，美国不得不把一小部分权力让给盟国。
对G7领袖美国而言，其对盟国的定位是帮助美国分担国际义务的重量级配角，但决不能挑战美国的王座地位。
世人注意到，坐拥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地位的日本，曾于上世纪80年代试图挑战美国的超级经济强国地位，但一纸“广场协议”最终摧垮了日本的金融雄心;诞生于世纪之交的欧元本有资格充当美元制衡者的角色，但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欧洲大概没有想到，美国只是聪明地发动了一场规模并不大的科索沃战争，就使欧元跌宕起伏。
一句话，美国根本不希望G7其他成员国脱离自己的控制，一旦出现这种苗头，美国肯定会运用各种力量工具进行打压。就在G7峰会召开之前，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警告日本不要干预汇率。早前，美国甚至将日本列入汇率政策“监视名单”中，以防止日本做出令美国意外的事。
但无论美国如何强势，走下坡路已成事实，美国脚底下的土壤似乎越来越软。
美国的自我修复与惯性张力
美国真的陷入帝国衰落期了吗？这是包括奥巴马、希拉里抑或特朗普在内的政治人物以及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等资深战略家们一直犯嘀咕的高难度命题。
尽管内心纠结，即将告别八年任期的奥巴马仍不停对精英和民众喊话：美国还可领导世界100年。
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国已经称霸世界70余载，而从近现代史300余年来的帝国演变生命周期来看，能够撑足100年已殊为不易。
遥想当年强大到寂寞的大英帝国，是何等的权倾世界，再看看今日退居英伦三岛的二流大国现状，只能说，帝国雄心敌不过趋势变迁。今天，英国吵着闹着要脱离欧盟，既是英国人精明处世的惯性表演，或许还有博取关注的内在因素。
相较之下，美国依然是超级强权，但其毕竟不是天外来客，它究竟能否在22世纪继续统领世界，这恐怕是比预测谁能在22世纪初称霸世界足坛难度大得多的命题。
那个时候，G7会否成为历史记忆，估计已不重要。
所谓趋势变迁往往夹杂着可怕的不确定性，偏偏美国人对趋势变迁一向极为敏感。
差不多已成为政治家活化石的布热津斯基早在几年前就担心，美国会否在某一天失去超级大国地位，而金融直觉高度敏感的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则不时警告，如果美国一再犯错，其作为全球体系担保人的角色难免不保。同样，被视为高盛帮核心代表人物的前财长保尔森，这些年来为了保住美国的首席金融强国地位，也可谓殚精竭虑。
体系变迁往往是由一系列的事件引起的。
当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破产进而引爆这场迄今仍余毒难消的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美元体系被炸开一个如今差不多弥合的裂口，伴随着美国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出台以及最近几年开始的强势美元周期，世人看到的是一个力量使用明显过度的帝国，为了维护核心利益而不断调整金融工具组合。
不过，谁也不能低估帝国的自我修复能力与惯性张力，掌握着核心金融信息与全球资产定价权的美国，依然具有在短期内启动全球财富大挪移的能力，依然可以让人民币和卢布跌宕起伏。
未来30年，实力决定国际空间
包括美国在内的G7最为担心的还是中国全方位的崛起。
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史来看，一旦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基本建成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新兴大国们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就不仅仅局限于对既有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小修小补，而是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尤其是去年7月21日在上海正式开业，表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并不愿意被长期锁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框架内，并已经有能力向国际社会提供金融公共产品。
众所周知，今日全球金融体系的最后担保人依然是美国，而其保持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力，除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显而易见的机制化霸权体系之外，其背后蕴藏的则是美国直到今天依然独有的一项特殊优势，即密布全球的海上力量投送与打击体系、柔性商业干预和无形的金融控制体系。
换言之，美国自1944年以来所扮演的全球经济体系最后担保人角色，所依仗的主要有两个力量工具：武力和金融。前者蕴含的是对高科技领先优势的长期把持，后者则是强大制造业、全球贸易高边疆和金融定价权的有效整合。
因此，现代金融绝不仅仅表现为银行、证券、债券和货币的体系化存在，它是对一国科技、产出、创意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由于在上述综合竞争领域存在某些软肋，加上地缘政治的约束，最终无法成长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担保人。
实力成长决定国家行为空间，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迁史来看，中国在初步完成工业化和初步建成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后，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就不仅仅是一种被动适应。
以金砖银行、亚投行为代表的跨区域制度安排，标志着主要新兴经济体通过主动创设并拓展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多边合作平台，以国际共识、对话机制和多边协议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取利益，在积极提升既有全球经济分工体系话语权的同时，也在尝试参与承担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担保人的角色。
这个时间跨度，大约需要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