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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世整整一百天了。
孩子出生百日，要庆祝；人殁百日，要祭奠。生者与殁者，这都是一个重要日子。
我们来到墓地时，父亲的新坟已经长出了稀疏的杂草。葬礼上那根用作招魂的柳树棒子还插在坟头上，上面拴着的草纸在风吹雨打中不见了踪影，却抽出了几根细小的枝条在寒风中抖动着绿意，像父亲对人世的留恋和不舍。
墓地在一座水库大坝的下面，面积本来不大，还被大坝挤占了一部分。爷爷奶奶的坟墓紧贴大坝，父亲就躺在他父母的脚下，其位置处于整块土地的中心。躺在里边的父亲头枕西山头，脚蹬东山崖，应该是妥帖舒服的，这完全满足了他生前的心愿，也让我感到了稍稍的心安。
父亲认真考虑自己身后的归宿问题，是在连遭两场大病突袭之后。像一个久经沙场的拳击手突然挨了致命的两击，再也没有向命运反击的气力，只能向无情的岁月认输。也许就在此时，他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
2012年深秋的一天，母亲来电说，父亲因为墓地的事，心中烦闷，吃不香睡不好，天天唉声叹气，怕时间长了身体再出毛病，让我抽时间回家商量一下。我问，墓地的事咋了？母亲说一句两句扯不清，让我回去再说。我周六赶回老家，父亲与往日见我时大不相同，一副郁闷不乐的样子。仔细一问，方知原委。
村子里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墓地。墓地是家族的历史，也是村庄的记忆。苍松翠柏覆盖的墓地，肃穆庄严神秘，是村庄这棵老树错综复杂的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熊熊烈火中，墓地被当作封建残余毁掉了。古老的墓地还原为生产队的良田，改革开放后又承包给了个人。虽然现在家族的墓地还在使用，但已是别人家的责任田，不能留坟头修墓碑栽松柏。
我们李家的墓地被外姓人家承包着，承包人论起来还是远房亲戚。母亲讲，父亲两场大病之后，就经常去墓地转悠，给自己百年之后选个称心如意的归宿地。他最终想躺在我爷爷奶奶脚下的空地上，永远守着自己的父母。可不知为什么，承包人不同意父亲的想法，他让父亲占紧贴大坝与爷爷平行的地方。人活着有长幼之分，死后亦然。和自己的父母平起平坐，父亲自然不同意。母亲又托人从中斡旋了几次，还是没戏。父亲自此郁闷起来，天天耷个脸，不言不语。母亲着急起来，就让我出面再去协商此事。由我出面协商，母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我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从礼节上应该去；二是我在县里当个小干部，有点面子。
我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心里一阵难过，鼻子酸酸的。说实在的，尽管父亲得了两场大病，我内心还从未把父亲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永远是坚强的，一生遇到过许多灾难，都没有击倒他，两场疾病就能把他拿下？父亲的身体一向很好，极少生病，偶尔的小病小灾都被他不声不响地扛过去了。当他因为脑血栓躺到病床上时，我感到惊愕，好长时间不相信这是真的。父亲身材偏瘦，血压正常，怎么会得这种病？据医生分析，父亲得病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父亲连续几天在山上忙着种花生，饮不上水，身体缺水所致；二是父亲长期抽烟引发。我查阅了有关资料，抽烟确实是导致脑血管出问题的原因之一，但应该对于偏胖或血压异常者更有可能，所以我更相信第一种原因。母亲讲，父亲那几天为了赶墒情种花生，头顶星月两头不见明在山上忙活，吃晚饭时，突然感到手不听使唤，筷子几次掉到地上。父亲并未在意，还认为是劳累过度，休息一下就好了。可第二天早上，右胳膊抬不起来了，右腿也没了劲。母亲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忙打电话给我。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就委托同学将父亲接到医院。我从外地赶回来时，父亲半个身子已不能动了。
父亲在医院住了十几天，我和妹妹轮流值班看护。这是我和父亲单独相处最长的一次。父亲一生威严有余，缺少亲和力，在我们兄妹面前总是一副威严的神态，动辄说教呵斥，很少与我们交流。在他面前，我们像老鼠见猫，能躲则躲，大气不敢出。我工作之后，自觉翅膀硬了，长期的压抑情绪如岩浆喷发，与父亲有过几次激烈的正面交锋，结果是两败俱伤，加重了父子间的隔阂。
而此刻，在我眼中大山一样的父亲，却轰然倒在了床上，如一摊扶不起的泥。我感到窒息难受。父亲真的老了，无论他承认不承认，严酷的事实无法改变。在此期间，我给父亲洗过一次脚，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父亲洗脚。如果父亲身体行动方便，我想这样孝顺他一下，他绝对不会接受。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他坚决不在床上大小便，仍然挣扎着上厕所。我端详着父亲的双脚，心中如倒了五味瓶。这是怎样的一双脚呀，脚掌如铁，皮肤乌黑，青筋暴突，像污泥之下有数条蛇在蠕动。父亲在工厂干了三十年，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赶回家中帮母亲干农活，每天往返五六十里地，一辆“大金鹿”自行车彻底散了架。退休后回村承包了五亩山地，栽树木种庄稼种蔬菜，起早贪黑，一干又是二十年，一天也不肯歇着。长年超负荷的劳动透支了父亲的身体，他双脚变形，筋骨受损，晚年时常全身疼痛。后来我慢慢理解了父亲，虽然他外表严厉，但内心对孩子的爱并不少，他为我们像一盏灯熬干了自己。
好在及时救治，父亲逃过一劫。除左腿留下了一点后遗症外，其余并无大碍。推车挑水之类的重活不能干了，一些轻活并不受影响。我们本想父亲的劫难就此过去了，心中感到庆幸。谁承想，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疾病的魔爪再次伸向了父亲。
一切都毫无症兆，父亲被突如其来的腹痛折磨得死去活来。刚开始认为是胃疼，在村卫生室打针吃药没有效果，且疼痛的间隔越来越短。我得知情况后，迅速将父亲接到医院。经过一番检查，确诊为心肌梗塞。父亲心脏中的一截血管已堵塞了90%。县级医院的医疗条件有限，与医院协商，从北京请来专家为父亲安放了支架。
兩次病魔的侵袭，击中的都是父亲的要害部位。父亲的生命好像被掏空了。眼前的父亲，像一片树叶，在门里门外飘来飘去。我真的害怕，他被一阵风带向不可知的远处。
关于墓地的事情，都是母亲告诉我的，父亲始终没向我吐一个字。在我面前，他始终保持着作为父亲的权威和尊严。但我心里明白，强悍的父亲毕竟老了，他内心充满了对我的期待。此时，我不能让他失望。我提着精心准备的礼品，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实现父亲的心愿。事情比想象的顺利，远房亲戚很给面子，痛快地答应了父亲的请求。 从远房亲戚家出来，我如释重负。我和母亲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走进了李家的墓地。正值初秋，墓地里是茂盛的玉米和一些疯长的杂树，不见坟头。如果是路人，不会想到这是一片百年墓地，而是一块普通的农田而已。但对于我，对于家族，那是割不断的根脉，是让李家后人长跪不起的地方。
母亲指着一片空地给我看，说那就是父亲看中将来栖身的地方。这一小片土地，没有庄稼和杂树，只种着一些蔬菜。真没想到父亲对自己百年之后的栖身之处如此看重。父亲是名老党员，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经常教育我们说哪里黄土不埋人。可到了晚年，却对自己的栖身之处如此看重，甚至有些计较，我真的有些理解不了。年龄决定心态，也许我还未到父亲的年纪吧。
两场劫难之后，父亲度过了五年多的平静日子。
2014年12月下旬，妹妹从日照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肺囊肿发炎住院了，还让我不用担心，打几天针就会好的。我本想赶过去看看，怎奈年底工作乱成一锅粥，就决定元旦放假一并回去。
元旦当天，我驱车数百里赶到这家海滨城市的医院。
父亲还在打针，脸膛红润，气色很好。见到我，表现得很高兴。我向医生询问病情，医生说打了七天针了，咳嗽不要紧了，但发炎的囊肿并未缩小，可能是药力达不到。医生拿CT片子给我看，父亲肺部有一个拇指肚大的洞，这个黑洞就是发炎的囊肿。我仔细看着这个洞，像黑夜中张开的神秘大嘴，在贪婪地吞噬着什么。也许由于直觉，一种不祥的预感向我袭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已经打了十天针了，每天打上七八袋各种消炎药，一个小小的囊肿竟然没有一点变化，难道这囊肿变成了石头？我对这家医院的水平产生了怀疑。
第二天，我让北京的朋友联系专家给父亲诊疗。朋友当天就联系好了专家，让我把父亲做的CT片子发到专家的邮箱。很快就有了结果，经专家诊断可能是肺癌，并且已经扩散至胸腺。我顿时就蒙了，仿佛看到父亲肺部的洞变成了血盆大口，正一点一点将父亲吞了进去，一丝声息都没有。我没敢告诉母亲，只把消息告诉了妹妹。妹妹当时就哭了起来。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我拿着父亲所有的检查结果，赶到省城医院。我同学是这家医院的脑血管专家，他给介绍了一位肺病专家。专家说，父亲已经是肺癌晚期了，还有几个月的活头。他让回去做一下活检，确认一下癌的类型，再拿治疗方案。我如跌落进冰窖，浑身发抖，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同学建议不要再给父亲做任何治疗。他说，病情发展到这种程度，以父亲现在的年龄及身体状况而言，任何治疗都只能增加老人的痛苦，弄不好还会加快老人离世的步伐。后来事实证明，老同学的建议是对的。
我深深体会到，面对亲人死亡的到来，束手无策，坐以待毙，那是一种钝刀割心的感觉，一种精神上的凌迟。隐隐的疼痛贯穿漫漫长夜，泪水被黑夜吸尽。
尽管同学给了我放弃给父亲治疗的建议，但面对站在死亡边缘的父亲，真的无所作为，我良心上怎么也跨不过这道槛，况且心中还残存着一丝希望，期盼奇迹能够发生。于是，我再次与省城的同学联系，告知了活检结果，希望给拿出一个治疗方案。同学理解我的心情，与专家商量后回电说，可简单做一下放疗，但千万不要化疗。
做放疗，一个疗程就是二十天。弄不好病情就会露馅。如何糊弄过父亲，我是动了一番脑子的。我对父亲说，省城的医生看了你的病情，因为囊肿的位置比较特殊，消炎药使不上劲，下一步需要用烤电的方式把囊肿烤下去。父亲没有怀疑，痛快答应了。
为期一个月的放疗开始了。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十分在意，每天都是主动催着妹妹按时陪他去医院，稍晚一点就发脾气。我曾陪父亲去放疗过几次。看到那些排队放疗的人，一个个脸色黑黢黢的形同枯木，身轻如纸，在与死神作着最后的争斗。人离死神越近，求生的欲望越强。一种莫名的悲哀从心底油然而生，我感叹命运的无常。在放疗等待室中，墙上挂着与肿瘤有关的知识以及放疗的注意事项，难道父亲熟视无睹，对自己的病没有一点怀疑？但父亲从来没有问过，像一个听话的小学生定时来，做完就走，从不多言多语。是知道了不愿说破，还是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也许父亲早就对自己的病产生了怀疑，只是他没有勇气戳破这张纸罢了。
我从网上查了鳞状肺癌的病因，得这种癌的人，90%以上是由于抽烟引起的。父亲是个抽烟的“瘾君子”，从十五六岁开始，一抽就是五十多年，直到得了脑血拴不得不戒烟为止。
所有人都相信父亲的病是他长期抽烟所致，我也相信。但我信得不够坚决，不够理直气状。因为我心中有一个结，这个结随着父亲病情的加重，慢慢变成了一座山压在我心上，我感到窒息，夜里经常做噩梦。我猜测，父亲的病不仅仅因为抽烟，也许还有一个我不愿想、不敢想的原因。
父亲于上世纪90年代初退休。那时，乡镇企业发展风起云涌，如雨后春笋，企业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像父亲这样的退休工人很多都被企业聘去，且待遇不低。父亲干了一辈子维修工，技术一流，各种技术比武获奖无数。一些企业知道父亲的含金量，多次请他出山，并且开出优厚的待遇，父亲却不为所动，天天和几亩山地较劲。我那时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激情昂扬，充满梦想，对父亲的态度实在不理解，觉得父亲保守迂腐，一身好手艺白白浪费掉了，真是可惜。我回家做父亲的工作，他却油盐不进，根本不吃我那一套。我和父亲发生了激烈争吵。父亲气得脸色苍白，抬手要打我，看到我梗着脖子不服气的样子，也许觉得儿子已经长大，再打不合适，无奈放下了手。后来，我又联合妹妹给父亲施压，把母亲也拉到了我们这边。不知是父亲迫于我们的压力，还是自己想通了一点，他被请进了一家离村子只有几里地的小化工厂当技术员。那个年月，许多小企业像一现的昙花，建得快倒得也快。父亲干了一年，小化工厂就倒闭了。父亲一分钱也未拿到，三百多天的汗水全打了水漂。更可怕的是，这种作坊式的小化工厂没有一点防护措施，直接接触有毒气体。父亲离开化工厂后，老是胸闷咳嗽，几年后才慢慢好了起来。
父亲的病是不是与此有关？
或者，是诱发此病的原因之一？
如果真是如此，我的罪过就大了。
这种折磨，无人能够理解。
悲催的是，我永远得不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了。心中这个结，一辈子都无法解开。
我将永久活在不安和愧疚里，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
一个月的放疗，有了效果，父亲肺上的洞扩展明显慢了。代价也是巨大的，他的身体彻底垮了，如一尊风吹雨打的泥塑，随时都会倒塌下去。经医生推荐，父亲开始吃凯罗特。这是一种外国进口的抗癌药，几百元一片。我从有关资料上知道，这种药只对腺状型肺癌有效。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也许奇迹真能出现呢？当人走上绝境回天无力时，就把科学抛在了脑后。
父亲的病情还是一天天在加重。開始间隔性发烧，每隔十天半月就住一次院。后来隔三五天，最后天天发烧，全靠打抗生素、激素维持。发烧的原因，主要是放疗时留下的创伤在发炎。这时我后悔没听老同学的建议，如果不做放疗，父亲的身体垮得不会这么快，以自身的抵抗力，或许还能多坚持一些日子。
父亲最终没有逃过这一劫。2015年8月24日下午5点，父亲因肺癌引发心脏衰竭，永远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安详平静，没有留下任何话语。父亲一生爱干净，临走前没忘记让母亲给他擦了擦脸。
我想，父亲之所以离去得安详平静，也许是因为他早就有了称心的归宿之地。
（标题书法：李林荣）
孩子出生百日，要庆祝；人殁百日，要祭奠。生者与殁者，这都是一个重要日子。
我们来到墓地时，父亲的新坟已经长出了稀疏的杂草。葬礼上那根用作招魂的柳树棒子还插在坟头上，上面拴着的草纸在风吹雨打中不见了踪影，却抽出了几根细小的枝条在寒风中抖动着绿意，像父亲对人世的留恋和不舍。
墓地在一座水库大坝的下面，面积本来不大，还被大坝挤占了一部分。爷爷奶奶的坟墓紧贴大坝，父亲就躺在他父母的脚下，其位置处于整块土地的中心。躺在里边的父亲头枕西山头，脚蹬东山崖，应该是妥帖舒服的，这完全满足了他生前的心愿，也让我感到了稍稍的心安。
父亲认真考虑自己身后的归宿问题，是在连遭两场大病突袭之后。像一个久经沙场的拳击手突然挨了致命的两击，再也没有向命运反击的气力，只能向无情的岁月认输。也许就在此时，他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
2012年深秋的一天，母亲来电说，父亲因为墓地的事，心中烦闷，吃不香睡不好，天天唉声叹气，怕时间长了身体再出毛病，让我抽时间回家商量一下。我问，墓地的事咋了？母亲说一句两句扯不清，让我回去再说。我周六赶回老家，父亲与往日见我时大不相同，一副郁闷不乐的样子。仔细一问，方知原委。
村子里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墓地。墓地是家族的历史，也是村庄的记忆。苍松翠柏覆盖的墓地，肃穆庄严神秘，是村庄这棵老树错综复杂的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熊熊烈火中，墓地被当作封建残余毁掉了。古老的墓地还原为生产队的良田，改革开放后又承包给了个人。虽然现在家族的墓地还在使用，但已是别人家的责任田，不能留坟头修墓碑栽松柏。
我们李家的墓地被外姓人家承包着，承包人论起来还是远房亲戚。母亲讲，父亲两场大病之后，就经常去墓地转悠，给自己百年之后选个称心如意的归宿地。他最终想躺在我爷爷奶奶脚下的空地上，永远守着自己的父母。可不知为什么，承包人不同意父亲的想法，他让父亲占紧贴大坝与爷爷平行的地方。人活着有长幼之分，死后亦然。和自己的父母平起平坐，父亲自然不同意。母亲又托人从中斡旋了几次，还是没戏。父亲自此郁闷起来，天天耷个脸，不言不语。母亲着急起来，就让我出面再去协商此事。由我出面协商，母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我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从礼节上应该去；二是我在县里当个小干部，有点面子。
我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心里一阵难过，鼻子酸酸的。说实在的，尽管父亲得了两场大病，我内心还从未把父亲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永远是坚强的，一生遇到过许多灾难，都没有击倒他，两场疾病就能把他拿下？父亲的身体一向很好，极少生病，偶尔的小病小灾都被他不声不响地扛过去了。当他因为脑血栓躺到病床上时，我感到惊愕，好长时间不相信这是真的。父亲身材偏瘦，血压正常，怎么会得这种病？据医生分析，父亲得病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父亲连续几天在山上忙着种花生，饮不上水，身体缺水所致；二是父亲长期抽烟引发。我查阅了有关资料，抽烟确实是导致脑血管出问题的原因之一，但应该对于偏胖或血压异常者更有可能，所以我更相信第一种原因。母亲讲，父亲那几天为了赶墒情种花生，头顶星月两头不见明在山上忙活，吃晚饭时，突然感到手不听使唤，筷子几次掉到地上。父亲并未在意，还认为是劳累过度，休息一下就好了。可第二天早上，右胳膊抬不起来了，右腿也没了劲。母亲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忙打电话给我。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就委托同学将父亲接到医院。我从外地赶回来时，父亲半个身子已不能动了。
父亲在医院住了十几天，我和妹妹轮流值班看护。这是我和父亲单独相处最长的一次。父亲一生威严有余，缺少亲和力，在我们兄妹面前总是一副威严的神态，动辄说教呵斥，很少与我们交流。在他面前，我们像老鼠见猫，能躲则躲，大气不敢出。我工作之后，自觉翅膀硬了，长期的压抑情绪如岩浆喷发，与父亲有过几次激烈的正面交锋，结果是两败俱伤，加重了父子间的隔阂。
而此刻，在我眼中大山一样的父亲，却轰然倒在了床上，如一摊扶不起的泥。我感到窒息难受。父亲真的老了，无论他承认不承认，严酷的事实无法改变。在此期间，我给父亲洗过一次脚，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父亲洗脚。如果父亲身体行动方便，我想这样孝顺他一下，他绝对不会接受。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他坚决不在床上大小便，仍然挣扎着上厕所。我端详着父亲的双脚，心中如倒了五味瓶。这是怎样的一双脚呀，脚掌如铁，皮肤乌黑，青筋暴突，像污泥之下有数条蛇在蠕动。父亲在工厂干了三十年，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赶回家中帮母亲干农活，每天往返五六十里地，一辆“大金鹿”自行车彻底散了架。退休后回村承包了五亩山地，栽树木种庄稼种蔬菜，起早贪黑，一干又是二十年，一天也不肯歇着。长年超负荷的劳动透支了父亲的身体，他双脚变形，筋骨受损，晚年时常全身疼痛。后来我慢慢理解了父亲，虽然他外表严厉，但内心对孩子的爱并不少，他为我们像一盏灯熬干了自己。
好在及时救治，父亲逃过一劫。除左腿留下了一点后遗症外，其余并无大碍。推车挑水之类的重活不能干了，一些轻活并不受影响。我们本想父亲的劫难就此过去了，心中感到庆幸。谁承想，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疾病的魔爪再次伸向了父亲。
一切都毫无症兆，父亲被突如其来的腹痛折磨得死去活来。刚开始认为是胃疼，在村卫生室打针吃药没有效果，且疼痛的间隔越来越短。我得知情况后，迅速将父亲接到医院。经过一番检查，确诊为心肌梗塞。父亲心脏中的一截血管已堵塞了90%。县级医院的医疗条件有限，与医院协商，从北京请来专家为父亲安放了支架。
兩次病魔的侵袭，击中的都是父亲的要害部位。父亲的生命好像被掏空了。眼前的父亲，像一片树叶，在门里门外飘来飘去。我真的害怕，他被一阵风带向不可知的远处。
关于墓地的事情，都是母亲告诉我的，父亲始终没向我吐一个字。在我面前，他始终保持着作为父亲的权威和尊严。但我心里明白，强悍的父亲毕竟老了，他内心充满了对我的期待。此时，我不能让他失望。我提着精心准备的礼品，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实现父亲的心愿。事情比想象的顺利，远房亲戚很给面子，痛快地答应了父亲的请求。 从远房亲戚家出来，我如释重负。我和母亲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走进了李家的墓地。正值初秋，墓地里是茂盛的玉米和一些疯长的杂树，不见坟头。如果是路人，不会想到这是一片百年墓地，而是一块普通的农田而已。但对于我，对于家族，那是割不断的根脉，是让李家后人长跪不起的地方。
母亲指着一片空地给我看，说那就是父亲看中将来栖身的地方。这一小片土地，没有庄稼和杂树，只种着一些蔬菜。真没想到父亲对自己百年之后的栖身之处如此看重。父亲是名老党员，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经常教育我们说哪里黄土不埋人。可到了晚年，却对自己的栖身之处如此看重，甚至有些计较，我真的有些理解不了。年龄决定心态，也许我还未到父亲的年纪吧。
两场劫难之后，父亲度过了五年多的平静日子。
2014年12月下旬，妹妹从日照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肺囊肿发炎住院了，还让我不用担心，打几天针就会好的。我本想赶过去看看，怎奈年底工作乱成一锅粥，就决定元旦放假一并回去。
元旦当天，我驱车数百里赶到这家海滨城市的医院。
父亲还在打针，脸膛红润，气色很好。见到我，表现得很高兴。我向医生询问病情，医生说打了七天针了，咳嗽不要紧了，但发炎的囊肿并未缩小，可能是药力达不到。医生拿CT片子给我看，父亲肺部有一个拇指肚大的洞，这个黑洞就是发炎的囊肿。我仔细看着这个洞，像黑夜中张开的神秘大嘴，在贪婪地吞噬着什么。也许由于直觉，一种不祥的预感向我袭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已经打了十天针了，每天打上七八袋各种消炎药，一个小小的囊肿竟然没有一点变化，难道这囊肿变成了石头？我对这家医院的水平产生了怀疑。
第二天，我让北京的朋友联系专家给父亲诊疗。朋友当天就联系好了专家，让我把父亲做的CT片子发到专家的邮箱。很快就有了结果，经专家诊断可能是肺癌，并且已经扩散至胸腺。我顿时就蒙了，仿佛看到父亲肺部的洞变成了血盆大口，正一点一点将父亲吞了进去，一丝声息都没有。我没敢告诉母亲，只把消息告诉了妹妹。妹妹当时就哭了起来。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我拿着父亲所有的检查结果，赶到省城医院。我同学是这家医院的脑血管专家，他给介绍了一位肺病专家。专家说，父亲已经是肺癌晚期了，还有几个月的活头。他让回去做一下活检，确认一下癌的类型，再拿治疗方案。我如跌落进冰窖，浑身发抖，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同学建议不要再给父亲做任何治疗。他说，病情发展到这种程度，以父亲现在的年龄及身体状况而言，任何治疗都只能增加老人的痛苦，弄不好还会加快老人离世的步伐。后来事实证明，老同学的建议是对的。
我深深体会到，面对亲人死亡的到来，束手无策，坐以待毙，那是一种钝刀割心的感觉，一种精神上的凌迟。隐隐的疼痛贯穿漫漫长夜，泪水被黑夜吸尽。
尽管同学给了我放弃给父亲治疗的建议，但面对站在死亡边缘的父亲，真的无所作为，我良心上怎么也跨不过这道槛，况且心中还残存着一丝希望，期盼奇迹能够发生。于是，我再次与省城的同学联系，告知了活检结果，希望给拿出一个治疗方案。同学理解我的心情，与专家商量后回电说，可简单做一下放疗，但千万不要化疗。
做放疗，一个疗程就是二十天。弄不好病情就会露馅。如何糊弄过父亲，我是动了一番脑子的。我对父亲说，省城的医生看了你的病情，因为囊肿的位置比较特殊，消炎药使不上劲，下一步需要用烤电的方式把囊肿烤下去。父亲没有怀疑，痛快答应了。
为期一个月的放疗开始了。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十分在意，每天都是主动催着妹妹按时陪他去医院，稍晚一点就发脾气。我曾陪父亲去放疗过几次。看到那些排队放疗的人，一个个脸色黑黢黢的形同枯木，身轻如纸，在与死神作着最后的争斗。人离死神越近，求生的欲望越强。一种莫名的悲哀从心底油然而生，我感叹命运的无常。在放疗等待室中，墙上挂着与肿瘤有关的知识以及放疗的注意事项，难道父亲熟视无睹，对自己的病没有一点怀疑？但父亲从来没有问过，像一个听话的小学生定时来，做完就走，从不多言多语。是知道了不愿说破，还是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也许父亲早就对自己的病产生了怀疑，只是他没有勇气戳破这张纸罢了。
我从网上查了鳞状肺癌的病因，得这种癌的人，90%以上是由于抽烟引起的。父亲是个抽烟的“瘾君子”，从十五六岁开始，一抽就是五十多年，直到得了脑血拴不得不戒烟为止。
所有人都相信父亲的病是他长期抽烟所致，我也相信。但我信得不够坚决，不够理直气状。因为我心中有一个结，这个结随着父亲病情的加重，慢慢变成了一座山压在我心上，我感到窒息，夜里经常做噩梦。我猜测，父亲的病不仅仅因为抽烟，也许还有一个我不愿想、不敢想的原因。
父亲于上世纪90年代初退休。那时，乡镇企业发展风起云涌，如雨后春笋，企业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像父亲这样的退休工人很多都被企业聘去，且待遇不低。父亲干了一辈子维修工，技术一流，各种技术比武获奖无数。一些企业知道父亲的含金量，多次请他出山，并且开出优厚的待遇，父亲却不为所动，天天和几亩山地较劲。我那时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激情昂扬，充满梦想，对父亲的态度实在不理解，觉得父亲保守迂腐，一身好手艺白白浪费掉了，真是可惜。我回家做父亲的工作，他却油盐不进，根本不吃我那一套。我和父亲发生了激烈争吵。父亲气得脸色苍白，抬手要打我，看到我梗着脖子不服气的样子，也许觉得儿子已经长大，再打不合适，无奈放下了手。后来，我又联合妹妹给父亲施压，把母亲也拉到了我们这边。不知是父亲迫于我们的压力，还是自己想通了一点，他被请进了一家离村子只有几里地的小化工厂当技术员。那个年月，许多小企业像一现的昙花，建得快倒得也快。父亲干了一年，小化工厂就倒闭了。父亲一分钱也未拿到，三百多天的汗水全打了水漂。更可怕的是，这种作坊式的小化工厂没有一点防护措施，直接接触有毒气体。父亲离开化工厂后，老是胸闷咳嗽，几年后才慢慢好了起来。
父亲的病是不是与此有关？
或者，是诱发此病的原因之一？
如果真是如此，我的罪过就大了。
这种折磨，无人能够理解。
悲催的是，我永远得不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了。心中这个结，一辈子都无法解开。
我将永久活在不安和愧疚里，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
一个月的放疗，有了效果，父亲肺上的洞扩展明显慢了。代价也是巨大的，他的身体彻底垮了，如一尊风吹雨打的泥塑，随时都会倒塌下去。经医生推荐，父亲开始吃凯罗特。这是一种外国进口的抗癌药，几百元一片。我从有关资料上知道，这种药只对腺状型肺癌有效。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也许奇迹真能出现呢？当人走上绝境回天无力时，就把科学抛在了脑后。
父亲的病情还是一天天在加重。開始间隔性发烧，每隔十天半月就住一次院。后来隔三五天，最后天天发烧，全靠打抗生素、激素维持。发烧的原因，主要是放疗时留下的创伤在发炎。这时我后悔没听老同学的建议，如果不做放疗，父亲的身体垮得不会这么快，以自身的抵抗力，或许还能多坚持一些日子。
父亲最终没有逃过这一劫。2015年8月24日下午5点，父亲因肺癌引发心脏衰竭，永远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安详平静，没有留下任何话语。父亲一生爱干净，临走前没忘记让母亲给他擦了擦脸。
我想，父亲之所以离去得安详平静，也许是因为他早就有了称心的归宿之地。
（标题书法：李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