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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2017年度《海外文摘》所刊发的散文、随笔作品，撼动人心的力作还是来自岁月深处的作家，他们或历经沧桑，或沉淀厚实，明知了人性、人生与社会，以及天地间之大道、万物之性灵，他们或以准确而有力的语言，述说着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以个体的真实经历洞见大时代的人性与风云变幻；或以自然而艺术性的笔触，描述难忘的惊心的生命记忆，等等。
这些文字，带给我们新的认知，唤起我们的怜悯之心，更懂得珍惜。
一、反思历史，思念故人
舒乙的《父亲最后的两天》（2017，1）和老鬼的《姜傻子》（2017，8），写的是“文革”期间的人与事。舒乙的《父亲最后的两天》，以沉痛而冷静的笔墨，一笔一笔地描述十八年前父亲——作家老舍先生，是如何度过最后两天的。其中一些细节，读来令人心惊！心冷！同时，也透射出老舍先生的反抗精神。
市文联里早有一群由数百人组成的红卫兵严阵以待。他们的皮带、拳头、皮鞋、口号、唾沫全砸向了他一人。可怜的父亲命在旦夕。……
父亲决定不再低头，不再举牌子，也不再说话。他抬起他的头，满是伤痕，满是血迹，满是愤怒，满是尊严的头。
低头！举起牌子来！
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面扔去，牌子碰到了他前面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了地上。他立刻被吞没了……是的，被吞没了……
被毒打到深夜，被通知次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前来市文联报到。第二天，他失踪了……到了太平湖后湖……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对于老舍先生这样一个不会说假话、保持着生命尊严的知识分子，除了悲剧性的结局，似乎别无选择。舒乙先生写道：父亲1945年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里写过一个叫祁天佑的老人，他的死法和父亲自己的死法竟是惊人的一模一样，好像他早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模式。也就是说，在老舍先生心里，做人是有底线的，超越了这个底线，他自有一套既定的办法。这样一个硬汉和不可辱之士的离去，是偶然也是必然。但愿这样的悲剧永不再重演。
老鬼的《姜傻子》，写一个外号叫“姜傻子”的北京知青，21岁来到内蒙古草原下乡，21年后死在草原上。这个出身民族资本家、擅长文艺，本该成为一名表演艺术家的青年姜一凡，其青春的热血和浪漫，在时代的“左”和疯狂里，酿成了其悲喜交集的命运。
在内蒙古，他曾无辜沦为劳改犯，整日与五类分子一起干最繁重、最苦的活，“背过死尸、起过厕所、打过石头、赶过马车……”后来，那里的知青们都走了，只剩下他在草原上放马。这时的他，骑马骑罗圈了双腿，脸被晒得黢黑，与牧民亲如兄弟，整天喝酒吃肉。他本是独生子，可以回北京的，但他对我说，“我这么老大不小了，回北京干什么？我自由散漫惯了，还是草原比较适合自己。”
后来，他到了盟检察院，本来就喜欢帮别人跑腿办事，这个工作更适合他给老百姓干点事，工作起来没日没夜。加上妻子是个精神病患者，处处需要照顾，可见姜傻子的日常生活。长年与牧民朋友一起大碗喝酒的他，患了肝硬化，在三个月的住院期间，盟检察院的同志日夜陪床，用检察长的话说：“为了一凡，我们冒着检察院关大门的风险。”“那一段时间，有一个北京知青要死了的消息传遍了全锡林浩特市。”认识他的蒙古牧民送来了各式各样的营养品，把病床下面塞得满满。可见，血性、义气、无私的姜傻子对草原人是怎样的好！他们这样来回报！
但是，姜傻子一生，可以说对父母过于冷淡。在浓缩的笔墨里，作家写了校友姜傻子21年的生活与命运，亦悲亦喜，亦冷亦暖，真实生动，滋味难言。由这众多知青中的一个，可见，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王朝柱的《追忆赵沨院长》（2017，8），梁晓声的《故人往事》（2017，9），雷达的《韩金菊》（2017，12），也是写过往时代的人与事，与上述两篇不同，如果说上述两篇属于记忆的呈现与揭示，目的在于还原历史真相，反思历史中的人与事；那么这三篇更多属于追忆与留恋，感人与温暖的成分更多。
王朝柱的《追忆赵沨院长》，写了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中央音乐学院老院长赵沨先生，当年对“我”这个穷孩子的特殊栽培。在我们今天的印象里，音乐学院的院长可是高高在上的，可是当年这个赵沨院长，亲自去看考生，和考生谈笑风生，“无意中看见了我手中那半个长毛的馒头”……当即给这个考生特批了十元钱、十斤全国粮票。后来，还特批了给“我”买短裤的钱；给我苏联芭蕾舞皇后乌兰诺娃的告别演出票，而且是高级别的观摩票，后来还借此给“我”上了严肃的一课，要“我”改变传统的艺术思维，向全世界最高水平的音乐、舞蹈、歌剧等学习，然后再创作属于我们自己的艺术作品。赵沨院长对一个困顿的有才华的青年学子，如此恳切！如此关心！如此培养！这种大家风范，真是我们今天教育界的一面镜子。
梁晓声的《故人往事》，讲了几个有恩于“我”的人，这几个人都是作者在知青岁月认识的，如一位作家（林予）和他的妻子，与城市里一条脏街上的一户很穷的人家（我家）的每一个成员，结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终生亲情。岁月流逝，故人故去，由此文，让我们学习感恩于好人！
雷达的《韩金菊》，写的是五六十年代，在兰州，“我”青涩的狂热的夭折的初恋。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高才生金菊，上大学无望，就进了工厂当青工，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子，内蕴着不屈和顽强的惊人能量，在时势和政治的塑造下，承受着高强度劳动，还成了单位里的政治明星。“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在那个年代，金菊以极大的勇气，保护被批斗的“我”的母亲。被混乱的政治潮流裹挟着，无所适从，一会是政治明星，一会又险些被批斗，金菊的命运也是众多中国人的命运。等作者知道消息时，患了心脏病的金菊已埋骨地下近三年了。个体的恋爱和命运，透彻出大时代的荒谬和非人道。
二、个人叙事，真实多元
廖华歌的《活在时间之中的父亲》（2017，1）和康合兴的《头一次带父亲进城》（2017，8），顾名思义，都是写父亲的，与前述“文革”背景下的叙事不同，这里对父亲的书写基本上是个人性的，但也是千万个中国式父亲的缩影——他们一生过于勤劳、节儉，对儿女却是百般的爱。 廖华歌的《活在时间之中的父亲》，写父亲去世以后，“我”和亲人护理陪伴的细节、揪心的感受；父亲这一生对“我”的爱，有太多细节，读来令人落泪。“为让我能够吃到新鲜柿子，父亲特意请篾匠专门编了个竹篓，再在竹篓里铺上厚厚的麦秸，然后把他精心挑选的又大又红的柿子一个个小心放进去，背着走近百里的山路，再辗转倒车坐长途给我送来。”父亲知道“我”爱吃老家的土豆，年年都要亲自点种，直到父亲去世的这年夏天，被病魔折磨得没有一点力气的父亲，仍旧在老家把地里的土豆一点点挖出来，“面对那一大堆印有父亲指纹的大大小小的土豆，我长跪不起，号啕大哭！”亲人之间的爱就是这样，爱有多深，割离后，痛苦就有多深。好在有记忆在，这爱会永远温暖后代，照亮后代子孙前方的路。
康合兴的《头一次带父亲进城》，以幽默风趣的生动表达，写出了父亲跟隨儿子第一次进城时的好奇、兴奋与尴尬，第一次坐上小车的父亲，憨憨地笑着说，“爸算是村里最有福气的人了”。到了城里儿子的家，“父亲小心翼翼地换上拖鞋，满客厅像有地雷似的，怯生生地移到沙发一角”。儿子给父亲买手机，问要什么机型，父亲看都不看说：“哪个耐用买哪个。”服务员说，老年款都耐用，父亲无奈反问：“锄头都有好有差，钢火不行的，碰到沙石就卷了，手机就没个区别吗？ ”乡下的父亲，对城市里的事物茫然不知，他依然用乡村生活的逻辑来推理和判断。这篇散文的语言写得非常活，因为作者尊重父亲原始的语言，没有把它改造成书面语言；也写出了父子的差异，不是在“我”的思维里写父亲的思维，而是写出了孤独的父亲——乡下来的父亲。
莫言的《马的眼镜》（2017，4）和《朗读与呐喊》（2017，6），带着作家一贯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前者是作家获诺奖后首次发表的散文新作，讲述了他文学生涯的缘起与师承；后者写了多年后与小学同学方快相遇，如今他已满头白发，在故乡的大街上，推着车子卖豆腐，见到“闯富了”的作家“我”，“在大街上当着很多晚辈的面喊我的乳名就说明了他对我的不服气”。莫言获奖后，有记者去采访他，他提着作家的乳名说：“他呀，根本不行！朗读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背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写字儿，他也不是我的对手；摔跤？我捆着胳膊也是他倒地……”仿佛还是当年班主任老师都怕他三分的那个方快。在莫言的笔下，当年这个十分调皮又有些奇才的学生，其所作所为，令人忍俊不禁，这个已展露朗读才华的少年，其未来因“文革”时父亲被查出“历史问题”而夭折；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作家少年和青年时期有趣的成长故事。掩卷之后，不由感叹，时代和命运对个体生命的不公及影响。
刘庆邦的《打麦场的夜晚》（2017，1），写了儿时麦收时节，在故乡打麦场度过的夜晚，“天边突然打了一个露水闪，闪过一道像是长满枝杈的电光。露水闪打来时，群星像是隐退了一会儿。电光刚消失，群星复聚拢而来。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在睡梦里，脑子里仿佛装满了星星。”在环境污染、很多天然场景不复存在的今天，读到这些，真是痛惜时代发展失衡付出的代价。
《乡间的瓦》（2017，12），在王剑冰的散文中，篇幅算是比较长的，从各种角度，写尽了瓦的前生后世，也可以说，写尽了这个话题。这篇散文，应是作者的代表性美文之一，文字儒雅、端庄、节制、唯美，“一滴水打在瓦上，瓦会吸收到体内，再一滴打上去，瓦还会吸收到体内，只要不是连续的打击，瓦都能承受并且吸收，而且不会渗入到下面去。直到一连串的雨水的灌注，瓦才会承受不住让水下落。当你对瓦有了依赖的时候，你便对它有了敬畏。在高处看，瓦是一本打开的书。”“瓦，我的小村的一部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作者的叙述节奏舒缓有致，富有韵律，一层层向内里讲下去，讲出“瓦的哲学”，瓦与我的生命、与中国世代农民的关系；其娴熟的叙事能力，使他从容地穿梭于现实和历史之间，把几近消失的事物“瓦”重新激活，让我们听到了瓦在文明根系中的呼吸，看到了它内里的生命。王剑冰的散文成为初高中生的范文，成为刻在周庄石头上的文字，自有其道理。
另外，从维熙的《酒话》（2017，5），写了酒祖，帝王与酒，女人酒韵，作者在山西劳改生涯中与酒（汾酒）的结缘；无论你是否好酒，这都是一篇值得阅读的饱含真正酒文化、落满岁月风霜的沉甸甸的文字。
洋中鱼的《柳宗元的四不如》（2017，7），选了四点来写柳宗元，“圆滑不如韩愈”“潇洒不如刘禹锡”“风流不如元稹”“政绩不如白居易”。写这种话题，很需历史文化功力。首先要尊重史实，研究透，同时要写活，要具有鲜活的可读性。这篇散文，可见作者古典文学的功力，他也把握好了史实和可读性之间的平衡。
另外，王巨才的《感怀之时》（2017，9），刘庆邦的《学会守时》（2017，9），书写了文学界已逝老一辈的轶事，保存了一份难得的生活史料。范诚的《义犬》（2017，7），叶多多的《高原在上》（2017，7）等，均有其独到的内容和感动人心之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述评。
与其他文体相比，散文、随笔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更密切，也更直接地显示出一个人思想的维度。几乎可以说，优质散文、随笔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你的生活本身是否具有优质度，是否不被时代和他人同质化，是否在特殊境遇下，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如舒乙笔下的老舍先生，这才是关键。作为一个人，首先活得有质量、有境界、有细节，才有可能写出有质量、有境界、有细节的散文、随笔作品。问题就免谈了，尽在此意中。
责任编辑：青芒果
这些文字，带给我们新的认知，唤起我们的怜悯之心，更懂得珍惜。
一、反思历史，思念故人
舒乙的《父亲最后的两天》（2017，1）和老鬼的《姜傻子》（2017，8），写的是“文革”期间的人与事。舒乙的《父亲最后的两天》，以沉痛而冷静的笔墨，一笔一笔地描述十八年前父亲——作家老舍先生，是如何度过最后两天的。其中一些细节，读来令人心惊！心冷！同时，也透射出老舍先生的反抗精神。
市文联里早有一群由数百人组成的红卫兵严阵以待。他们的皮带、拳头、皮鞋、口号、唾沫全砸向了他一人。可怜的父亲命在旦夕。……
父亲决定不再低头，不再举牌子，也不再说话。他抬起他的头，满是伤痕，满是血迹，满是愤怒，满是尊严的头。
低头！举起牌子来！
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面扔去，牌子碰到了他前面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了地上。他立刻被吞没了……是的，被吞没了……
被毒打到深夜，被通知次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前来市文联报到。第二天，他失踪了……到了太平湖后湖……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对于老舍先生这样一个不会说假话、保持着生命尊严的知识分子，除了悲剧性的结局，似乎别无选择。舒乙先生写道：父亲1945年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里写过一个叫祁天佑的老人，他的死法和父亲自己的死法竟是惊人的一模一样，好像他早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模式。也就是说，在老舍先生心里，做人是有底线的，超越了这个底线，他自有一套既定的办法。这样一个硬汉和不可辱之士的离去，是偶然也是必然。但愿这样的悲剧永不再重演。
老鬼的《姜傻子》，写一个外号叫“姜傻子”的北京知青，21岁来到内蒙古草原下乡，21年后死在草原上。这个出身民族资本家、擅长文艺，本该成为一名表演艺术家的青年姜一凡，其青春的热血和浪漫，在时代的“左”和疯狂里，酿成了其悲喜交集的命运。
在内蒙古，他曾无辜沦为劳改犯，整日与五类分子一起干最繁重、最苦的活，“背过死尸、起过厕所、打过石头、赶过马车……”后来，那里的知青们都走了，只剩下他在草原上放马。这时的他，骑马骑罗圈了双腿，脸被晒得黢黑，与牧民亲如兄弟，整天喝酒吃肉。他本是独生子，可以回北京的，但他对我说，“我这么老大不小了，回北京干什么？我自由散漫惯了，还是草原比较适合自己。”
后来，他到了盟检察院，本来就喜欢帮别人跑腿办事，这个工作更适合他给老百姓干点事，工作起来没日没夜。加上妻子是个精神病患者，处处需要照顾，可见姜傻子的日常生活。长年与牧民朋友一起大碗喝酒的他，患了肝硬化，在三个月的住院期间，盟检察院的同志日夜陪床，用检察长的话说：“为了一凡，我们冒着检察院关大门的风险。”“那一段时间，有一个北京知青要死了的消息传遍了全锡林浩特市。”认识他的蒙古牧民送来了各式各样的营养品，把病床下面塞得满满。可见，血性、义气、无私的姜傻子对草原人是怎样的好！他们这样来回报！
但是，姜傻子一生，可以说对父母过于冷淡。在浓缩的笔墨里，作家写了校友姜傻子21年的生活与命运，亦悲亦喜，亦冷亦暖，真实生动，滋味难言。由这众多知青中的一个，可见，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王朝柱的《追忆赵沨院长》（2017，8），梁晓声的《故人往事》（2017，9），雷达的《韩金菊》（2017，12），也是写过往时代的人与事，与上述两篇不同，如果说上述两篇属于记忆的呈现与揭示，目的在于还原历史真相，反思历史中的人与事；那么这三篇更多属于追忆与留恋，感人与温暖的成分更多。
王朝柱的《追忆赵沨院长》，写了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中央音乐学院老院长赵沨先生，当年对“我”这个穷孩子的特殊栽培。在我们今天的印象里，音乐学院的院长可是高高在上的，可是当年这个赵沨院长，亲自去看考生，和考生谈笑风生，“无意中看见了我手中那半个长毛的馒头”……当即给这个考生特批了十元钱、十斤全国粮票。后来，还特批了给“我”买短裤的钱；给我苏联芭蕾舞皇后乌兰诺娃的告别演出票，而且是高级别的观摩票，后来还借此给“我”上了严肃的一课，要“我”改变传统的艺术思维，向全世界最高水平的音乐、舞蹈、歌剧等学习，然后再创作属于我们自己的艺术作品。赵沨院长对一个困顿的有才华的青年学子，如此恳切！如此关心！如此培养！这种大家风范，真是我们今天教育界的一面镜子。
梁晓声的《故人往事》，讲了几个有恩于“我”的人，这几个人都是作者在知青岁月认识的，如一位作家（林予）和他的妻子，与城市里一条脏街上的一户很穷的人家（我家）的每一个成员，结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终生亲情。岁月流逝，故人故去，由此文，让我们学习感恩于好人！
雷达的《韩金菊》，写的是五六十年代，在兰州，“我”青涩的狂热的夭折的初恋。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高才生金菊，上大学无望，就进了工厂当青工，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子，内蕴着不屈和顽强的惊人能量，在时势和政治的塑造下，承受着高强度劳动，还成了单位里的政治明星。“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在那个年代，金菊以极大的勇气，保护被批斗的“我”的母亲。被混乱的政治潮流裹挟着，无所适从，一会是政治明星，一会又险些被批斗，金菊的命运也是众多中国人的命运。等作者知道消息时，患了心脏病的金菊已埋骨地下近三年了。个体的恋爱和命运，透彻出大时代的荒谬和非人道。
二、个人叙事，真实多元
廖华歌的《活在时间之中的父亲》（2017，1）和康合兴的《头一次带父亲进城》（2017，8），顾名思义，都是写父亲的，与前述“文革”背景下的叙事不同，这里对父亲的书写基本上是个人性的，但也是千万个中国式父亲的缩影——他们一生过于勤劳、节儉，对儿女却是百般的爱。 廖华歌的《活在时间之中的父亲》，写父亲去世以后，“我”和亲人护理陪伴的细节、揪心的感受；父亲这一生对“我”的爱，有太多细节，读来令人落泪。“为让我能够吃到新鲜柿子，父亲特意请篾匠专门编了个竹篓，再在竹篓里铺上厚厚的麦秸，然后把他精心挑选的又大又红的柿子一个个小心放进去，背着走近百里的山路，再辗转倒车坐长途给我送来。”父亲知道“我”爱吃老家的土豆，年年都要亲自点种，直到父亲去世的这年夏天，被病魔折磨得没有一点力气的父亲，仍旧在老家把地里的土豆一点点挖出来，“面对那一大堆印有父亲指纹的大大小小的土豆，我长跪不起，号啕大哭！”亲人之间的爱就是这样，爱有多深，割离后，痛苦就有多深。好在有记忆在，这爱会永远温暖后代，照亮后代子孙前方的路。
康合兴的《头一次带父亲进城》，以幽默风趣的生动表达，写出了父亲跟隨儿子第一次进城时的好奇、兴奋与尴尬，第一次坐上小车的父亲，憨憨地笑着说，“爸算是村里最有福气的人了”。到了城里儿子的家，“父亲小心翼翼地换上拖鞋，满客厅像有地雷似的，怯生生地移到沙发一角”。儿子给父亲买手机，问要什么机型，父亲看都不看说：“哪个耐用买哪个。”服务员说，老年款都耐用，父亲无奈反问：“锄头都有好有差，钢火不行的，碰到沙石就卷了，手机就没个区别吗？ ”乡下的父亲，对城市里的事物茫然不知，他依然用乡村生活的逻辑来推理和判断。这篇散文的语言写得非常活，因为作者尊重父亲原始的语言，没有把它改造成书面语言；也写出了父子的差异，不是在“我”的思维里写父亲的思维，而是写出了孤独的父亲——乡下来的父亲。
莫言的《马的眼镜》（2017，4）和《朗读与呐喊》（2017，6），带着作家一贯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前者是作家获诺奖后首次发表的散文新作，讲述了他文学生涯的缘起与师承；后者写了多年后与小学同学方快相遇，如今他已满头白发，在故乡的大街上，推着车子卖豆腐，见到“闯富了”的作家“我”，“在大街上当着很多晚辈的面喊我的乳名就说明了他对我的不服气”。莫言获奖后，有记者去采访他，他提着作家的乳名说：“他呀，根本不行！朗读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背诵课文，他不是我的对手；写字儿，他也不是我的对手；摔跤？我捆着胳膊也是他倒地……”仿佛还是当年班主任老师都怕他三分的那个方快。在莫言的笔下，当年这个十分调皮又有些奇才的学生，其所作所为，令人忍俊不禁，这个已展露朗读才华的少年，其未来因“文革”时父亲被查出“历史问题”而夭折；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作家少年和青年时期有趣的成长故事。掩卷之后，不由感叹，时代和命运对个体生命的不公及影响。
刘庆邦的《打麦场的夜晚》（2017，1），写了儿时麦收时节，在故乡打麦场度过的夜晚，“天边突然打了一个露水闪，闪过一道像是长满枝杈的电光。露水闪打来时，群星像是隐退了一会儿。电光刚消失，群星复聚拢而来。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在睡梦里，脑子里仿佛装满了星星。”在环境污染、很多天然场景不复存在的今天，读到这些，真是痛惜时代发展失衡付出的代价。
《乡间的瓦》（2017，12），在王剑冰的散文中，篇幅算是比较长的，从各种角度，写尽了瓦的前生后世，也可以说，写尽了这个话题。这篇散文，应是作者的代表性美文之一，文字儒雅、端庄、节制、唯美，“一滴水打在瓦上，瓦会吸收到体内，再一滴打上去，瓦还会吸收到体内，只要不是连续的打击，瓦都能承受并且吸收，而且不会渗入到下面去。直到一连串的雨水的灌注，瓦才会承受不住让水下落。当你对瓦有了依赖的时候，你便对它有了敬畏。在高处看，瓦是一本打开的书。”“瓦，我的小村的一部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作者的叙述节奏舒缓有致，富有韵律，一层层向内里讲下去，讲出“瓦的哲学”，瓦与我的生命、与中国世代农民的关系；其娴熟的叙事能力，使他从容地穿梭于现实和历史之间，把几近消失的事物“瓦”重新激活，让我们听到了瓦在文明根系中的呼吸，看到了它内里的生命。王剑冰的散文成为初高中生的范文，成为刻在周庄石头上的文字，自有其道理。
另外，从维熙的《酒话》（2017，5），写了酒祖，帝王与酒，女人酒韵，作者在山西劳改生涯中与酒（汾酒）的结缘；无论你是否好酒，这都是一篇值得阅读的饱含真正酒文化、落满岁月风霜的沉甸甸的文字。
洋中鱼的《柳宗元的四不如》（2017，7），选了四点来写柳宗元，“圆滑不如韩愈”“潇洒不如刘禹锡”“风流不如元稹”“政绩不如白居易”。写这种话题，很需历史文化功力。首先要尊重史实，研究透，同时要写活，要具有鲜活的可读性。这篇散文，可见作者古典文学的功力，他也把握好了史实和可读性之间的平衡。
另外，王巨才的《感怀之时》（2017，9），刘庆邦的《学会守时》（2017，9），书写了文学界已逝老一辈的轶事，保存了一份难得的生活史料。范诚的《义犬》（2017，7），叶多多的《高原在上》（2017，7）等，均有其独到的内容和感动人心之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述评。
与其他文体相比，散文、随笔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更密切，也更直接地显示出一个人思想的维度。几乎可以说，优质散文、随笔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你的生活本身是否具有优质度，是否不被时代和他人同质化，是否在特殊境遇下，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如舒乙笔下的老舍先生，这才是关键。作为一个人，首先活得有质量、有境界、有细节，才有可能写出有质量、有境界、有细节的散文、随笔作品。问题就免谈了，尽在此意中。
责任编辑：青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