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是一个奇迹，是一位筑梦的人，是一位编辑，1910年离开《纽约时报》，进入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史克莱柏纳出版社。他“发掘”的作家包括费兹杰罗、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等。是他，挑战了几代人的文学品味，掀起了一场美国的文学革命。他在这家声名赫赫的出版社工作的三十七年间，没有任何出版社、没有任何一位编辑像他这样发掘了这么多天才作家，出版了这么多经典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他的名字是马克斯韦尔·艾瓦茨·柏金斯，一位少言寡语、意志坚定、身形瘦长、无论室内室外永远戴着一顶帽子的新英格兰男人。他几乎每天出现在曼哈顿与康州新迦南之间的通勤火车上，一坐下，马上从公文包里拿出厚厚的书稿，专注地看。
　　身为撰稿人，看到柏金斯不眠不休的所作所为，不能不感动得落泪。从打开这本书的第一分钟起，我就陷入天人交战，努力克服想写一封信给台湾新经典文化出版社发行人的冲动。我对这位发行人充满了感激之情，想要感谢她出版了这样一本好书，又不愿打扰她，也许她正在看一本书稿，她的决定将要影响到这位作者在华文世界的前程。
　　柏金斯曾经这样告诉未来的出版人，作家最好的作品都来自他们自己，编辑绝对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加入其中，也不要改变作者的风格，就好像编一本马克·吐温的书，不要把他变成莎士比亚，反过来也是一样。
　　1919年春天，位于第五大道与四十八街交口的史克莱柏纳出版社收到一位年轻军官的书稿，但无人喜欢，书稿一路流浪，最后才抵达柏金斯手上。他发现了小说的活力，发现了字里行间的原汁原味、许多真实的东西。
　　退稿、修改、另起炉灶的过程中，柏金斯一直写信、面谈，提醒作者，将他最精彩的部分展现出来。这位作者此时正在火车站修理车厢，柏金斯一次又一次在编辑会议上发动进攻，争取一本书能够在出版社问世。他告诉大家：“如果不出版费兹杰罗这么才华横溢的作者的书，别的出版社一定会出，而年轻的作者们将跟随他的脚步。”1920年3月26日，史克莱柏纳出版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小说家费兹杰罗的处女作《尘世乐园》出版，销售势如破竹，如同旗帜揭开了整个美国文学的新时代。这本书成为柏金斯伟大编辑生涯的序幕，费兹杰罗也就此成为专业作家。
　　岁月悠悠，虽然写出了《大亨小传》、《夜未央》等杰作，但问题多多的费兹杰罗曾经离开严肃写作，曾经贫病交加。柏金斯用尽办法照顾着鼓励着这位天才，成为他终生的朋友。费兹杰罗病逝，柏金斯参加了葬礼并成为遗产执行人，撰文介绍费兹杰罗的成就;当别的出版社征求授权将这位作家的作品收入选集的时候，柏金斯都支持，他竭尽所能保持了费兹杰罗的名声长盛不衰。
　　费兹杰罗在1924年把当时身居法国的海明威介绍给柏金斯。两年之后，居无定所、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海明威将《春潮》与《太阳依旧升起》一并交到柏金斯手里。书稿尚未定稿，柏金斯却毫不犹豫地给了海明威预付版税，因为他绝对不能失去这么一位独特的作家。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已经七十二岁的史克莱柏纳的掌门人就被海明威书中的脏话吓得目瞪口呆，被海明威的惊世骇俗震动得无语。然而，同争取通过费兹杰罗的书一样，柏金斯全力以赴、寸步不让，除了请海明威“尽可能减少四个字母的单词”以外，柏金斯争取到了《春潮》、《太阳依旧升起》、《流动的飨宴》等小说顺利出版。“失落的一代”名震遐迩、家喻户晓，柏金斯成为出版社的灵魂人物。《戰地钟声》带来的数十万销量，更是将海明威推上了经典作家的宝座，柏金斯的办公室更成为费兹杰罗与海明威联络感情的圣地。直率、坦诚的海明威在柏金斯辞世五年之后将《老人与海》题献给柏金斯，他最为知己的编者与朋友。
　　柏金斯是不知疲倦的工作狂，恨不能一周工作七天，碰到了托马斯·沃尔夫绝对是他事业中最为艰困的时期。托马斯写个不停，一切一切都要装到一本书里去。他的书稿是伏在冰箱上用铅笔一页又一页写就的，送到柏金斯的办公室是用木箱来装的，就是蔬菜行用来装马铃薯的那一种。结构在哪里？与情节无关的千言万语要怎样删除？然而，托马斯是极有天赋的作家，文字极富诗意，极富悲剧性格，柏金斯哪怕累死，哪怕赌上这一条命都要同作者一道把这一堆混乱的书稿整理成书。于是，我们在泪眼模糊中看到了这位不屈不挠的编者，是怎样地出版了托马斯的小说《天使望故乡》以及巨作《时间与河流》。托马斯在柏金斯为他付出无数时间心血之后，却变得越来越蛮横，当有评论恶意地说托马斯的书是在柏金斯手中拼装而成的时候，托马斯选择离开并且恶言相向。但是，他不到三十八岁就面对死亡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始终不弃不离地关心着爱护着他的柏金斯。这封迟来的信让柏金斯痛心流泪，他不计前嫌，鼓励同业将托马斯的作品重新整理出版。同业发现，托马斯一辈子等于写了一部四千页的大书，将枝蔓去掉，便是浑然天成的经典。这样的成就不但证实了托马斯的才华，也证实了柏金斯的慧眼、无穷的耐心与他对文学超凡入圣的热情。
　　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都逃不过最后的日子，积劳成疾的柏金斯，这位会写三十页长信提醒作者如何改稿的编者，被送进医院的前一分钟嘱咐家人把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艾伦·佩顿的《哭泣的大地》交给自己的秘书，“不要交给别人”。他为哈佛大学图书馆写的托马斯·沃尔夫档案导言是他最后编辑、书写的文字。
　　作家们则是把自己交给了他，因为无尽的信任与理解，因为他把作家们所承受的困惑、痛苦、孤寂、无奈、挣扎全部都放到了自己的肩上、自己的心上。

二

　　朋友在我的书房里游走，时不时大呼小叫。我正在把有关文艺复兴的大部头书籍搬到书房外侧的阳光屋，一本又一本叠放在书架上，准备开始下一个工程。忽然之间听到了窗外鸟儿们的吟唱，这才惊觉，我的这位朋友已经安静了好一会儿了。
　　我的辞典阅读架上，摊放着两本书，瞄到这两本书的内容，虽然只有短短数行，还是明白了朋友把它们放在一起的原因。
　　“这是可能的吗？两本《水浒传》……”朋友不停地把眼镜推到鼻梁上去。 　　“为什么不可能？”
　　她举起浅蓝色封面的这一本，小心翼翼地说：“不是改编吧？封面上可是说‘张启疆著’呢。《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
　　此《水浒传》非彼《水浒传》，虽然书名一字不差，出版社将其列为“新新古典”系列，大有深意呢。两个“新”字表示出小说家张启疆的这本书不只在观念上大异其趣，而且在技法上更是新鲜别致。
　　朋友终于让步，由“改编”退让到“改写”。众所周知，小说改编成电影，多数不大讨好;由画作生发出的乐曲却多数叫好叫座;由小说名篇衍生出新的小说，又常常发生在推理小说的范围内。原本由口口流传而汇集、撰写成一本大书的“造反”传奇，现如今被“反造”成一本具有开阔视野、全新史观，以现代小说技法塑造成的艺术品，自然成其为原创，不是“改写”能够竟全功的。
　　那么，读这本“新新古典”之前，是不是一定要熟悉那本古典文学呢？换句话说，若是不读施耐庵，就读不懂云里雾里的张启疆吧？朋友反守为攻。
　　幸好，我不仅读了整本书，读了作者的独白，也读了南山先生鞭辟入里的分析，便好整以暇地回答，这是一个充满文学性的基因改造工程，一场极具挑战性的成功的文学实验。离开施耐庵的古典文学，张启疆的现代艺术依然好看，完全可以独立存在。看了新书回头重温古典，别有一番滋味。先看古典再看现代人的书写会带来全然不同的心境，由于时代的变迁，以这样的顺序读起来很可能更加会心。总而言之，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当张启疆遇到了施耐庵，天雷勾动地火，会带来全新的阅读经验。
　　我自己最先是被张启疆节奏明快、一气呵成的说故事技巧所感动。被逼上梁山的林冲是“苦主儿”。他安排林冲第一个出场，一亮相就赢得满堂彩。林冲不但被奸人设计陷害，充军流放仍然不能解决问题，非要取他性命不可。于是，师兄鲁智深登场，大闹野猪林，救下林冲。熟读古典小说的读者会觉得有点不习惯，觉得鲁智深挺身相救在后，而两位相识在前。毫无征兆地，不但有鲁智深，还有柴进，在情节的演进中扮演重要角色，终于将身败名裂、家毁人亡、铁骨铮铮的汉子林冲送上了唯一的一条活路——梁山。“卷首语”、“卷中语”以极具特色的人物闲谈点出了“画外音”，埋下了草蛇灰线。现代小说的插叙、倒叙与电影的蒙太奇技法强化了情节推进的节奏。
　　张启疆喜爱的人物不但有天雄星豹子头林冲，还有天杀星黑旋风李逵。说到李逵，读过或听过梁山泊传奇的人们大概都会喜欢他。如此耿直、忠诚、义薄云天的猛将，所作所为惊天动地，让说书人亮开了嗓门，让读书人拍案不止。然而，热情洋溢、淋漓尽致的描摹却出现在张启疆的书写里。江州劫法场的段子，在短短十一页的第五章《黑旋风李逵》中作为结尾《情义相挺》的内容，“江州法场上，一尊铁塔似的黑大汉手持板斧，大吼一声，从二层茶楼凌空跃下，冲散人群，手起斧落，先将两名刽子手砍倒，再恶狠狠杀向知府蔡九，连珠炮似的骂道：‘你这天杀狗养鸡槌鸟蛋臭婊子，吃了熊心豹胆狗狼心驴肝肺，竟敢斩我大哥……’”这位大哥即是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张启疆在这里吊足了读者胃口，猛地刹车，用两页“卷中语六”作了转折，引出第六章《大宋王朝的江山》，把宋江的名字嵌在了标题里。在这一章第十四节才把挺身救人的李逵劫法场的赫赫神威同宋江的瞻前顾后做出了对比，彰显了作者张启疆的好恶，呼应了作者在自序中所明言，宋江的盘算与步调，为了个人的仕途而牺牲了一路相挺的梁山伙伴，“不思鹏飞万里，只想与虎谋皮”。
　　全书下半部，不再用“卷中语”旁敲侧击，改用“惊梦”连连，虚实相间，直接地指出这一段悲壮历史的无奈与苍凉。梦是好东西，可以是神话，可以是心境，可以是预言，可以是喟叹，非常贴近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意念。正如张启疆在独白中所说，梁山众星陨落的实在情形是无论梁山好汉们的战功何等辉煌，“梁山鸽派”宋江、吴用一直在“打着反旗幌子，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具体来说就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反冤屈不反仕途。当宋徽宗向梁山好汉‘招’手，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只好各‘安’天命”。以今日之我对付昨日之我，或战死，或病殁，或被毒杀，或自缢，或出家，“一步一印，一章一回，走向早已谱写好的悲壮结局”。
　　有没有反对的声音？当然有，将“聚义厅”变作了“忠义堂”，一些人是十分看不上的。宋江不断扮演的化敌为友，为己所用的伪善活剧，吴用的奸臣嘴脸，一再地被张启疆昭示。下部第六章（下）《四方开战》中，遵皇命前来进剿的大军中，有一位后军催督彭玘，落到了梁山好汉手里，宋江喝退众人为其松绑，扶上宾座纳头便拜，甚至告罪说：“某等无处容身，暂占水泊，权且避难，今负罪交锋，误犯虎威，敢乞恕罪。”一旁的林冲听得头昏眼花，未验先证的预见之兆似曾相识。宋江进一步拥抱彭玘，对宋王朝猛表忠心。看林冲的脸色不善，李逵口中的狗头军师吴用这般说：“降敌须降心，通权达变，方能成就霸业。”真的？當然只是权谋的另外一面而已。
　　还是李逵说得对，“你们这些坏东西”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还是南山先生透彻，“读《三国演义》掉泪，是在为古人担忧;观《水浒传》忧心，是在为今人掉泪。昏乱世道，同样拥有选择权的你我，该当如何？”
　　只听鸟歌蝉鸣，我同朋友手捧两本大书陷入沉思，顿时无话。

三

　　五四运动百年，散文大家董桥先生用一部大书来庆祝。开宗明义，董先生在序文中说：“这本《读胡适》只读我喜欢读的胡适”，并且说，“颂扬和谩骂声中，胡先生一辈子是台上的人物。胡先生的学术果真过时了，胡先生推行新文化的努力也隐入文化史的篇章里了，我缅怀的是胡适之对世界、对国家、对山河、对生灵的关爱和担当”。于是，我们懂得，这部书写的是董桥先生对胡适的理解，从字里行间，我们不仅读胡适，我们也读董桥。于热爱文字的华文读者而言，这是难得的际遇。
　　全书八十八回，每一回自成篇章，从胡先生说起，或是掌故、一封信、一首诗、一副对联、一段讲词、著作中的一个部分;联系到互动的人物，姓名、字、号、籍贯、事功，娓娓道出其来龙去脉。于是，我们看到了胡适先生的家人、师友、同事、熟人以及敌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老民国的大风景，董桥先生以他精湛、准确而细腻的笔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早已被某些力量扭曲，也早已被某些力量刻意地掩盖了，淡忘了。今天，对于很多华文读者而言，“老民国”似乎是个新名词，但她曾经浴血奋战，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她曾经经历五四运动，曾经掀起新文化的狂飙，而且几乎引发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先生曾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他主张白话文、正确的标点符号，引进西方思潮，他是爱惜青年、功在国家的思想者、教育家、外交家。 　　第十五回，董桥先生根据《胡适留学日记》详述胡先生早年留学美国时的表现，除了功课好之外，“他很活跃，活动能力强，平日爱发议论，爱演说，爱跟人辩驳，课程以外的社会政治、国际形势他都熟悉”。读胡先生一生著述，董桥先生体会到胡先生的成就“在于打开风气之先，在于提示茫茫传统学海中的远见”，而且，“胡先生为人之精当超乎他做事之能干：能干只可建造事功，精当足以缔结人和。那是胡适之枢纽地位的基石”。学术成就早已超越胡先生的现代思想家余英时教授对于胡先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一生有着精辟的分析，认为胡先生“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有人追随，有人引申发挥，有人商榷讨论，有人猛烈攻击，“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
　　第十七回，董桥先生告诉我们胡先生对东西方文化的见解。东方子女重孝道，对父母迁就容忍，“那是为人的容忍”。西方人以责任为先，执着于诚实，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绝不为了迁就别人而放弃。胡先生说，“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
　　第三十三回，从翻译、介绍易卜生说起，董桥先生引领我们看到战斗的胡适，“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样铿然有声的话，胡先生是在一百年以前说的。
　　董桥先生在第三十六回谈到老赫胥黎“文章干净清通，说服力强”。胡先生的译文却啰嗦，于是，董桥先生自己动手，还原了老赫胥黎的干净清通，让我们看到了董先生的书生本色。不仅如此，胡先生由老赫胥黎的思想引申开去谈及文明与文化，特别指出文明的产生必有物质与精神的两个因子。本来拨云见日的议论，却在悲天悯人的论述过程中被一些假象迷惑。1954年，胡先生亲眼见到所谓的那些世界上带来的独裁、极权统治，而对自己二十七年前的误判发出真心的忏悔。胡先生说明了误判的根源，“乐利主义的哲学家便提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来做人类社会的目的，说那是‘社会化’的现象也是社会化的趋势”。董桥先生发表他自己的观感，“学术理论上来讲这是对的，可惜我心中从来没有胡先生心中的那一缕清芬，从来不觉得书斋里的构想可以在人治的国度里开花结果。胡先生的忏悔害我满心悲凉”。
　　文学人董桥先生观察、体会人生是更加透彻的，对于胡先生本人，董桥先生也是理解得更为彻底的。
　　第四十九回，董桥先生写到大陆历史学家罗尔纲年轻时曾在胡先生家工作，写过一本《师门五年记》。读这本书，董先生并不觉得作者真的写出了“他身受的教诲和恩赐有多么动人”。但是胡先生曾有一封信给罗，曲折而恳切地表达了他对这年轻人的爱护。董桥先生一读再读这封信，痛切地感受到，“做一个胡适那样的人实在太不容易了。我几乎可以肯定胡先生其实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花了太多的心思去迁就人家的感受。他总是比别人先看到人家心中的喜忧。人生实难，人人都难。能够替别人化解一点难处也许真的是替自己化解了一点难处。这样的能耐靠的原来真的不是宗教的信仰也不是神明的感召：靠的是‘懂得’”。
　　心中波涛起伏，忽闻门铃响，来客是来讨回音的。我把已经大力修改过的文稿还给他，上面还附了一封信。他低头看着那许许多多被修改过的错字错标点，颇为沮丧。我的心里满是同情，他们从小未学过传统中国字，标点更是一团乱。若是家里长辈无力指点，他们就完全地失去了机会。然而，他们现在学习永不嫌晚。于是，他用一只聪明的手机网购了我手里的这部书。我跟他说：“抄书吧，先抄第八十八回，解决标点符号、行文格式的疑惑，学习正确用字的方法。”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在心中祈祷，但愿他认真抄书之际能够懂得董桥先生奋笔疾书的拳拳之心。

四

　　有人告诉我们，人类的寿命太短，往往在结束之前仍然没有学到教训。因之，人类永远在重复前人或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在灿烂与失败之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回旋往返。
　　历史是胜利者的书写，不够客观。有时候，我们无法从历史书里，从巨大的时空中寻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小说则不同，小说从细微处出发，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人生中寻找借鉴，提醒自己。当然，那必须是优质小说，比方说约翰·齐佛（John Chevver）的短篇小说，那些极为可信的他人的故事。最重要的是，那些琐细的“小”事距离我们何其接近，当它们忽地发出砰然巨响，汇聚成无往不前的巨流，将一切的向往都裹卷而去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生命的转角处，那些惊骇本来都是有迹可循的，并非偶然，亦并非命运的拨弄。
　　在一首《悲歌》里，来自俄亥俄州、在曼哈顿求生存的——男子偶遇一位女性同乡。虽然，她已经告诉他，她同一个“毒虫”住在一起，而且不停地同各种毒贩打交道以满足毒虫的需要，他還是乐意同她见面，因为她“健康平静”，因为“她的声音甜美无比，让他想起榆树、草地，想起那些挂在前门廊，在夏天的风中叮咚作响的玻璃小玩意”。她让他想到了家乡，无论她所陈述的事情是多么的令人惊叹，她总是那么样的宽容，没有怨怼，没有苦涩。她优雅轻盈的体态、她单纯开朗的性情，让他感觉温暖，完全卸下了城里人自然生成的心防。即使在战时警报响起的黑暗中，她娓娓谈起的仍然是她一个接一个死去的情人们。战后，生活再次无缝接轨，而病中的他似乎不经意地在她的眼睛里也成为一个“情人”，这让他心生恐慌。读到这里，读者高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哪怕曼哈顿的天空碧蓝如洗、白云似雪，他终于逃离了，逃离了那个“搜寻死亡样貌的邪灵”。
　　住过美东或是造访过美东的读者不会忘记曼哈顿璀璨的圣诞夜，也不会忘记在许多电梯里的服务员，他们穿着笔挺的制服，笑容满面，殷勤周到。曼哈顿不但有璀璨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从早到晚，站到全身僵硬、笑到脸部肌肉酸痛的电梯服务员基本上不属于曼哈顿，他们住在远郊区，搭清晨的早班车来到尚未苏醒的曼哈顿，开始他们一天的辛苦工作。对穷人来说，圣诞节是个悲伤的节日。正是在璀璨与失败之间为我们描摹人性的高贵。公寓大楼的电梯服务员必定与住户过从密切，一无所有的服务员与豪富的大楼住户之间的互动也必然地充满误解。不会有圣诞大餐，也不会有圣诞礼物的服务员向住户们吐露了、夸大了他的孤单、寂寞、哀伤、无助。有钱人手指弹一弹，服务员所得到的已经消受不起，于是扛回家分给贫苦的房东。东西太多，房东振作精神在圣诞结束前再奔出去，分送给更贫苦的人们。读者读到这里，感觉冷飕飕，齐佛在小说里熟极而流的效果在字里行间展示出壁垒森严的人间，带给读者无尽的悲伤。悲伤则带领着读者关注那浓重的失败，而逐渐地离开了璀璨。 　　家人之间有喜有忧的复杂关系，家人与外人永远不会混淆的区别绝对是齐佛这样的小说家不会放过的，他一定要拿着一把解剖刀，直刺下去，骨肉分了家，这才算完。《孩子们》多温馨的篇名，就是这样一把解剖刀。有房子有地的家族，曾经有钱有势的破落户，过着残破不全的生活，却在心理上仍然有着高高在上的骄横。年轻、善良、勤奋、无家可归的夫妻，便暂时地替代了孩子们的角色，他们肩负起一应家事，照顾着家族中的老弱残疾。用他们的劳作、健康换取一个屋顶一张床。家族的大家长去世，他们没有得到一分钱遗赠，继承人的冷淡让他们开始新的跋涉，走向下一个码头。家族的大家长还活着，自家多年无来往的孩子偶尔返抵家门，他们冷眼旁观这些外人，满心涌起的不是歉疚而是嫉恨。他们在父母耳边稍稍吹一点风，于是，这些父母完全忘记了这一对外人带给自己的慰藉，专横地赶他们出门。这一对夫妻继续流浪，不再年轻，也不再强壮。读者掩卷之时，无法排遣内心的忧伤，无法排遣對于虚伪的鄙夷。
　　精彩的人生小场景无比深邃地写出了人类的虚妄，以及在命运面前的万般无奈。《噢，青春啊美貌啊！》极为彻底地描摹了在岁月的煎熬下不肯认输的男女。随处可见的健康、美丽、没有半点心事的青春年少会引发他们的焦躁不安，他们不懂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了他们，他们觉得自己依然年轻，依然是个受人崇拜的英雄，依然快乐干劲十足。他们不能忍受自己沦为黑暗中的旁观者，“失去了体力、冲劲、好看的容貌”，这一切一切对他们来说不可或缺的东西。于是，他们鼓足余勇，奋力一搏。齐佛给了我们真正契诃夫式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与岁月为敌的可悲结果。
　　齐佛是小说家，更是诗人，他会用大自然的绚丽色彩与人生深不见底的昏暗做出最为适切的对比，让读者明了其意象，将他所揭示的警讯深深刻画在脑际。在《哈特利这一家》短短的篇幅里，“晴朗美好的一个下午。层层的云翳，却被一道灿烂夺目的光芒穿射而过。从小山顶望去，乡间净是黑与白。唯一的色彩是火的余烬，令人无比动容”。读者跟着齐佛看到了漫不经心的父母和一个已经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儿在滑雪胜地不知不觉间走到了悲剧的终点。就在那美景中，读者听到了小女孩的尖声惊叫，死亡瞬间抵达。入夜之后，伤心却仍然不明所以的夫妇跟在灵车后面开车回纽约，“放眼望着这美得令人迷眩的夜晚，非常冷非常清澈，天上的星光似乎比旅馆、比村子里的灯光还要明亮”。然而，他们有遥远的漆黑的路要走。
　　于是，在明亮与灰暗之间我们看到了契诃夫式的悲悯。我们更看清楚了，短篇小说的血亲是诗歌，而非长篇小说。齐佛用他无与伦比的睿智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