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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郊的龙泉寺近年来受到媒体、公众的广泛关注，“高科技”、“学霸云集”、“多语种讲授佛法”等标签使这座寺院呈现出迥异于世俗认知中“佛门净地”的形象。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座寺庙出现？它所倡导的寺院理念有何特征？本刊记者带着这些问题深入龙泉寺，发掘其在组织管理模式、国际化、讲传佛法上的新定位和新实践。
北京龙泉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辽代。现在的龙泉寺，于2005年正式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至今不过十二年。然而在短短的十二年内，它就被特殊的光环所笼罩，“高科技寺庙”之类的传闻不绝于耳：寺中云集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多位清华、北大的学霸在此出家；网站、微信公众号、多语种微博做得风生水起，灵活多样地向社会传递寺庙的声音；呆萌小和尚“贤二”在动漫和网络世界畅游，又化身“贤二机器僧”踏入人工智能领域弘扬佛法……样样都和印象中的传统寺庙截然不同。当然，最令人好奇的，是站在这一切背后、温文微笑的龙泉寺住持——学诚法师。十余年前，当他带着几位弟子，一砖一瓦，胼手胝足，重建龙泉寺的时候，心中是否已经有了一幅今日的蓝图？
在一个晴朗的冬日，记者步入龙泉寺。古旧的山门，低矮的殿堂，小小的佛像，皆不曾描金画彩；然而再走几步，一片规模巨大、气势不凡的仿古建筑群便映入眼帘，这里才是寺庙的中心，僧人们在此修行，义工们往来其间。在之后的采访中，我们才明白，这样的格局，并非仅仅为了保存一点古朴的风貌，而是有关核心的建寺理念——“以人为本”、“见行合一”的汉传佛教修学范式。
三位法师接待了我们。贤清法师，龙泉寺国际弘法执行长，素养非凡，思维缜密，辩才无碍，传说中的清华博士之一；贤书法师，主管慈善部，之前负责动漫中心，和同伴们一起创造了“贤二”，他出家前是一位作家、天涯版主，还开过公司；贤才法师，图书馆馆长，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他主管的现代化图书馆，向来是龙泉寺的一大亮点。
三位法师的职责身份，显露了龙泉寺组织架构的冰山一角。负责整个寺庙的是住持，下设书记会，属于决策层，书记会以下设有执事会，由执事法师组成，执事法师负责寺院各个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在书记会及执事会中间设立三位执长，负责各个部门之间的总体工作协调。整个寺院的管理，按照传统的清规戒律与现代管理制度相结合原则进行。僧团的管理主要按照清规戒律；俗众的管理主要借鉴现代管理制度，按部门组织运作，包括文化部、弘宣部、工程部、教化部、慈善部五大部门，还有翻译中心、动漫中心、人工智能与信息中心等三个中心，以及大藏经校勘工作办公室等。僧团的管理兼顾戒腊（指僧侣受具足戒以后的年数）伦理和行政伦理，宗教修习循戒腊传统，年资高者在前；做事承担依行政序列，不论年龄辈分。
和法师们的交谈，讓我们逐渐理解了龙泉寺的宏愿：立足现代人的需要，更新寺院的组织管理模式，吸纳社会信众；顺应时代潮流，向海内外弘扬汉传佛教，传播中华文化；以现代科学的视角，重新诠释佛教的基本思想，在尊重个体价值的同时，重建现代社会的组织伦理。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这正是20世纪上半叶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佛教社会化的延续。在新时代的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当年的涓涓细流，或许真的迎来了汇聚为江河的机缘。
采访结束后，贤才法师带着我们参观了图书馆和动漫中心。沿途遇到的信众，见到法师，纷纷躬身合十。义工们在动漫中心忙碌，给我们放映了一部“贤二”的黏土动画，主题是“放生”，佛教“不杀生”的思想，融入生动有趣的情节，避免了古板的宣教。印象深刻的还有阅览室，这里向包括游客在内的一切公众开放，除了佛教书籍、经典文学之类，竟然还有不少关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图书。
离开时已是傍晚，明暗之间的凤凰岭，渐渐归于沉寂。几位法师言谈间时时提及的“师父”，也就是学诚法师，我们无缘得见，心中越发好奇。对于龙泉寺，我们究竟了解到多少呢？它和一般的旅游化的寺庙，区别一目了然。那么这里是避世隐居的清修之地吗？它想必有这个功能，毕竟专心向佛的僧人居士，不在少数。但一切又不是这么简单。北京龙泉寺，在重新书写寺庙的定义。对它的完整诠释，还需留待将来。
借鉴现代管理模式，纳入社会信众，营造归属感
记者：龙泉寺有一套独特的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它和一般的寺庙，和传统的管理僧人的清规戒律有什么不同？
贤清：还是有所调整的，戒律是有时空因缘的。戒律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祖师制定了一些制度，这就形成了我们的清规。清规是祖师按照中国的文化背景，结合戒律的精神发展出来的，它特别适合中国的传统，这样很快中国的寺院就发展起来了。
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农业社会，现在是商业社会。从僧团管理上看，清规所带有的农业社会特色是非常醇厚的，所以需要用一些现代管理制度来进行调适，无论是现代社会中的企业管理还是事业单位的行政制度，都具有新的特点，我们也需要借鉴。
记者：怎样借鉴呢？
贤清：传统寺院对广大的信众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它通常吸引了很多的社会资源，但这些资源往往不够固定，而寺院也缺乏强烈长期地服务这个资源的意识。因此社会信众也比较松散，哪个寺院的香火旺盛，就去哪里拜，拜完就走了。但是现在社会发生变化了，佛菩萨固然很重要，能吸引很多的信众，但信众要稳定下来，需要教育引导，就需要对人有足够的重视，对僧团的建设有足够的重视。我们希望把社会信众组织管理起来。信众是宝贵的人力资源，怎么让他们的作用发挥出来，我们要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记者：围绕这个问题，就形成了各种新的制度。
贤清：对。从根本上讲，这是信仰体系在发生变化。以前是社会大众对佛菩萨的普遍信仰，但是现在，师父觉得，是以人为本的社会，要加强僧团的重要性。 僧团，来自梵语“僧伽”，本义是和谐互助的人组成的群体，不仅指出家人。后来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变成了专指出家人。师父觉得，现在规模可以扩大，让出家人和在家人成为一个完满的整体。师父有一个提法，叫“以戒摄僧，以僧导俗”，就是用戒律来管理僧团，以僧团来引导在家的信众，二者连为一个整体。
过去的模式是大家来寺院，现在是寺院要往外走。出家人在寺庙里又不可能出去，那我们怎么发挥作用呢？主要是通过教化信众，信众在社会生活中就把佛法的作用传递出去了，这就是“走出去”，但不是很散地走出去，而是靠完善的制度和一套组织方式来“走出去”。
现在的信众通常生活在企事业单位里，并且很适应它们的管理模式。所以我们的寺院就开设了各个部门，比如文化部，做文化传播，出版图书；慈善部做慈善事业；弘宣部做宣传，包括运营网站、微博等所有的新媒体；教化部负责信众教育；还有工程部，是管建筑的。让信众们归属到不同的部门里面，发挥特长，特别是专业特长。现在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教育背景，有自己的才能，让他贡献才智，发挥作用，他会一直留下来，你若只是让他学佛，有时候留不住他。
很多人想象出家人就是闭关修行。但是如果出家以后，还能继续为社会做贡献，这也许会更有吸引力。
记者：现代社会的人越来越专业化，分散在各个领域，通过网络交往，这时候人的生活方式、心理模式都和农业时代不同了。也就是说，龙泉寺考虑的，是如何与这样的社会组织形态接轨。
贤清：是的。师父是想要用现代语言诠释佛法、发挥寺庙更多更大的功能与作用。很多外国的朋友来了龙泉寺以后说龙泉寺是一个living temple，他在这儿能感受到一个活的寺院，它具有一种生命力。它和社会是互动的，而不是单向的。信众来寺院学习佛法，同时寺院也因为信众的加入而自我完善。
记者：你们主张和社会接触、互动，不会影响修行吗？不担心寺庙世俗化吗？
贤清：世俗化是个问题。有些寺院，跟社会上没有区别，存在世俗化的倾向。一个非常崇高的理想暴露在一个非常世俗的社会里面，如果不具备抵抗能力，就会发生异化。我们考虑这种情况发生，从实际操作考虑，是因为中间没有过渡带。如果有一个过渡带，能很好地把僧团保护起来，僧团就可以更为稳定，保持其信仰的纯洁性，不是世俗化，而是能够化导世俗。
事实上我们的居士系统就是一个过渡带，常住义工和一些每逢周末过来的骨干义工，营造了一种氛围。寺里面主要的工作是常住义工在做，由他们接引信众。我们的重点还是学修佛法，做僧团内部的事情，或者定期给信众们讲课，教育引导。
记者：那么像您这样和外界接触比较多的人，是处于什么地带呢？
贤清：整体上僧团是被保护的，但是僧团有一个执事层，十几位法师，是僧团的代表，是一个桥梁，要引导信众，和他们互动。我现在在僧团里面是执行长，负责各個部门工作的协调。在我上面有一个书记会，书记会上面是寺院的方丈，方丈（师父）会对佛教及寺院发展有方向性的决策，书记法师对师父的指示经过研讨、细化、确定方案后，我们去执行。具体的事由执事法师们做，实际上形成了一套僧团的管理制度。
记者：学诚法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贤清：师父是寺院重大事务的决策者，也是我们的精神导师。有一个嘉宾说过，大和尚是CEO—Chief Enlightenment Officer，是首席觉悟官。师父要实时观察，我们在承担的过程中如果内心有偏差，他要及时调整。调整的方式有时也会进行严厉的批评，佛门里叫做加持。通过加持，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也都很清楚，承担的目的是为了求加持，求成长。
师父一直根据我们的状态进行调整。我们一旦跟社会的关系太近了，师父就让我们保持距离，甚至会把我们的手机给收走；但是距离太远的话又做不了事。
师父带我们，主要指导的原则就是知行平衡。知道一点就行动一点，如果行动跟不上，知就放下。你行动力强了，再接着去学习。你如果知道很多，但没有一件事情能实施，也没有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能没有压力。你看“贤二”的形象，贤二的很多故事就来源于我们和师父的互动。贤二被师父批得一愣一愣的，看到这个形象，我们的压力也得到释放。
记者：也就是说，你们和社会接触，做事，其实也是处在修行的过程中。
贤清：实际上，通过做事修行，是中国汉传佛教一个独特的思想，也是大乘佛教特别强调的广行菩萨道，我们称之为“历事练心”，就是你的修行要落实在你的行为、你做的事业上，否则修行无从谈起。所以，我们承担做事就是修行，要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我的超越和升华，从而广利群生，这就特别有挑战性。
大陆的汉传佛教需要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记者：龙泉寺一直以僧人学历高著称。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有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会不会被挡在外面？
贤清：媒体报道比较多的就是高学历，特别是清华、北大的高材生在这儿出家。媒体有一种放大作用，只是关注这个热点，但这并不代表龙泉寺和师父会有这样的要求。
记者：但是由于管理模式和日常运作的需要，客观上会不会导致聚拢在龙泉寺周围的僧人和信众，相对来说都是层次比较高的人群？
贤清：师父对龙泉寺的定位是比较明确的，就是精英化、国际化。师父同时担任福建莆田广化寺、陕西宝鸡法门寺的方丈，对三个寺院有不同的定位。
广化寺延续了传统的路子，坚持丛林持戒、参禅、念佛，传统的法会非常多；法门寺的定位主要是国际文化交流，因为它有佛指骨舍利，是佛教圣地；而龙泉寺最初除了几间房子一无所有，它具备从头开始的基础，而且海淀区集中了那么多高校，有这个条件。所以，师父讲龙泉寺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不太具有可复制性，但是它的建寺理念可以借鉴。 记者：那么龙泉寺的国际化，具体是指什么？
贤清：现在讲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中国佛教特别是汉传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现在也需要走出去。如果汉传佛教传向世界，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传出去了。现在世界上比较多听到的就是藏传佛教，还有南传佛教、日本佛教，包括台湾佛教，但是大陆佛教的声音还是相对弱的。
在海外，外国人见到我们，会有两个反应。第一是要跟我们学武术，第二是看到我们就喊喇嘛。所以你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汉传佛教了解甚少。
记者：在佛教传播方面，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星云大师有很大的成就，那么大陆汉传佛教的走出去，和佛光山有什么不同吗？
贤清：星云大师年轻时去了台湾，他的主要思想还是大陆佛教的思想，同时也结合了很多台湾的文化背景。他在佛教文化传播方面做得很好，在世界各地建了很多道场，寺院也承载了当地华人的民俗文化。
现在是一个科技和信息特别发达的社会，移民群体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留学生、白领阶层和海外投资移民都增加了，这些人的素质，跟几十年前的移民也不同了。
师父提到了国际化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虚拟空间，先建虚拟平台。现在我们的外文网站、微博，达到十五个语种了。这是起点，让海外社会至少有一个渠道了解龙泉寺，了解中国佛教。第二个阶段是法师带居士们外出参访，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也就是开始建立缘分，看看哪些地方将来适合进入第三个阶段——建立实际的道场。
现在我们在美国、欧洲、非洲都有道场。第一家道场是在荷兰，2015年12月9日开光，叫龙泉大悲寺。这是中国大陆汉传佛教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寺院，所以意义就不一样了。通过过去一年多的发展，得到了当地的认可，我们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很多信众参加。
记者：信众里包括当地人吗？
贤清：包括当地人，不仅仅是华人。
记者：有法师常住荷兰吗？
贤清：对，有六位法师在那儿常住。因为法师们常住，这个寺院才火起来的。常住荷兰的法师有英语基础，可以直接跟当地人讲英语。过去以后也开始学荷兰语，就是要和当地人去交流互动。
记者：现在法师也需要国际化、精英化。
贤清：对。师父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影响主流，就可以影响整个社会。只要社会主流认可，大众慢慢地就跟着走了。首先是要转变社会对佛教的印象。
记者：龙泉寺要传播的是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相比，它有自己的独特性。
贤清：中国佛教形成主要是在唐朝，唐朝的那些祖师，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基础都很好，解释佛法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儒家和道家的因素，于是佛教思想中国化了。这就像今天我们都有科学背景，也会不可避免地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佛教，因为就是这样的知识结构。儒释道的融合，形成了非常独特的中国佛教，和原来的印度佛教相比，变化很大。
从另外的层面上来讲，印度的文明程度很高，佛教传播的时候，地方文明弱的话，它直接就覆盖了。但中国文明程度已经很高了，只能融合，绝无可能一个去替代另一个，而且中国文化的吸收能力又特别强。
佛法传入中国以后，确实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非常大，原因在哪里？儒家文化注重礼，它比较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实践能力规范；道家讲“道法自然”，从宇宙万物的角度去看整个社会；而关于人心的诠释，佛法最详细。人心的学问是非常深的。在汉代，当儒家发展得比较教条化之时，佛教传入了，实际上把人的精神层面丰富起来了。佛法使中国文化变得更加全面了，它有人心，有社会伦理，有自然伦理。
记者：在这个视野上看的话，佛教的现代化，其实要面对一个科学的视角。
贤清：对，也就是从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物理学等等所有现代学科的角度，去看佛教和传统文化，都会有它的新结论。
师父想要做的，就是把佛教和现代科学接轨，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诠释佛教，也就是把佛教的根本思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展现。如果完成这新一轮的诠释，那佛教就从隐学变成显学了，大家就开始接受了。
我们生活的背景是现代科技文明，要在这个背景下再去看传统的价值。简单的回归是没有意义的。必须要站在现有的高度上重新看过去的价值，做新的演化，新的挖掘。同时，佛法也意味着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重新看待科学，对科学会有新的认识，这当然对社会是有进步意义的。
记者：龙泉寺现在的工作，如果放在整个20世纪以来兴起的“人间佛教”的视野当中来看，实际上接续了太虚大师未完成的佛教现代化的事业。
贤清：太虚大师开创了一个时代。他到欧美考察过，了解现代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以此对佛教进行改革。现在应该说，客观上我们具备了比太虚大师那时更好的条件，我们就更应该回应当时太虚大师所思考的一些问题，并开始去落实。
记者：落实的过程，有时间表吗？
贤清：我们经常会问师父，龙泉寺以及中国佛教未来的蓝图，他只说你们好好发心。这个事情不是誰说了算的，要靠大家去努力。
动漫引入佛教，探索佛教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路
记者：据说龙泉寺不靠门票收入，也不像很多寺庙那样烧香要收费，那么寺庙建设需要的大量财力，是怎么考虑的呢？
贤清：这一点跟传统寺院还是有共通的地方，寺院建设主要是靠信众的支持。一部分是香客，也就是普通的信众；还有就是我们比较稳定的居士，他对寺院有感情，愿意支持寺院的建设和发展。寺院建设所需的财产还是靠供养，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经济来源。
记者：没有商业性的经营？
贤书：目前没有。现在社会比较诟病的问题，是寺院和佛教商业化。寺院不是法人单位，如果成立一个经营性的公司，就要有法人。社会上的公司是以利益为导向，而我们是以文化传播为导向。这个话题，也可以请贤书法师谈谈。 贤书：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还是文化产业方面的，比如说书籍。过去经书背后印着“教内流通，欢迎助印”，它完全是非商业化的，信众想捐印哪本书，就往流通处捐一笔钱，印出来以后送人。这种方式执行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情况也在慢慢发生变化。有的人在我们这儿得到一本书，第一件事他就翻到后面，看看是不是正式出版物。而那种捐印供赠送的书大量囤积，实际上没有办法流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信众不管，他有热情，反正我就捐了。如果没有社会全局观，你捐我就印，不考虑它有没有流通出去，这并不是很好的事情。
早在十来年前，师父就提到要用现代人读得懂的语言去传播佛教，要跟社会现实结合。所以，我们在前几年就开始探索，首先师父就指导我们创作漫画。
记者：学诚法师还亲自指导你们？
贤书：对，他在安排指导创作。我们僧团的四位法师，有清华美院的，有中央美院的，我们集体创造了“贤二”这个卡通形象，其他法师也不断给我们提供素材和各种帮助。所以，我们这个小团体慢慢地就创作了一些作品。后来，我们就考虑要出版。
出版社认为这个还是能畅销的。《烦恼都是自找的》2014年7月出版，我最后得到的信息是十三万多的发行量，不算特别高，但也还可以了。我们出了三本漫画书，都是用这种方式。2016年9月出版的《好好说话》，到现在已经印了十多万册。
记者：这一类书籍，从社会需求上来说应该是一个向上的趋势。
贤书：对，我们现在也在海外弘法，如果掌握了书籍销售的方式，传播中华文化就有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再有一个，我们僧团藏龙卧虎，像毕业于清华美院、中央美院的几位法师，绘画水平都很高。他们创作的贤二形象，非常深入人心。实际上贤二这个文化符号已经快成为出家人的形象代言了。像“贤二机器僧”的公众号，2016年7月8日完成微信认证，到年底差不多就已经有一百多万粉丝了。每天以三千到五千的速度在增长，社会对佛法的需求非常大。
自我和社会
重新建立整体伦理的价值，让团体成为实现个体价值最有效的方式
记者：我在学诚法师的书里看到一句话，他说，“佛教重视个体生命的提升觉悟，自他不二的平等，以及团体伦理的秩序”。现代社会，人的自我意识非常强大，佛教怎么面对这样的个体呢？
贤清：我正在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这本书，很受启发。书里对现代文明的社会问题做了非常深刻的分析。过去的社会非常强调伦理，无论是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还是西方社会人与神之间的伦理，每个人在这样的关系中其实都是有归属感的，这种归属让社会易于稳定。这主要是农业社会的文化形式。
科技文明的发展，把整个组织伦理打破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变成了人和工具的关系，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工具理性。当科学技术的力量变得过于强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对科学技术形成了一种崇拜，以为只要我具备这种力量，什么都可以做到。这样我和工具的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我和人的关系变得特别不重要。比如我们坐在一起都可以玩手机，因为这个工具太强大了，已经高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很多社会问题都是由此产生的，群體性的孤独，大家熙熙攘攘，但是每个人的内心都非常孤独。
记者：人变得只和工具产生关系了。
贤清：过去是关系强大，走到极端，人变成关系的奴隶；现在是工具强大，走到极端，人变成工具的奴隶，道理是一样的。现在，人们需要重新去面对关系和团体的价值。
怎么能依靠整体的组织力量，重新获得一种自我提升的空间，这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纽带。宗教都要过集体生活，宗教这种集体生活实际上就是在现代社会里面重新找到一种组织伦理，让我们的内心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定感。
现在我们需要在充分尊重每个个体的情况下，重新建立起整体伦理的价值，让团体成为实现个体价值最有效的方式，也就是让人对自我价值和整体价值有一个平衡。这就是重建现在的普世文明，但必须是在充分理解现代性问题的前提下去重建，而不能是简单地回归过去。
记者：那么，学诚法师所说的“自他不二的平等”，在现代社会意味着什么？
贤清：个体的提升不能凭空完成，必须要靠自他和更大的组织来完成。但一下子拥有一个组织是非常难的，必须要从自他关系的处理上，慢慢开始意识到自我的意识是很虚幻很渺小的，必须通过第二个人来展现出自我。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你，这就是平等。平等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当你在第二个人身上能够实践的时候，其实就具备了一种能力，在整个团队上也就可以实践了。
（作者系本刊特约记者）
北京龙泉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辽代。现在的龙泉寺，于2005年正式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至今不过十二年。然而在短短的十二年内，它就被特殊的光环所笼罩，“高科技寺庙”之类的传闻不绝于耳：寺中云集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多位清华、北大的学霸在此出家；网站、微信公众号、多语种微博做得风生水起，灵活多样地向社会传递寺庙的声音；呆萌小和尚“贤二”在动漫和网络世界畅游，又化身“贤二机器僧”踏入人工智能领域弘扬佛法……样样都和印象中的传统寺庙截然不同。当然，最令人好奇的，是站在这一切背后、温文微笑的龙泉寺住持——学诚法师。十余年前，当他带着几位弟子，一砖一瓦，胼手胝足，重建龙泉寺的时候，心中是否已经有了一幅今日的蓝图？
在一个晴朗的冬日，记者步入龙泉寺。古旧的山门，低矮的殿堂，小小的佛像，皆不曾描金画彩；然而再走几步，一片规模巨大、气势不凡的仿古建筑群便映入眼帘，这里才是寺庙的中心，僧人们在此修行，义工们往来其间。在之后的采访中，我们才明白，这样的格局，并非仅仅为了保存一点古朴的风貌，而是有关核心的建寺理念——“以人为本”、“见行合一”的汉传佛教修学范式。
三位法师接待了我们。贤清法师，龙泉寺国际弘法执行长，素养非凡，思维缜密，辩才无碍，传说中的清华博士之一；贤书法师，主管慈善部，之前负责动漫中心，和同伴们一起创造了“贤二”，他出家前是一位作家、天涯版主，还开过公司；贤才法师，图书馆馆长，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他主管的现代化图书馆，向来是龙泉寺的一大亮点。
三位法师的职责身份，显露了龙泉寺组织架构的冰山一角。负责整个寺庙的是住持，下设书记会，属于决策层，书记会以下设有执事会，由执事法师组成，执事法师负责寺院各个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在书记会及执事会中间设立三位执长，负责各个部门之间的总体工作协调。整个寺院的管理，按照传统的清规戒律与现代管理制度相结合原则进行。僧团的管理主要按照清规戒律；俗众的管理主要借鉴现代管理制度，按部门组织运作，包括文化部、弘宣部、工程部、教化部、慈善部五大部门，还有翻译中心、动漫中心、人工智能与信息中心等三个中心，以及大藏经校勘工作办公室等。僧团的管理兼顾戒腊（指僧侣受具足戒以后的年数）伦理和行政伦理，宗教修习循戒腊传统，年资高者在前；做事承担依行政序列，不论年龄辈分。
和法师们的交谈，讓我们逐渐理解了龙泉寺的宏愿：立足现代人的需要，更新寺院的组织管理模式，吸纳社会信众；顺应时代潮流，向海内外弘扬汉传佛教，传播中华文化；以现代科学的视角，重新诠释佛教的基本思想，在尊重个体价值的同时，重建现代社会的组织伦理。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这正是20世纪上半叶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佛教社会化的延续。在新时代的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当年的涓涓细流，或许真的迎来了汇聚为江河的机缘。
采访结束后，贤才法师带着我们参观了图书馆和动漫中心。沿途遇到的信众，见到法师，纷纷躬身合十。义工们在动漫中心忙碌，给我们放映了一部“贤二”的黏土动画，主题是“放生”，佛教“不杀生”的思想，融入生动有趣的情节，避免了古板的宣教。印象深刻的还有阅览室，这里向包括游客在内的一切公众开放，除了佛教书籍、经典文学之类，竟然还有不少关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图书。
离开时已是傍晚，明暗之间的凤凰岭，渐渐归于沉寂。几位法师言谈间时时提及的“师父”，也就是学诚法师，我们无缘得见，心中越发好奇。对于龙泉寺，我们究竟了解到多少呢？它和一般的旅游化的寺庙，区别一目了然。那么这里是避世隐居的清修之地吗？它想必有这个功能，毕竟专心向佛的僧人居士，不在少数。但一切又不是这么简单。北京龙泉寺，在重新书写寺庙的定义。对它的完整诠释，还需留待将来。
组织和管理
借鉴现代管理模式，纳入社会信众，营造归属感
记者：龙泉寺有一套独特的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它和一般的寺庙，和传统的管理僧人的清规戒律有什么不同？
贤清：还是有所调整的，戒律是有时空因缘的。戒律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祖师制定了一些制度，这就形成了我们的清规。清规是祖师按照中国的文化背景，结合戒律的精神发展出来的，它特别适合中国的传统，这样很快中国的寺院就发展起来了。
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农业社会，现在是商业社会。从僧团管理上看，清规所带有的农业社会特色是非常醇厚的，所以需要用一些现代管理制度来进行调适，无论是现代社会中的企业管理还是事业单位的行政制度，都具有新的特点，我们也需要借鉴。
记者：怎样借鉴呢？
贤清：传统寺院对广大的信众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它通常吸引了很多的社会资源，但这些资源往往不够固定，而寺院也缺乏强烈长期地服务这个资源的意识。因此社会信众也比较松散，哪个寺院的香火旺盛，就去哪里拜，拜完就走了。但是现在社会发生变化了，佛菩萨固然很重要，能吸引很多的信众，但信众要稳定下来，需要教育引导，就需要对人有足够的重视，对僧团的建设有足够的重视。我们希望把社会信众组织管理起来。信众是宝贵的人力资源，怎么让他们的作用发挥出来，我们要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记者：围绕这个问题，就形成了各种新的制度。
贤清：对。从根本上讲，这是信仰体系在发生变化。以前是社会大众对佛菩萨的普遍信仰，但是现在，师父觉得，是以人为本的社会，要加强僧团的重要性。 僧团，来自梵语“僧伽”，本义是和谐互助的人组成的群体，不仅指出家人。后来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变成了专指出家人。师父觉得，现在规模可以扩大，让出家人和在家人成为一个完满的整体。师父有一个提法，叫“以戒摄僧，以僧导俗”，就是用戒律来管理僧团，以僧团来引导在家的信众，二者连为一个整体。
过去的模式是大家来寺院，现在是寺院要往外走。出家人在寺庙里又不可能出去，那我们怎么发挥作用呢？主要是通过教化信众，信众在社会生活中就把佛法的作用传递出去了，这就是“走出去”，但不是很散地走出去，而是靠完善的制度和一套组织方式来“走出去”。
现在的信众通常生活在企事业单位里，并且很适应它们的管理模式。所以我们的寺院就开设了各个部门，比如文化部，做文化传播，出版图书；慈善部做慈善事业；弘宣部做宣传，包括运营网站、微博等所有的新媒体；教化部负责信众教育；还有工程部，是管建筑的。让信众们归属到不同的部门里面，发挥特长，特别是专业特长。现在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教育背景，有自己的才能，让他贡献才智，发挥作用，他会一直留下来，你若只是让他学佛，有时候留不住他。
很多人想象出家人就是闭关修行。但是如果出家以后，还能继续为社会做贡献，这也许会更有吸引力。
记者：现代社会的人越来越专业化，分散在各个领域，通过网络交往，这时候人的生活方式、心理模式都和农业时代不同了。也就是说，龙泉寺考虑的，是如何与这样的社会组织形态接轨。
贤清：是的。师父是想要用现代语言诠释佛法、发挥寺庙更多更大的功能与作用。很多外国的朋友来了龙泉寺以后说龙泉寺是一个living temple，他在这儿能感受到一个活的寺院，它具有一种生命力。它和社会是互动的，而不是单向的。信众来寺院学习佛法，同时寺院也因为信众的加入而自我完善。
记者：你们主张和社会接触、互动，不会影响修行吗？不担心寺庙世俗化吗？
贤清：世俗化是个问题。有些寺院，跟社会上没有区别，存在世俗化的倾向。一个非常崇高的理想暴露在一个非常世俗的社会里面，如果不具备抵抗能力，就会发生异化。我们考虑这种情况发生，从实际操作考虑，是因为中间没有过渡带。如果有一个过渡带，能很好地把僧团保护起来，僧团就可以更为稳定，保持其信仰的纯洁性，不是世俗化，而是能够化导世俗。
事实上我们的居士系统就是一个过渡带，常住义工和一些每逢周末过来的骨干义工，营造了一种氛围。寺里面主要的工作是常住义工在做，由他们接引信众。我们的重点还是学修佛法，做僧团内部的事情，或者定期给信众们讲课，教育引导。
记者：那么像您这样和外界接触比较多的人，是处于什么地带呢？
贤清：整体上僧团是被保护的，但是僧团有一个执事层，十几位法师，是僧团的代表，是一个桥梁，要引导信众，和他们互动。我现在在僧团里面是执行长，负责各個部门工作的协调。在我上面有一个书记会，书记会上面是寺院的方丈，方丈（师父）会对佛教及寺院发展有方向性的决策，书记法师对师父的指示经过研讨、细化、确定方案后，我们去执行。具体的事由执事法师们做，实际上形成了一套僧团的管理制度。
记者：学诚法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贤清：师父是寺院重大事务的决策者，也是我们的精神导师。有一个嘉宾说过，大和尚是CEO—Chief Enlightenment Officer，是首席觉悟官。师父要实时观察，我们在承担的过程中如果内心有偏差，他要及时调整。调整的方式有时也会进行严厉的批评，佛门里叫做加持。通过加持，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也都很清楚，承担的目的是为了求加持，求成长。
师父一直根据我们的状态进行调整。我们一旦跟社会的关系太近了，师父就让我们保持距离，甚至会把我们的手机给收走；但是距离太远的话又做不了事。
师父带我们，主要指导的原则就是知行平衡。知道一点就行动一点，如果行动跟不上，知就放下。你行动力强了，再接着去学习。你如果知道很多，但没有一件事情能实施，也没有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能没有压力。你看“贤二”的形象，贤二的很多故事就来源于我们和师父的互动。贤二被师父批得一愣一愣的，看到这个形象，我们的压力也得到释放。
记者：也就是说，你们和社会接触，做事，其实也是处在修行的过程中。
贤清：实际上，通过做事修行，是中国汉传佛教一个独特的思想，也是大乘佛教特别强调的广行菩萨道，我们称之为“历事练心”，就是你的修行要落实在你的行为、你做的事业上，否则修行无从谈起。所以，我们承担做事就是修行，要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我的超越和升华，从而广利群生，这就特别有挑战性。
精英化和国际化
大陆的汉传佛教需要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记者：龙泉寺一直以僧人学历高著称。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有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会不会被挡在外面？
贤清：媒体报道比较多的就是高学历，特别是清华、北大的高材生在这儿出家。媒体有一种放大作用，只是关注这个热点，但这并不代表龙泉寺和师父会有这样的要求。
记者：但是由于管理模式和日常运作的需要，客观上会不会导致聚拢在龙泉寺周围的僧人和信众，相对来说都是层次比较高的人群？
贤清：师父对龙泉寺的定位是比较明确的，就是精英化、国际化。师父同时担任福建莆田广化寺、陕西宝鸡法门寺的方丈，对三个寺院有不同的定位。
广化寺延续了传统的路子，坚持丛林持戒、参禅、念佛，传统的法会非常多；法门寺的定位主要是国际文化交流，因为它有佛指骨舍利，是佛教圣地；而龙泉寺最初除了几间房子一无所有，它具备从头开始的基础，而且海淀区集中了那么多高校，有这个条件。所以，师父讲龙泉寺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不太具有可复制性，但是它的建寺理念可以借鉴。 记者：那么龙泉寺的国际化，具体是指什么？
贤清：现在讲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中国佛教特别是汉传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现在也需要走出去。如果汉传佛教传向世界，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传出去了。现在世界上比较多听到的就是藏传佛教，还有南传佛教、日本佛教，包括台湾佛教，但是大陆佛教的声音还是相对弱的。
在海外，外国人见到我们，会有两个反应。第一是要跟我们学武术，第二是看到我们就喊喇嘛。所以你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汉传佛教了解甚少。
记者：在佛教传播方面，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星云大师有很大的成就，那么大陆汉传佛教的走出去，和佛光山有什么不同吗？
贤清：星云大师年轻时去了台湾，他的主要思想还是大陆佛教的思想，同时也结合了很多台湾的文化背景。他在佛教文化传播方面做得很好，在世界各地建了很多道场，寺院也承载了当地华人的民俗文化。
现在是一个科技和信息特别发达的社会，移民群体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留学生、白领阶层和海外投资移民都增加了，这些人的素质，跟几十年前的移民也不同了。
师父提到了国际化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虚拟空间，先建虚拟平台。现在我们的外文网站、微博，达到十五个语种了。这是起点，让海外社会至少有一个渠道了解龙泉寺，了解中国佛教。第二个阶段是法师带居士们外出参访，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也就是开始建立缘分，看看哪些地方将来适合进入第三个阶段——建立实际的道场。
现在我们在美国、欧洲、非洲都有道场。第一家道场是在荷兰，2015年12月9日开光，叫龙泉大悲寺。这是中国大陆汉传佛教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寺院，所以意义就不一样了。通过过去一年多的发展，得到了当地的认可，我们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很多信众参加。
记者：信众里包括当地人吗？
贤清：包括当地人，不仅仅是华人。
记者：有法师常住荷兰吗？
贤清：对，有六位法师在那儿常住。因为法师们常住，这个寺院才火起来的。常住荷兰的法师有英语基础，可以直接跟当地人讲英语。过去以后也开始学荷兰语，就是要和当地人去交流互动。
记者：现在法师也需要国际化、精英化。
贤清：对。师父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影响主流，就可以影响整个社会。只要社会主流认可，大众慢慢地就跟着走了。首先是要转变社会对佛教的印象。
记者：龙泉寺要传播的是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相比，它有自己的独特性。
贤清：中国佛教形成主要是在唐朝，唐朝的那些祖师，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基础都很好，解释佛法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儒家和道家的因素，于是佛教思想中国化了。这就像今天我们都有科学背景，也会不可避免地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佛教，因为就是这样的知识结构。儒释道的融合，形成了非常独特的中国佛教，和原来的印度佛教相比，变化很大。
从另外的层面上来讲，印度的文明程度很高，佛教传播的时候，地方文明弱的话，它直接就覆盖了。但中国文明程度已经很高了，只能融合，绝无可能一个去替代另一个，而且中国文化的吸收能力又特别强。
佛法传入中国以后，确实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非常大，原因在哪里？儒家文化注重礼，它比较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实践能力规范；道家讲“道法自然”，从宇宙万物的角度去看整个社会；而关于人心的诠释，佛法最详细。人心的学问是非常深的。在汉代，当儒家发展得比较教条化之时，佛教传入了，实际上把人的精神层面丰富起来了。佛法使中国文化变得更加全面了，它有人心，有社会伦理，有自然伦理。
记者：在这个视野上看的话，佛教的现代化，其实要面对一个科学的视角。
贤清：对，也就是从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物理学等等所有现代学科的角度，去看佛教和传统文化，都会有它的新结论。
师父想要做的，就是把佛教和现代科学接轨，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诠释佛教，也就是把佛教的根本思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展现。如果完成这新一轮的诠释，那佛教就从隐学变成显学了，大家就开始接受了。
我们生活的背景是现代科技文明，要在这个背景下再去看传统的价值。简单的回归是没有意义的。必须要站在现有的高度上重新看过去的价值，做新的演化，新的挖掘。同时，佛法也意味着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重新看待科学，对科学会有新的认识，这当然对社会是有进步意义的。
记者：龙泉寺现在的工作，如果放在整个20世纪以来兴起的“人间佛教”的视野当中来看，实际上接续了太虚大师未完成的佛教现代化的事业。
贤清：太虚大师开创了一个时代。他到欧美考察过，了解现代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以此对佛教进行改革。现在应该说，客观上我们具备了比太虚大师那时更好的条件，我们就更应该回应当时太虚大师所思考的一些问题，并开始去落实。
记者：落实的过程，有时间表吗？
贤清：我们经常会问师父，龙泉寺以及中国佛教未来的蓝图，他只说你们好好发心。这个事情不是誰说了算的，要靠大家去努力。
佛法和流通
动漫引入佛教，探索佛教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路
记者：据说龙泉寺不靠门票收入，也不像很多寺庙那样烧香要收费，那么寺庙建设需要的大量财力，是怎么考虑的呢？
贤清：这一点跟传统寺院还是有共通的地方，寺院建设主要是靠信众的支持。一部分是香客，也就是普通的信众；还有就是我们比较稳定的居士，他对寺院有感情，愿意支持寺院的建设和发展。寺院建设所需的财产还是靠供养，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经济来源。
记者：没有商业性的经营？
贤书：目前没有。现在社会比较诟病的问题，是寺院和佛教商业化。寺院不是法人单位，如果成立一个经营性的公司，就要有法人。社会上的公司是以利益为导向，而我们是以文化传播为导向。这个话题，也可以请贤书法师谈谈。 贤书：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还是文化产业方面的，比如说书籍。过去经书背后印着“教内流通，欢迎助印”，它完全是非商业化的，信众想捐印哪本书，就往流通处捐一笔钱，印出来以后送人。这种方式执行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情况也在慢慢发生变化。有的人在我们这儿得到一本书，第一件事他就翻到后面，看看是不是正式出版物。而那种捐印供赠送的书大量囤积，实际上没有办法流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信众不管，他有热情，反正我就捐了。如果没有社会全局观，你捐我就印，不考虑它有没有流通出去，这并不是很好的事情。
早在十来年前，师父就提到要用现代人读得懂的语言去传播佛教，要跟社会现实结合。所以，我们在前几年就开始探索，首先师父就指导我们创作漫画。
记者：学诚法师还亲自指导你们？
贤书：对，他在安排指导创作。我们僧团的四位法师，有清华美院的，有中央美院的，我们集体创造了“贤二”这个卡通形象，其他法师也不断给我们提供素材和各种帮助。所以，我们这个小团体慢慢地就创作了一些作品。后来，我们就考虑要出版。
出版社认为这个还是能畅销的。《烦恼都是自找的》2014年7月出版，我最后得到的信息是十三万多的发行量，不算特别高，但也还可以了。我们出了三本漫画书，都是用这种方式。2016年9月出版的《好好说话》，到现在已经印了十多万册。
记者：这一类书籍，从社会需求上来说应该是一个向上的趋势。
贤书：对，我们现在也在海外弘法，如果掌握了书籍销售的方式，传播中华文化就有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再有一个，我们僧团藏龙卧虎，像毕业于清华美院、中央美院的几位法师，绘画水平都很高。他们创作的贤二形象，非常深入人心。实际上贤二这个文化符号已经快成为出家人的形象代言了。像“贤二机器僧”的公众号，2016年7月8日完成微信认证，到年底差不多就已经有一百多万粉丝了。每天以三千到五千的速度在增长，社会对佛法的需求非常大。
自我和社会
重新建立整体伦理的价值，让团体成为实现个体价值最有效的方式
记者：我在学诚法师的书里看到一句话，他说，“佛教重视个体生命的提升觉悟，自他不二的平等，以及团体伦理的秩序”。现代社会，人的自我意识非常强大，佛教怎么面对这样的个体呢？
贤清：我正在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这本书，很受启发。书里对现代文明的社会问题做了非常深刻的分析。过去的社会非常强调伦理，无论是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还是西方社会人与神之间的伦理，每个人在这样的关系中其实都是有归属感的，这种归属让社会易于稳定。这主要是农业社会的文化形式。
科技文明的发展，把整个组织伦理打破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变成了人和工具的关系，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工具理性。当科学技术的力量变得过于强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对科学技术形成了一种崇拜，以为只要我具备这种力量，什么都可以做到。这样我和工具的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我和人的关系变得特别不重要。比如我们坐在一起都可以玩手机，因为这个工具太强大了，已经高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很多社会问题都是由此产生的，群體性的孤独，大家熙熙攘攘，但是每个人的内心都非常孤独。
记者：人变得只和工具产生关系了。
贤清：过去是关系强大，走到极端，人变成关系的奴隶；现在是工具强大，走到极端，人变成工具的奴隶，道理是一样的。现在，人们需要重新去面对关系和团体的价值。
怎么能依靠整体的组织力量，重新获得一种自我提升的空间，这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纽带。宗教都要过集体生活，宗教这种集体生活实际上就是在现代社会里面重新找到一种组织伦理，让我们的内心有一种归属感和安定感。
现在我们需要在充分尊重每个个体的情况下，重新建立起整体伦理的价值，让团体成为实现个体价值最有效的方式，也就是让人对自我价值和整体价值有一个平衡。这就是重建现在的普世文明，但必须是在充分理解现代性问题的前提下去重建，而不能是简单地回归过去。
记者：那么，学诚法师所说的“自他不二的平等”，在现代社会意味着什么？
贤清：个体的提升不能凭空完成，必须要靠自他和更大的组织来完成。但一下子拥有一个组织是非常难的，必须要从自他关系的处理上，慢慢开始意识到自我的意识是很虚幻很渺小的，必须通过第二个人来展现出自我。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对你，这就是平等。平等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当你在第二个人身上能够实践的时候，其实就具备了一种能力，在整个团队上也就可以实践了。
（作者系本刊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