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卫登堡（Alfred Wittenberg，1880～1952年）在纳粹上台前已是驰誉德国乃至欧洲乐坛的小提琴家和钢琴家。然而，纳粹的反犹政策使他在德国难以生存，不得不随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来到中国避难。在上海，他的音乐天才在艰苦条件下反而得到了超长的发挥，还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学生。战后他没有回德国，而是继续在中国演奏和教学，直至生命的终点。

名扬欧洲，避难上海

　　卫登堡出生于当时属于德国的布雷斯劳（现为波兰的弗罗茨瓦夫），是19世纪闻名全球的匈牙利犹太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1831～1907年）的关门弟子。10岁时，在一次音乐会上，他既拉了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又弹了萧邦的钢琴协奏曲，把两种不同乐器的高难技巧和作品的丰富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小小年纪便脱颖而出。虽然音乐史上“神童”的光芒不时闪耀，但像卫登堡这样集二长于一身的奇才，实不多见。
　　卫登堡与约阿希姆年龄相差近50岁，情同祖孙。他果然不负众望，技艺骎骎日上，在德国皇家歌剧院拉第一小提琴，又与世界最著名的钢琴家之一施纳贝尔等组成了三重奏组，连续数年举行室内音乐会，成为柏林音乐生活中的盛事。他的崇高声望，使前往柏林举行音乐会的演奏家纷纷慕名造访，以能得到他的接见为荣。他功成名遂，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犹太人的处境日益险恶。1938年11月，纳粹排犹暴行升级，卫登堡不得不下定决心，放弃他在柏林乐坛获得的崇高地位和丰厚家业，带着妻子和岳母投身于滔滔的难民浪潮，于1939年2月来到上海。由于纳粹德国规定，犹太人离境时每人只准携带现金10个马克，因此难民个个囊空如洗。幸运的是，卫登堡到上海不久，就有机会在犹太总会（旧址即今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在北京西路1623号）的半圆厅内，与其他两位犹太音乐家联袂举行了室内乐演奏会。听众虽然只有200多人，但许多观众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的乐师。当时这支乐队号称“远东第一”，乐师绝大多数是外国人。卫登堡高超的琴艺，得到他们的承认。于是，他们就给他介绍了几个外国学生，让他依靠教学谋生。但仅教有限的外国学生还是入不敷出的，他必须打开局面，收中国学生。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个中国小提琴师陈宗晖听说工部局乐队的小提琴手费德隆的孩子跟一位著名小提琴家学习大有进步，向费问起此事，费说是换了一个大能人卫登堡做老师，并且非但儿子学，我也去学。陈大为惊奇，因为费当时在上海乐坛已相当有成就，竟肯再拜别人为师。于是陈也心动了，立即拜在卫登堡门下，并成了老师的热烈崇拜者。就这样，卫登堡的名声在中国人的音乐圈子中渐渐传扬了开去，谭抒真、马思宏、杨秉荪等当时已有一定成就的提琴家，也纷纷拜在他门下深造，其中有些名家尽管已是教授，仍乐意立雪程门。因此，卫登堡又有“教授的教授”之美誉。著名音乐家李名强自幼受到他的亲炙。另一位著名音乐家傅聪回忆，他跟卫登堡学了两三个月钢琴，老师就溘然长逝了，令他感伤不已。有的歌唱家也慕名请卫登堡弹钢琴伴奏，如著名花腔女高音高芝兰就对他的高超伴奏深表赞赏。

隔离区的艰苦岁月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寇步纳粹之后尘，也向犹太人伸出魔爪。此时，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El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上校到了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根除全部上海犹太人的毒辣计划。日本虽未采纳这项计划，却在提篮桥一带画地为牢，将犹太人圈禁在名为“指定地域”的隔离区内，没有日本当局颁发的通行证，不得随意出入。
　　卫登堡一家同逃难来沪的其他犹太难民一样，被迫搬进隔离区。他家住提篮桥长阳路50弄，后来迁到一街之隔的东长治路961弄10号，条件更差。他的学生谭抒真去探望他时，见到他一家三口人挤在一间用板壁隔开的房间里。另一个学生胡彭寿也去过他家，那时他的妻子和岳母已先后去世，他睡在帆布床上，没有家具，四壁萧然。
　　更糟糕的是，离他家不远处就是管理犹太人隔离区事务的日本官员合屋的办公处。此人自封“犹太人之王”，暴躁乖戾，对犹太难民百般刁难。他会拉一点小提琴，时常把卫登堡叫去给他弹钢琴伴奏，还指手画脚、命令这位大音乐家按他的要求弹奏，并威吓说：“照我吩咐的弹，不然我毙了你！” 在这样无端的凌辱下，卫登堡更思念他的中国学生。
　　一個炎热的夏天，卫登堡顶着烈日，蹒跚地走远路为学生上课。突然，融化的柏油把他的鞋底黏住了，使他狠狠地摔倒在地，造成腿骨折断。中国学生们闻讯后，纷纷带着补品或饭菜去看望他，抚慰他那颗酸楚的心。他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卫登堡有一位过去的外国学生在美国搞流行音乐发了财，想把恩师从上海接到美国，且已为他找好工作，赠他房屋、汽车，但他没有动心。40年代初期，他过去的好友如施纳贝尔等音乐大师，又为他在美国谋得了待遇优渥的教学职位，但他仍婉拒了美国之行。他说，年纪老了，又有妻子、岳母，不愿远涉重洋。再说，中国学生待他太好，师生情深，他实在舍不得离开他们远走高飞。

永远留在中国

　　苦难的岁月终于熬到了头，上海解放了。卫登堡的学生谭抒真担任了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副院长，邀请老师到该院任教。当时校址在江湾市京路，地处一片田野包围之中。到学校授课，乘公交车到五角场下车，再进去就要靠步行，或坐在农民踏的自行车座架上代步。但是卫登堡虽年逾七旬，却不以此为苦，晴日欣赏阡陌纵横的田野，雨天品味雨中迷漾的情趣，还不时同骑车的农民聊上几句。
　　卫登堡步入老年后，听觉渐渐差了，拉琴时声音常常不准，于是他扬长避短，转而以从事钢琴教学和钢琴伴奏为主。1952年7月16日，每天到卫登堡家为他泡开水的女佣发现他倒在地上，提琴摔在一旁，谱架上摊放着琴谱，显然他是在练琴时跌倒的。7月19日卫登堡溘然长逝，享年72岁。
　　卫登堡偕同家人离开柏林于1939年2月抵达上海，直至逝世，在这里生活了13个半年头。他放弃了去美国任教的机会，而是视上海如家，视“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事，在小提琴界和钢琴界培养出众多俊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栽培出的这些学生，随着工作的调动而散布到各地。他的小提琴学生杨秉荪和司徒华城，曾先后在中央乐团担任小提琴首席。司徒华城的哥哥兴城，则在台湾最好的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首席。
　　卫登堡去世后，他所属的中欧犹太团体（Juedische Gemeinde）为他在倍开尔路（现惠民路）犹太公墓营建了墓地。这座公墓建于1917年，是犹太人在上海所造的四座公墓中最大的一座。中欧犹太团体发请柬给卫氏的中国友人和崇拜者参加揭碑仪式。从谭抒真保存的照片上看，墓石上摆满了鲜花，这一点与正统派犹太教的丧葬礼仪不同，他们是在坟上置放石块而非鲜花。这可能与卫登堡毕生居住德国和中国，风俗习惯已经改变有关。
　　20世纪50年代，民主德国有交响乐团到北京访问，曾问起卫登堡的下落，得知卫登堡在上海收了许多学生，可惜已亡故了。来人听后，嘘了一口长气说：“卫登堡逃到上海，总算万幸。1939年以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一直在找他，没有成功，还以为他早已葬身在焚尸炉中了呢！”
　　卫登堡长眠在上海，安息在敬爱他的中国学生中间。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许步曾也为本文提供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