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十七大”精神指导下分析湖北经济当前的发展，实际上是要研究发展的步伐如何加快，旨在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节能减排如何展开，以及“以人为本”的民生问题如何处理,这三个焦点问题的研究也就是将科学发展观引入区域经济具体问题的考察。
经济问题总是归结为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三大问题。在“十七大”精神指导下分析湖北经济当前的发展，实际上是要研究发展的步伐如何加快，旨在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节能减排如何展开，以及“以人为本”的民生问题如何处理,这三个焦点问题的研究也就是将科学发展观引入区域经济具体问题的考察。
一、发展步伐提速的空间在哪里？
一切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取决于发展步伐的加快。尽管近几年湖北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的速度为14 %以上，但经济块头横向比较仍然过小。更重要的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所需GDP为3.6万亿元，按科学推算，需要我们以平均16.21%的速度向前推进,这是一个较高的速度，其保证系数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在哪里？
首先分析宏观环境，这就是中央出台的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可以抑制源于信贷口径的投资以收控制通胀之效。但下述三大因素不会使投资的步伐骤然放慢：其一，储蓄仍然居高不下，特别是企业储蓄大幅度增长，有好的投资方向，不愁没有资金投入；二是国外投资仍然看涨，不论印度、俄罗斯、越南等地会在多大程度上分散国际资本，中国每年50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引进不会在短期内逆转；其三，中国经济2000-2007年这一轮高增长周期还可能持续下去，至少目前没有出现拐点，特别是国内需求升级旺盛，要素供给依然强劲，足以支撑较快的发展速度。
综合上述因素分析湖北，最大的特点是偏重型的产业结构向来“怕冷不怕热”。也就是说，其结构特征与快速的工业化推进及宏观形势是吻合的。2007年我省制造业投资增长45.7%，高于全省工业投资平均水平9.8个百分点。特别是钢铁工业投资增长55.6%，化学纤维制造业投资增长近100%。它鲜明地昭示了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强大的生命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有的重化工业就是湖北经济打“翻身仗”的主攻方向。因为治理通胀的货币政策首当其冲的便是要减缓重化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陆续出台的旨在推进“两型社会”发展的产业政策，必然会对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产业起到扼制甚至是刹车作用。因此，湖北的重化工业的发展，既要把握工业化的市场需求，又要规避产业政策和两型社会的“禁区”，那就只有在技术创新和高端产品上做文章，正是这一点值得认真研究。譬如，我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汽车、黑色金属、特种钢材、船舶、数控机床、新材料工业有优势，而2007年的产值也占工业总值的70%强，仅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就增长了85%，达到28亿美元。但黑色金属、建材、磷盐化工众多行业后续几年受市场和环保政策冲击很大，如果经济一旦大幅度降温，整个发展大局便会严重受挫。因而要走重化制造业立省的道路，就必须对行业进行精细的分析和筛选，没有这个基础性工作，很难规避政策及商业周期的风险。
发展步伐总是由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的。2007年，湖北投资增长速度为32.2%，高于全国平均数近6个百分点，但在中部六省中落后于河南（37.1%）、安徽（50.30%）、江西（32.4），与湖南并列第四位。湖北的投资速度并不慢，且为连续五年来的高速增长，问题在于规模过小。这一判断是针对2020年的3.6万亿元GDP目标而言的。因为按这一目标要求，湖北的投资年均增长率需要保持在29%以上（投资转化为GDP按中部六省平均值0.92系数计）。应该强调，这是一个均势分析。中国经济这一轮超长期增长不可能一直持续到2020年，未来几年之内必然会有一个回落的拐点。因此，在抢抓机遇期内的速度应更高些，即必须在30%以上，并以此增速一直挺进到“十二五”期末。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仅靠筛选后的重化制造业并不足以支持如此长期的增长。出路在哪里？
这里应特别强调现代农业和服务业。据调查统计，河南“十五”以后经济规模急剧扩张，其农产品加工业居功至伟，几占GDP40%左右。湖北是农业大省，粮、棉、油、猪、林、特及水产资源甚至优于河南，如果能引导大资本、新技术进入农产品加工业，培植一两个像“双汇”那样的企业，由点带面，将会形成很长的产业链。现代的金融业、物流业、信息产业同样如此，它们也是湖北足具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若在高起点上主攻农产品的“工业开发”和现代服务业，不但可以吸引大量投资，推动强劲的增长，而且可以规避宏观产业政策和经济波动的风险。
消费和出口对沿海经济带动作用远大于中部。我省2007年出口总额预计突破80亿美元，同比增长30%以上，但占GDP比重仅为8.6%，无法与沿海省份相比。事实上，举凡可以做大的出口产品，在未来十年内都很难使GDP结构有大的改观。国际消费市场对湖北似乎是残酷的，但国内消费市场却是我们要着力争取的对象。事实上，由外需拉动转向内需跃迁正是中国经济从众多国际市场堡垒中解套而出的主要途径。由此界定的发展空间应是十分明确的，即致力于国内工业化所需的装备制造业、致力于改善民生的日用品和服务业的提供，创造出有湖北特色的强大的“内需型产业”。这样，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让”沿海占国际市场，湖北“抢占”国内市场。综合各方面的条件，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竞争，我们一点也不比沿海落后，如果抉择和行动路径正确，完全可以如期实现2020年的发展目标，开辟出一条异军突起的发展道路。
二、“节能减排”的着力点何在？
发展循环经济，注重生态文明，这属于怎样发展的问题。在近几年，它的紧迫任务是大力开展节能减排。没有这项基础性工作，“两型社会”的建设及远景发展目标都无从谈起。
2007年我省开展了五个专项治理工程，关闭了一大批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企业。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56%，降幅快于全国0.7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6.2%，降幅快于全国2.33个百分点，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比2006年同期减少0.16%和2.72%，主要污染物减排综合成绩居全国第七、列中部六省之首。全年节能减排成绩亦同样可圈可点。这凸显了湖北正在致力向新的发展方式的转变。
现有的节能减排方式一是“堵”（关闭）；二是技术改造（特别是尾气回收、废水净化、废渣利用等技改措施），这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不足以促成后续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湖北的产业结构是偏重型的，“堵”不可能全部堵死；大规模技改，所需投入短期内不堪负担。事实上，2007年1-9月份，“两高”行业投资仍然很大，仅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就达114.3亿元。现有节能减排措施即使全部到位，“十一五”末期，总的“三废”排放量在现有总量基础上还会增加20%，效果是堪忧的。更重要的是，实现3.6万亿元的GDP目标，按现有的百元产值耗资源61元计，则我们在未来12年内要付出2万多亿元的环境资源代价，这一点没有任何支撑条件，是决不可能行得通的。看来，除现有措施外，节能减排还得另辟蹊径。
首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节能减排的中心环节。单纯更新或添置新设备的技改会大规模增加投入，而自主创新则会占领技术高端，在技改的同时创造经济效益，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目前，我省技术创新应针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的治理进行专项突破，开发出自己的专利品牌。这样，才可以通过自主创新打开循环经济的通道，同时抢占国内“环境经济”的大市场，兼顾环境整治和经济发展的双重效益。
结构调整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治本之道。在工业内部，我们应将未来发展重点转向低能耗、低污染产业。在大的产业结构上，应全力主攻现代服务业、软件制造业、加工型农业以及影视文化产业。这几大产业与工业制造业相比，综合资源消耗分别低200%、130%、80%、340%。事实上，它们代表着工业化的最高水平，有的甚至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湖北发展这些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问题恰恰在于我们没有将其看成是“两型社会”的产业基础，没有形成大的气候。我们要抢抓机遇，首先就应抢抓这一机遇，将政策和资源向这些产业倾斜。由此才能走出“三高工业”的窠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要兼顾发展和注重生态文明，舍此别无它途。
三、民生问题如何处理？
让广大群众充分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应是经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2007年，湖北的民生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善。然而分配取决于生产，而财富分配的相对均衡则取决于经济制度的安排。
从收入与物价走势来看，湖北2007年农民人均收入2878元（1-11月），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8665元（1-11月），居于全国中下等水平，但物价走势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在表征上是反常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本地日用消费品大量为外地产品占有，本省日用产品占有率不及销售总量的15%，远远低于发达地区。由于外地商品的进入必然会附加一定的交易成本，且必然会反映到物价上来，因而我省CPI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其它原因还有本省某些企业的产品成本不具备与外地大企业竞争的优势，加之覆盖城市的大型超市和连锁商店不够发达，流动人口急剧增加，都会抬高物价。物价涨幅高于收入涨幅，无疑会加大民生负担。而控制CPI上涨的正确途径除了需求管理外，更重要的还在结构管理及改善有效供给，提高本省日用品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发展现代商业网点。省政府推动的解决“十件实事”的民生工程应该说是针对性极强的举措。
民生的第一基础性条件是能充分就业，在工业化中期尤其如此。对湖北的就业问题，我们按失业率与CPI、经济增长率的函数关系做出的菲利普斯曲线发现：失业率几乎与物价走势、经济增长毫无关系，长期在4%左右徘徊。难道2006-2007年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对解决失业问题不起作用吗？这显然属于统计技术和口径上的纰漏，实际上的失业率有可能高于4%。
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湖北较高的增长率、投资率，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尚不足以带动更充分的就业和老百姓更显著的收入效应呢？正确的解释是：重化工业的增长在技改基础上是相对排斥就业的，而目前的县域经济产业选择主要是脱离农业的制造业。这样，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转化为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却较难直接转化为就业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在大中城市以高新技术制造业为主的布局条件下，县域经济似应切实围绕着农业办工业，打造若干个农产品深加工的制造业基地，走“河南农业工业”的路子，这是立足于民生谋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的收入增加，解决收入和物价倒错的矛盾。
目前我们对民生政策更多的是采取二次分配的办法，这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尽可能杜绝一次分配出现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2007年，尽管湖北的基尼系数只有0.36，较之全国平均0.43以上的基尼系数要低得多。这既说明了我省采取了有力的二次分配政策，又凸显了发展不够，即初次分配中不具备发达地区“大富豪”成群出现的土壤。因此，下一步担忧是合理的：如果经济发展逐步接近发达地区，分配不公的局面有可能在湖北重演。
防止这一局面出现的主要措施在于，要让广大群众拥有进入市场的要素分配权，首先是让农民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相应收益，切实落实《物权法》；要杜绝钱权交易，防止公共资源和行政权力的寻租行为；要在市场内外切断政企的黑市交易，推动公平竞争。在这个基础上，加大二次分配的再调节，以防止收入分配的悬殊化。
（作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济问题总是归结为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三大问题。在“十七大”精神指导下分析湖北经济当前的发展，实际上是要研究发展的步伐如何加快，旨在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节能减排如何展开，以及“以人为本”的民生问题如何处理,这三个焦点问题的研究也就是将科学发展观引入区域经济具体问题的考察。
一、发展步伐提速的空间在哪里？
一切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取决于发展步伐的加快。尽管近几年湖北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的速度为14 %以上，但经济块头横向比较仍然过小。更重要的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所需GDP为3.6万亿元，按科学推算，需要我们以平均16.21%的速度向前推进,这是一个较高的速度，其保证系数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在哪里？
首先分析宏观环境，这就是中央出台的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可以抑制源于信贷口径的投资以收控制通胀之效。但下述三大因素不会使投资的步伐骤然放慢：其一，储蓄仍然居高不下，特别是企业储蓄大幅度增长，有好的投资方向，不愁没有资金投入；二是国外投资仍然看涨，不论印度、俄罗斯、越南等地会在多大程度上分散国际资本，中国每年50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引进不会在短期内逆转；其三，中国经济2000-2007年这一轮高增长周期还可能持续下去，至少目前没有出现拐点，特别是国内需求升级旺盛，要素供给依然强劲，足以支撑较快的发展速度。
综合上述因素分析湖北，最大的特点是偏重型的产业结构向来“怕冷不怕热”。也就是说，其结构特征与快速的工业化推进及宏观形势是吻合的。2007年我省制造业投资增长45.7%，高于全省工业投资平均水平9.8个百分点。特别是钢铁工业投资增长55.6%，化学纤维制造业投资增长近100%。它鲜明地昭示了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强大的生命力。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有的重化工业就是湖北经济打“翻身仗”的主攻方向。因为治理通胀的货币政策首当其冲的便是要减缓重化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陆续出台的旨在推进“两型社会”发展的产业政策，必然会对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产业起到扼制甚至是刹车作用。因此，湖北的重化工业的发展，既要把握工业化的市场需求，又要规避产业政策和两型社会的“禁区”，那就只有在技术创新和高端产品上做文章，正是这一点值得认真研究。譬如，我省的现代装备制造业、汽车、黑色金属、特种钢材、船舶、数控机床、新材料工业有优势，而2007年的产值也占工业总值的70%强，仅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就增长了85%，达到28亿美元。但黑色金属、建材、磷盐化工众多行业后续几年受市场和环保政策冲击很大，如果经济一旦大幅度降温，整个发展大局便会严重受挫。因而要走重化制造业立省的道路，就必须对行业进行精细的分析和筛选，没有这个基础性工作，很难规避政策及商业周期的风险。
发展步伐总是由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的。2007年，湖北投资增长速度为32.2%，高于全国平均数近6个百分点，但在中部六省中落后于河南（37.1%）、安徽（50.30%）、江西（32.4），与湖南并列第四位。湖北的投资速度并不慢，且为连续五年来的高速增长，问题在于规模过小。这一判断是针对2020年的3.6万亿元GDP目标而言的。因为按这一目标要求，湖北的投资年均增长率需要保持在29%以上（投资转化为GDP按中部六省平均值0.92系数计）。应该强调，这是一个均势分析。中国经济这一轮超长期增长不可能一直持续到2020年，未来几年之内必然会有一个回落的拐点。因此，在抢抓机遇期内的速度应更高些，即必须在30%以上，并以此增速一直挺进到“十二五”期末。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仅靠筛选后的重化制造业并不足以支持如此长期的增长。出路在哪里？
这里应特别强调现代农业和服务业。据调查统计，河南“十五”以后经济规模急剧扩张，其农产品加工业居功至伟，几占GDP40%左右。湖北是农业大省，粮、棉、油、猪、林、特及水产资源甚至优于河南，如果能引导大资本、新技术进入农产品加工业，培植一两个像“双汇”那样的企业，由点带面，将会形成很长的产业链。现代的金融业、物流业、信息产业同样如此，它们也是湖北足具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若在高起点上主攻农产品的“工业开发”和现代服务业，不但可以吸引大量投资，推动强劲的增长，而且可以规避宏观产业政策和经济波动的风险。
消费和出口对沿海经济带动作用远大于中部。我省2007年出口总额预计突破80亿美元，同比增长30%以上，但占GDP比重仅为8.6%，无法与沿海省份相比。事实上，举凡可以做大的出口产品，在未来十年内都很难使GDP结构有大的改观。国际消费市场对湖北似乎是残酷的，但国内消费市场却是我们要着力争取的对象。事实上，由外需拉动转向内需跃迁正是中国经济从众多国际市场堡垒中解套而出的主要途径。由此界定的发展空间应是十分明确的，即致力于国内工业化所需的装备制造业、致力于改善民生的日用品和服务业的提供，创造出有湖北特色的强大的“内需型产业”。这样，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让”沿海占国际市场，湖北“抢占”国内市场。综合各方面的条件，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竞争，我们一点也不比沿海落后，如果抉择和行动路径正确，完全可以如期实现2020年的发展目标，开辟出一条异军突起的发展道路。
二、“节能减排”的着力点何在？
发展循环经济，注重生态文明，这属于怎样发展的问题。在近几年，它的紧迫任务是大力开展节能减排。没有这项基础性工作，“两型社会”的建设及远景发展目标都无从谈起。
2007年我省开展了五个专项治理工程，关闭了一大批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企业。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56%，降幅快于全国0.7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6.2%，降幅快于全国2.33个百分点，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比2006年同期减少0.16%和2.72%，主要污染物减排综合成绩居全国第七、列中部六省之首。全年节能减排成绩亦同样可圈可点。这凸显了湖北正在致力向新的发展方式的转变。
现有的节能减排方式一是“堵”（关闭）；二是技术改造（特别是尾气回收、废水净化、废渣利用等技改措施），这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不足以促成后续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湖北的产业结构是偏重型的，“堵”不可能全部堵死；大规模技改，所需投入短期内不堪负担。事实上，2007年1-9月份，“两高”行业投资仍然很大，仅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就达114.3亿元。现有节能减排措施即使全部到位，“十一五”末期，总的“三废”排放量在现有总量基础上还会增加20%，效果是堪忧的。更重要的是，实现3.6万亿元的GDP目标，按现有的百元产值耗资源61元计，则我们在未来12年内要付出2万多亿元的环境资源代价，这一点没有任何支撑条件，是决不可能行得通的。看来，除现有措施外，节能减排还得另辟蹊径。
首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节能减排的中心环节。单纯更新或添置新设备的技改会大规模增加投入，而自主创新则会占领技术高端，在技改的同时创造经济效益，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目前，我省技术创新应针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的治理进行专项突破，开发出自己的专利品牌。这样，才可以通过自主创新打开循环经济的通道，同时抢占国内“环境经济”的大市场，兼顾环境整治和经济发展的双重效益。
结构调整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治本之道。在工业内部，我们应将未来发展重点转向低能耗、低污染产业。在大的产业结构上，应全力主攻现代服务业、软件制造业、加工型农业以及影视文化产业。这几大产业与工业制造业相比，综合资源消耗分别低200%、130%、80%、340%。事实上，它们代表着工业化的最高水平，有的甚至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湖北发展这些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问题恰恰在于我们没有将其看成是“两型社会”的产业基础，没有形成大的气候。我们要抢抓机遇，首先就应抢抓这一机遇，将政策和资源向这些产业倾斜。由此才能走出“三高工业”的窠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要兼顾发展和注重生态文明，舍此别无它途。
三、民生问题如何处理？
让广大群众充分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应是经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2007年，湖北的民生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善。然而分配取决于生产，而财富分配的相对均衡则取决于经济制度的安排。
从收入与物价走势来看，湖北2007年农民人均收入2878元（1-11月），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8665元（1-11月），居于全国中下等水平，但物价走势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在表征上是反常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本地日用消费品大量为外地产品占有，本省日用产品占有率不及销售总量的15%，远远低于发达地区。由于外地商品的进入必然会附加一定的交易成本，且必然会反映到物价上来，因而我省CPI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其它原因还有本省某些企业的产品成本不具备与外地大企业竞争的优势，加之覆盖城市的大型超市和连锁商店不够发达，流动人口急剧增加，都会抬高物价。物价涨幅高于收入涨幅，无疑会加大民生负担。而控制CPI上涨的正确途径除了需求管理外，更重要的还在结构管理及改善有效供给，提高本省日用品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发展现代商业网点。省政府推动的解决“十件实事”的民生工程应该说是针对性极强的举措。
民生的第一基础性条件是能充分就业，在工业化中期尤其如此。对湖北的就业问题，我们按失业率与CPI、经济增长率的函数关系做出的菲利普斯曲线发现：失业率几乎与物价走势、经济增长毫无关系，长期在4%左右徘徊。难道2006-2007年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对解决失业问题不起作用吗？这显然属于统计技术和口径上的纰漏，实际上的失业率有可能高于4%。
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湖北较高的增长率、投资率，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尚不足以带动更充分的就业和老百姓更显著的收入效应呢？正确的解释是：重化工业的增长在技改基础上是相对排斥就业的，而目前的县域经济产业选择主要是脱离农业的制造业。这样，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转化为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却较难直接转化为就业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在大中城市以高新技术制造业为主的布局条件下，县域经济似应切实围绕着农业办工业，打造若干个农产品深加工的制造业基地，走“河南农业工业”的路子，这是立足于民生谋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的收入增加，解决收入和物价倒错的矛盾。
目前我们对民生政策更多的是采取二次分配的办法，这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尽可能杜绝一次分配出现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2007年，尽管湖北的基尼系数只有0.36，较之全国平均0.43以上的基尼系数要低得多。这既说明了我省采取了有力的二次分配政策，又凸显了发展不够，即初次分配中不具备发达地区“大富豪”成群出现的土壤。因此，下一步担忧是合理的：如果经济发展逐步接近发达地区，分配不公的局面有可能在湖北重演。
防止这一局面出现的主要措施在于，要让广大群众拥有进入市场的要素分配权，首先是让农民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相应收益，切实落实《物权法》；要杜绝钱权交易，防止公共资源和行政权力的寻租行为；要在市场内外切断政企的黑市交易，推动公平竞争。在这个基础上，加大二次分配的再调节，以防止收入分配的悬殊化。
（作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