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地方“两会”陆续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今年的工作目标任务也陆续公布，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性变化是，不少地区主动下调了本辖区GDP增速目标，有些省份将增速目标设定在了某个区间，甚至还有个别省份，不再提出明确的GDP增长数字。
　　适度淡化GDP增速目标，可以为高质量发展营造相对宽松和有利的环境。因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涵括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丰富内涵的多元目标体系，在这个目标体系中，保持一定的GDP增速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如果把这根弦绷得太紧，以至于脱离实际过度求快，甚至把发展简单化为GDP增速决定一切，就可能影响到其他目标齐抓共举，甚或对其本身，也会产生能否持续的问题。
　　站在新时代历史点位，GDP增长“快”与“好”之间的抵牾越来越显著，因为随着原有增长方式边际效应递减，再加上中国已逐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要素投入中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也开始逼近供给上限，故而在此情况下，若要继续“硬性”实现GDP增速高目标任务，唯一的办法就是进一步加大资本投入力度，但是这种往往由行政主导下的投资冲动，很容易致使低水平重复建设大量出现，而企业利润率的恶化，则更不利于职工收入水平以及消费支出的增长。于是，这就又一次构成下一轮更大的结构性失衡的起点，更难以内生出技术水平提升以及经济结构优化。
　　中国是一个大国，由于信息传导链条太长等客观因素，各级地方政府及官员在辖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非常突出。这种情况下，如果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体系中，过度注重GDP增长短期指标，那么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逐渐衍生出的结果之一，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实施或维持各种形式的行政性垄断，不恰当地庇护辖区内企业以增进本地GDP产出与财政收入。
　　这种看似局部的行为扭曲经过叠加放大，也会在宏观上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维度。譬如说，市场分割破坏了市场自发的均衡机制，因为被选中或被保护的企业与产业，往往不需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结构及变化趋势的不確定性，甚至不需要为自身错误的决策承担风险与损失，因此，这些企业与产业很容易在集体错误预期支配下，陷入到产业同构、产能过剩、产品/技术不适用等背离比较优势的陷阱中去。
　　再如，近年来各界对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如果不能使地方政府及官员走出唯GDP增速论英雄的老套路，就很难根除地方政府漠视（甚至纵容）辖区企业转嫁污染成本的内在倾向，无法应对环境保护客观面临的“公地悲剧”深层次挑战。
　　因此，适度淡化GDP增速目标不代表中国经济要走下坡路，而是为了给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宽松适宜的有利环境。这是一种适应新时代特点与要求，主动采取的有为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