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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安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伟大时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其独特的方式和过程，也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其中独立自主、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同于我国任何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它是以关乎民族未来的革命过程去解读马克主义哲学，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实践性、民族性和现实性。本文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既不同于以往文章的系统、完整的阐述，也不同于纯粹的理论概括，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阐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方式和经验教训，力图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延安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传入中国的那天起，开始了其伟大的中国化历程。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达到日臻成熟时期。以毛泽东和艾思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正确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丰富内涵、探索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这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极大而显著的理论贡献。回溯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巨大贡献，无疑有助于推进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一、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和艾思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
建党之初，党的创始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己经初步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如何运用的问题。1923年，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为中国共产党筹划在中国如何进行革命运动的方案，“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要以“唯物辩证法来考察中国的出路”
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是艾思奇。延安时期，艾思奇针对抗战以来中国哲学界理论脱离实际和滥用哲学公式的观念论倾向，1938年4月在武汉出版的《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从哲学通俗化与中国化现实化的关系上展开阐述，认为过去的哲学仅做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有极大的意义。但这还不是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全部内容，仅仅是它的初步工作，一方面，如果没有通俗化，要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也就不可能做到充分的通俗化。中国化现实化应该包括通俗化;通俗化是中国化现实化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他指出，当前要开展的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不是书斋课堂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这个运动的“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在这个运动中，并不排斥其他种类哲学的围绕，并容许各种争论的存在，“但最重要的还是实践”，“在今日的中国，它是一切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而绝对排斥学院式的空洞争论。”可见，这里所讲的“哲学中国化现实化”，就是要运用辩证法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于中国的抗战实践，以解决对抗日战争的认识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
继艾思奇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后，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样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成功运用。
二、科学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前所述，毛泽东曾经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成部分，根据毛泽东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以下内涵：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最突出地体现在它对客观世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改造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社会功能，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每一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就是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而“所谓实际，必须是与我们当前的斗争有关的、一定的具的实际问题。所谓联系实际，必须是把适当的理论作为指导武器，来解决当前的一定的实际斗争问题”，艾思奇主张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中国的历史实际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从而确定中国革命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丰厚的哲学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诞生于西方，在传统上属于西方文化，在其话语和表现形式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文化的特征，正如刘少奇指出，这些著作“都是用欧洲的文字发表的，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人的财富，这就需要通过对中国哲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原则进行改造，同时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到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之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民族形式语言阐述出来。
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并为此而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在自孔夫子以来的传统哲学中找到结合点，使中国人不再把它看作是外来户，才会在中国真正发生影响。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是一种批判的世界观，内在地包含着自我否定的批判精神，必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一向以发展和开放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学说，反复告诫人们，不要把他们所创立的理论当作万能的钥匙，要把它们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中，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予以深化和完善。恩格斯对此有过经典性的论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延安时期，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幻想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如果这种发展停滞了，僵化了，那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建设、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积极探索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途径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中国化，首先是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需要。
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和原理？第一，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艾思奇说：“因为辩证法唯物论是几千年人类思想的成果，不是凭空掉到人的脑子里来的东西。只有经过书本，才能接受这样的成果。”第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艾思奇在《反对主观主义》一文中指出：“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标准不在于从书本上学习了多少，而在于能否了解自己所要改造的周围环境的规律，如果我们背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句、公式，而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规律却毫无所知，那我们就不能算真正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只是空洞的文句引用者。”第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学习。毛泽东指出，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并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的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国共产党广泛地开展学习运动，使几十万党员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素养。
第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为重要的是应用，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包含两方面：其一，运用理论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其二，以理论为指导从事实际的革命实践。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之一。
用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核心内容，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契合点。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就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此处比喻鲜明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指导与被指导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含义。
第三，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艾思奇在1939年3月的《关于形式伦理学与辩证法》中指出，关于哲学中国化原则上不外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形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这就说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要做到：汲取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独特观点、理论;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思想。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既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又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产物，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在《实践论》这部经典著作中，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在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知行关系问题作了科学的总结，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思想。在另一部哲学名著《矛盾论》中，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两种发展观也作了科学的总结，他特别重视中国古代的阴阳矛盾辩证法，深刻地阐述了矛盾的普追性和特殊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并引申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结论，这些都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此外，毛泽东还在其它论著中，对历史上关于道德和功利、动机和效果等论争。也作了科学的总结。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典籍十分熟悉，运用其中丰富的思想资料加以引申、发挥和改造，借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道理和原则，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和艾思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内涵和建构诸方面作出巨大的理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前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讨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高丽红.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及启示[D].海南大学，2012
[2]刘杰.延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研究[D].延安大学，2011
[3]曾漆.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D].西南政法大学，201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延安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传入中国的那天起，开始了其伟大的中国化历程。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达到日臻成熟时期。以毛泽东和艾思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正确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丰富内涵、探索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这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极大而显著的理论贡献。回溯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巨大贡献，无疑有助于推进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一、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和艾思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
建党之初，党的创始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己经初步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如何运用的问题。1923年，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为中国共产党筹划在中国如何进行革命运动的方案，“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要以“唯物辩证法来考察中国的出路”
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是艾思奇。延安时期，艾思奇针对抗战以来中国哲学界理论脱离实际和滥用哲学公式的观念论倾向，1938年4月在武汉出版的《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从哲学通俗化与中国化现实化的关系上展开阐述，认为过去的哲学仅做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有极大的意义。但这还不是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全部内容，仅仅是它的初步工作，一方面，如果没有通俗化，要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也就不可能做到充分的通俗化。中国化现实化应该包括通俗化;通俗化是中国化现实化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他指出，当前要开展的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不是书斋课堂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这个运动的“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在这个运动中，并不排斥其他种类哲学的围绕，并容许各种争论的存在，“但最重要的还是实践”，“在今日的中国，它是一切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而绝对排斥学院式的空洞争论。”可见，这里所讲的“哲学中国化现实化”，就是要运用辩证法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于中国的抗战实践，以解决对抗日战争的认识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
继艾思奇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后，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样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成功运用。
二、科学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前所述，毛泽东曾经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成部分，根据毛泽东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以下内涵：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最突出地体现在它对客观世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改造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社会功能，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每一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就是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而“所谓实际，必须是与我们当前的斗争有关的、一定的具的实际问题。所谓联系实际，必须是把适当的理论作为指导武器，来解决当前的一定的实际斗争问题”，艾思奇主张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中国的历史实际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从而确定中国革命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丰厚的哲学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诞生于西方，在传统上属于西方文化，在其话语和表现形式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文化的特征，正如刘少奇指出，这些著作“都是用欧洲的文字发表的，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人的财富，这就需要通过对中国哲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原则进行改造，同时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到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之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民族形式语言阐述出来。
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并为此而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在自孔夫子以来的传统哲学中找到结合点，使中国人不再把它看作是外来户，才会在中国真正发生影响。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是一种批判的世界观，内在地包含着自我否定的批判精神，必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一向以发展和开放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学说，反复告诫人们，不要把他们所创立的理论当作万能的钥匙，要把它们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中，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予以深化和完善。恩格斯对此有过经典性的论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延安时期，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幻想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如果这种发展停滞了，僵化了，那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建设、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积极探索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途径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中国化，首先是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需要。
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和原理？第一，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艾思奇说：“因为辩证法唯物论是几千年人类思想的成果，不是凭空掉到人的脑子里来的东西。只有经过书本，才能接受这样的成果。”第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艾思奇在《反对主观主义》一文中指出：“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标准不在于从书本上学习了多少，而在于能否了解自己所要改造的周围环境的规律，如果我们背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句、公式，而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规律却毫无所知，那我们就不能算真正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只是空洞的文句引用者。”第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学习。毛泽东指出，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并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的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国共产党广泛地开展学习运动，使几十万党员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素养。
第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为重要的是应用，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包含两方面：其一，运用理论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其二，以理论为指导从事实际的革命实践。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之一。
用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核心内容，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契合点。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就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此处比喻鲜明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指导与被指导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含义。
第三，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艾思奇在1939年3月的《关于形式伦理学与辩证法》中指出，关于哲学中国化原则上不外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形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这就说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要做到：汲取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独特观点、理论;汲取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思想。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既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又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产物，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在《实践论》这部经典著作中，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在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知行关系问题作了科学的总结，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思想。在另一部哲学名著《矛盾论》中，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两种发展观也作了科学的总结，他特别重视中国古代的阴阳矛盾辩证法，深刻地阐述了矛盾的普追性和特殊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并引申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结论，这些都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此外，毛泽东还在其它论著中，对历史上关于道德和功利、动机和效果等论争。也作了科学的总结。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典籍十分熟悉，运用其中丰富的思想资料加以引申、发挥和改造，借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道理和原则，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和艾思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内涵和建构诸方面作出巨大的理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前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讨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高丽红.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及启示[D].海南大学，2012
[2]刘杰.延安时期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贡献研究[D].延安大学，2011
[3]曾漆.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D].西南政法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