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柴静的《穹顶之下》，到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再到龙应台的《野火集》，回味犹未尽，心中沉寂的声音已被那一道道惊雷唤醒。
　　“野火的中心信仰：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关于体制的问题不甚了解，仅叙一叙“个人”。难忘丰子恺一句话：“不是生活选择了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生活。”真正的生活中，又有多少田直之谔谔，有多少屈原之耿直，有多少龙应台，有多少柏杨呢？人世间，你是甘于与世人碌碌为伍，缄默终生，还是脱离沉默的大多数，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莫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诗经·大雅》有言：“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敢于发声的人便同凤凰拒绝栖息于通常之木，必找一处高点;便如同梧桐拒绝萌芽于寻常之壤，必寻一处朝阳的地方。所谓发声，不必非得局限于语言，只要展示出自我，便算无愧于生命。然而在汹涌人潮中，多数人却是安于本分，墨守成规，未曾想过要打破生活的条条框框，可如此循规蹈矩的生活，岂不丧失了人生原本的乐趣和韧性？
　　唯有亮剑无声处，言他人之不敢言，行他人之不敢行，方不负广阔人生。也许有人会说，即便缄口不言，也能得安逸生活，又何必另辟蹊径，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毕竟发声总要付出些代价。
　　
　　
　　诚然，谁都无从知晓毅然决然亮出自己的观点后会是山穷水尽疑无路，还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无从知晓打破常规，危墙倾倒舟楫摧折后，疲惫的筋骨是否还能奋然铿锵前行。但只要心中破除业障，掷一言半语心声，便可不问结局，只求问心无愧。因为那仆仆步履早已撼动大地之声，而他人的质疑甚至责骂，只不过是你征途中的一芥微尘，无碍无妨。
　　踽踽独行于发声之路，也许割舍了欢乐与名利，但心境清明，笃定自我，其心必坚，其力必勇。1914年8月2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写下一行字：“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把游泳和战争齐物论的卡夫卡，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虚无，事实上，他的深刻和真实使得他的个人小我经验，可以涵盖甚至于超越国家的大我经验。也就是说，从国家社会的大叙述里抽身而出，获取自由，并不等同于意义的抽空、价值的犬儒化、叙述的琐屑化、理想主义的空洞化、传统的失忆化。从大叙述抽身可以，但是不可以离开深刻和真实，不可以离开某些最简单、最原始但是最永恒的原则，比如人道，比如美，比如善与恶的分野，比如思想和文学。”
　　这，是我的声音。对于从“大叙述”中抽身而不可离开的“最永恒的原则”，龙应台将“思想与文学”与“人道”和“美”相并列，或许是作为一个作家对思想与文学的偏颇，又或许是她对人的思想中正的重视程度，真正地到达了这一层次。然而我们从她在《倒影·星斗·沙漠玫瑰》的话便可判别：“文学和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后更贴近生活本质的一种现实，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知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活本质的一种现实。”鉴于此，前者似乎更合理。然而想到如今小岛的书店里，真正可以达到这一层次的、算得上“文学”的图书却寥寥无几。在书架前踱步，发现许多书名可圈可点、封面吸人眼球，然翻看两页后便觉内容之肤浅的图书，此类之数三五成群霸占了近乎一半的书墙;而那些名家之作又往往是多次翻印，内容大同小异，年代久远更是如此;再有中外名著，书名皆是可一一道来者，着实缺少新鲜血液。
　　想要创作文學，需对文学心中通透。所谓文学，是意识的产物，生活的反映，是客观的东西到了人的头脑中后，人重新组织编出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必得先抛却功名利禄，以自我为出发点，更高者以社会、国家为出发点，对受众有所裨益或有所启发，需得经得起大浪淘沙。
　　故既然需要时间检阅，情愿等待。“所以，哪一个时代，可以不需要点火的人？”这，是社会的声音——没有一个时代，不需要点火的人。
　　柴静他们作为千万人之一者，不再沉默，在中原大地上率先放出了一把扎扎实实的火。在《穹顶之下》中，柴静不再是以一个记者，而是以一个母亲、普通市民的身份来看我们天空中的雾霾。运用大量的数据、事件及亲身经历来回答这3个问题。从中我们看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更看到环境保护的现实性、无奈性……尽管对她的动机和方式褒贬不一，但是《穹顶之下》的出现，本身是值得赞赏和珍惜的。如此，当点火之人变多，星星之火现于各个角落，那么不需东风，便可成燎原之势，将那些“酱缸文化”云云焚烧殆尽。
　　最后，依然是卡夫卡：“让我们站定，用双脚插入意见、偏见、流言、欺骗和幻想的淤泥烂浆。”
　　指导老师 何平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