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认识一个真理是很艰难的，中国历史上卞和献玉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近现代，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遭到自然的报复后才醒悟则又是一个例子。但人类到此为止了吗？从中得到应有的教训了吗？没有！对人的外在自然的蹂躏固然开始懂得忏悔了，但对人的内在自然的虐待却依然在进行。这个内在的自然亦即人的精神生态，同大自然一样，它也有它的自在性，也必须受到尊重，否则也会受到自然法则的报复。
　　人的精神生态包括许多方面，在这篇简短的文章里我只集中强调一个方面，即为节制人口过快增长而采取极端化的措施对精神生态的破坏及其深远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人作为生物，其繁殖的规律总是从少到多的，这是自然。如果不是因为天意，而是出于人的主观愿望，强行使它从多到少，那就是反自然。当然，自然界存在彼此相克的生物链或食物链，每个物种的增长都受到自然法则的控制。唯独人类凭着其所谓“万物灵长”的地位，其数量好像可以无节制地增长。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医学的发展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达到5.8，超出更替水平（2.1）近两倍。这给相关国家的执政者带来忧虑甚至恐慌，以致他们中的部分人做出试图抗衡自然即内在自然的过分反应。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独生子女政策作为“国策”的出台及其严厉执行就是典型的一例。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日益凸现出来。人们显然忽视了，人的生存环境是一个丰富的、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不仅需要一个非血统的、亲疏不一的、广泛的人际关系，而且更需要一个有血缘联系的、亲疏有序的、完整的伦理系统。这个系统维系着人的思想情感的丰富性和亲缘性。一个没有了兄弟姐妹、姨表姑舅的社会是一个非自然的社会，这种伦理残缺的生态环境必然造成人文生态的破坏，导致人的精神变异。
　　变异首先从孩子身上开始。君不见，兄弟姐妹一起玩乐，欢天喜地，发自天性。这是他（她）成长环境的原生态。现在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了！虽然身边有父母的疼爱，但疼爱的情感效应是慰藉，它取代不了孩子从兄弟姐妹中获取的欢乐。此外社会学家还指出，成年人在社会生活中懂得遵守游戏规则的意识，包括妥协的原则等等是在儿时与兄弟姐妹的游玩中就开始学会了的。
　　独生子女父母的疼爱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另一面是溺爱，它纵容儿童天性中的慵懒与放纵。所谓“小皇帝”的称号即由此而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带点贬义的幽默称号被提出来后，不胫而走，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一现象目前成了中国人文景观的一道独特风景线。须知，这正是中国的人文生态或精神生态发生异常的严重信号。在我看来，社会上的“小皇帝”满天飞，与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后的江河泛滥同样可怕。我曾询问过不少中学或大学的老师们，他们普遍反映现在的青年人大多冷漠、自私、脆弱。现在还只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的第一代、第二代。可以设想，到他们的第三、第四代将会怎样呢？
　　至于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老龄社会过早到来和“四二一”家庭结构的重大缺陷以及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等等，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口专家都反复警告过了。我这里还想指出的一点是，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现行的人口政策如果继续推行下去，那么仅仅在二○一二至二○二二这十年内，我国十八至五十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将减少一个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到那时我国的社会活力将大大减弱，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强劲势头也随之明显减退，因为谁都知道，青壮年是社会成员中最有生气的核心部分。而这种社会生态的颓势必将引起精神生态的疲软。
　　我国的人口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近年来我读了一些海内外的有关论著（包括某些网民的文章），觉得很有说服力。但总的看来在研究结构上还存在一个缺陷，即仅限于社会科学的范围，而且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还没有吸纳人文科学这个学术大板块的参与。人文科学中的大部分学科，比如人类学和人类文化学、精神生态学、精神分析学、儿童心理学、生命哲学、伦理学、文学（因为“文学是人学”）等都与人口学和人口政策密切相关。我国人口政策中的精神生态之所以被忽视，跟这些学科的缺席显然有关。
　　根据本人记忆，这一方针的决策过程是非常匆忙的，非常短促的，既没有让全体公民充分讨论，也没有经过多学科有关专家的反复论证，更没有设置过任何试点就作为“国策”出台了。当时将“人口多”看作一个大障碍。或者说：耕地只有这么多，而人口不断增长，怎么得了！或者说：经济增长的成果都被人口增长吃掉了！是的，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需要适当控制的，问题是，措施不能走极端，不能超越科学允许的底线！七十年代以来实行 “一个不少，两个正好”政策到一九八○年，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2.21至2.24，接近更替水平。如果照此力度坚持下去，我国人口可能最终会达到十五亿，但可以保持稳定，不会大起大落。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可行性比较大，因而是比较科学的方针，也是多数群众经过说服能够接受的方针。
　　“人多地少”（且不说我国的土地并不少）就一定分不到饭吃吗？这一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和农耕社会的思维模式显然忽视了人首先是创造的力量（在现代条件下一个人的劳动可以满足几个甚至几十个人的生存需要），忽视了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运行特点，而且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世界上人口密度比我们大的国家或地区有得是，它们或者根本没有控制人口，或者控制力度远没有我们大，但它们的经济照样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照样不断提高。仅以我们周围的亚洲诸国为例：日本、新加坡、韩国、以色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印度等都是；我国海岛台湾省和大陆浙江省人口密度全国最大，但这两省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一直位于全国前列。秘诀在哪里？人的主观能动性！至少是：他们除了自身的勤劳智慧以外，还懂得走出省界、国界去挣饭吃。地少的日本能获得令人瞩目的经济繁荣，不也是这个道理吗？近三十余年来，我国的人口由于惯性作用增长仍然较快，但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什么一下子就跑到了世界的前列？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享受着巨大的“人口红利”！难怪，世界上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把自己的人口当作如此巨大的包袱。殊不知，人口是国家经济的重要资源，是人才济济的源泉，是国家实力的根基，是国防强大的砥柱！
　　面对治国难题，应该运用政治智慧信心百倍地去挑战困难，而不应该轻易地采取一个简单化的办法，不顾科学，不顾民意，死死抠住一个超低生育率的硬指标，而不顾沉重的软代价的付出。我们为什么不肯认真想一想，世界上那些同样面临人口压力的国家，他们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看一看欧洲的人口形势，半个世纪以来那里的人口数量普遍在下滑。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的速度会自行慢下来，这也是自然在进行自我调节吧。事实上我国目前也开始出现这样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不愿结婚的青年男女，越来越多的所谓“丁克家庭”都是这一趋势的重要征象。可见对于中国人口的增长完全用不着那么恐慌。
　　治理现代国家，必须注意民众情绪，多听有关专家意见。“以人为本”，“科学决策”，我国的人口政策正需要这样的精神为指导。可惜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力度不够。据笔者所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专家百分之九十都主张允许生二胎。为此我国人口学界曾集中了全国二十来位优秀人口学者，从二○○四至二○○六年进行了两年的研究，证明从那时放开“二胎”对我国的人口安全没有风险。同时，我国北方四个作为“二胎”政策的试点县以及湖北、甘肃、新疆等地二十年的实践结果与这一研究结论完全吻合。尽管等待的时间有些长，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决策层对我国人口问题已经形成了新的科学思路，即对家庭“少子化”和社会“老龄化”感到忧虑，因而不再用“除法”的思维皱着眉头看“人多”，而以“乘法”的思维喜看人多的“力量”！而且在政策上将以前对人口的一味控制转变为强调人口的“均衡发展”，而且很快把“一胎”政策改为“单独二胎”，继而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又通过了“放开二胎”的决定。五中全会制定的“十三五”规划中那些有关人口问题的阐述都是学术性语言，说明我国专家学者的远见卓识和研究成果终于得到了重视和采用，知识的价值得到了体现。这样，纠缠了我们半个多世纪的人口问题上下终于达成基本的共识。相信我国的人口政策还会不断变化和完善，直到均衡、稳定发展为止，从而开始减轻我们对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前途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