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我们前楼的老太太离婚了。
　　她少说也七十了，精瘦、苍白，夏天常穿一身水蓝色，像一团被晕开的蓝墨水，冬天罩着沉重的羽绒衣，每走一步都是种较量——是人撑起衣服，还是衣服把人拖垮。喜欢在阳台上放越剧段落听，边修剪花草枝叶边轻声跟唱。她养一种不知名的粉色小花，专在盛夏里开，开起来满树披挂。花有五瓣，小而羞怯，花梗细长，如美人垂头，最特别的是，同一枝上开出的花有红有白，异常芬芳，是那种把夏日夜晚浓缩在其中的甜香。
　　别的老太太喜欢逮住邻居打招呼，问晚饭吃了吗，前段时间去哪了，问怎么好久不见你太太。她不一样，哪怕在窄窄的石径上狭路相逢，也是互相点点头，不亲热，但也从不让你难堪。
　　她的丈夫，是个退役军人，是个典型的“直男”：擅喝酒，喜吆喝，时常呼朋唤友，在阳台上放声朗诵毛主席诗词。黄昏时分，有年轻夫妻带小朋友出门散步，他一碰上，就把小孩子高高举过头顶转圈。父母紧盯着那软软的一团，生怕稍有闪失，又抹不开面子，还要一叠声催促小朋友叫爷爷。这种其乐融融的困境，常是由她来点破的，她用手拍一下老头子的背：“好啦，往前走。”然后在他恼怒的眼神里，朝邻居点点头，这小幅度的举动，像一串密码，暗示了她早年的性情和教养。等到下一次碰见熟人，老头子像领导视察一样大声问好时，她不做声，像少女一样默默盯着自己脚尖。
　　这可能是周围居民都喜欢她的原因。
　　我们都隐约感觉，他们和那些扯着嗓门闲聊的“老来伴”夫妻不一样，但究竟哪里不同，也没人认真追究——儿女也算出息，一家人都体面，接下来就等着八十岁摆寿宴切蛋糕为一生盖棺论定了，还能有什么变数呢？
　　年纪一到，再多不甘也该伴着软糯食物咽下了，我见过很多老年人，明明年轻时男耕女织——男的在外耕人家的责任田，女的在家织自己的遮羞布，仍然把不堪过往美化成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明明只是搭伴过日子连谁洗碗都要争执，仍然在金婚时哽咽不已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这并非虚伪，沸腾成本太高了，一辈子苦也苦过来了，忍也忍下来了，就索性骗自己说，我完成了自己满意的一生吧。
　　都看得到终点线了，何必再质疑，最初是想游泳而不是赛田径呢？
　　“老”是一个万能的托辞，当肉身拽着你飞快下沉时，人都能清醒感知到，在时光面前的衰朽和不堪一击，这种无力感，固然会引发“一樽还酹江月”的磊落感慨，但更多人，选择了跟岁月撒泼，一屁股坐在地上，拒绝用不再硬朗的腿脚，跋涉到下一个目的地。但凡有人稍稍抗议这行为不雅，她就拉扯住你的衣袖，历数少年时的桩桩委屈，盛年时的种种不易，把往事渲染成爬雪山过草地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澎湃画卷，逼得你承认，到了一个岁数，人就可以把规矩踏平成门槛。
　　就这样吧，还能怎么样呢。
　　可是老太太离婚了。净身出户，和子女断绝了关系，独自去租了一个小户型，过的日子和从前别无二致，只是少了一个动辄摔杯子的老头子。
　　她的子女觉得丢死人了。都在那边劝，要是实在吵不过，就跟着小孩子去住，大家避避开就好嘛。拗不过老太太硬要离婚，她儿子气急了，跟我们抱怨说，不知道怎么就非要离，难道是还有老相好等着？
　　我妈这样对我说：“你爸爸听了骇死了，我就吓他，他要再那么忙，再过二十年我也闹离婚。”我捧场地大笑，假装没有听出，她花团锦簇的语气里，渗出来幽微却真实的失落。我离家已经两个月，爸爸辗转于各城市，她的闲暇时间是怎么打发的，我没有问，也不敢问。她一贯刚强，连生病做手术，都能自己签名找护工，过后轻描淡写一句带过。只是上一次，我刚想挂断电话，就听那头传来清脆的琴键声，她说：“你不在，钢琴都落满灰了，我索性跟着你的谱子自己练。”
　　我把手指从结束通话键上挪开，又同她扯东扯西好一会，却惟独不敢问一句，妈妈你真的快乐吗？
　　这问题太矫情又缺乏意义，不快乐又能怎么样呢。子女不添乱，丈夫能赚钱，不就是大多数人眼里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了吗？那些收拾碗筷时没来由的怅惘、独自逛街时袭上来的寒意，甚至失眠到凌晨三点的懊丧，都是人生毫无益处的副产品，它们只该成群结队地侵袭诗人的笔尖，平凡人需要的，是不假思索的浅尝辄止的快乐。
　　但毕竟有人不甘心，把“人生总该写首像样的诗”，误会成了“把人生活成一首像样的诗”，于是漏洞百出，却让人在立冬的时节，触碰到了一点娇憨的暖意。
　　老太太的勇气是在哪攒成的呀？是默然盯着脚尖时吗，是在越剧《天仙配》的唱段里吗，是在那酿满甜香的花簇里吗？是要攒够多少勇气啊，才能不计漫長一生的浩荡成本，不顾儿女的议论眼光，选择重新来过。那不是放弃了一套房子或者一群儿女，而是放弃了给人生一个虚假的圆满句号的权利。
　　——哪怕已经看到了彼岸，哪怕听见了观众席上的鼓掌，哪怕精疲力尽很想入港，可是当我知道那不是我要的岸时，我还是掉头，往苦海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