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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之后回顾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决策过程，孰是孰非早已变得不再引人注目，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辞已被证伪，而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多年后的辩词反倒更值得人深思。
在其自传《抉择时刻》一书中，小布什鼓励人们想象萨达姆依旧统治伊拉克的可怕后果，来替自己的战争政策辩护。无独有偶，2011年8月23日，作为小布什反恐政策少有的坚定支持者，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沿用了同样的逻辑，他说，“不干预也会出现很多麻烦”，“如果至今萨达姆还在伊拉克，那中东的问题将比现在更难解决。”
两人的自辩耐人寻味。小布什单边主义的反恐政策虽在现实中饱受诟病。然而，两人如出一辙的自辩逻辑却表明，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可能并不会随着小布什政权的终结而式微，简单地臣服于现实政治中的成败得失。
恐怖主义言论更可怕
《财经》：“9·11”事件发生近十年后，本·拉登于今年5月被击毙。你认为击毙拉登对反恐战争来说意味着什么？
布莱尔：“9·11”事件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悲惨的恐怖袭击。在纽约大街上近3000人在不到两小时内丧生，这一事件让我对这种恐怖威胁的估计发生了改变，这种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我们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也因为如此，我认为消灭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以及和他们有关联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非常重要。
现在看来，在这两个国家里，宗教极端主义仍然存在，所以我们碰到了很多困难。两国民众都渴望自由和社会进步，但是恐怖主义制造的麻烦阻止了这一进程。
显而易见，击毙拉登对恐怖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拉登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仍然没有因此而消失。我现在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和十年前相比发生了一些改变，我认为除了恐怖主义行为仍然存在以外，恐怖主义者的言论发挥着巨大作用，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毕竟支持恐怖主义行为的人只是少数，但是声援恐怖主义言论的人却有不少，这点让人非常担心。
与此同时，有些人相信不同文化间有深刻的冲突，有些国家借反恐之名向伊斯兰教开战，这种将宗教和政治混杂在一起所形成的言论释放出的力量是非常巨大和危险的。
《财经》：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其自传里说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目的是要推翻塔利班政权，并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民选政府，而自2006年以来，塔利班政权却有东山再起之势。你如何评价十年阿富汗战争的结果？明年英国即将从阿富汗撤军，你认为英军在那里的任务完成了吗？
布莱尔：现在的阿富汗已经建立了民主选举制度，并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和政府。如果塔利班中的一些人能够放弃极端主义，那他们也可以参加选举。但是他们必须明白想用暴力和屠杀的办法达到这个目的是不可能的。在阿富汗、伊拉克甚至在巴基斯坦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那些开展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利用恐怖主义行为轻易就获取了政权，这一点是绝对不允许的。
就推翻塔利班政權，建立民选制度而言，英国军队在阿富汗的任务完成了。但是我认为英国仍然应该继续支持阿富汗政府，虽然不必用驻军的形式。
现在阿富汗本国军队和安全部队的能力已经大大加强，伊拉克本国部队已经非常强大。我并不反对撤军，但是我认为英国军队在那里是否完成任务还有待时间检验。
伊拉克战争是正当的
《财经》：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你们是否得到确切情报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莱尔：是的，当时的情报就是那样，并且是公开的。
《财经》：但后来证明这样的情报是不准确的，对吗？你是否有一刻曾经想过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不正当的?
布莱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情报不准确，在伊拉克问题调查团（Iraq Survey Group）几年以后发表的(Duelfer Report)道尔夫报告里解释了是什么造成了情报不准确，报告也指出事实上萨达姆已经决定一旦联合国的调查员撤离就将重新启动武器计划。所以我曾多次表示，虽然我们接到的情报是错误的，但是只能依靠当时接受到的情报来作出决定。我至今认为恐怖威胁仍然存在。如果至今萨达姆还在伊拉克，那中东的问题将比现在更难解决。
我从来未曾想过这场战争是不正当的，但显然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财经》：2003年，欧洲的两个大国德国和法国均表示不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但你还是和美国总统布什站在一起发动了战争，你为何如此决策?
布莱尔：欧盟国家在很多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在伊拉克问题上，13个国家支持，12个国家反对，所以有些国家反对是正常的，而且英国是美国的主要盟友。
不仅如此，更因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恐怖主义者和那些制造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有关系，他们直到今天仍然对世界是一个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我彻底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取决于你如何估量这种威胁——我是这样看的：这种极端主义仍然存在，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极大的威胁。恐怖主义发动“9·11”袭击，在纽约杀死了近3000人，如果当时他们有能力杀死3万或者30万人，他们一定会那样干的。
在英国，我们有和北爱尔兰恐怖主义运动作战多年的经验——虽然那时的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生命损失是错误的。北爱的恐怖主义和“9·11”不同，不同在袭击的规模，也不同在“9·11”袭击是建立在不同的宗教认识上（布莱尔上台后对北爱和平问题采取了新政策，即在要统一爱尔兰还是要统一英国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通过两年的谈判冲突各方与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终于签订了北爱和平协议——编者注）。
“9·11”事件以后，我们要尽所有努力使那些制造恐怖的人明白，联合国有关发展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立场应该得到捍卫。
利比亚不会发生“渐变”
《财经》：你在自传《旅程》一书中，用科索沃战争初期的不干涉主义，来为伊拉克战争体现的干涉主义辩护。但很明显的是，现在的伊拉克国家建设难称成功。你认为这是干涉的错误，还是干涉方法的错误？
布莱尔：有人认为，把卡扎菲从利比亚赶走是正确的，而处决萨达姆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时常面临这样的境遇，必须选择是否干预。我们在利比亚问题上面临同样的选择。
我在自传里的观点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你不施加干预也会有很多不好的后果。我们没有干预1995年发生在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市的种族大屠杀，但是7000多人因此而丧生；我们在1994年没有干预卢旺达，结果也发生了大屠杀，近100万人丧生。所以我认为要决定干预与否是非常困难的，你干预会出现很多麻烦，不干预也会出现很多麻烦。这个问题以后还会继续被争论。
在伊拉克，我们在两个月内就把萨达姆赶下了台，但困难在于后来极端势力多次试图重夺政权。
《财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将“阿拉伯之春”称为“自发的美丽”，暗示其民主进程与西方的干涉无关。你如何评价外国干涉对中东国家民主发展的影响？
布莱尔：“阿拉伯之春”和伊拉克战争发生的前因后果显然不同，在阿拉伯国家发生的事件主要是由人民大众所引发。当然在伊拉克也发生过类似的民众起义，但结果是很多人因为镇压而死去。如果你现在问伊拉克人是否愿意重回萨达姆时代，他们肯定会说不愿意。
就“阿拉伯之春”而言，我想，如果我们能使那个地区通过“演变”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来获得改变，那应该是更好的一个方法。但在有的国家，比如利比亚，是不可能进行这种渐变的。
就目前中东局势来看，我们要密切关注埃及，让埃及重新站立起来，完成其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的重建。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困难。埃及等中东国家和中英两国不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因此，对它们而言，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重建执政能力，其国家重建要从建立政府基本结构开始，培育政府在经济、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行政能力。
在其自传《抉择时刻》一书中，小布什鼓励人们想象萨达姆依旧统治伊拉克的可怕后果，来替自己的战争政策辩护。无独有偶，2011年8月23日，作为小布什反恐政策少有的坚定支持者，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沿用了同样的逻辑，他说，“不干预也会出现很多麻烦”，“如果至今萨达姆还在伊拉克，那中东的问题将比现在更难解决。”
两人的自辩耐人寻味。小布什单边主义的反恐政策虽在现实中饱受诟病。然而，两人如出一辙的自辩逻辑却表明，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可能并不会随着小布什政权的终结而式微，简单地臣服于现实政治中的成败得失。
恐怖主义言论更可怕
《财经》：“9·11”事件发生近十年后，本·拉登于今年5月被击毙。你认为击毙拉登对反恐战争来说意味着什么？
布莱尔：“9·11”事件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悲惨的恐怖袭击。在纽约大街上近3000人在不到两小时内丧生，这一事件让我对这种恐怖威胁的估计发生了改变，这种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我们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也因为如此，我认为消灭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以及和他们有关联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非常重要。
现在看来，在这两个国家里，宗教极端主义仍然存在，所以我们碰到了很多困难。两国民众都渴望自由和社会进步，但是恐怖主义制造的麻烦阻止了这一进程。
显而易见，击毙拉登对恐怖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拉登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仍然没有因此而消失。我现在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和十年前相比发生了一些改变，我认为除了恐怖主义行为仍然存在以外，恐怖主义者的言论发挥着巨大作用，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毕竟支持恐怖主义行为的人只是少数，但是声援恐怖主义言论的人却有不少，这点让人非常担心。
与此同时，有些人相信不同文化间有深刻的冲突，有些国家借反恐之名向伊斯兰教开战，这种将宗教和政治混杂在一起所形成的言论释放出的力量是非常巨大和危险的。
《财经》：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其自传里说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目的是要推翻塔利班政权，并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民选政府，而自2006年以来，塔利班政权却有东山再起之势。你如何评价十年阿富汗战争的结果？明年英国即将从阿富汗撤军，你认为英军在那里的任务完成了吗？
布莱尔：现在的阿富汗已经建立了民主选举制度，并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和政府。如果塔利班中的一些人能够放弃极端主义，那他们也可以参加选举。但是他们必须明白想用暴力和屠杀的办法达到这个目的是不可能的。在阿富汗、伊拉克甚至在巴基斯坦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那些开展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利用恐怖主义行为轻易就获取了政权，这一点是绝对不允许的。
就推翻塔利班政權，建立民选制度而言，英国军队在阿富汗的任务完成了。但是我认为英国仍然应该继续支持阿富汗政府，虽然不必用驻军的形式。
现在阿富汗本国军队和安全部队的能力已经大大加强，伊拉克本国部队已经非常强大。我并不反对撤军，但是我认为英国军队在那里是否完成任务还有待时间检验。
伊拉克战争是正当的
《财经》：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你们是否得到确切情报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莱尔：是的，当时的情报就是那样，并且是公开的。
《财经》：但后来证明这样的情报是不准确的，对吗？你是否有一刻曾经想过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不正当的?
布莱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情报不准确，在伊拉克问题调查团（Iraq Survey Group）几年以后发表的(Duelfer Report)道尔夫报告里解释了是什么造成了情报不准确，报告也指出事实上萨达姆已经决定一旦联合国的调查员撤离就将重新启动武器计划。所以我曾多次表示，虽然我们接到的情报是错误的，但是只能依靠当时接受到的情报来作出决定。我至今认为恐怖威胁仍然存在。如果至今萨达姆还在伊拉克，那中东的问题将比现在更难解决。
我从来未曾想过这场战争是不正当的，但显然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财经》：2003年，欧洲的两个大国德国和法国均表示不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但你还是和美国总统布什站在一起发动了战争，你为何如此决策?
布莱尔：欧盟国家在很多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在伊拉克问题上，13个国家支持，12个国家反对，所以有些国家反对是正常的，而且英国是美国的主要盟友。
不仅如此，更因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恐怖主义者和那些制造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有关系，他们直到今天仍然对世界是一个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我彻底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取决于你如何估量这种威胁——我是这样看的：这种极端主义仍然存在，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极大的威胁。恐怖主义发动“9·11”袭击，在纽约杀死了近3000人，如果当时他们有能力杀死3万或者30万人，他们一定会那样干的。
在英国，我们有和北爱尔兰恐怖主义运动作战多年的经验——虽然那时的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生命损失是错误的。北爱的恐怖主义和“9·11”不同，不同在袭击的规模，也不同在“9·11”袭击是建立在不同的宗教认识上（布莱尔上台后对北爱和平问题采取了新政策，即在要统一爱尔兰还是要统一英国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通过两年的谈判冲突各方与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终于签订了北爱和平协议——编者注）。
“9·11”事件以后，我们要尽所有努力使那些制造恐怖的人明白，联合国有关发展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立场应该得到捍卫。
利比亚不会发生“渐变”
《财经》：你在自传《旅程》一书中，用科索沃战争初期的不干涉主义，来为伊拉克战争体现的干涉主义辩护。但很明显的是，现在的伊拉克国家建设难称成功。你认为这是干涉的错误，还是干涉方法的错误？
布莱尔：有人认为，把卡扎菲从利比亚赶走是正确的，而处决萨达姆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时常面临这样的境遇，必须选择是否干预。我们在利比亚问题上面临同样的选择。
我在自传里的观点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你不施加干预也会有很多不好的后果。我们没有干预1995年发生在波斯尼亚斯雷布雷尼察市的种族大屠杀，但是7000多人因此而丧生；我们在1994年没有干预卢旺达，结果也发生了大屠杀，近100万人丧生。所以我认为要决定干预与否是非常困难的，你干预会出现很多麻烦，不干预也会出现很多麻烦。这个问题以后还会继续被争论。
在伊拉克，我们在两个月内就把萨达姆赶下了台，但困难在于后来极端势力多次试图重夺政权。
《财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将“阿拉伯之春”称为“自发的美丽”，暗示其民主进程与西方的干涉无关。你如何评价外国干涉对中东国家民主发展的影响？
布莱尔：“阿拉伯之春”和伊拉克战争发生的前因后果显然不同，在阿拉伯国家发生的事件主要是由人民大众所引发。当然在伊拉克也发生过类似的民众起义，但结果是很多人因为镇压而死去。如果你现在问伊拉克人是否愿意重回萨达姆时代，他们肯定会说不愿意。
就“阿拉伯之春”而言，我想，如果我们能使那个地区通过“演变”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来获得改变，那应该是更好的一个方法。但在有的国家，比如利比亚，是不可能进行这种渐变的。
就目前中东局势来看，我们要密切关注埃及，让埃及重新站立起来，完成其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的重建。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困难。埃及等中东国家和中英两国不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因此，对它们而言，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重建执政能力，其国家重建要从建立政府基本结构开始，培育政府在经济、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行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