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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经济发展至新阶段的当下，我们需要改变过去那种轻农村、重城市的落后发展思维，要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入手，清除阻碍农村与城市间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为经济发展挖掘深层次动力。本文总结了目前国内城乡发展取得成功的四个典型案例，分别是：苏南模式、天津华明模式、赣州模式和嘉兴模式，它们各有侧重，从不同方面为统筹城乡带来了极有价值的借鉴。
关键词：统筹城乡；乡镇企业；土地流转；新农村；户籍制度
一、苏南模式：乡镇企业为动力
苏南地区历史是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人民极具重商意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集体企业抓住市场空白和工业基础薄弱的间隙快速发展壮大，初步具有了其自身特色。同时，凭借苏南地区良好的区位优势，吸引了许多上海的技术工人，他们作为“星期天工人”受雇于乡镇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生产和管理技术；80年代至90年代间，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增长了30多倍，逐渐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实力。
在这一时期，苏南地区将集体农业积累转化为工业起步资本阶段，发展起的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还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及农民的非农业化转移；通过以工促农、以工建镇，苏南地区小城镇迅速崛起，工业化极大的推动了当地城镇化进程。这一时期政府的角色是直接介入主导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对乡镇企业提供政策、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又将乡镇企业的税收用于当地交通、教育、医疗等的基础设施建设。
进入90年代后，经济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需求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内外部环境跟80年代相比也有很大区别，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产权模糊、政企权责不分，乡镇企业发展动力明显不足。在此情况下，苏南地区政府敏锐把握了日益对外开放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抢先抓住市场化、国际化、城市化的发展机遇，主动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实现了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从组织生产资料到任命企业负责人，政府直接大范围干涉企业生产。改制后，企业职工购买部分企业股权，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购买大部分股权的企业经营者掌握企业控制权；而政府在企业生产中扮演的角色明显弱化，退位为企业的服务者，主要规范管理者行为，保障市场秩序和提供社会性服务。
“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的改制过程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式经济改革的优秀示范。在所有制结构上，由原先的集体经济为主转向多种经济结构并存；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由初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政府职能上，由最初的政府直接干预、参与企业管理到政府放权，有决策者变为服务者。
乡镇企业是苏南经济的支柱，使苏南可以通过以工补农的方式推动农业产业化，协调工农关系；同时乡镇企业又作为统筹城乡的桥梁，使小城镇得能够作为城乡连接的枢纽，有效的改善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质量和水平，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化进程。
二、天津华明模式：宅基地换房
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天津市同样遇到了土地和资金的制约问题，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政府财政和农村自身积累不过是杯水车薪；天津市政府创新思维，决定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提出“宅基地换房”的办法，让土地资源流动起来，让农村土地蕴含的财富成为推动城乡统筹的动力。
“宅基地换房”即按照承包责任制不变、可耕种土地不减、尊重农民自愿的原则，高水平规划、设计和建设有特色、适于产业聚集和生态宜居的新型小城镇。农民自愿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标准换取小城镇的一套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农民原有的宅基地统一组织整理复耕，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新的小城镇除了农民住宅区外，还规划出一块可供市场开发出让的土地，用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小城镇。
华明模式的“宅基地置换”具体方法为：首先由政府在一定土地周转指标下组织编织小城镇建设规划，用整理出的建设用地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用于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安置房建设；接下来，农村居民可依照自愿原则用宅基地置换小城镇住宅，迁入城镇；之后，政府对原农村宅基地进行整合复耕归还建设安置房占用的土地周转指标，实现占补平衡；剩余的建设用地通过拍卖等途径进入城市房地产市场，获取的收益偿还银行对政府的贷款。
这项改革是否可在全国推广，亟需通过实验检验；本着试点先行，逐步展开的原则，华明镇因靠近机场和东丽湖旅游区，区位优势明显，从2005年开始该地成为天津“宅基地换房”的首批试点镇。通过编织华明示范小城镇规划，将镇域内所有建设用地指标都集中在津汉公路以北和杨北公路两侧，需要占用的耕地通过土地周转指标实现；规划中需要为建设安置房和基础设施投入的资金通过向银行抵押贷款获得；农村居民于2007年开始入住小城镇安置房，整合节余的资源原有宅基地通过土地出让收益40亿元，偿还银行贷款。相比于建设前，华明镇通过土地整合，既实现了土地的占补平衡和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还新增耕地49公顷，耕地没有减少，土地承包关系也没有改变；此外，华明街道依托临近空港发展加工、物流业，增加了农民就业机会；政府还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还迁农民的社会保险，当其达到规定年龄可每月领取一定的社会保障金，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总的来说，华明模式解决了大城市郊区农村建设散、乱、脏的难题，在整合土地的基础上既保护耕地，同时提高了城市土地利用率；华明镇“宅基地换房”试点的成功对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整合及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提供了新模式。
三、赣州模式：新农村建设
赣州市使江西省面积最大、农村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属于典型的欠发达地区。2004年9月，赣州市委、市政府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创新性的提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的决定，创造了“江西经验”和“赣州模式”。 “赣州模式”初期以“三清三改”为切入点，即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和改水、改厕、改路；后期，则以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五好一新”为主要内容，即以村镇规划为龙头，建设新村镇；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发展新产业；以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为依托，培育新农民；以农业产业化为动力，组建新经济组织；以创建文明村镇为先导，塑造新风貌；以“亲民、为民、富民”活动为抓手，创建好班子。
“赣州模式”经验的特点有：一、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创建了群众自治组织，实现农民的自主管理、自主实施、自助服务；同时，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起领导、监督、奖惩作用；形成了一套“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干部服务、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政府在财力、技术上适度给予支持和指导，却避免了过度干预、大包大揽的现象。二、赣州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方式方法得当，赢得农民认同感；“五好一新”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故赣州市政府选取了最易实施和取得成效的村庄整治作为切入点，“三清三改”有效的治理了农民脏、乱、差的居住环境，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备感实惠，充分激发了农民的积极参与性，使得后期实施的“五好一新”也能受到农民的认可和支持。三、赣州在本身经济欠发达、金融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建设资金筹措犯难，政府创新渠道建立市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形成财政、群众、社会共同筹资、政府统筹安排资金的方式。
新农村建设原本是一项政府自上而下发起的行为，“赣州模式”使该行为转为自下而上，从政府包办转变成农民主导，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参与性，取得实效不再流于形式；“赣州模式”更是针对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发展的探索，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城乡统筹上侧重点不同，如何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发展，“赣州模式”给出了参考。
四、嘉兴模式：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在户籍制度改革外以前，嘉兴市农村和城镇人口大约各占一半，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城乡之间存在很大差别，户籍制度实质是资源在城乡间的不同分配方式，且这种分配方式的差异造成了城乡不公平问题，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004年，嘉兴市出台《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率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户籍管理制度上的重大创新，对全国的统筹城乡工作产生重要借鉴性意义。
嘉兴市户籍制度改革经历三个阶段，在初步推进阶段中，凡是在城镇有固定住所和稳定职业的公民，都可自愿在常住地申报登记城镇户口；在深化改革阶段，逐步取消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保、就业、教育、生育等的政策差异，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基本条件，以法制化、证件化、信息化管理为主要手段的统一的城乡户籍登记制度，实现了外来人口的本地化；在全面推进阶段，采用了直接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统一为居民户口改革方案，取消农业户口，基本消除了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合理社会功能的现象，实现了居民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医疗教育、退伍安置等领域的城乡一体化。当地公安部门还简化了户口迁移手续，凡是在一个县（区、市）场内迁入、迁出户口，可直接在本地派出所办实行一所办理。
嘉兴模式的户籍制度改革，从农民的自身利益出发，摒弃了传统的户籍改革模式即以土地换取城市户口，而是启动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将耕地、宅基地和山地的使用权落实到每家每户，维护了农民的土地利益，是农民进城务工无后顾之忧。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充分促进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极大释放出了经济发展活力。值得注意的是，户籍制度改革还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原先捆绑于户籍制度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差异化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农村和城市享受同样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优抚安置和最低生活保障。在教育方面，转户居民子女享受与城市居民子女同等待遇，可在居住地所在辖区就近入学，并在义务教育阶段免受借读费，推动了教育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
关键词：统筹城乡；乡镇企业；土地流转；新农村；户籍制度
一、苏南模式：乡镇企业为动力
苏南地区历史是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人民极具重商意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集体企业抓住市场空白和工业基础薄弱的间隙快速发展壮大，初步具有了其自身特色。同时，凭借苏南地区良好的区位优势，吸引了许多上海的技术工人，他们作为“星期天工人”受雇于乡镇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生产和管理技术；80年代至90年代间，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增长了30多倍，逐渐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实力。
在这一时期，苏南地区将集体农业积累转化为工业起步资本阶段，发展起的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还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及农民的非农业化转移；通过以工促农、以工建镇，苏南地区小城镇迅速崛起，工业化极大的推动了当地城镇化进程。这一时期政府的角色是直接介入主导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对乡镇企业提供政策、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又将乡镇企业的税收用于当地交通、教育、医疗等的基础设施建设。
进入90年代后，经济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需求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内外部环境跟80年代相比也有很大区别，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产权模糊、政企权责不分，乡镇企业发展动力明显不足。在此情况下，苏南地区政府敏锐把握了日益对外开放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抢先抓住市场化、国际化、城市化的发展机遇，主动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实现了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从组织生产资料到任命企业负责人，政府直接大范围干涉企业生产。改制后，企业职工购买部分企业股权，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购买大部分股权的企业经营者掌握企业控制权；而政府在企业生产中扮演的角色明显弱化，退位为企业的服务者，主要规范管理者行为，保障市场秩序和提供社会性服务。
“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的改制过程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式经济改革的优秀示范。在所有制结构上，由原先的集体经济为主转向多种经济结构并存；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由初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政府职能上，由最初的政府直接干预、参与企业管理到政府放权，有决策者变为服务者。
乡镇企业是苏南经济的支柱，使苏南可以通过以工补农的方式推动农业产业化，协调工农关系；同时乡镇企业又作为统筹城乡的桥梁，使小城镇得能够作为城乡连接的枢纽，有效的改善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质量和水平，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化进程。
二、天津华明模式：宅基地换房
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天津市同样遇到了土地和资金的制约问题，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政府财政和农村自身积累不过是杯水车薪；天津市政府创新思维，决定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提出“宅基地换房”的办法，让土地资源流动起来，让农村土地蕴含的财富成为推动城乡统筹的动力。
“宅基地换房”即按照承包责任制不变、可耕种土地不减、尊重农民自愿的原则，高水平规划、设计和建设有特色、适于产业聚集和生态宜居的新型小城镇。农民自愿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标准换取小城镇的一套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农民原有的宅基地统一组织整理复耕，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新的小城镇除了农民住宅区外，还规划出一块可供市场开发出让的土地，用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小城镇。
华明模式的“宅基地置换”具体方法为：首先由政府在一定土地周转指标下组织编织小城镇建设规划，用整理出的建设用地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用于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安置房建设；接下来，农村居民可依照自愿原则用宅基地置换小城镇住宅，迁入城镇；之后，政府对原农村宅基地进行整合复耕归还建设安置房占用的土地周转指标，实现占补平衡；剩余的建设用地通过拍卖等途径进入城市房地产市场，获取的收益偿还银行对政府的贷款。
这项改革是否可在全国推广，亟需通过实验检验；本着试点先行，逐步展开的原则，华明镇因靠近机场和东丽湖旅游区，区位优势明显，从2005年开始该地成为天津“宅基地换房”的首批试点镇。通过编织华明示范小城镇规划，将镇域内所有建设用地指标都集中在津汉公路以北和杨北公路两侧，需要占用的耕地通过土地周转指标实现；规划中需要为建设安置房和基础设施投入的资金通过向银行抵押贷款获得；农村居民于2007年开始入住小城镇安置房，整合节余的资源原有宅基地通过土地出让收益40亿元，偿还银行贷款。相比于建设前，华明镇通过土地整合，既实现了土地的占补平衡和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还新增耕地49公顷，耕地没有减少，土地承包关系也没有改变；此外，华明街道依托临近空港发展加工、物流业，增加了农民就业机会；政府还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还迁农民的社会保险，当其达到规定年龄可每月领取一定的社会保障金，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总的来说，华明模式解决了大城市郊区农村建设散、乱、脏的难题，在整合土地的基础上既保护耕地，同时提高了城市土地利用率；华明镇“宅基地换房”试点的成功对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整合及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提供了新模式。
三、赣州模式：新农村建设
赣州市使江西省面积最大、农村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属于典型的欠发达地区。2004年9月，赣州市委、市政府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创新性的提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的决定，创造了“江西经验”和“赣州模式”。 “赣州模式”初期以“三清三改”为切入点，即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和改水、改厕、改路；后期，则以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五好一新”为主要内容，即以村镇规划为龙头，建设新村镇；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发展新产业；以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为依托，培育新农民；以农业产业化为动力，组建新经济组织；以创建文明村镇为先导，塑造新风貌；以“亲民、为民、富民”活动为抓手，创建好班子。
“赣州模式”经验的特点有：一、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创建了群众自治组织，实现农民的自主管理、自主实施、自助服务；同时，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起领导、监督、奖惩作用；形成了一套“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干部服务、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政府在财力、技术上适度给予支持和指导，却避免了过度干预、大包大揽的现象。二、赣州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方式方法得当，赢得农民认同感；“五好一新”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故赣州市政府选取了最易实施和取得成效的村庄整治作为切入点，“三清三改”有效的治理了农民脏、乱、差的居住环境，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备感实惠，充分激发了农民的积极参与性，使得后期实施的“五好一新”也能受到农民的认可和支持。三、赣州在本身经济欠发达、金融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建设资金筹措犯难，政府创新渠道建立市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形成财政、群众、社会共同筹资、政府统筹安排资金的方式。
新农村建设原本是一项政府自上而下发起的行为，“赣州模式”使该行为转为自下而上，从政府包办转变成农民主导，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参与性，取得实效不再流于形式；“赣州模式”更是针对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发展的探索，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城乡统筹上侧重点不同，如何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发展，“赣州模式”给出了参考。
四、嘉兴模式：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在户籍制度改革外以前，嘉兴市农村和城镇人口大约各占一半，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城乡之间存在很大差别，户籍制度实质是资源在城乡间的不同分配方式，且这种分配方式的差异造成了城乡不公平问题，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004年，嘉兴市出台《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率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户籍管理制度上的重大创新，对全国的统筹城乡工作产生重要借鉴性意义。
嘉兴市户籍制度改革经历三个阶段，在初步推进阶段中，凡是在城镇有固定住所和稳定职业的公民，都可自愿在常住地申报登记城镇户口；在深化改革阶段，逐步取消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保、就业、教育、生育等的政策差异，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基本条件，以法制化、证件化、信息化管理为主要手段的统一的城乡户籍登记制度，实现了外来人口的本地化；在全面推进阶段，采用了直接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统一为居民户口改革方案，取消农业户口，基本消除了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合理社会功能的现象，实现了居民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医疗教育、退伍安置等领域的城乡一体化。当地公安部门还简化了户口迁移手续，凡是在一个县（区、市）场内迁入、迁出户口，可直接在本地派出所办实行一所办理。
嘉兴模式的户籍制度改革，从农民的自身利益出发，摒弃了传统的户籍改革模式即以土地换取城市户口，而是启动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将耕地、宅基地和山地的使用权落实到每家每户，维护了农民的土地利益，是农民进城务工无后顾之忧。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充分促进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极大释放出了经济发展活力。值得注意的是，户籍制度改革还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原先捆绑于户籍制度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差异化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农村和城市享受同样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优抚安置和最低生活保障。在教育方面，转户居民子女享受与城市居民子女同等待遇，可在居住地所在辖区就近入学，并在义务教育阶段免受借读费，推动了教育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