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两兄弟在当时的“国考”——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同登进士，从此进入公务员队伍，把当时的竞争对手震得一愣一愣的。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苏家哥俩在应考时是暗中运用了“旁门左道”功夫的。
　　第一招是“暗语飞信”。当年的“国考”要进行好几轮，在第一轮中，也许是紧张的缘故，苏轼领到试卷后，看到题目，一时大脑短路，茫然不知从何下笔。一阵抓耳挠腮后，苏轼只得向坐在不远处的弟弟苏辙投去求助的目光。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苏辙当然不含糊。他把手中笔管放在嘴边，装作若无其事地轻轻一吹。一条暗语“飞信”，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递给了哥哥。苏轼的脑袋何等聪明啊，他一见，立刻茅塞顿开，明白了考题的出处是《管子》。接下来，他调运才思，很快就完成了一篇漂亮文章。
　　“三苏”雕塑。左起：苏轼、苏洵、苏辙
　　第二招是“背道而驰”。兄弟同场考试，虽然彼此有个照应，但是，也有不利一面，那就是写起同题文章来，在立论、阐述和行文风格等方面很容易撞车，尤其在殿试时，一旦两人文章观点雷同，很可能会有一人落榜。为了把落榜风险降到最低，这哥俩最终听从老爸苏洵的指点，在考场上依计而行，终得圆满。原来，苏洵让俩儿子在应试文章中，立论时务必“背道而驰”，做到“一和题一骂题”，也就是说，哥哥苏轼做的文章要符合题旨，从正面立论，弟弟苏辙的文章则要批斥题旨，从反面立论。
　　第三招是“无中生有”。当然，无论别人帮多大忙，考试中的很多问题还得自己面对，自行解决。苏轼在做考试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就自行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行文当中，他在论证“仁可过，而义不可过”的观点时，想来想去都想不起合适的现成论据。怎么办？苏轼急中生智，提笔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文章写成之后，连主考官欧阳修都被唬住，“以为异人，欲冠多士”。其实，皋陶杀人这个典故，完全是苏轼情急之下的凭空杜撰。
　　此三招的运用，只能说明苏轼兄弟不是那种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从应试技术来看，他们绝对是行家里手，为应试成功加分不少。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苏轼兄弟真的胸无点墨，酒囊飯袋一个，单凭这些“旁门左道”，那是绝对通过不了“国考”的。正所谓“打铁还须自身硬”，如果有人一心只学他们的旁门左道，而不想他们那样研修学问长才智，到头来肯定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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