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文体，却没有对小说进行论述。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未出现明确的小说观念，而作为志人志怪小说大发展时期，从《文心雕龙》中可以窥见小说理论因子，现主要分析《文心雕龙·史传》中的小说理论因子。
关键词：《史传》；小说；小说理论因子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巨著，它体大思精，从《明诗》到《书记》，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文体，但其没有论述小说。对此有学者进行推测，“一是‘刘勰的文学观相对保守，因而认为不值得列入文体论之中加以描述讨论’小说；二是在当时‘小说并不是一种文体，因而无法将其当作文体来描述’。”[1]虽然《文心雕龙》中没有明确提出小说理论，但是其潜在的小说观念，已有学者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主要从《诸子》、《谐隐》和《变骚》中挖掘与小说相关的观念。
而《史传》的小说理论因子并没有受到学者的注意。《史传》是刘勰论述“史传”这种特殊文体的专篇。虽然在《史传》中，刘勰论述的是史书，但是《史传》自身谈论的对象，与中国古代小说密切相关，而在《史传》中，刘勰也涉及到了古代小说的核心理论“真实”与“虚构”的问题。
一、史传文学与中国古代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始终与史传文学保持着密切关联，历史深深影响了古代小说艺术发展走向，史学观念也强烈影响对小说的认识。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小说加以论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2]
班固在此指出小说的来源是“出于稗官”，并肯定了小说的作用：“亦刍荛狂夫之议”，是史的补充。班固对“史”与 “小说”的看法对后世影响颇深。在小说观念之初，小说的功能是“补史之不足” 史学的“真实”原则也是小说的创作原则。
《搜神记》多记录神怪灵异之事，但干宝在《序言》中一再声明他的创作或考先籍，或遗轶， 皆属“ 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也就是说均为实录。南朝梁代萧绮在整理《拾遗记》时，也强调小说实录的观点，强调要“ 删其繁紊，纪其实美，搜刊幽秘，裙采残落”，要“ 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 （《拾遗记序》），哪柏所载灵怪，只要确实可稽，也须属真。刘知几在论述与小说的关系时，也认为小说具有实录的特点。
小说在创作上与史传文学密不可分。史传文学作为叙事性文学，它的结构、情节、叙事方式都影响了小说的创作。尤其是人物传记的写作手法，更是在小说中得以发挥。作为小说这种文体独立成熟的标志：唐传奇，多以人物为中心，围绕这个人物展开故事，如《刘毅传》、《霍小玉传》、《谢小娥传》，跟史籍中的人物传记写作笔法相似。就连清代的文言小说集大成者《聊斋志异》里记录的花鬼狐神，也以人物传记的结构行文。在《聊斋自志》中，蒲松龄明确强调《聊斋志异》如同《史记》一样是一部抒发“孤愤”之书。
在写作题材上，史书更是给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有很多小说就是根据历史题材加工改编而来。鲁迅先生说：“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其中讲史之影响更大，并且从明清到现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3]发展到明清之际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是直接从历史题材中敷衍而来。
总之，我国古代小说与史传文学息息相关。
二、《史传》篇中的小说理论因子
现在定义小说“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而在中国古代，对于小说的定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也是在不断的深化发展之中。由最初的无小说观念到其萌芽、发展、成熟是一个伴随着小说这种体裁不断成熟发展的长期的过程。先秦两汉时期，“小说”观念是潜在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觉醒时期，随着小说的觉醒，小说观念也开始明晰。
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里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涉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4]在这里，胡应麟指出了唐传奇成为小说成熟的标志的重要因素是“自觉虚构”，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志人志怪小说也荒诞不羁，但当时的人们还是以史家的“实录”作为写作原则，认为自己记录的都是真实的，如干宝在《搜神记序》中一再强调自己所写的都是真实的事实，所以并不能认为小说是独立的文体，它还是补史之不足的小言小话。
“虚构”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当小说家开始有意虚构小说的时候，小说就真正诞生了。而对小说虚构有影响的是被公认为具有丰富想象的古代神话传说，其实在史传文学中也存在着“虚构”的因子。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写到：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况称录远详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伪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衰微辞，而世情厉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5]
在这一段话中，刘勰叙述了写史遵循“真实性”原则的困难，一是由于时间的久远，很难了解事实的全貌而“代远多伪”；二是由于现实中的世俗原因，由于世情厉害而“时同多诡”。所以在史书记载中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与原事实不相符合。
更为重要的是，刘勰在这里指出了当时一种社会现象“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当时读史的普通读者都“爱奇”，相对于讲究“实录”的严肃史书，大家会不会更喜欢作为“传闻”的小说、小语呢？也正是为了迎合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传闻而欲伪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而在这样写史的过程中，已经加入了作家的想象，对史书进行了虚构。只是这样一种想象和虚构是作为写史来说，不被认可的。
史书与小说的最大区别在于，史书是讲实录讲真实，而小说讲虚构。当小说不在作为补史之不足，小说家开始虚构故事，或者因为“俗皆爱奇”，或者因为娱消遣，或者因为抒发孤愤的时候，小说才成为独立的体裁。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把“真”与“伪”的对立，看成是“史传”与“传闻小说”的对立。
刘勰的这一段论述，似乎隐约间透露出史传与小说的分流，有了小说与史传的朦胧的区分。虽然刘勰因为某种原因，在《文心雕龙》中没有明确的涉及对小说的理解，可是学者从其相关篇章如《谐隐》、《诸子》、《辩骚》中窥见一些小说因素，对于后世的小说理论有所影响。
在《史传》篇的这段话中，虽然刘勰论述的史传，可是却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志怪小说的出现发展提供了一个证据，就是“俗皆爱奇”的心理。“虚构”在文学作品中一直存在，而从什么时候开始“虚构”融入到叙事文学之中而出现小说这一独立的文体。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而把“虚构”作为自己的创作手法。
总之，《史传》中的这一段话，已经涉及到了后世重要的小说观念“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三、结语
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传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虽没有明确的小说理论，可在《史传》篇中涉及到了后世重要的小说理论“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在魏晋南北朝志人志怪小说大发展的时期，刘勰即使有意或无意的回避小说，但是我们能够从《文心雕龙》中找到一些与小说理论相关的因素。这些小说理论因子也是后世小说观念觉醒、发展、成熟的前期积淀。
参考文献：
[1]董定一《小论<文心雕龙>中的刘勰小说观》，《安徽文学》，2008年第8期。
[2]班固《汉书·三十卷》，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745页。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出版社，1941年，第289页。
[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页。
[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年9月，第151页。
关键词：《史传》；小说；小说理论因子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巨著，它体大思精，从《明诗》到《书记》，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文体，但其没有论述小说。对此有学者进行推测，“一是‘刘勰的文学观相对保守，因而认为不值得列入文体论之中加以描述讨论’小说；二是在当时‘小说并不是一种文体，因而无法将其当作文体来描述’。”[1]虽然《文心雕龙》中没有明确提出小说理论，但是其潜在的小说观念，已有学者对其进行分析研究，主要从《诸子》、《谐隐》和《变骚》中挖掘与小说相关的观念。
而《史传》的小说理论因子并没有受到学者的注意。《史传》是刘勰论述“史传”这种特殊文体的专篇。虽然在《史传》中，刘勰论述的是史书，但是《史传》自身谈论的对象，与中国古代小说密切相关，而在《史传》中，刘勰也涉及到了古代小说的核心理论“真实”与“虚构”的问题。
一、史传文学与中国古代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始终与史传文学保持着密切关联，历史深深影响了古代小说艺术发展走向，史学观念也强烈影响对小说的认识。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小说加以论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2]
班固在此指出小说的来源是“出于稗官”，并肯定了小说的作用：“亦刍荛狂夫之议”，是史的补充。班固对“史”与 “小说”的看法对后世影响颇深。在小说观念之初，小说的功能是“补史之不足” 史学的“真实”原则也是小说的创作原则。
《搜神记》多记录神怪灵异之事，但干宝在《序言》中一再声明他的创作或考先籍，或遗轶， 皆属“ 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也就是说均为实录。南朝梁代萧绮在整理《拾遗记》时，也强调小说实录的观点，强调要“ 删其繁紊，纪其实美，搜刊幽秘，裙采残落”，要“ 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 （《拾遗记序》），哪柏所载灵怪，只要确实可稽，也须属真。刘知几在论述与小说的关系时，也认为小说具有实录的特点。
小说在创作上与史传文学密不可分。史传文学作为叙事性文学，它的结构、情节、叙事方式都影响了小说的创作。尤其是人物传记的写作手法，更是在小说中得以发挥。作为小说这种文体独立成熟的标志：唐传奇，多以人物为中心，围绕这个人物展开故事，如《刘毅传》、《霍小玉传》、《谢小娥传》，跟史籍中的人物传记写作笔法相似。就连清代的文言小说集大成者《聊斋志异》里记录的花鬼狐神，也以人物传记的结构行文。在《聊斋自志》中，蒲松龄明确强调《聊斋志异》如同《史记》一样是一部抒发“孤愤”之书。
在写作题材上，史书更是给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有很多小说就是根据历史题材加工改编而来。鲁迅先生说：“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其中讲史之影响更大，并且从明清到现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3]发展到明清之际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是直接从历史题材中敷衍而来。
总之，我国古代小说与史传文学息息相关。
二、《史传》篇中的小说理论因子
现在定义小说“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要素。”而在中国古代，对于小说的定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也是在不断的深化发展之中。由最初的无小说观念到其萌芽、发展、成熟是一个伴随着小说这种体裁不断成熟发展的长期的过程。先秦两汉时期，“小说”观念是潜在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觉醒时期，随着小说的觉醒，小说观念也开始明晰。
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里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涉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4]在这里，胡应麟指出了唐传奇成为小说成熟的标志的重要因素是“自觉虚构”，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志人志怪小说也荒诞不羁，但当时的人们还是以史家的“实录”作为写作原则，认为自己记录的都是真实的，如干宝在《搜神记序》中一再强调自己所写的都是真实的事实，所以并不能认为小说是独立的文体，它还是补史之不足的小言小话。
“虚构”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当小说家开始有意虚构小说的时候，小说就真正诞生了。而对小说虚构有影响的是被公认为具有丰富想象的古代神话传说，其实在史传文学中也存在着“虚构”的因子。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写到：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况称录远详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伪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衰微辞，而世情厉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5]
在这一段话中，刘勰叙述了写史遵循“真实性”原则的困难，一是由于时间的久远，很难了解事实的全貌而“代远多伪”；二是由于现实中的世俗原因，由于世情厉害而“时同多诡”。所以在史书记载中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与原事实不相符合。
更为重要的是，刘勰在这里指出了当时一种社会现象“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当时读史的普通读者都“爱奇”，相对于讲究“实录”的严肃史书，大家会不会更喜欢作为“传闻”的小说、小语呢？也正是为了迎合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传闻而欲伪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而在这样写史的过程中，已经加入了作家的想象，对史书进行了虚构。只是这样一种想象和虚构是作为写史来说，不被认可的。
史书与小说的最大区别在于，史书是讲实录讲真实，而小说讲虚构。当小说不在作为补史之不足，小说家开始虚构故事，或者因为“俗皆爱奇”，或者因为娱消遣，或者因为抒发孤愤的时候，小说才成为独立的体裁。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把“真”与“伪”的对立，看成是“史传”与“传闻小说”的对立。
刘勰的这一段论述，似乎隐约间透露出史传与小说的分流，有了小说与史传的朦胧的区分。虽然刘勰因为某种原因，在《文心雕龙》中没有明确的涉及对小说的理解，可是学者从其相关篇章如《谐隐》、《诸子》、《辩骚》中窥见一些小说因素，对于后世的小说理论有所影响。
在《史传》篇的这段话中，虽然刘勰论述的史传，可是却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志怪小说的出现发展提供了一个证据，就是“俗皆爱奇”的心理。“虚构”在文学作品中一直存在，而从什么时候开始“虚构”融入到叙事文学之中而出现小说这一独立的文体。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而把“虚构”作为自己的创作手法。
总之，《史传》中的这一段话，已经涉及到了后世重要的小说观念“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三、结语
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传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虽没有明确的小说理论，可在《史传》篇中涉及到了后世重要的小说理论“真实”与“虚构”的问题。在魏晋南北朝志人志怪小说大发展的时期，刘勰即使有意或无意的回避小说，但是我们能够从《文心雕龙》中找到一些与小说理论相关的因素。这些小说理论因子也是后世小说观念觉醒、发展、成熟的前期积淀。
参考文献：
[1]董定一《小论<文心雕龙>中的刘勰小说观》，《安徽文学》，2008年第8期。
[2]班固《汉书·三十卷》，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745页。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出版社，1941年，第289页。
[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页。
[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年9月，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