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经济组织，企业孵化器于上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诞生。在中国，1987年6月成立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是全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经过近30年发展，中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已逐渐成为鼓励高层次科技人才创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培育中小型科技企业，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区域经济，推动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和经济组织形态。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起步相对较晚，发展经验相对不足，政策环境、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经营方式、资源整合、服务能力等方面仍有待不断完善，仍需通过深化改革和激励创新来不断提高中国的科技企业孵化能力。
现状
据国家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孵化器管理处陈晴处长介绍，截至2012年年底，纳入火炬中心统计体系的孵化器有1239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有435家，总体在孵企业超过7万家，整体孵化面积达到4300多万平方米。累计毕业企业超过4.5万家，毕业后上市企业超过180家，提供创业岗位143万个。
其中，省市科委、地方政府创办的事业单位性质的孵化器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在孵化器总量中占到2/3。这类孵化器在全国科技力量较强的大中城市，特别是在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均有分布，其资金来源大多以政府的科技创新基金、专项孵化基金和火炬计划基金投入为主。以政府为主体投资运营的孵化器，注重社会效益，不强调直接的经济效益，政府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被孵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和税收中得到回报。
随着市场发展，孵化器的营运模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早期孵化器强调“器”的概念，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一定的物理空间，提供相关的中介服务，通过创办企业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近些年发展起来的创新型孵化器，以提供无形服务为主，着重为企业提供高附加值的管理咨询和资本服务，入驻企业多为IT网络和通讯类高科技企业。
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陶宁介绍，现在市场上的孵化器类型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无任何门槛、单纯为孵化企业而设立的主体。在运作过程中，这类孵化器为初创期企业提供全部免费或超低费用的创业服务。其代表是车库咖啡，创业者只需每人每天点一杯咖啡就能在此免费享用一天的开放式办公环境；一种是传统孵化器，略有门槛，进驻企业需要满足高科技企业的条件，需要交付一定的房租；还有一种是带有投资功能的孵化器，门槛较高，多为VC机构投前服务或投后管理的延伸，倾向于孵化VC机构已投资或拟投资企业，目的是提升增值服务，降低投资风险。
“做早期投资不能什么都投，一定要有方向性。像创新工场，被投企业的业务方向不仅必须是高科技，还必须得是互联网，要满足我们的方向，还要让我愿意投资你，门槛一下子就高了很多。”陶宁表示。
据投中研究院调研显示，在具体运作层面，一般孵化器将企业的毕业时间锁定在6个月，或是企业获得首次融资之后；绝大部分孵化器仍然较为关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企业；从孵化器的地理分布来看，绝大部分设立在北京、上海、广州、江苏等地，很少采取异地扩张策略，对自身团队没有绝对的关键绩效指标考核（KPI考核）要求；孵化规模主要取决于孵化器自身的定位和是否具有大规模孵化企业的能力，现阶段国内的孵化器多以中小规模运作，孵化30家以内企业的规模成为业内常态。
运营
“孵化器要强调公益性，但也要强调可持续发展，与企业共发展，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陈晴说。
据了解，目前市场化经营的孵化器面临着一些瓶颈，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及相应技术服务等带来的成本持续增长，个别入孵企业对免费提供的服务及设施不够珍惜等。“现在主要是房租收入，占成本的80%，培训、申报项目等咨询服务的收入都转化成房租。免费，这是最大的问题。”
国有孵化器对企业直接收费的难度比较大。一方面是政策不允许，如果单纯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孵化器，导向性可能会出现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信誉体系还不健全，社会上对中介机构的认识及其发展还存在一定障碍。
在国外，孵化器会与被孵化企业形成捆绑发展模式。若孵化器平台的经营者看好孵化器内的某家企业，就会对它进行投资以获得部分股权，从而获取相应的股权投资收益，拓展收入范围。孵化器投资被孵化的公司，一般获得股权份额不会超过该公司股权的10%。而且，这种获利形式一般周期很长，也不是只要投资就一定能获得收益。早期投资非常考验一个投资人的眼光，目前国内的民营孵化器很少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利。
投中研究院的调研显示，部分孵化机构采取以下方式来缓解资金压力：在运作过程中通过对入孵企业获得融资收取佣金费（不超过融资额的5%）；置换入孵企业股权（不超过股权的5%）；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标准对办公场地、网络宽带等基础设施收取费用；与银行建立联系，帮入孵企业获得债权融资等，还有个别孵化机构在向天使投资或早期投资机构转型。
对于孵化器经营模式的争论一直存在，有观点认为，孵化器的业务大致应当包括物业管理、投资、中介服务这三方面。1到8个月的孵化企业处于“幼儿期”，这时做孵化器一般不挣钱，但当企业做大了之后，孵化器就可以发挥核心竞争力，比如通过做投资策划来实现盈利。孵化器不仅要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外部环境，还要帮助企业引资、招商，甚至参与企业管理，以从中获利。
许多技术发明人只是单纯的研究人员，他们带着技术进入市场，其管理能力往往有缺陷。孵化器为其免费提供融资服务甚至是企业管理服务，可以占被孵企业的股份，实行管理入股。这样一来，孵化器不对被孵企业收费，却能有盈利，所获收入可以应用到新项目的建设中去，从而实现市场化运营。
有业内人士表示，官方支持的孵化器也应当走市场化运行的道路，现在此类孵化器缺乏利益驱动，时间一长就会失去生命力。因此，从机构设置到整个运作机制都必须改制，考虑市场化。市场化的内涵包括政策支持、市场化运作、股份制管理，其中存在着资源整合的问题。政府最理想的角色是退到幕后当大股东、大老板，掌握政策，提供资源，孵化器的一般运营则可以交给专业公司和专业人士来做。政府在里边起一种引导作用，在政策上、软环境上提供便利，在运作上追求一种商业化的操作。 考核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目前国内孵化器的整体发展情况良好，但也存在几个问题：第一，物业化问题。现在孵化器的面积过大，在孵企业过多，服务人员过少。第二，孵化主体与创业主体界限不清。孵化器的职责是创造一个环境，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包办，否则会影响了创业者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第三，政府职能“越位”。在实际运行中，政府有关部门会直接参与孵化器的管理和运作，“政府引导”容易变成“政府主导”，甚至“政府领导”，最终造成重管理、轻服务、服务项目少、服务层级低的局面。而且政府办的孵化器沿用的是事业单位的管理制度，自身存在待遇、激励等问题。第四，短期行为。由于各方面原因，包括各种投资者的要求，有些孵化器出于自身盈利考虑，不顾企业长远发展，变成了催化器。
“要根据我们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对孵化器加以评价，否则就是片面的。”在陈晴看来，政府的资金有限，早期孵化器建设不能一味靠政府，而应充分吸引民间资本，鼓励一部分地产开发商进入。一方面，通过规范引导，使其按照孵化器的管理理念运行，同时也要允许其有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毕竟孵化器的投资回报周期非常长，政府更强调公益，而企业是逐利的，最终还是要对股东有回报。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定管理办法，通过制度考核评价进行引导，而不是以拥有多少豪华的办公场地为考核指标，要对孵化器进行评级分类指导。以前要求综合性孵化器拥有在孵企业80家，国家级孵化器拥有在孵企业50家。现在看来，创新性企业资源毕竟有限，很多孵化器为了追求指标，到处招商，很多传统企业、加工型企业都混进了孵化器，导致科技含量比较低。对于孵化器的认定标准，下一步，要在房屋面积、企业数量等指标上做一些修正。
除了要解决孵化器本身存在的问题外，孵化企业的成功率也有待提高。目前，入孵企业在孵化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片面并过分地依赖政府优惠政策，对孵化器提出不切实际的过多要求，少数企业违反经济信用行为严重，偷税漏税现象较为普遍等。“从评价上我们开始逐渐引导，要以服务为导向，这几年推动中关村的新型孵化器，没有多少场地，也能为大家提供服务，非常专业，非常好。”陈晴说。
以江苏的博济堂科技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例，现在已经拥有18个园区。其发展初期是自建孵化器，后来跟各地政府共建孵化器，现在主要是输出服务，比如高层次的创业领袖的培训，引入各种金融投资服务，举办各类活动等。“中西部地区的孵化器缺乏专业运营团队，需要输入服务，每年缴纳运营费。输出服务方获得的间接服务收入就因此增加了，现在博济堂30%～40%的收入来自服务。”
前景
科技部编制的《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二五”发展规划》预计，到2015年，全国孵化器数量达1500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达到500家，孵化场地总面积超过5000万平方米以上，孵化资金总额50亿元以上，在孵企业10万家以上。累计毕业企业超过8万家，上市企业超过100家，就业岗位达到200万人，年销售收入过1000万元的毕业企业超过90%，每年孵化的自主创新成果1000项以上。
在陈晴看来，孵化器数量在“十二五”期间突飞猛进，这是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的。此外，国家层面对公益性质孵化器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强，税收层面的减免直接降低了孵化器的运作成本，对引导国内孵化器不断创新和提高整体孵化能力提供了直接动力。早前科技型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等一些大城市，随着近几年宏观经济的发展，创业创新开始在二、三线城市活跃起来，因此也有了建设孵化器的必要性。江苏省的孵化器已经达到400多家，占全国孵化器总量的近1/3，且已遍布所有县域，有的乡镇也开办了孵化器，例如苏州的某个镇就有三家国家级孵化器。
同时有业内人士担心，一些地区的民营孵化器发展呈现泛滥之势，它们中的很多是为了争取政府的扶持资金而创办，真正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很少，大多演变成与企业之间的租赁关系，靠收房租和物业管理费来维持，因此片面追求在孵企业的数量，丧失了孵化器原本的功能。
根据国外经验，每100万人口拥有5～7家孵化器是比较合适的比例。对比13亿人口，目前中国的孵化器总量尚远远不足。不过，国外孵化器的规模普遍比较小，几千平米规模的都已经算很大，每家的在孵企业不过三五十家。而国内的孵化器整体面积比较大，国家级孵化器要求达到2万平米，专业孵化器的标准是1万平米。
陈晴表示，一味强调面积也会引发一些弊病。目前，不少地产项目开始慢慢走孵化器模式，项目的一部分用来孵化，另外一部分做配套建设来租售，比如公寓、产业园等，各地的创业中心越建越豪华。“但只有发展到一定数量后才谈得到质量。所以前20年主要是布局建设阶段，是对孵化器发展加以引导，下一步则要求提升服务能力和质量。”
在戈壁投资合伙人徐晨看来，孵化器的存在和增长更多地还是应该按照市场的要求来发展，硬性地对数量做要求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反而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闲置，与其硬性追求发展指标不如建立淘汰标准。陈晴也指出：“当数量上达到一定阶段时，要有退出机制，以前是三年一复核，前年黄牌警告了27家，最后摘牌十几家。今年开始对国家级孵化器进行一年一考核，连续两年不合格就摘牌，形成一种动态考核机制。”
根据计划，今后还将围绕孵化器建立一条生态链：从创业苗圃开始，在项目早期，在团队还没有注册公司时就给予关注和引导；经过苗圃培育以后，符合注册条件的公司就进入孵化器；毕业企业则根据专业发展情况再进入加速器，形成一条生态链。“‘十二五’期间，要求30%的国家级孵化器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探索
新技术革命催生出了创新型孵化器，随着移动互联网创业的铺开，场地在企业的创业初期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对于创业团队来说，更有意义的是经验分享和商业指导，而对于孵化器的创立者来说，提供这些软件服务比提供硬件要相对更容易。
不同的孵化器各有其优缺点。传统孵化器的企业毕业时间大概是42个月，即3年半，一些特殊领域的企业毕业时间还会达到60个月，而互联网领域的创业周期很短，企业如不能在短时间取得成功可能就会死亡。出于互联网创业企业的特点，创新型孵化器具备了独有的优势：一是场地面积占用不大，二是孵化周期短。创新工场的毕业时间是18个月，微软云加速器的毕业时间是6个月，这意味着有限的资源不会被长期使用，使用率和成功率较高，而不足之处在于，这类孵化器主要局限于移动互联网和一些新的信息技术领域。 国有孵化器拥有场地、政策等资源优势，比如可以提供面向中小企业的补助资金。政府创办的孵化器强调公益性，没有对自身经济利益指标的要求，盈利压力不是很大，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为企业提供服务上。另外，国有孵化器能够建立设备一流的公共服务平台，可以减受甚至免收中小企业的检测费用、实验费用等，这些是一般的民营孵化器所不具备的。相比民营孵化器，国有孵化器的劣势在于体制不灵活，很多是国有事业单位，管理者属于任命制，工作业绩和企业的发展不挂钩，没有长远的动力机制，人员流动性大。
陈晴建议，二者可互相结合。比如对在孵中小企业的培训，政府孵化器可以和创新工场、联想之星等机构合作，在孵化器内建立“辅导员+联络员+创业导师”的分级体系，“他们背后有很多高端人才资源，可以引入到我们的孵化器体系，打造一些创业学院等等，从而为创业企业的成长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下一步对创新性孵化器也要给一些政策，场地不是特别多的，具备孵化器功能的可能要纳入到国家级孵化器的队伍里面，大家互相交流融合，把它们新的机制、模式引入到传统孵化器。”陈晴说。
现在很多地方的孵化器协会非常活跃，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打造创业孵化器大的服务平台，把在孵企业的一些相关信息、资源、产品、产业机构、投资资源、培训等很多内容整合在一个平台上，实现资源共享。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在打造一个名为“信物宝”的企业服务平台，它通过建立的呼叫中心在全国设立了很多点，能够将不同在孵企业的产品间形成关联，使各孵化器间的各类产品需求能够有效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创业阶段的小企业提供市场渠道和服务。
“现在特别支持鼓励创新工场这种民营企业通过筛选项目引入社会资金，只要是差不多的，我们也可以给支持。只要是创投机构看上的好项目，政府引导基金就给予支持。”陈晴说。
据了解，以往科技部的计划项目经费大概有200多亿元，但大多是用于参与863计划、973计划的科研院所的早期研发性投入，1998年成立的小企业创新基金是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扶植资金，现在规模已发展到40多亿元。但因为中国的孵化器数量比较多，在孵企业的整体数量也比较多，所以每年创新基金能支持的企业也不过几千家。
“传统的资助方式是专家对申报材料打分，哪个项目得分高就给哪个项目钱。现在也在逐渐探索通过市场机制来筛选项目，这几年推的创新创业大赛，很多参赛企业是孵化器园区推荐的，进入某个比赛阶段之后，创新基金就会给予入围企业一定的支持。这也算是一条绿色通道，但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在陈晴看来，创业大赛相当于一个大平台，创业企业参赛就是向社会、导师和公众来宣传、展示自己的产品。各个机构能够通过大赛相互交流，把各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能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很好的推动作用，“下一步孵化器可能也要往这一方面进行深入引导，资源共享是我们未来想做的事情。”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起步相对较晚，发展经验相对不足，政策环境、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经营方式、资源整合、服务能力等方面仍有待不断完善，仍需通过深化改革和激励创新来不断提高中国的科技企业孵化能力。
现状
据国家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孵化器管理处陈晴处长介绍，截至2012年年底，纳入火炬中心统计体系的孵化器有1239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有435家，总体在孵企业超过7万家，整体孵化面积达到4300多万平方米。累计毕业企业超过4.5万家，毕业后上市企业超过180家，提供创业岗位143万个。
其中，省市科委、地方政府创办的事业单位性质的孵化器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在孵化器总量中占到2/3。这类孵化器在全国科技力量较强的大中城市，特别是在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均有分布，其资金来源大多以政府的科技创新基金、专项孵化基金和火炬计划基金投入为主。以政府为主体投资运营的孵化器，注重社会效益，不强调直接的经济效益，政府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被孵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和税收中得到回报。
随着市场发展，孵化器的营运模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早期孵化器强调“器”的概念，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一定的物理空间，提供相关的中介服务，通过创办企业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近些年发展起来的创新型孵化器，以提供无形服务为主，着重为企业提供高附加值的管理咨询和资本服务，入驻企业多为IT网络和通讯类高科技企业。
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陶宁介绍，现在市场上的孵化器类型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无任何门槛、单纯为孵化企业而设立的主体。在运作过程中，这类孵化器为初创期企业提供全部免费或超低费用的创业服务。其代表是车库咖啡，创业者只需每人每天点一杯咖啡就能在此免费享用一天的开放式办公环境；一种是传统孵化器，略有门槛，进驻企业需要满足高科技企业的条件，需要交付一定的房租；还有一种是带有投资功能的孵化器，门槛较高，多为VC机构投前服务或投后管理的延伸，倾向于孵化VC机构已投资或拟投资企业，目的是提升增值服务，降低投资风险。
“做早期投资不能什么都投，一定要有方向性。像创新工场，被投企业的业务方向不仅必须是高科技，还必须得是互联网，要满足我们的方向，还要让我愿意投资你，门槛一下子就高了很多。”陶宁表示。
据投中研究院调研显示，在具体运作层面，一般孵化器将企业的毕业时间锁定在6个月，或是企业获得首次融资之后；绝大部分孵化器仍然较为关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企业；从孵化器的地理分布来看，绝大部分设立在北京、上海、广州、江苏等地，很少采取异地扩张策略，对自身团队没有绝对的关键绩效指标考核（KPI考核）要求；孵化规模主要取决于孵化器自身的定位和是否具有大规模孵化企业的能力，现阶段国内的孵化器多以中小规模运作，孵化30家以内企业的规模成为业内常态。
运营
“孵化器要强调公益性，但也要强调可持续发展，与企业共发展，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陈晴说。
据了解，目前市场化经营的孵化器面临着一些瓶颈，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及相应技术服务等带来的成本持续增长，个别入孵企业对免费提供的服务及设施不够珍惜等。“现在主要是房租收入，占成本的80%，培训、申报项目等咨询服务的收入都转化成房租。免费，这是最大的问题。”
国有孵化器对企业直接收费的难度比较大。一方面是政策不允许，如果单纯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孵化器，导向性可能会出现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信誉体系还不健全，社会上对中介机构的认识及其发展还存在一定障碍。
在国外，孵化器会与被孵化企业形成捆绑发展模式。若孵化器平台的经营者看好孵化器内的某家企业，就会对它进行投资以获得部分股权，从而获取相应的股权投资收益，拓展收入范围。孵化器投资被孵化的公司，一般获得股权份额不会超过该公司股权的10%。而且，这种获利形式一般周期很长，也不是只要投资就一定能获得收益。早期投资非常考验一个投资人的眼光，目前国内的民营孵化器很少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利。
投中研究院的调研显示，部分孵化机构采取以下方式来缓解资金压力：在运作过程中通过对入孵企业获得融资收取佣金费（不超过融资额的5%）；置换入孵企业股权（不超过股权的5%）；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标准对办公场地、网络宽带等基础设施收取费用；与银行建立联系，帮入孵企业获得债权融资等，还有个别孵化机构在向天使投资或早期投资机构转型。
对于孵化器经营模式的争论一直存在，有观点认为，孵化器的业务大致应当包括物业管理、投资、中介服务这三方面。1到8个月的孵化企业处于“幼儿期”，这时做孵化器一般不挣钱，但当企业做大了之后，孵化器就可以发挥核心竞争力，比如通过做投资策划来实现盈利。孵化器不仅要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外部环境，还要帮助企业引资、招商，甚至参与企业管理，以从中获利。
许多技术发明人只是单纯的研究人员，他们带着技术进入市场，其管理能力往往有缺陷。孵化器为其免费提供融资服务甚至是企业管理服务，可以占被孵企业的股份，实行管理入股。这样一来，孵化器不对被孵企业收费，却能有盈利，所获收入可以应用到新项目的建设中去，从而实现市场化运营。
有业内人士表示，官方支持的孵化器也应当走市场化运行的道路，现在此类孵化器缺乏利益驱动，时间一长就会失去生命力。因此，从机构设置到整个运作机制都必须改制，考虑市场化。市场化的内涵包括政策支持、市场化运作、股份制管理，其中存在着资源整合的问题。政府最理想的角色是退到幕后当大股东、大老板，掌握政策，提供资源，孵化器的一般运营则可以交给专业公司和专业人士来做。政府在里边起一种引导作用，在政策上、软环境上提供便利，在运作上追求一种商业化的操作。 考核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目前国内孵化器的整体发展情况良好，但也存在几个问题：第一，物业化问题。现在孵化器的面积过大，在孵企业过多，服务人员过少。第二，孵化主体与创业主体界限不清。孵化器的职责是创造一个环境，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包办，否则会影响了创业者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第三，政府职能“越位”。在实际运行中，政府有关部门会直接参与孵化器的管理和运作，“政府引导”容易变成“政府主导”，甚至“政府领导”，最终造成重管理、轻服务、服务项目少、服务层级低的局面。而且政府办的孵化器沿用的是事业单位的管理制度，自身存在待遇、激励等问题。第四，短期行为。由于各方面原因，包括各种投资者的要求，有些孵化器出于自身盈利考虑，不顾企业长远发展，变成了催化器。
“要根据我们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对孵化器加以评价，否则就是片面的。”在陈晴看来，政府的资金有限，早期孵化器建设不能一味靠政府，而应充分吸引民间资本，鼓励一部分地产开发商进入。一方面，通过规范引导，使其按照孵化器的管理理念运行，同时也要允许其有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毕竟孵化器的投资回报周期非常长，政府更强调公益，而企业是逐利的，最终还是要对股东有回报。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定管理办法，通过制度考核评价进行引导，而不是以拥有多少豪华的办公场地为考核指标，要对孵化器进行评级分类指导。以前要求综合性孵化器拥有在孵企业80家，国家级孵化器拥有在孵企业50家。现在看来，创新性企业资源毕竟有限，很多孵化器为了追求指标，到处招商，很多传统企业、加工型企业都混进了孵化器，导致科技含量比较低。对于孵化器的认定标准，下一步，要在房屋面积、企业数量等指标上做一些修正。
除了要解决孵化器本身存在的问题外，孵化企业的成功率也有待提高。目前，入孵企业在孵化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片面并过分地依赖政府优惠政策，对孵化器提出不切实际的过多要求，少数企业违反经济信用行为严重，偷税漏税现象较为普遍等。“从评价上我们开始逐渐引导，要以服务为导向，这几年推动中关村的新型孵化器，没有多少场地，也能为大家提供服务，非常专业，非常好。”陈晴说。
以江苏的博济堂科技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例，现在已经拥有18个园区。其发展初期是自建孵化器，后来跟各地政府共建孵化器，现在主要是输出服务，比如高层次的创业领袖的培训，引入各种金融投资服务，举办各类活动等。“中西部地区的孵化器缺乏专业运营团队，需要输入服务，每年缴纳运营费。输出服务方获得的间接服务收入就因此增加了，现在博济堂30%～40%的收入来自服务。”
前景
科技部编制的《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二五”发展规划》预计，到2015年，全国孵化器数量达1500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达到500家，孵化场地总面积超过5000万平方米以上，孵化资金总额50亿元以上，在孵企业10万家以上。累计毕业企业超过8万家，上市企业超过100家，就业岗位达到200万人，年销售收入过1000万元的毕业企业超过90%，每年孵化的自主创新成果1000项以上。
在陈晴看来，孵化器数量在“十二五”期间突飞猛进，这是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的。此外，国家层面对公益性质孵化器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强，税收层面的减免直接降低了孵化器的运作成本，对引导国内孵化器不断创新和提高整体孵化能力提供了直接动力。早前科技型企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等一些大城市，随着近几年宏观经济的发展，创业创新开始在二、三线城市活跃起来，因此也有了建设孵化器的必要性。江苏省的孵化器已经达到400多家，占全国孵化器总量的近1/3，且已遍布所有县域，有的乡镇也开办了孵化器，例如苏州的某个镇就有三家国家级孵化器。
同时有业内人士担心，一些地区的民营孵化器发展呈现泛滥之势，它们中的很多是为了争取政府的扶持资金而创办，真正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很少，大多演变成与企业之间的租赁关系，靠收房租和物业管理费来维持，因此片面追求在孵企业的数量，丧失了孵化器原本的功能。
根据国外经验，每100万人口拥有5～7家孵化器是比较合适的比例。对比13亿人口，目前中国的孵化器总量尚远远不足。不过，国外孵化器的规模普遍比较小，几千平米规模的都已经算很大，每家的在孵企业不过三五十家。而国内的孵化器整体面积比较大，国家级孵化器要求达到2万平米，专业孵化器的标准是1万平米。
陈晴表示，一味强调面积也会引发一些弊病。目前，不少地产项目开始慢慢走孵化器模式，项目的一部分用来孵化，另外一部分做配套建设来租售，比如公寓、产业园等，各地的创业中心越建越豪华。“但只有发展到一定数量后才谈得到质量。所以前20年主要是布局建设阶段，是对孵化器发展加以引导，下一步则要求提升服务能力和质量。”
在戈壁投资合伙人徐晨看来，孵化器的存在和增长更多地还是应该按照市场的要求来发展，硬性地对数量做要求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反而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闲置，与其硬性追求发展指标不如建立淘汰标准。陈晴也指出：“当数量上达到一定阶段时，要有退出机制，以前是三年一复核，前年黄牌警告了27家，最后摘牌十几家。今年开始对国家级孵化器进行一年一考核，连续两年不合格就摘牌，形成一种动态考核机制。”
根据计划，今后还将围绕孵化器建立一条生态链：从创业苗圃开始，在项目早期，在团队还没有注册公司时就给予关注和引导；经过苗圃培育以后，符合注册条件的公司就进入孵化器；毕业企业则根据专业发展情况再进入加速器，形成一条生态链。“‘十二五’期间，要求30%的国家级孵化器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探索
新技术革命催生出了创新型孵化器，随着移动互联网创业的铺开，场地在企业的创业初期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对于创业团队来说，更有意义的是经验分享和商业指导，而对于孵化器的创立者来说，提供这些软件服务比提供硬件要相对更容易。
不同的孵化器各有其优缺点。传统孵化器的企业毕业时间大概是42个月，即3年半，一些特殊领域的企业毕业时间还会达到60个月，而互联网领域的创业周期很短，企业如不能在短时间取得成功可能就会死亡。出于互联网创业企业的特点，创新型孵化器具备了独有的优势：一是场地面积占用不大，二是孵化周期短。创新工场的毕业时间是18个月，微软云加速器的毕业时间是6个月，这意味着有限的资源不会被长期使用，使用率和成功率较高，而不足之处在于，这类孵化器主要局限于移动互联网和一些新的信息技术领域。 国有孵化器拥有场地、政策等资源优势，比如可以提供面向中小企业的补助资金。政府创办的孵化器强调公益性，没有对自身经济利益指标的要求，盈利压力不是很大，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为企业提供服务上。另外，国有孵化器能够建立设备一流的公共服务平台，可以减受甚至免收中小企业的检测费用、实验费用等，这些是一般的民营孵化器所不具备的。相比民营孵化器，国有孵化器的劣势在于体制不灵活，很多是国有事业单位，管理者属于任命制，工作业绩和企业的发展不挂钩，没有长远的动力机制，人员流动性大。
陈晴建议，二者可互相结合。比如对在孵中小企业的培训，政府孵化器可以和创新工场、联想之星等机构合作，在孵化器内建立“辅导员+联络员+创业导师”的分级体系，“他们背后有很多高端人才资源，可以引入到我们的孵化器体系，打造一些创业学院等等，从而为创业企业的成长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下一步对创新性孵化器也要给一些政策，场地不是特别多的，具备孵化器功能的可能要纳入到国家级孵化器的队伍里面，大家互相交流融合，把它们新的机制、模式引入到传统孵化器。”陈晴说。
现在很多地方的孵化器协会非常活跃，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打造创业孵化器大的服务平台，把在孵企业的一些相关信息、资源、产品、产业机构、投资资源、培训等很多内容整合在一个平台上，实现资源共享。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在打造一个名为“信物宝”的企业服务平台，它通过建立的呼叫中心在全国设立了很多点，能够将不同在孵企业的产品间形成关联，使各孵化器间的各类产品需求能够有效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创业阶段的小企业提供市场渠道和服务。
“现在特别支持鼓励创新工场这种民营企业通过筛选项目引入社会资金，只要是差不多的，我们也可以给支持。只要是创投机构看上的好项目，政府引导基金就给予支持。”陈晴说。
据了解，以往科技部的计划项目经费大概有200多亿元，但大多是用于参与863计划、973计划的科研院所的早期研发性投入，1998年成立的小企业创新基金是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扶植资金，现在规模已发展到40多亿元。但因为中国的孵化器数量比较多，在孵企业的整体数量也比较多，所以每年创新基金能支持的企业也不过几千家。
“传统的资助方式是专家对申报材料打分，哪个项目得分高就给哪个项目钱。现在也在逐渐探索通过市场机制来筛选项目，这几年推的创新创业大赛，很多参赛企业是孵化器园区推荐的，进入某个比赛阶段之后，创新基金就会给予入围企业一定的支持。这也算是一条绿色通道，但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在陈晴看来，创业大赛相当于一个大平台，创业企业参赛就是向社会、导师和公众来宣传、展示自己的产品。各个机构能够通过大赛相互交流，把各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能对企业的发展产生很好的推动作用，“下一步孵化器可能也要往这一方面进行深入引导，资源共享是我们未来想做的事情。”